送飯口的木擋板落下了，露出了監頭的獸臉。他大聲呵叱；「睡覺！」不，甚至在戰前，當我同時在兩所高等學校學習，靠業餘教課謀生，並且有著旺盛的創作慾望的時代，我好像也未曾經歷過如此充實，如此繁忙，如此充分利用了的日子，像在這一年夏天的七十五號監室。

「對不起，」我對查拉普金說：「我後來從德馬裡，就是那個為‘反蘇宣傳’得了五分（當然不是學校成績表上的）的十六歲的男孩子那裡……」

「怎麼，您也認識他？他跟我們一批遞解到卡拉幹達……」

「……聽說讓您當了醫院的化驗員，可是尼古拉·弗拉基米羅維奇卻一直被派去幹一般勞動……」

「結果他身體完全垮了。從車廂裡拍下來運進布蒂爾卡的時候已經半死不活了。現在躺在醫院，第四特別處發給他奶油，甚至還給葡萄酒。但是他還能不能起來，很難說。」

「第四特別處找你們去過嗎？」

「找過。他們問我們，經過卡拉幹達的六個月之後，我們是不是認識到把研究所在我們祖國境內建起來還是可能的。」

「於是你們就熱烈地贊同了？」

「還用說！我們現在畢竟認識了自己的錯誤。再說，全部裝置都已經被硬拆下來，裝了箱，他們自己運來了。」

「看，內務部多麼忠誠於科學事業啊！我懇切請求您再唱幾句舒伯特！」

查拉普金又輕輕地唱起來，憂鬱地凝望著視窗（黑色的「籠口」和窗戶的明亮的上沿清晰地反映在他的眼鏡片上）。

托爾斯泰的願望實現了：囚犯們不再被強迫去參加有害的宗教儀式。監獄教堂關閉了。誠然，教堂的建築物還保留著，但是它們已經成功地適應了擴大監獄容量的需要。這樣一來，在布蒂爾卡的教堂裡便可以多容納下兩千名犯人，以每批的週轉時間為兩週計算，全年共可多通過五萬人。

這是我第四或第五次進布蒂爾卡。我熟悉地穿過四面由監獄樓房圍繞著的院子，急急忙忙地向指定的監室走去，甚至超過看守員一肩的距離（急著回家吃燕麥的馬也是這樣趕路的，用不著皮鞭和緩繩的催促）。有時候我竟忘了朝那座下四方上八角的教堂建築看一眼。它孤零零地矗立在四方形大院的正中。它的窗外的「寵口」跟監獄主樓的不一樣，不是用工業方法制作的，不是使用加了鋼筋的玻璃，而是用灰暗的半朽爛的板條釘成的，它們標誌著這座建築物的次等地位。這地方是專為新判犯人準備的所謂布蒂爾卡的內部遞解站。

記得在一九四五年，我曾在那裡邁出了我一生中的一個重大的步驟：特別庭判決以後，他們把我們帶進了教堂（正是時候！能禱告一下也不錯）。我們被領上二樓（三樓也被分隔成監室），從八角形的前庭把我們分別塞進不同的監室。我進了東南監室。

這是一間寬敞的四方形監室，當時裡面關了二百人。也跟別處一樣，板鋪（那裡是單層的）上面、板鋪下面、以及乾脆在過道里、花磚地上，都睡著人。不僅窗戶外邊的「寵口」是次等的，這裡的一切待遇都好像不是為布蒂爾卡的親生兒子，而是為它的晚子規定的。對這一堆蠕動的生物，既不給書籍，也不給棋類；鋁製的飯缽和殘破的木勺每次吃光飯以後都要收走，因為擔心在起解時的忙亂中被犯人帶走。連盛水的缸子也捨不得發給這些晚子們一隻，而是要他們喝完菜湯以後洗洗缽子，再用它去喝渾濁的茶水。在監室裡沒有自己的盤碗可真苦了那些有幸（還是不幸？）收到家裡送來的牢飯的犯人們（不管手頭如何拮据，在長途發配前的最後幾天，親屬們總要盡力送來一些食品）。親屬本人沒有受過監獄教育，在監獄的接待室裡也從來得不到好心的忠告。因此，我就是這樣錯過了和汽車修理工麥德維捷夫深談的機會。一開始和他談話，我就想起來「米哈伊爾皇帝」提起過這個姓。、果然，他真的是他的同案犯。他是最早讀到《告俄國人民書》而沒有向當局告發的幾個人之一。麥德維捷夫得到了一個短得不可容忍、短得丟人的刑期——總共才三年！這不是按五十八條判的，如果按這一條，判五年都算是幼兒園的期限。很明顯，他們畢竟是把皇帝當瘋子看待的，對其餘有關人犯一概從階級觀點出發加以寬宥了。但是我剛剛要探詢麥德維捷夫對此事的見解，他就被通知「帶東西」離開了。根據一些跡象，可以設想他是被帶出去釋放的。這件事證實了關於斯大林大赦的最早的傳聞。這正是那一年的夏天傳到我們耳朵裡來的。那是一次沒有物件的大赦，在那次大赦以後就連板鋪底下也沒有變得寬敞半分。

我的鄰人——一個老「保衛同盟」隊員被解走了（這些「保衛同盟」隊員在保守的奧地利憋得難受，跑到我們這個世界無產者的祖國來，每人被貼上了一張「十元券」終於在群島的各個島嶼上找到了自己的歸宿）。一個皮膚黝黑的人向我靠過來，他的頭髮烏黑紅亮，有一雙女性的眼睛，眼珠像一對黑櫻桃，然而寬厚扁平的鼻子把整個面孔糟蹋成一幅漫畫。我和他並排躺了一晝夜，並未說話，到了第二天他找到了個話茬兒：「您看我是個什麼人？」他的俄語講得很流利正確，但是帶著異鄉口音。我拿不準：他身上好像有點外高加索的，大概是亞美尼亞的特徵。他微微一笑說：「我一向很容易地冒充是喬治亞人。我用過雅沙這個名字。人們經常拿我尋開心。我是負責收工會會費的。」我打量他一下，的確是個滑稽的角色：小矬個兒，不合比例的面孔，和氣厚道的微笑。但是突然他的全身一緊張，他臉上的輪廓頓時變得銳利起來。他的雙眉緊聚，目光如同一把黑色的戰刀，向我劈來。

「我是羅馬尼亞總參謀部的諜報官！魯考特南特·弗拉迪米列斯庫！」

他講述了戰時他在我國後方進行「工作」的經過。不管是不是真的，但令人覺得活龍活現。

在我們這部卷帳浩繁的囚徒編年史裡面，你再也遇不到一個真正的間諜。在我十一年的監禁、勞改和流放生活中，這一類的相逢只有這唯一的一次，別的人恐怕一次也未必有。然而，我國大量發行的廉價宣傳讀物卻成天價愚弄青年，要他們相信「機關」抓的全都是這一號的人物。

只要好生觀察一下教堂建築裡的這一間牢房，就足以看清，當局現在捕抓的頭號物件就是青年。戰爭臨近結束，只要選定了什麼人，全可以大手大腳地抓起來：已經用不著他們去當兵了。據說，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小盧賓卡（莫斯科省內務機關）審理過一起「民主黨」的案子。根據傳聞，這個黨是由五十來個少年組成的，有黨章、黨證。其中年紀最大的是一個莫斯科中學的十年級學生，擔任「總書記」。戰爭最後一年，一些大學生也偶爾出現在莫斯科的監獄裡。我在各處都遇到一些。當時我自己似乎還不算老，但是他們——更年輕。

這是怎樣在不知不覺中悄悄發生的？我們——我、我的同案犯、我的同齡人——在前方打仗的四年當中，在後方成長起來了另外一代人。曾幾何時我們還在大學走廊的鑲木地板上高視闊步，自認是全國、全世界最年輕最聰明的人？！可是忽然，一群面色蒼白神態傲岸的少年踩著監室的花磚地向我們迎面走來。這時候我們愕然地發現，最年輕最聰明的已經不是我們——而是他們！但是我對此毫無怨尤，這時候我已經滿心喜悅地願意為他們讓路。他們要和一切人爭論、要探明一切的激情，我是那麼熟悉。我懂得他們的自豪感，那是因為他們自己選擇了這個高貴的命運，並且絲毫也不後悔。每當我看到監獄的光環在這些自尊而智慧的小臉蛋的周圍搖曳的時候，總是感到不寒而慄。

在那以前的一個月，在布蒂爾卡監獄的另一間半病房性質的監室裡，當我剛一跨進它的過道，還沒有找到空位的時候，一個膚色淡黃、有著猶太人的柔和臉型的小青年朝我迎上來。儘管是夏天，他仍然裹著一件有彈洞的破舊士兵大衣，看來他冷得難受。他的神氣預示著一場舌戰，甚至可以說是在祈求著一場舌戰。他叫鮑里斯·加麥羅夫。他開始向我提問題；談話的內容一方面牽涉到各自的經歷，另一方面牽涉到政治。不記得為什麼我提起了我國報紙上發表的剛去世的羅斯福總統的一段祈禱詞並且給了它一個似乎是不言而喻的評語：

「嗯，這當然是虛偽的。」

年輕人的淡黃色的眉毛忽然抖動了一下，蒼白的嘴唇圓了起來，身體好像挺得更直了。他問我：

「為什麼？為什麼您認為一個政治領袖不可能真誠地信奉上帝？」

他所說的僅僅是這些！但是你瞧這是從哪一個方向發起的攻擊？這難道是從一個一九二三年生的人的嘴裡聽到的話嗎？我本來可以給他一個很堅定的回答，但是監獄已經動搖了我的信心。而最主要的是，我們每人內心的深處，都有一種最純淨的感覺，它存在於我們的諸種信念之外。這種感覺此時向我指明：我剛才說的並不是我e已的信念，而是從外面加諸於我的思想。所以，我未能反駁他，只是反問：

「您信奉上帝嗎？」

「當然，」他從容地回答。

當然？當然……是啊，是啊。共青團的青春在凋落。全面地凋落。但是最早注意到它的，卻只有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

別看他這麼年輕，鮑里斯·加麥羅夫不僅曾是反坦克部隊的中士，用士兵們稱為「永別祖國」的四五反坦克炮打過仗，而且肺部還受過傷，至今也沒有治癒。他的結核病就是由此引起的。加麥羅夫因傷致殘，脫離了軍隊，考進莫斯科大學生物系。這樣一來，在他身上就有兩股線交織在一起：一股來自士兵生活，另一股來自戰爭末期決非愚昧、決非僵死的大學生生活。對未來進行著思考和議論的同學們成立了一個小組（儘管沒有受到任何人的指使）——而「機關」的老練的眼睛便從他們當中選定了三個人，把他們揪了進來。加麥羅夫的父親一九三七年在獄中被折磨致死或是被處決，現在他的兒子也正往這條道上闖。在受偵查的時候，他曾帶表情地向偵查員朗讀了自己的幾首詩作。（我深憾一首也未能記住，現在也沒有辦法找到，不然我真想在這裡引用。）

短短的幾個月間，三個同案人全都和我的路交匯了：還是在布蒂爾卡的一間牢房裡我就遇見了維亞切斯拉夫·杜布羅沃利斯基。後來在布蒂爾卡教堂監室裡，他們當中最年長的一個——格奧爾基·英加爾也跟我湊堆了。儘管年紀還輕，他已經是作家協會預備會員。他筆頭很明快，慣用奇突的對比手法。如果政治上聽話，有轟動效應而又空虛的文學道路是會在他面前展開的。

他寫的一部關於德布西的長篇小說已經接近脫稿。但是這些早期的成就並沒有使他軟化，在他的老師尤里·蒂尼亞諾夫的葬禮上，他挺身而出，公開說蒂尼亞諾夫曾受到迫害，為此便給自己贏得了八年的刑期。

現在加麥羅夫也與我們會合了。在等待解往紅色普列斯尼亞的那些日子裡，我曾處在他們共同觀點的對立面的地位。這個衝突是我頗難招架的。當日我恪守的那種世界觀，在找到現成的標籤以前，對於任何新的事實都是不能認識的，對於任何新的見解都是無力評價的。這些標籤或是「小資產階級的惶遽不定的兩面性」，或是「落魄的知識階層的好鬥的虛無主義」等等。不記得英加爾和加麥羅夫可曾在我面前攻擊過馬克思，可是記得他們攻擊過列夫·托爾斯泰——而且竟是從哪些方面發起的攻擊！——托爾斯泰否定教會？可是他沒有考慮到教會的神秘的和組織的作用！他摒棄聖經的教義？可是現代科學與聖經的內容並不矛盾，甚至與它關於創世的開宗明義也並無矛盾。他摒棄國家？但是沒有國家將會是一片混亂！他主張把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結合在一個人的身上？但這將是把個人的才能毫無意義地拉平！而且，最後我們從斯大林的專橫恣肆的事實中也可以看出來，個別的歷史人物是全能的，而托爾斯泰對於這種想法卻妄加譏笑。

這些男孩們把自己的詩作念給我聽，也要求聽我的，而當時我還兩手空空。他們朗誦最多的是帕斯捷爾納克，對他推崇備至。我讀過《生活，我的姊妹》，並不喜歡，認為它距離普通人的生活境遇實在太遠。但是他們讓我初次聽到了施密特中尉在法庭上的最後陳述。它深深地打動了我，因為它對於我們是這麼適合：

對祖國的熱愛，

我孕育了三十個年頭。

對於你們的寬大，

我不期待……加麥羅夫和英加爾的心境就是這麼明朗：我們不需要你們的寬宵！坐牢並不使我們苦惱，反而使我們感到驕傲！（雖然誰能真正不苦惱呢？英加爾的年輕的妻子在他被捕幾個月之後就宣佈和他脫離關係，拋棄了他。加麥羅夫因為一向從事革命探索，連個女朋友也還沒有。）偉大的真理莫不是正在這監室的四壁中萌動？牢房不自由，但獄外世界豈非更不自由？遭苦難受欺瞞的我國人民不是正同我們一道躺在板鋪底下和過道的地面？

不能和祖國一同奮起，

才是更大的哀愁，

回顧我走過的道路，

今日我絕無怨尤。

因觸犯政治條律而坐牢的青年決不會是一個國家的一般青年，而是其中遠遠走到前面去的那一部分。在那些年代，廣大青年群眾面臨的前景，還剛剛是「瓦解」、失望、淡漠化和對甜蜜生活的迷戀。在這以後，或許會從舒適的小山谷裡重新爬起，開始——二十年以後？——向著新高峰的痛苦的登攀。但是，一九四五年的這幾名年輕的「五十八一10」囚犯只一步就跨越了屬於未來的淡漠的深淵，生氣勃勃地向刀斧手們昂然奉上自己的頭顱。

在布蒂爾卡的教堂監室裡，一批被定了罪，被割斷了和外界的聯絡，和一切都疏遠了的莫斯科大學生編了一首歌曲，在黃昏之前用他們的尚未定型的嗓音唱著：

一日三次為菜湯而奔波，

黃昏時光在歌聲中消磨。

用獄中私藏的針和線，

為上路快把行囊縫做。

我們已不再為自己傷神：

字已籤——早登程！

遼遠的西伯利亞勞改營，

他日歸來有誰人？

我的天啊，我們當真是未曾留意到這一切嗎？當我們在橋頭陣地上的泥濘中跋涉，在炮彈坑裡痙攣抽搐，從灌木叢中伸出炮兵潛望鏡的時候——在大後方又成長出另一類青年，他們出發了。他們是朝著那個方向出發了嗎？……是朝著那個我們沒有膽量前去的地方出發了嗎？——我們受到的是與他們不同的教育啊。

我們這一代人將返回家園——交回了手中的武器，胸前掛著叮噹作響的勳章，向人們講述自己的戰鬥事蹟。而我們這些弟弟們將僅僅會向我們做個鬼臉說：哎呀，瞧你們這些傻瓜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