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到我的話，囚犯中沒有一個轉過身來：轉身是禁止的。只有和我並排站著的那個，也是su，驚異地瞟了我一眼（當他們離開我們軍隊的時候，這個軍隊還不是這樣子的）。
然而，反間諜機關的軍士並沒有感到驚異。雖然，我在他的眼裡當然已經不是軍官，但他和我所受到的訓練是相同的。他把那個毫無過錯的德國人叫過來讓他拿箱子，好在他連我們的話也聽不懂。
我們其餘的人，都把手背了起來（戰俘連一個小背包也沒有，他們空手離開祖國，空手回到祖國），於是由四對人排成的我們這個縱隊便出發了。我們不會和押解人員交談，而彼此談話，無論走路、休息或宿夜的時候……都是完全禁止的。我們這些受偵查的人，應當像是帶著無形的壁障走路，好像每個人都憋在自己的單人監室裡頭。
正是變化無常的早春天氣。一會地薄霧瀰漫，即使在堅硬的公路上走，靴子底下也令人心煩地撲哧撲哧響著稀泥。一會兒大空明朗起來，淡黃色的柔和陽光，好像對自己的贈賜還不很有把握似的，溫暖著幾乎已經化了雪的丘崗，使得我們應當離開的這個世界，看上去好像是透明的。一會兒突然颳起一陣惡風。從黑雲中撒下似乎已經不是白色的雪片，冰冷地撲打到臉上、背上、腳下，溼透了我們的軍大衣和包腳布。
前面是六個背影，固定的六個背影。有時間去反覆細看這些彎彎扭扭的醜惡烙印su和德國人背上發亮的黑衣料。也有時間去反覆思量過去的生活和認清現在。而我卻不能。迎頭捱了一棍後——我對現在已經認不清了。
六個背影。在它們的晃動中既沒有贊同，也沒有責怪。
德國人很快就累了。他把箱子不斷地倒手，一手按住胸口，向押解人表示已經拿不動了。這時，和他並排的戰俘，天曉得他剛剛在德國俘虜營中嘗過什麼滋味（或許也感受過仁慈）——自願地拿起箱子提著走了。
然後其他的戰俘也都不用押解人員的命令輪流拿了箱子。然後又是德國人。
但我除外。
而誰也沒有對我說一個字。
有一次，我們遇到了長長的一列沒有載貨、的馬車隊。馭手們好奇地回頭觀望，有的在車上站起來，瞪大眼睛瞧著。很快我便明白了，他們的活躍和痛恨表情是衝我來的——我跟其餘的人有顯著的區別：我的軍大衣是新的、長長的、照身材縫製的，領章還沒有拆下來，沒有割下的鈕釦在露出雲層的太陽光下閃爍著廉價的金光。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我是一個軍官，新鮮的，剛被抓起來的。也許，在某種程度上，軍官的垮臺使他們感到快意的激動（正義感的某種餘跡），但更大的可能是他們被政治講話填滿了的腦袋裡容納不下一個想法：他們的連長也能這樣一下子被抓起來的。於是便一致斷定，我是從那邊來的。「弗拉索夫畜牲，落網了吧？！槍斃他，這條毒蛇！！」——馭手們懷著後方的憤怒（最強烈的愛國主義總是在後方）狂熱地大聲叫喊，同時還夾進了許多罵孃的話。
我被他們想象為一個什麼國際惡棍，然而到底給逮住了——於是現在前線的進攻就會進展得更迅速，戰爭就會結束得更快。
我能回答他們些什麼呢？一句話都禁止我說，而我卻應當向每個人說明全部生活。我怎樣才能使他們明白我不是潛入的破壞分子，我是他們的朋友，為了他們我才在這個地方？我便微笑起來……我朝他們那邊瞧，我從起解的囚犯隊伍裡向他們微笑！但是，我露出的牙齒在他們眼裡要比嘲笑更壞，於是他們便更加激烈、更加狂熱向我發出侮辱的喊叫，並且揮拳威脅。
我微笑著，我感到自豪的是，我的被捕並不是因為偷竊，並不是因為背叛祖國或者臨陣脫逃，而是因為以猜想的力量看透了斯大林的惡毒的秘密。我微笑著，因為我想要並且也許還能稍稍改正一下我們俄國的生活。
然而，這個時候我的箱子卻由別人拿著……
我甚至對此並不感到內疚！如果走在我旁邊的那個陷塌的臉上兩星期來已長滿柔軟的茸毛、眼神充滿痛苦感受的人，當時用清清楚楚的俄語責備我，說我求助於押解人員是降低了自己囚犯的榮譽，說我使自己凌駕於別人之上，說我傲慢自大——那我是不會理儲他的！也許我乾脆聽不懂他在說什麼。要知道我是一個軍官呀！
如果我們中間的七個人註定要在途中死去，而第八個可以被押解人員救出來——那末有什麼能妨礙我喊出：
「軍士！救我。我是軍官！
請看，什麼叫做軍官，即便他的肩章並不是藍色的！
如果肩章還是藍色的呢？如果他被灌輸了他是軍官中的位使者的思想呢？如果他被灌輸了這種想法，即他比別人更受信任，他比別人知道的更多，因此他就應當讓受偵查人的腦袋夾在兩腿中間並在這種狀態中把他塞進管道去呢？
幹嗎不塞呢？……
我自以為具有無私的自我犧牲精神。然而卻是一個完全培養好了的劊於手。要是我在葉吉夫時期進了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學校——那末在貝利亞時期不是正好適得其位了嗎？……
如果有讀者期待這本書將是一種政治上的揭發，那就請他在這裡合上吧。
如果是那麼簡單就好了！在某個地方有一些壞人，陰險地幹著壞事，只須把他們同其餘的人區別開來加以消滅就行了。但是，區分善惡的界線，卻縱橫交錯在每個人的心上。
誰能消滅掉自己的一小塊心呢？……
在一顆心的生命過程中，這兩條線交混在那裡，有時為得意揚揚的惡所擠滿，有時則為甦醒起來的善騰出地盤。同一個人，在其不同的年齡，在不同的生活處境下——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時接近於魔鬼，有時接近於聖者。而名字則是不變的。於是我們就把一切都寫在他帳上了。
蘇格拉底」給我們的遺言是：認識自己！
我們準備把欺侮我們的人推進深坑，但我們在坑前停下來，我們張惶了：須知當時是他們扮演了劊子手的角色，而不是我們，這只是形勢所致。
如果馬柳塔·斯庫拉托夫向我們喝令一聲，大概我們也會照辦不誤！……
民間諺語說，從善到惡，一念之差。
那末，從惡到善也是如此。
社會上關於過去那些非法行為和刑訊的回憶剛一被激發起來，四面八方就有人向我們解釋，寫東西反對，他們說：那裡（在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一國家安全部裡）也有好人嘛！
他們的「好人」我們是知道的：那是這樣一些人，他們向老布林什維克們咬耳朵說「當心點！」，或者甚至暗中給放上一塊夾心麵包，而對其餘的人則一個挨一個地用腳踢。至於超出黨派之見的—一有人性的好人——那裡有沒有呢？
一般說來那裡不會有：那裡不要這種人，招收時就留意了的。這樣的人自己也想方設法躲掉。誰要誤入到那裡—一或者是隨遇而安，與環境同流合汙，或者受它的排擠，給攆走，甚至有自尋短見的。但畢竟—一沒有剩下來的嗎？
在基什尼奧夫，希波瓦爾尼科夫被捕前一個月，有一個年輕的中尉——國家安全人員上他那裡去說：「走吧，走吧，他們要逮捕您！」（自動前來？還是母親派他來拯救牧師？）在逮捕後，正好趕上也是他去押解維克多神父。他惋惜地說：為什麼您不離開呀？
或者請看這件事。我部下有一個排長奧夫先尼科夫中尉。我在前線沒有比他更親近的人了。整個戰爭有一半時間我與他共用一個小鍋，為了不把湯放涼了，在彈雨紛飛下吃過，在兩次爆炸的空隙吃過。這是一個農村青年，心靈那麼純潔，觀點絲毫不帶偏見，無論軍官學校，無論軍官職位，都一點也沒有把他搞壞。他在許多方面也使我變得溫和起來。他當軍官只為做一件事：盡力保全手下士兵（他們中間有許多上了年紀的）的生命和體力。我從他嘴裡頭一次知道了農村的現狀和集體農莊是什麼東西（他說這些的時候沒有激憤，沒有抗議，而是隨隨便便地——像森林中的水面映出樹木的枝枝節節一樣）。當我被捕入獄時，他極為震驚，儘量把我的戰鬥鑑定寫得好些，並拿去給師長簽名。復員以後，他還通過親屬找過我——儘量想幫助我（那是在一九四七年，與一九三七年很少差別！）。我在偵查中怕他們翻我的「戰時日記」，主要就是為了他：那裡記述著他的故事。——當我在一九五七年恢復名譽時，很想找到他。我記得他鄉下的地址。一次兩次給他寫信——都沒有迴音。後來找到了一條線索，他曾在雅羅斯拉夫爾師範學院畢業，從那裡得到的回答是：「已分配到國家安全機關工作。」好極了！那就更有意思。往城裡的地址給他寫信——沒有答覆。過了幾年，《伊凡·傑尼索維奇》發表了。好吧，現在總該有迴音了。沒有！再過了三年，我請自己的一個雅羅斯拉夫爾的通訊者親自上他那裡去一趟，並把信交到他手裡。這個都照辦了，給我寫了封信說：「他好像連《伊凡·傑尼索維奇》都沒有讀過……」可也是，他們幹嗎要知道被判了刑的人往後的命運呢？……這一次奧夫先尼科夫沒法再沉默了，給了個迴音：「學院畢業後，他們要我到‘機關’去工作，我當時覺得在那裡也能幹出一點成績（什麼成績？……），結果在新的行當裡搞得並不很順利。有些事情我不大喜歡，但工作也還算主動，我想大概不至於叫老同志失望吧。（同志情誼！——也算是一條理由！）今後的事情，我現在已經不怎麼考慮了。」
如此而已……以前的信，他好像沒有收到。他不想同我見面（如果見了面——我想整個這一章我會寫得更好些）。在斯大林時期的最後幾年，他已經當了偵查員，一股腦兒給所有抓起來的人扣上二十五年的刑期。這個彎子在他頭腦裡是怎樣轉過來的？他的思想是怎樣變黑的？但我還記得過去那個泉水一樣清澈的有自我犧牲精神的小夥子，難道我能相信，一切都永不復返了？在他身上已經沒有留下什麼活的萌芽了？
當偵查員戈爾德曼讓薇拉·科爾漢耶娃按照刑訴法典第二百0六條的規定簽名時，她明白了自己的權利，著手對他們的「宗教集團」全部十七名參加者的案卷詳細地研究起來。偵查員心中怒不可遏，但又不能拒絕。為了不跟她一起受罪，便把她帶到一間大辦公室去，那裡坐著六七個各種各樣的工作人員。起初科爾涅耶娃只是閱看材料，後來不知怎地，也許是工作人員們為了解悶，攀談起來——這時薇拉開始了一場真正的佈道（她這人可不簡單。這是一個頭腦靈活、口才流利的光芒四射的人物，雖然在外面她只是個鉗工、飼馬員、家庭婦女）。大家凝神屏息地聽她講，偶爾提些問題以便加深理解。這一切，他們都是聞所未聞，出乎意外的。聚了滿滿一屋子人，別的房間的人也來了。儘管他們不是偵查員，而只是一些打字員、速記員、檔案裝訂員——但總歸是他們圈子裡的人，這可是一九四六年的機關啊！我們無法複述她的獨白，她說到了各種各樣的事。也說到了叛國分子——為什麼在農奴制時代的一八一二年的衛國戰爭中沒有這種叛國分子呢？那時出這種人才是自然的！但她說得最多的是關於宗教信仰和教徒，她說，從前，’你們一切立足於肆無忌憚的貪慾——你們的口號是「搶劫搶來的東西」，那時候教徒對你們當然有妨礙。但是現在你們想搞建設了，要享受今世的快樂了——你們為什麼要迫害自己的優秀公民呢？這一類人是你們最可寶貴的材料：因為教徒不需要監督，教徒不會去偷，不會躲避勞動。而你們卻想靠自私自利的人和好嫉妒的人去建設公正的社會？所以你們一切都搞不成器。為什麼你們要褻瀆優秀的人們的心靈呢？讓教會有真正的分立權，別去碰它，你們不會因此而損失什麼！你們是唯物主義者嗎？那就依靠發展教育吧——據說它可以消除宗教信仰。但為什麼要抓人？——這時戈爾德曼走了進來，想粗暴地打斷說話。但大家衝著他嚷了起來：「你住嘴！……你閉口！……說吧，說吧，婦人！」（怎樣稱呼她好呢？女公民？同志？所有這些都是禁止的，這是一套陳規陋習造成的難題。婦人！像基督那樣來稱呼是不會錯的）於是薇拉便在自己的偵查員在場的情況下繼續進行宣講！！
請看科爾漢耶娃在國家安全機關辦公室裡的這些聽眾——為什麼一個微不足道的女囚犯的話能打進他們的心裡？
前面說過的捷列霍夫到現在還記得第一個被他判處死刑的人：「很為他惋惜。」能保持這樣的記憶說明他總還有點人心吧（而那以後被他判死刑的許多人他已經記不得了，而且也沒有給他們記數）。
這是捷列霍夫的一個插曲。當他向我證明赫魯曉夫統治下司法制度的公正時，使勁用手劈桌面玻璃——在玻璃邊緣上劃破了手腕。按了一下電鈴，一個工作人員進來打了個立正，值班軍官給他拿來了碘酒和雙氧水。他一邊繼續談話，一邊把蘸了藥水的棉花在劃破的地方無可奈何地按了一個來小時：原來他的血不容易凝固。老天爺通過這一點清清楚楚向他表明了人的侷限性！—一而他卻在審判著，把一個個死刑判決加在別人身上……
「大樓」的監管人員不管怎樣冷若冰霜——而心靈的核心，核心的核心，在他們身上總還應當保留著吧？h·普一娃說，有一次帶她去審訊的是一個冷漠的好像既沒長嘴巴又沒長眼睛的女傳帶員——突然炸彈在「大樓」近旁接連爆炸，好像現在就要扔到他們頭上。女傳帶員朝自己的犯人猛跑過去，在恐怖中抱住了她，尋求人的融和與同情。但轟炸過去了。於是又依然故我：「把手背起來！走！」
當然，在死的恐懼中流露人性並不值得特別稱道。正如舐犢情深未必證明其善良（人們常常以「他是為了顧家」為惡人解脫）。人們稱讚最高法院院長戈利亞科夫：愛種花，愛讀書，常去逛舊書店，對托爾斯泰、柯羅連科、契訶夫很有研究—一但從他們那裡學到了什麼呢？害了多少萬人呀？或者，譬如說那個上校，約塞的朋友，在弗拉基米爾的隔離所裡還哈哈大笑地講述他怎樣把猶太老人們關進冰窖——他的行為放蕩不羈，唯一害怕的是被他的妻子發覺：她相信他，認為他是個高尚的人，他也珍惜這點z但難道我們敢把這種感情當作他心中的善的基點嗎？
他們不撒手地看中了天空的顏色已經一百多年了，這是什麼原故呢？在萊蒙托夫的時候就有——「你們天藍色的制服！」，然後是藍帽子、藍肩章、藍領章，後來叫他們不要那麼顯眼，大片的藍色漸漸避開了人民的感恩的視線，漸漸集中到他們的頭上和肩上——只剩下細滾邊，厭帽箍——但畢竟還是藍色的！
這——只是一場假面舞會嗎！
或者這表示任何黑暗的東西偶爾也要去領受蒼天的聖餐？
這樣想倒是很美麗的。但是，你知道雅戈達是穿著什麼制服去參拜神聖的嗎？……據一個目睹者（此人與高爾基過從甚密，同時和雅戈達也很接近）說：；在莫斯科近郊雅戈達的領地上，在澡堂脫衣間裡，特意放著一些聖像——雅戈達及其同伴們脫衣後先要用手槍向它們射幾下，才進去洗澡……
這怎樣理解呢，因為他是惡人嗎？惡人又是什麼意思？世上有這種人嗎？
我《已更接近於這種想法：不可能有這種人，沒有這種人。童話裡描繪惡人——說給孩子聽，為了情節的明瞭，是可以容許的。但是，當歷代的世界文豪——一莎士比亞也好，席勒也好，狄更斯也好——接二連三地給我們炮製出一些漆黑一團的惡人形象的時候，我們感到這在現代人的心目中已經多少有點滑稽和笨拙了。主要問題在於描繪這些惡人的手法。他們的惡人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是惡人，意識到自己的靈魂是黑的。他們乾脆就這樣思考：我不作惡便不能生活。讓我來唆使父親去反對兄弟！讓我來享受犧牲者的痛苦吧！雅各明確地說出自己的目的與動機是黑暗的，是由仇恨產生的。
不，沒有這樣的事！一個人要作惡，事先必定在心中把它當作善，或當作一件有意義的合乎常規的舉動。幸而人具有為自己的行為找出正當理由的天性。
麥克佩斯的理由是無力的——所以受到良心的譴責。雅各也只是一隻小羊羔。莎士比亞的惡人們的想象力和氣魄也就止於幾十具屍體。因為他們沒有思想體系。
思想體系！——它使暴行得到所需的辯解，使壞人得到所需的持久的堅強意志。那是一種社會理論，這種理論使他能夠在自己和別人面前粉飾自己的行為，使他聽到的不是責難，不是咒罵，而是頌揚和稱譽。宗教裁判者的精神支柱是基督教征服者——是使祖國威名遠揚，殖民主義者——是文明，納粹分子——是人種，雅各賓派和布林什維克（早期的和晚期的）——是後代的平等、博愛、幸福。
由於思想體系，二十世紀遭逢了殘害千百萬人的暴行。這些暴行是不能否認的，不能迴避的，不能閉口不言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敢堅持說惡人是沒有的呢？這千百萬人是誰消滅的呢？要是沒有惡人，群島就不會存在。
在一九一八——九二0年間有過一個傳聞，似乎彼得格勒的契卡和敖德薩的契卡不是把自己的已決犯人統統槍斃掉，而是把某一些拿去喂（活生生地）市內動物園的野獸。我不知道這是真事還是誹謗，如果有過這類事，那末有多少起？可是我也不會去尋找證據：依照藍滾邊們的習慣，我想建議他們向我們證明這是不可能的。可是在那些閒饑荒的年月，上哪裡去為動物園搞食物呢？從工人階級嘴裡搶嗎？這些敵人反正要死掉，幹嗎他們不以自己的死亡去支援共和國的養獸業，並這樣來促進我們邁向未來的前進步伐呢？難道這不是適宜的嗎？
莎士比亞的惡人不能逾越的界線，有思想體系的惡人卻能越過去——並且他的眼睛依然是清朗的。
物理學上有一種閾限量或閾限現象。當自然界知道的、自然界暗定的某種閾限沒有被越過時，根本不會有這類現象。不管怎樣用黃光照射鋰——它不放出電子，但微弱的藍光一閃——電子便出來了（越過了光電閾限）！把氧冷卻一百度，施加任何壓力——仍是氣態，不肯變化！但超過一百十八度——就流動了，變成液體。
看來，暴行也是一種閾限量。人一生動搖、輾轉於善惡之間，滑倒，跌下，攀登，悔悟，重入迷途——但只要不越過暴行的閾限——他還有可能回頭，而他本人也還在我們的希望之中。當他因作惡過多，或達到了某種程度，或因權力過大而突然越過了閾限——他便自外千人類了。而且也許是一會不復返了。
自古以來人們關於公正的概念總是包括兩個方面：美德取勝，邪惡受罰。
我們有幸活到這樣的時代，現在美德儘管沒有取勝，但也不總是被狗追著咬了。捱過揍的、身子虛弱的美德，現在被允許穿著自己的襤褸衣衫走進屋裡，在角落裡坐下，只是別吱聲。
然而誰也不敢提到邪惡。是啊，美德受過凌辱，但邪惡卻沒有存在過。是啊，有那麼幾百萬人給幹掉了，卻沒有應負罪責的人。誰只要吭一聲；「可是那些……」——四面八方就會向他發出責備的、起初還是友好的聲音：「您怎麼啦，同志！為什麼要去觸動舊傷痕呢？！」（甚至對《伊凡·傑尼索維奇》，退休的藍箍帽們也正是以此為理由加以反對：為什麼要去觸痛那些蹲過勞改營的人的傷處呢？應當愛護他們呀！）隨後棍子就上來了：「嗤，沒有整夠的！給你們恢復名譽過頭了！」
在西德，截至一九六六年，已經判處了八萬六千名納粹罪犯——我們氣急敗壞，我們不吝惜報紙篇幅和廣播時間，我們下班後還留下來開大會和舉手表決：「太少啦！八萬六千——太少啦，二十年——也太少啦！接著幹！」
而在我們這裡判處了（據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所述）——將近三十人。
在奧德河和萊茵河彼岸發生的事情——我們心急火燎。而在莫斯科郊區和索契附近的綠圍牆後面所發生的事情，殺死我們丈夫和父親的人正坐著汽車在我們街上經過，而我們還給他們讓路，這種事情，我們既不心急，也不火燎，我們無動於衷，不要「翻舊帳」嘛。
然而，如果把八萬六千個西德人按比例摺合成我國的人數，應當是二十五萬人！
可是，在四分之一世紀裡，我們沒有找出他們中的任何一個，沒有把其中任何一個傳到法院去，我們怕觸痛他們的傷處。作為他們的象徵，在格拉諾夫斯基大街三號住著洋洋自得的、頭腦僵化的、什麼也沒有想通的、渾身浸透著我們鮮血的莫洛托夫，他氣度高貴地走過人行道，坐上又長又寬的小汽車。
不是我們當代人所能猜出的謎是：懲罰自己的惡人的機會為了什麼給予了德國，而俄國卻未能得到？如果我們永無清除在我們體內腐爛的穢物之日，那末我們將面臨一條怎樣的絕路？俄國將給世界做出什麼樣子？
在德國的法庭上時而出現一種奇絕的現象：被告雙手抱頭，放棄辯護，不再向法庭提出任何要求。他說，在他面前重新展示出來的他犯下的樁樁罪行，使他充滿厭惡，他不願再活下去了。
這就是審判的最高成就：邪惡受到如此深重的譴責，連罪犯都避之不及了。
一個從法官席上八萬六千次譴責了邪惡（在著作中和青年人中間也進行了不留餘地的譴責）的國家——便能夠一年一年地、一步一步地擺脫邪惡。
那我們怎麼辦呢？……將來我們的後代會把我們這幾代人稱作窩囊廢的幾代：我們先是乖乖地讓人家成百萬地毒打，然後我們又關切地照料殺人犯過一個平安的晚年。
如果俄羅斯偉大的懺悔傳統他們根本不懂而且覺得可笑，那怎麼辦呢？如果他們對於承受他們給別人所造成的痛苦的百分之一都懷著動物的恐懼，而這種心理又壓倒了他們身上任何公正傾向時，那又怎麼辦呢？如果他們死死抱住用死難者的鮮血培育出的利益的果實不放呢？
不言而喻，那些即便是在三七年搖絞肉機把手的人，現在都已不年輕了，他們都是五十歲到八十歲的人了，他們豐衣足食、舒舒服服地度過了自己一生中最好時光——因此任何同等的還報都為時已晚，都已經不能對他們實行了。
就讓我們寬大為懷吧，我們不槍斃他們，不灌他們鹽水，不把臭蟲撒在他們身上，不上勒口做「燕子飛」，不讓一星期站著不睡覺，不用皮靴踢他們，不用橡皮棍打他們，不用鐵環箍腦瓜，不把他們塞進監室像行李那樣撂起來——不做他們做過的任何事！然而，在我們的國家面前，在我們的子女面前，我們必須把他們統統找出來，統統加以審判！審判的與其說是他們，不如說是他們的罪行。要設法做到使他們每一個人至少大聲說出：
「是，我曾是劊子手和殺人犯。」
如果這句話在我們國家只說出二十五萬次（按比例，以便不致落後於西德）——一也許就夠了吧？
在二十世紀，不能幾十年不區分什麼是應受審判的暴行，什麼是「不應該翻的舊帳」！
我們應當公開譴責宣揚一部分人可以懲治另一部分人的思想本身！對邪惡默不作聲，把它趕進軀體裡去，只要不暴露就行——這樣做我們就是在播種邪惡，有朝一日它將千倍地冒出來。我們不懲罰甚至不譴責惡人，這不單單是在保護他們卑微的晚年，這等於從下代人的腳下挖掉任何公正觀念的基礎。他們之所以長成「漠不關心」的一代，正是這個原因造成的，而不是因為什麼「教育工作薄弱」。現在的年輕人腦子裡裝的是，幹壞事在人世上永遠不會受到懲罰，反而一定能帶來好處。
生活在這樣的國家裡夠不舒服，夠可怕的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