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還是一個幸運的事例！因為好歹還有一個勞改營。今天不接收，明天會接收。而紅色列車按照其本性說來一般是開往真空地帶的。遞解終了之日往往就是一座新勞改營開創之時。因之列車可以在北極光的照耀下徑直停在泰加森林當中，在雲杉樹幹上釘一塊小牌牌：「第一獨勞點」（獨立勞動點）。在這種地方，犯人們在一週之內要靠嚼風乾鯔魚、和著雪吞嚥麵粉維持生命。
如果有一座即便是兩星期前開辦的勞改營，那已經會滿舒服了；已經可以煮熱食了。雖然沒有缽子，但是稀的和乾的可以混在一起，六個人一份，盛在洗澡盆裡。六個人站成一圈（桌椅都還沒有），其中兩個人用左手提著澡盆的把手，挨著號用右手從盆裡抓飯吃。這是重複前面說過的嗎？不，這是一九三七年的佩列波爾，是據洛希林的介紹。不是我在重複，是古拉格在重複。……再接著，他們就會派來一些老勞改犯給新犯人當作業班長。這些老手很快就能教會他們如何生活、找竅門和欺騙。第二天一清早就要出工，因為偉大時代的鐘聲在轟鳴，時不等人。我們這裡不是沙皇時代的苦役服刑地阿庫臺，那地方新到的犯人有三天的休整。
群島的經濟日漸繁盛。新的鐵路支線到處伸延，許多地點不久以前還只通水路，現在已經可以用火車運輸了。但是有一些群島的老土著還活著，他們能夠告訴你，當年在伊日瑪河上是如何乘著真正的古俄羅斯的大木船航行的。一船裝一百人，犯人們自己划槳；他們還能夠告訴你，他們是怎樣乘著平底小漁船沿著烏赫塔河、烏薩河、伯朝拉河抵達自己的勞改營。當時連去沃爾庫塔也是用駁船押運的：先用大船過到阿茲瓦窩姆，那兒設了一個沃爾庫塔勞改營的中轉站。從那兒出發，比方說到咫尺之遙的烏斯特烏薩，需要乘淺水駁船走十天。蝨子多得能把整個駁船拱得顫動起來，押解隊准許犯人們二個一個地上甲板把蝨子抖落在水裡。水路遞解也不是直達的，一會兒要換船，一會兒要把船拖過一段陸峽，一會兒要下船步行。
在這些地區也曾經有過自己的遞解站——那是用樹棍搭的窩棚或者是帳篷（烏斯特烏薩、波莫茲金諾、謝里亞尤爾）。那裡也有自己一套特殊的秩序，有自己的押解規章，當然也有一套特殊的懲治犯人的辦法。但是描寫這一類異國情調顯然並非我們的任務，所以我們也就不著手去做了。
北德維納河、鄂畢河與葉尼塞河知道用駁船運輸囚犯開始於什麼時候——那是在消滅富農時期。這幾條河流都是流向正北的，而駁船又是一些大肚子，大容量的傢伙，只有依靠它們才能完成把如此龐大的灰色群體從有生的俄羅斯拋到無生的權北地區的任務。人們被傾倒進像個大木槽似的駁船艙裡，人摞人地躺在裡面，像裝在提籃裡的一堆大蝦一樣微微動彈著。哨兵高高地屹立在船舷上，好像站立在山岩上一樣。有時候就這樣不遮不蓋地駁運這一堆東西，有時候蒙上一塊大帆布——也許是為了不想看見他們，也許是為了更容易警戒，反正絕對不是為了給他們遮雨。這樣的駁船押運已經不是遞解，而簡直是分期處決了。再加上途中差不多是不供給伙食的。把他們丟棄到凍土地帶之後，就根本不給吃的了，他們被留在那裡與大自然一起自生自滅。
北德維納河（以及維切格達河）上的駁船遞解直到一九四0年還沒有停止。奧列涅夫就經歷過這樣的遞解。囚犯們在船艙里人貼人地站著，——而這並不止是一天。尿撒在玻璃罐裡，傳到舷視窗倒掉。如果是比這更嚴重一點的問題，那隻好在自己褲襠裡解決了。
沿葉尼塞河的駁船遞解變成了固定航班，幾十年沒有中斷過。三十年代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的河岸上搭起了一些敞棚。在寒冷的西伯利亞春天，等待裝運的囚犯們在那裡面一連打一兩晝夜的哆嗦。葉尼塞河上運囚犯的駁船有固定的結構，船艙裡是沒有光亮的，分上下三層。只有安裝著梯子的艙口能透進一點折射的光線。押解隊員住在甲板上的小屋裡。哨兵警戒著艙口和水面，注意是否有人離水逃走。他們永遠不下船艙，不管裡面發出怎樣的呻吟和呼救的哀號。從來不讓囚犯們上來放風。一九三七一三八年，一九四四一四五年，在遞解途中沒有向艙裡的人們提供過任何醫療幫助（可以猜想，以上兩個時期之間的年代也是一樣）。囚犯們分兩排躺在每層的艙板上，一排頭朝船舷，一排頭朝他們的腳。要上便桶只能從人身上跨過。便桶並不是經常允許及時倒掉（應當想象一下怎樣提著滿滿的糞桶爬上陡直的梯子），糞便溢到外面，在艙板上流淌，漏到下面各層去，那裡可也是躺滿了人呀！開飯的時候，幫廚的（是從犯人中間抽的）把盛在木桶裡的菜場分送到各層。在那永遠黑暗的艙房裡（現在也許裝了電燈），在一盞「蝙蝠牌」煤油燈的光亮下給犯人們發放。到杜金卡去的這樣的一趟遞解有時要走一個月。（現在當然只用一個星期就夠了。）由於擱淺或水路上的其他障礙，拖長了路途的時間，攜帶的糧食不夠用，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就索性一連幾天不開伙。（「積欠」的這幾天的口糧，以後當然是不會補發的。）
說到這裡，機靈的讀者不用作者提示也可補充一點：盜竊犯在貨艙裡佔據著最上面的一層，靠近艙口的地方——換句話就是靠近空氣和光線的地方。他們根據自己的需要，可以充分地享受分發麵包的特權。如果這一趟旅程條件特別困難，他們會毫不客氣地摔掉神聖的柺杖（換句話說就是奪走灰色牲畜——政治犯—一的口糧）。賊骨頭們在漫長的旅途中用打牌消磨時間。賭博用的紙牌是自己做的。可是賭注的本錢卻是靠搜查「福來兒」搞來的。他們選定艙內某一地段，對躺在那兒的人實行逐個搜身。搜來的東西在一段時間之內是在他們中間根據牌局的輸贏反覆倒手的。最後全都會「浮」到頂上去，脫手給押解隊。對了，讀者現在什麼全能猜到：盜竊犯和押解隊是掛著鉤的。押解隊或者把贓物留給自己，或者在碼頭上賣掉，然後給盜竊犯們帶來吃的作為報酬。
有反抗嗎？有，但是很少見，流傳下來一個事例。一九五0年，在一艘與上面所講的情況差不多隻是稍大一些的駁船（是一艘海船）裡面，在由符拉迪沃斯托克駛往薩哈林島的途中，七名手無寸鐵的年輕的「五十八條」犯人對盜竊犯（這是一批「母狗」）進行了反抗，對方總共有八十來個人（其中照例會有人帶著刀子）。還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三·一門」遞解站裡面，這批「母狗」就曾對犯人們實行過一次搜身。他們搜得非常徹底，一點不比獄卒們幹得差勁。他們熟知一切的隱藏辦法。但是不管怎麼搜，要發現一切公辦不到的。他們明白這個，所以在船艙裡面假意宣佈：「有錢的可以買馬合煙！」米沙·格拉切夫拽出了縫在棉坎肩裡的三個盧布。「母狗」沃洛吉卡·塔塔林朝他喊：「喂老鴰的死屍！你不交稅啦？」說完就跳過去奪。可是陸軍准尉帕維爾（姓氏沒有傳下來）一把推開了他。沃洛吉卡·塔塔林用手指頭分成「兩股叉」去戳帕維爾的眼睛，帕維爾把他撂倒在地上。立刻就有二、三十個「母狗」擁了過來。前陸軍大尉施帕科夫；謝廖沙·波塔波夫；沃洛尼·列烏諾夫，沃洛甲·特列久興（這兩個人也是前陸軍准尉）；還有瓦夏·克拉夫左夫等人挺身而出，毅然站到格拉切夫和帕維爾身邊。結果如何？僅僅是互相獻了幾拳就了事。不知道是賊骨頭們祖傳的真正的怯懦（他們總是用虛張聲勢的果敢和滿不在乎的放肆把它遮掩起來）現了本相，還是因為附近有哨兵（事情發生在艙口下面）妨礙了他們。他們現在需要儲存實力，因為他們此行負有一項更加重要的社會使命——從正經盜賊手裡奪取亞歷山大羅夫斯克遞解站（就是契訶夫曾經描寫過的那一個）以及薩哈林建設工程（奪取的目的當然木是為了建設）。總之是他們退卻了，僅僅限於虛聲恫嚇，說：「要把你們變成一堆垃圾！」（架沒有打起來，誰也沒有把這幾個小夥子變成「垃圾」。這幫「母狗」在亞歷山大羅夫斯克遞解站遇到了麻煩：那地方已經被正經盜賊們牢牢地掌握在手裡了。）
開往科雷馬的海船，在一切方面都和駁船很相似，只是規模大一些。不管多麼奇怪，一九三八年乘坐由「克拉辛」號破冰船開路的「珠爾瑪」、「庫魯」、「漢瓦工程」、「第聶伯工程」等幾艘舊套鞋似的破船被遣送到科雷馬去的那一批犯人（即有名的「克拉辛遠征隊勾當中，今天竟有幾個人還活著。這幾艘輪船的寒冷骯髒的貸艙也是分作三層，但是在每層上面又用樹村搭成了雙層的統鋪。並不是到處一片漆黑，有的地方點了幾盞油燈。允許犯人們以隔艙為單位上甲板放風。每條船裝三四千人。一次航程要用一個多星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領的口糧在路上就發了黴，因而一天的口糧定量由六百克減少到四百克。還供給成魚，至於飲用水……。是的，是的，沒有什麼可幸災樂禍的，在水的問題上我們的確存在著暫時的困難。與內河遞解比較起來，這兒還增加了風暴和暈船。精疲力竭的人們嘔吐不已，已經沒有力氣從嘔吐物中站起來，整個艙板覆蓋了一層令人作嘔的穢物。
旅途中還有一段政治性插曲。船隊要通過拉彼魯茲海峽」，和日本列島距離很近。這時候輪船瞭望塔上面的機關槍消失了，押解隊換上了便服，艙口緊閉，禁止上甲板。從符拉迪沃斯托克出發時就早有遠見地在船舶文書上註明了船內裝載的……不，上帝保佑，決不是犯人，而是應募去開發科雷馬的工人。許多日本小汽船和木船在部隊周圍轉來轉去，一點沒有產生疑心。（另一次，一九三九年，「珠爾瑪」號上發生了這麼一件事：盜竊犯們跑出貨艙潛入了財物保管室，搶光了東西，放了一把火。這時候船恰好在日本附近。「珠爾瑪」號濃煙滾滾，日本人要來救援，但是船長拒絕了他們。他甚至沒有下令開啟艙口！離開日本較遠以後，被煙嗆死者的屍體全扔進了大海，燒焦了的半腐爛食品後來移交給勞改營充當犯人的口糧。）
自那以後幾十年過去了，現在國際公海上運輸的似乎已經不再是犯人，而是蘇聯公民。但是有多少這樣的事例：蘇聯人遇到海難的時候，拒絕外國救援，原因仍是這種冒充為民族自豪感的封閉性。寧願讓鯊魚把我們吞進肚裡，也不能接受你們的援助之手！封閉性——這是我國的毒瘤。
船隊在馬加丹港外被封凍在水裡。「克拉辛」號也無能為力（還遠遠不到航行的季節，但是他們急於往那裡輸送勞力）。五月二日。犯人們被卸到離海岸還有一段距離的冰上。當年馬加丹的悲慘景象展示在來客們的眼前；死氣沉沉的山崗，沒有喬木，也沒有灌木，更沒有鳥類。只有稀稀拉拉的幾間小木房和一座遠北建設工程局的兩層樓房。然而他們卻受到遠建局樂隊的歡迎。因為當局這時候還在繼續表演著「改造」的鬧劇，換句話說是做出副樣子，好像他們不是運來一堆為盛產黃金的科雷馬鋪路的白骨，而是一批將來還要回到創造性生活中去的暫時受隔離的蘇維埃公民。樂隊演奏著進行曲和圓舞曲。一群受盡折磨、半死不活的人們排成灰色的長隊在冰上蹣跚行進。他們拖著從莫斯科帶來的東西（這一支龐大的政治犯隊伍在路上幾乎還沒有遇到盜竊犯），揹著另外一些半死不活的人——風溼病患者和失去雙腿的殘廢（對沒有雙腿的人也同樣判刑）。
但是，我發覺我又要重複；寫下去將是乏味的，讀下去也將是乏味的，因為讀者預先就已經知道了一切：現在將會用卡車把他們裝運到幾百公里之外，然後還要押著他們步行幾十公里。到達目的地以後他們將開闢一些新的勞改點，而且到達後一分鐘之內就必須出工。吃的將是魚和麵粉，是和著雪一起吞嚥下去的。睡的將是帳篷。
是的，不錯。但是頭幾天他們暫時被安置在馬加丹，住的也確是北極帳篷。在這裡他們還要受到一次體檢，也就是要他們脫光衣服，根據每人臀部的狀況確定他是否適宜於勞動（檢查的結果一定是全體都合格）。當然還要把他們帶進洗澡房，命令他們把皮面大衣、羅曼諾夫羊皮大衣、毛線衣、高階毛料西服、氈斗篷。長筒皮靴、長筒氈靴留在洗澡房的脫衣室（要知道這一批來的人不是土裡土氣的鄉巴佬，而是黨的上層人物—一報紙編輯、托拉斯和工廠的經理、省委負責幹部、政治經濟學教授等等。所有這些人在三十年代初對於高檔商品已經很懂行了）。「那由誰來看管呢？」新來的客人們疑惑地問。「快去吧，誰希罕你們的東西？」澡堂服務員顯出受侮辱的樣子，「進去，放心洗去吧！」於是他們就進去洗澡了。然而出口卻是另一個門。出門的時候每人在那裡領到一條黑布褲子和一件軍便服上衣、一件沒有衣兜的勞改營棉背心、一雙豬皮鞋。（哦，這可不是一件小事！這是與你原先的生活的訣別——也就是和你的頭銜、職位、尊榮的訣別！）「我們的東西呢？」他們哀號了。「你們的東西——留在家裡了！」一個首長模樣的人朝他們大聲呵叱。「勞改營裡什麼東西也不屬於你們。我們勞改營裡是共產主義！帶隊的，開步走！」
既然是共產主義，那麼他們有什麼可以反對的？他們不是把生命都獻給了這個事業了嗎？
還有幾種遞解方式——坐大車或者乾脆步行。諸位記得《復活》裡在一個陽光明媚的白天一隊犯人從監獄被押著走向火車站的情形嗎？然而在米努辛斯克，一九四……年，犯人們已經一整年沒有放過風，已經木會走路了，不會呼吸了，不會看光亮了；一年以後，把他們帶出屋子，列隊，驅趕他們步行二十五公里，到阿巴坎去。路上死了十來個。這件事情可沒有人去寫成一部偉大的小說，連一章也沒有人寫：住在墳地裡，顧不上為每一個死人哭喪。
徒步遞解——這是火車遞解、「澤克車廂」、紅色列車的老祖宗。這種方式現在越來越少見了，除非是在木可能使用機動交通工具的地方。例如，從被圍困的列寧格勒遣送犯人，就是讓他們徒步通過拉多加湖上的一段冰路，然後裝上紅色列車（讓女犯和德軍俘虜走在一起，用刺刀把我國的男犯從女犯身邊趕開，免得他們搶奪女犯的麵包。倒在路上的人，不管是死是活，一律拽掉靴子，扔到卡車上）。三十年代，從科特拉斯遞解站每天傳送一百名犯人徒步去烏斯特維姆（約三百公里），有時候去奇比尤（五百多公里）。一九三八年有一批女犯也是用這種方式遞解。這種徒步遞解一天要走二十五公里。押解隊帶著一兩隻狗，他們用槍托於驅趕掉隊的人。誠然，犯人的東西、鍋灶和食物是用跟在隊尾的大車拉著。在這一點上，這支解犯隊伍和上一世紀古典的流刑圖有些相像。途中也有宿泊的房屋——被消滅的富農的缺門少窗的殘破農舍。科特拉斯遞解站的會計室發給每一批解犯的食品是按照理論上的旅途時間計算的，其前提是一路諸事順利，從來不多計算一天（這是我國會計制度的普遍原則）。如果選中發生耽擱，食物就勻開吃，只供給不放鹽的黑麥麵糊糊，有時候索性就停夥。在這一點上，他們背離了古典的模式。
一九四0年，奧列涅夫等一批解犯下了駁船以後，被押送著徒步穿過泰加森林（從克尼亞日-波戈斯特到齊比尤）。一路上根本不給飯吃。喝的是沼澤裡的水，痢疾迅速地蔓延開來了。許多人體力衰竭，倒在地下，警犬撕扯倒下的人們的衣裳。在伊回馬河裡，犯人們用褲子撈魚，生著就吃進肚裡。（最後走到了一塊林間空地，當局向他們宣佈：你們就在這裡動手修建科特拉斯-沃爾庫塔鐵路吧！）
我國歐洲部分極北地區的另一些地方，也一直是採取這個辦法，先是遣送一些徒步的犯人到劃定的線路上去修路基，直到快樂的紅色列車開來，運來第二期工程的犯人。
在經常和大量採用步行方式的地方，制定出了一整套徒步遞解的技術。一批犯人從克尼亞日-波戈斯特出發，沿著泰加森林中的小道，被押往維斯良納。一個犯人倒下了，再也走不動了。怎麼辦？請合理地考慮一下，怎麼辦？你是不會讓整個隊伍停下來的。你也不會為每一個倒下的和掉隊的人留下一名帶槍的兵——帶槍的兵很少，犯人很多。這說明應該怎麼辦呢？……一個帶槍的兵留下來和這個人稍呆一會兒，隨後他一個人匆匆地趕上隊伍。
從卡拉巴斯到斯帕斯克的固定步行遞解班次保持了很長時間。那一段路總共才三十五至四十公里，可是必須一天之內走到。每一批一千人，其中很多人身體很虛弱。可以預料到，一定會有許多人倒在路上，掉隊，他們會帶著瀕死者的無所求和無所謂的表情——哪怕你如他們開槍，他們也不能再挪動一步。他們已經不害怕死亡了，——但是棍棒呢？沒完沒了地劈頭蓋腦地打下來的不知疲勞的棍棒呢？棍棒他們是會害怕的，他們會繼續走下去！這是一個屢試不爽的方法，保證有效。因而在解犯縱隊五十米之外不僅有一圈自動槍手的散兵線，而且裡面還有一圈僅以棍棒做武器計程車兵。落後者是要捱打的（實際上斯大林同志早就有言在先）。七打八打，那些一點力氣也沒有了的人們居然走起來了！其中的一些人竟能奇蹟般地走到目的地。他們不知道這叫做「棍棒考驗」，不管你怎麼打仍是躺著不動的人，將由跟在後面的大車收容起來。這是一條組織工作的經驗。（可能有人提問；為什麼不一開始就全用大車拉呢？……可是到哪兒去找足夠的大車？馬匹從哪兒來？我國畢竟已經普及拖拉機了。況且如今燕麥是什麼價錢？……）上面說的這種遞解在一九四八一五0年依然是十分大量的。
然而在二十年代徒步遞解曾是主要方式之一。當時我還是小孩，但是記得很清楚：士兵們押著犯人的隊伍大大方方地走過頓河羅斯托夫市的街道。順便說說，那句有名的命令：「……不予警告即可開槍！」在當時的說法稍有不同，原因在於軍事裝備的差異：要知道，當時的押解隊往往只有馬刀。所以當時是這樣命令的：「凡擅自離開佇列一步者，押解隊即可開槍或刀劈！」多麼鏗鏘有力：「開槍、刀劈！」馬上就產生一把戰刀從背後劈下你的腦袋的感覺。
不錯，甚至到了一九三六年二月，還押著一批從外伏爾加地區抓來的大鬍子老頭兒們徒步經過下諾夫戈羅德城。這些人穿的是土布袍子，腳下穿著樺皮鞋，包著腳布。「正在消失中的俄羅斯……」突然間，三輛小汽車正好橫穿他們前面的馬路，汽車上坐著全俄中執委主席加里寧。解犯隊伍停下。加里寧坐在車裡開過去，他對這些人沒有產生興趣。
讀者，請閉上眼睛。聽見了嗎？車聲隆隆……。這是「澤克車廂」在鐵軌上行駛。這是紅色列車在執行。一天二十四小時，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沒有一刻稍停。聽見了嗎？水聲激盪……這是囚犯駁船在破浪前進。耳邊又傳來「烏鴉車」馬達的吼叫聲。每時每刻都有人被投入監獄、塞進囚車、輾轉遞解。這一片嘈雜聲又是來自哪裡？它來自遞解站過於擁擠的牢房。而這哭號聲呢？它是被搶劫者、被姦汙者、被毒打者的怨訴。
我們考察了各種遣送方法。我們發現它們一種比一種更壞。我們環視了遞解站，但是沒有找到一個好的。甚至人們最後一個希望——下一步會好一些，在勞改營裡將會好一些——也是一個騙人的希望啊！
在勞改營裡將會……更壞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