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二七年，當馴服性還沒有使我們的腦子那麼軟化的時候，大白天在謝爾普霍夫廣場上，兩名契卡人員企圖逮捕一個女人。她抓住路燈杆子，叫喊起來，不肯就範。一大群人聚攏來（需要有這樣的女人，但也需要有這樣的人群！過路行人並沒有全都低下眼睛，並沒有全都急忙從旁邊溜過去！）。這兩個手腳麻利的年輕人當時就為難了。他們不能在大庭廣眾之下幹活。他們坐上汽車跑了（這個女人本該立即上火車站，坐車離開！而她卻回家去過夜。於是夜裡就把她帶到了盧賓卡）。

但是，從你那乾澀的嘴唇裡沒有發出一點聲息，因而過往的人們便把你和你的劊子手們誤認為是一起遛彎兒的好朋友。

我自己也有過許多次叫喊的機會。

在我被捕後的第十一天，三名白吃飯的反間諜人員把我帶到了莫斯科的白俄羅斯車站，他們的主要負擔是四隻裝戰利品的箱子，而不是我（經過長途跋涉。他們對我已經完全放心了）。他們名為特派押使，實際上是在押解我的藉口下，把他們自己和第二白俄羅斯方面軍「死滅爾施」（反間諜機關）的長官們從德國搶來的財物運回家。他們背的自動步槍除了妨礙他們搬運四隻沉甸甸的箱子，沒有任何用處。第五隻箱子由我毫無興致地拿著，其中裝著我的日記和創作——揭發我的罪證。

他們三個人對首都都不熟悉，因此選擇到監獄去的最近路線，把他們帶到他們從來沒有到過的盧賓卡（而我卻把它同外交部大樓弄混了）去的責任就落在我頭上了。

在集團軍反間諜機關裡過了一晝夜；在方面軍反間諜機關裡過了三晝夜，那裡的難友們已經對我進行了教育（讓我明白了偵查員的欺騙、威脅、毆打；明白了一旦被捕就再也不會放回；十年刑期是無可倖免的），在這以後——我突然脫身出來，至今已經有四天像一個自由人那樣走在自由人中間，雖然我的身子已經在牢房馬桶旁的爛草上躺過，雖然我的眼睛已經看到過被打得遍體鱗傷的夜不成寐的人，耳朵已經聽到過真情實況，嘴巴已經嘗過爛菜湯的味道——那我為什麼仍然默不作聲呢？為什麼不利用我最後公開露面的機會使受騙的群眾恍然醒悟呢？

我在波蘭的布羅德尼察市裡保持了沉默——但是，也許那裡不懂俄語？我在別洛斯托克的街道上沒有喊出片言隻語——但是，也許這一切同波蘭人無關？我在沃爾科維斯克站上沒有吭一聲——但它是人煙稀少的地方。我在明斯克的月臺上帶著這些強盜們若無其事地走來走去——但車站還是破爛不堪的。現在我領著這些特科人員走進白俄羅斯地鐵站上層的白色圓頂前廳，它燈光輝煌，兩條平行的滾動電梯密密麻麻地站滿莫斯科人，迎著我們升上來。他們好像都在瞧著我！他們像無窮無盡的長帶，從底下無知的深處——向著光彩奪目的圓頂，向著我不停地伸延過來，要求得到哪怕是片言隻語的真情——那麼我為什麼仍要沉默？？！

然而，每個人都有一打自圓其說的理由，解釋他沒有犧牲自己是對的。

他們還希望有一個平安的結局，怕一叫喊就壞了事（因為我們沒有得到來自陰曹地府的訊息，我們不知道從剛一抓起來的時候起，對我們的命運已按最壞的方案作了決定，因而再也不可能把它變得更壞了）。其他一些人還沒有成熟到懂得構成向群眾吶喊的內容的那些概念。須知只有革命家，他的口號才在唇上，到時候便會脫口而出，而一個馴順的、毫不相干的庸人，這種口號從何而來呢？他乾脆不知道他該叫喊什麼。最後，還有這樣一類人，他們胸中積鬱太深，眼見的世事太多，怎能在幾聲不相連貫的叫喊中把一湖之水傾吐出來。

我，我之所以默不作聲還有一個原因：這些站立在兩條滾動電梯上的莫斯科人，對我說來還太少——太少了！這裡能聽到我號叫的有兩百人，就算兩百人再加一倍，那麼兩億人怎麼辦呢？……我模模糊糊地感到，有朝一日我將向兩億人呼喊……

暫時，我沒有開口，滾動電梯不可遏止地把我拉向地獄。

我在獵市大街也還將保持沉默。

在大都會飯店附近也不會叫喊。

在耶穌殉難地盧賓卡廣場也不會揮動雙手……

我所受到的大概是所能想象的最輕一種形式的逮捕。它不是把我從親人的懷裡奪走，不是迫使我離開人們所珍惜的家庭生活。它是在萎靡的歐洲的二月天裡，從我方插向波羅的海的、不知是我們包圍了德軍還是德軍包圍了我們的一支狹長的箭頭上把我批出來的，使我失去的只是混熟了的炮兵連以及戰爭最後三個月的景象。

旅長把我叫到指揮部，不知為什麼問我是否帶著手槍，我把槍交了，絲毫沒有懷疑到會有什麼名堂，——突然，從神情緊張地站在角落裡一動不動的隨從軍官中跑出兩個反間諜人員來，三步兩步蹦到我身邊，四隻手同時抓住我的紅星帽徽、肩章、腰帶、圖囊，戲劇性地叫道：

「你被捕了！！」

我像從頭頂到腳底被灼傷、被刺穿似的，找不出什麼更聰明的話來，除了說：

「我？為了什麼？！」

雖然這個問題平常是得不到回答的，但奇怪的是，我卻得到了回答。這值得一提，因為這太異乎尋常了。反間諜人員剛結束了對我的搜查，與圖囊一起拿走了我記錄我的政治思考的本子。德國炮彈炸得玻璃震顫，使他們感到很不自在，於是連忙把我推向門口。這時一個果斷的聲音突然向我傳來——是的！穿過那隨著一聲「你被捕了」而在我和留下的人們之間沉重地落下的閘門，穿過這個什麼聲音都不敢通過的瘟疫帶——傳來了旅長的不可思議的神奇的話！

「索爾仁尼琴。回來。」

於是，我就一個急轉身從反間諜人員的手裡掙脫出來，回頭向旅長走去。我對他了解很少，他從來沒有降低身份同我作過普通的談話。他的臉對我來說，一直是命令、號令、憤怒的表象。現在它卻由於沉思而顯得明朗起來——是對自己身不由土地參與骯髒勾當而感到羞愧？是突然產生的要打破終身的可憐的從屬關係的衝動？十天以前我從他的擁有十二件重武器的一個炮兵營陷入的包圍圈中，把自己的偵察炮連幾乎完整無損地帶了出來，而現在他卻必須在一紙公文面前同我劃清界線。

他每個字都很有力量地問道：「您……有個朋友在第一烏克蘭方面軍？」

「不行！……您沒有權利！」——反間諜機關的大尉和少校衝著上校叫喊起來。牆角里站著的隨從參謀人員驚恐地縮成一團，好似害怕分擔旅長那聞所未聞的輕率行為的責任（而政治工作人員已經準備提供旅長的材料了）。但這對於我來說已經足夠了。我立即懂得，我是因為同我的一箇中學同學通訊而被捕的，並且明白了，我應當從哪幾條線上預料危險性。

雖然，扎哈爾·格奧爾蓋維奇·特拉夫金本可就此而止！但是沒有！他繼續清洗自己的良心，舒展自己的靈魂，他從桌子後面矍然起立（在此以前他從來沒有迎著我站起來過！），穿過瘟疫帶向我伸出手來（當我自由的時候，他從來沒有向我伸出過手！），在華若寒蟬的隨從人員們的恐怖目光下，他握著我的手，一向嚴峻的臉上露出暖意，無畏地、字字分明地說：

「祝您——幸福——大尉！」

我不僅已經不是大尉，而且已經是一個被揭穿了的人民敵人（因為在我們這裡，任何一個被捕的人，從逮捕之時起，就算已經完全被揭穿了）。這麼說，他是在向敵人祝福？……

玻璃在震顫。德國炮彈的爆炸在二百米遠近的地方撕裂著大地。它引起這樣的想法，如果是在較遠的後方，在我們本國的土地上，在穩定的生活的保護罩下，這種事情是不可能發生的，它只有在人人平等的死亡迫在眉梢的情況下才會發生。

這本書不是我自己生活的回憶錄。因此，我不去敘述我那四不像的逮捕的極其有趣的細節。在那一夜，反間諜人員們對於按地圖辨別方向（他們也從來沒有檢視過地圖）已完全絕望，因而客氣地把它交給了我，並請我向司機說明，怎樣去集團軍的反間諜機關。於是我把自己和他們帶到了這個監獄。他們為了表示感謝，不是立即就把我關進牢房，而是關進了禁閉室。關於這個！臨時用作禁閉室的德國農家的小貯藏室，倒不能不說幾句。

它有一個人身材的長度，而寬度——三個人躺著就覺得擠，四個人——則要緊挨著了。我正好是第四個人。把我推進去的時候已經是半夜以後了。三個躺著的人在煤油燈光下從睡夢中向我皺起了眉頭，挪開了一點地方。這樣，在地面鋪著的碎草上就有了我們八隻衝著門的靴子和四件軍大衣。他們睡著，我心裡像燒著一團火。半天前找那個大尉當得愈自信，現時在這小屋地下挨擠就愈難受了。一兩次，小夥子們由於腰睡麻木了而醒過來，於是我們就同時翻一個身。

到早晨，他們睡醒了，打打呵欠，伸伸懶腰，收起了腿，蜷縮到各個角落去，這時便開始互相結識。

「你是為了什麼呀？」

在「死滅爾施」（反間諜機關）有毒的屋簷下，防人三分的濁氣對我已有所薰染，於是我就憨直地故作驚訝：

「我一點不知道。難道那些壞蛋會告訴你嗎？」

然而，我的同監難友——戴著黑色軟盔的坦克手們卻沒有隱瞞。這是三顆誠實的心，三顆士兵的赤子之心——是我在戰爭年代裡深深喜歡上了的一類人（我自己要複雜些和壞些）。他們三個人都是軍官。他們的肩章也被惡狠狠地撕了下來，個別地方還露著線痕。在弄髒了的軍服上，色淺的地方是擰下來的勳章的痕跡，臉上和手上深紅色的疤痕是彈傷和燒傷的紀念。他們的營倒霉地開到了這個第四十八集團軍反間諜機關「死滅爾施」駐紮的村子裡。他們因前天的戰鬥身上弄得溼透了，昨天喝了酒，便從村後闖進洗澡房，他們發覺已有兩個風騷姑娘到那裡去洗澡。他們因喝醉了酒兩腿不聽使喚，所以姑娘們來得及披上一點衣服跑掉了。可是其中一個不是什麼平平常常的女人，而是集團軍反間諜機關長官的隨軍夫人。

是啊！戰爭已經在德國進行了三個星期，我們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要是這些姑娘是德國人——就可以把她們強姦，然後開槍打死，這幾乎會是一種戰功；要是她們是波蘭女人或者是我們的被驅趕來的俄羅斯女人——那至少可以趕著她們赤身露體地在菜園子奔跑，拍拍大腿——開個玩笑嘛，豈有他哉。但既然碰上了反間諜機關長官的「戰地隨軍夫人」—一便出來了一個後方機關的中士，立即惡狠狠地從三個作戰部隊的軍官肩上撕下按方面軍的命令核准給他們的肩章，摘掉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授予他們的勳章——現在等著這些曾用履帶輾平過也許不止一道敵軍交通壕的好漢們的，是軍事法庭的審判，而這個軍事法庭如果沒有他們的坦克也許到不了這村子裡來。

我們把煤油燈熄滅了，它已經燒光了我們這裡賴以呼吸的一切。門上開有一個明信片大小的旋轉口，走廊的間接光就從那裡落下來。好像擔心白天到來後我們在禁閉室裡會變得太寬敞，馬上給我們添進了第五個人。他穿著新制的紅軍大衣，戴著也是新制的軍帽走了進來，當地轉向旋轉口時，讓我們看清了一張長著翹鼻子、滿頰紅暈的容光煥發的臉。

「兄弟，從哪兒來？你是什麼人？」

「從那邊來，」他敏捷地回答，「是間諜。」

「開玩笑吧？」——我們發愣了（由間諜自己說出自己的身分——舍寧和圖爾兄弟」從來沒有這樣寫過）。

小夥子懂事地嘆了口氣說：「軍事時期哪能開玩笑！好吧，倒要向你請教請教，不然怎樣才能從俘虜營回家？」

他剛開始向我們敘述，一晝夜前德國人怎樣把他帶過戰線，要他在這裡進行間諜活動和破壞橋樑，而他卻跑到最近的一個營去投降，又困又累的營長怎麼也不相信他，並把他送到護土那裡去服藥片等等——突然新的情況發生了：

「解手去！手背起來！」——一個完全可以拖動一百二十二毫米大炮架尾的愣頭愣腦的准尉從開啟了的門外朝裡叫喚。

農家院落四周佈置了一圈持自動步槍計程車兵，警戒著我們要去的繞向草棚後面的小道。我氣炸了，一個粗野的准尉竟膽敢命令我們軍官「手背起來」，但坦克手們把手背了起來，於是我也就跟著走了。

草棚後面有一圈面積不大的畜欄，覆蓋著還沒有融化的踩實了的積雪——它被一堆堆的人糞弄得骯髒不堪，那麼亂七八糟地、密密麻麻地拉在全部場地上，以至要找到可以放兩隻腳和蹲下的地方便成了一項不易解決的任務。但我們還是找到了，於是五人一起在不同的地方蹲了下來。兩名自動步槍手面色陰沉地端著槍對準了蹲在地上的我們。還沒有過一分鐘，准尉就厲聲說：

「喂，趕緊點兒！在我們這裡解手要快！」

離我不遠蹲著一個坦克手，羅斯托夫人，身材魁梧的總是板著臉的上尉。他的臉被金屬粉塵或煙炱薰染得漆黑，但一條穿過臉頰的紅色大傷疤卻清晰可見。

「你們這裡指的是什麼地方？」他輕聲地問道，沒有顯示出願意趕緊回到那散發著煤油氣息的禁閉室的意思。

「反間諜機關‘死滅爾施’！」准尉用驕傲的過分響亮的嗓門粗聲粗氣地回答（反間諜人員很喜歡這個用「死亡」和「間諜」兩個字趣味低劣地揉成的「死滅爾施」」，認為它是很嚇人的）。

「在我們那裡是慢的。」上尉若有所思地回答。他的軟盔挪到了腦後，頭上露出還沒有被剃掉的頭髮，他在火線上磨出腿子的屁股正迎著令人舒適的冷冷的微風。

「你們那裡指的是什麼地方？」准尉超過實際需要地大聲吠叫。

「紅軍。」上尉從蹲著的地方站起來，用眼光掃射了一下這個未成事實的火炮架尾拖拉手，非常心平氣和地回答。

這就是我呼吸到的最初幾口的監獄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