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好像和漢堡那些老朋友都沒聯絡了。」
安德森搖搖手。「如果他計劃去德國……何必開車到斯德哥爾摩？不是應該去馬爾默和通往哥本哈根的橋，或是前往某個渡輪碼頭嗎？」「我知道。早在第一天，哥德堡的埃蘭德警官就把追蹤工作集中到那個方向。丹麥警方已接獲有關葉朗森的車的資訊，而我們也確定他沒有搭任何渡輪。」
「可是他確實開車到斯德哥爾摩和硫磺湖，殺害了俱樂部的財務經理，而且——可以這麼推測——還帶走了一筆金額不明的款項。他的下一步會是什麼？」
「他得離開瑞典。」包柏藍斯基說：「最可能就是搭渡輪橫越波羅的海。不過葉朗森和女友是在四月九日深夜被殺，尼德曼大可在隔天早上去搭渡輪。我們是在他們死後大約十六小時才接獲報案，接著才對車輛發出全面通告。」
「假如他搭了早上的渡輪，葉朗森的車就會停在某個港口。」茉迪說。
「之所以找不到車，也許是因為尼德曼開車經由哈帕蘭達出境往北走了。要沿著波的尼亞灣繞一大圈，但十六小時內就能到芬蘭。」
「是這樣沒錯，但進芬蘭不久就得丟下車子，那現在也該被發現了。」
他們靜靜坐著無言以對。最後包柏藍斯基起身走到窗邊站著。
「他會不會是找到一個地方先暫時藏身，像避暑小屋或……」
「我不覺得會是避暑小屋。現在這個時節，每個小屋主人都會去檢視屋況。」
「他也不會冒險到任何與硫磺湖摩托車俱樂部有關聯的地方。他們是他最不想見到的人。」
「整個黑道應該都可以排除……有沒有我們不知道的女友？」
他們可以猜測，但沒有事實根據。
安德森下班後，茉迪又回到包柏藍斯基的辦公室敲敲門柱。他招手讓她進去。
「可以佔用你幾分鐘嗎？」她問道。
「怎麼了？」
「莎蘭德。我不喜歡埃克斯壯和法斯特還有新審判這回事。你看過畢約克的報告，我看過畢約克的報告，莎蘭德在一九九一年遭到非法拘禁，埃克斯壯也知道。他到底在搞什麼？」
包柏藍斯基摘下老花眼鏡，塞進胸前口袋。「我不知道。」
「你一點概念都沒有？」
「埃克斯壯說畢約克的報告還有他和泰勒波利安來往的信函是偽造的。」
「胡說八道。如果是假造的，當初傳訊畢約克的時候他怎麼不說？」
「埃克斯壯說畢約克不肯討論這件事，因為這是最高機密。我捱了一頓罵，因為太早採取行動帶他來問話。」
「我開始對埃克斯壯有很深的疑慮。」
「他有來自各方面的壓力。」
「不能拿這個當藉口。」
「茉迪，事實真相不是我們的專利。埃克斯壯說他拿到證據可以證明報告是假的，事實上沒有那個文號的報告。他還說偽造得很成功，內容巧妙地混合了真假。」
「哪部分是真、哪部分是假，這個我得知道。」茉迪說。
「整件事的梗概都相當正確。札拉千科是莎蘭德的父親，也是個會打她母親的混蛋。他們的問題倒也常見——母親不想提出控訴，所以就這麼持續了幾年。後來莎蘭德企圖殺死父親，畢約克奉命調查事發經過。他和泰勒波利安通過信，但我們所看見的信件格式顯然是偽造的。泰勒波利安為莎蘭德作了例行的精神鑑定，判定她精神不穩定。某檢察官決定不再進一步調查。莎蘭德需要治療，就被送到聖史蒂芬。」
「如果是偽造的……是誰做的，又為什麼？」
包柏藍斯基聳聳肩。「據我瞭解，埃克斯壯會讓莎蘭德再接受一次徹底的檢驗。」
「這我無法接受。」
「這已經不是我們的案子了。」
「而且接手的是法斯特。包柏藍斯基，這些混蛋如果再敢對莎蘭德做什麼亂七八糟的事，我會去找媒體。」
「不，茉迪，你不會。第一，報告已經不在我們手上，所以你無法證明你的說辭。你會像個偏執狂，然後職業生涯也到此結束。」
「我還有那份報告。」茉迪低聲說：「我替安德森影印了一份，但還沒來得及給他，檢察總長就把資料都收走了。」
「假如你洩漏這份報告，不但會被撤職，還犯了嚴重瀆職的罪。」
茉迪默默坐了片刻，雙眼直盯著上司。
「茉迪，答應我別這麼做。」
「不行，我不能答應。這整件事裡頭有些非常病態的地方。」
「你說得對，是很病態。但我們不知道對手是誰，暫時也無法採取任何行動。」
茉迪將頭側到一邊。「你會採取什麼行動嗎？」
「這種事我不會和你討論。相信我吧。現在是星期五晚上，休息一下，回家去吧。還有……這段談話從沒發生過。」
賽庫達斯安保公司的警衛尼可拉斯·亞當森正在用功準備三星期後的考試。此刻是星期六下午一點半，他聽見地板打蠟機低速轉動的聲音，並看見是那個跛腳的深膚色移民清潔工。此人總會禮貌性地點頭招呼，但聽到他說的笑話卻從來不笑。亞當森看著他拿出一瓶清潔劑，朝服務檯上噴兩下，再用抹布擦，然後拿起拖把將打蠟機清理不到的角落拖一拖。於是警衛重新埋頭於國內經濟學的書中，繼續研讀。
清潔工花了十分鐘才來到走廊盡頭，亞當森所在之處。他們互相點了點頭。亞當森站起來讓他打掃擺在莎蘭德房門外那張椅子周圍的地板。自從被派到這裡站崗以後，幾乎每天都會看到這個人，卻記不得他的名字——是某種奇怪的外國名字——不過亞當森並不覺得有必要檢視他的身份證。第一，這個黑鬼不能打掃囚犯房間——上午有兩個清潔婦會負責；其次，他不覺得一個跛子會造成任何威脅。
清潔工打掃完走廊後，開啟莎蘭德隔壁的房門。亞當森覷了他一眼，但這與平日例行工作並無兩樣，那裡是清潔工具室。接下來的五分鐘內，他倒掉水桶的水、清洗刷子，並將垃圾桶用的塑膠袋補放進清潔推車。最後將清潔車推入小工具室。
吉第早已留意到走廊上的警衛。是個金髮年輕人，通常一星期會在那裡兩三天，看書。兼差的警衛，半工半讀的學生。他就像牆上的一塊磚，把周遭環境看得一清二楚。
吉第很好奇，若真有人企圖進入那個叫莎蘭德的女人的房間，亞當森會怎麼做。
他也好奇布隆維斯特究竟想做什麼。他在報上看過關於這名特立獨行的記者的報道，也知道和一一c病房區這個女人有關，本以為他會要他偷帶東西給她。但他無法進入她的房間，甚至從未見過她。而無論他原本預期什麼，總之都不對。
這項工作，怎麼看都不違法。他透過門縫看著亞當森，只見他又埋頭讀起書來。確定走廊四下無人後，吉第從工作服口袋掏出索尼愛立信z600手機。他看過廣告，這款手機要價約三千五百克朗，具有一切最新功能。
他又從口袋拿出一把螺絲起子，踮起腳尖，旋下靠莎蘭德房間牆面一個通風口的白色圓蓋。然後按布隆維斯特的吩咐，將手機儘可能地推入通風口，接著再將蓋子重新旋上。
他只花了四十五秒鐘。第二天花的時間會更短。他要做的是取出手機，換電池後將手機放回原位，並將使用過的電池帶回家充電。
吉第要做的就是這些。
但這對莎蘭德毫無幫助。她房內的牆面應該也有一個用螺絲旋緊的類似圓蓋，但除非她有螺絲起子和梯子，否則永遠也拿不到手機。
「我知道。」布隆維斯特當時說了：「不過她不需要拿到手機。」
吉第必須每天做這個動作，直到布隆維斯特告訴他不必再做為止。
光做這件事，每星期就能有一千克朗的酬勞直接入袋，而且工作結束後，手機就歸他所有。
他當然知道布隆維斯特在打某種怪主意，卻想不通會是什麼。將一隻手機放進上了鎖的清潔工具室的通風口內，開了機卻沒連上線，這實在太瘋狂，吉第怎麼也想不出這有什麼用。如果布隆維斯特想和病人取得聯絡，還不如買通某個護士偷偷將手機帶進去給她。
但話說回來，他並不排斥幫布隆維斯特這個忙——這個忙可是一星期價值一千克朗呢。所以最好別多問。
約納森回到賀加路住處時，看見一個男人拎著公文包，靠在他那棟公寓外的鐵門上，不由得放慢腳步。那人看起來有點面熟。
「約納森醫師嗎？」他問道。
「是的。」
「很抱歉在你住家外面的大馬路上叨擾你。實在是因為我不想追到你工作的地方，但又得和你談一談。」
「有什麼事，還有請問你是？」
「我叫布隆維斯特，麥可·布隆維斯特，是《千禧年》雜誌社的記者。這事有關莉絲·莎蘭德。」
「喔，我認出你來了。是你打的緊急求救電話。她傷口上的絕緣膠帶是你纏的嗎？」
「是的。」
「做得很好。不過我不和記者討論我的病人，你得和其他人一樣，去找索格恩斯卡醫院的公關部。」
「你誤會了。我不是來探訊息的，而且完全是以私人身份來找你。你什麼都不必說，也不必告訴我任何資訊。反而是我想告訴你一些事情。」
約納森皺皺眉頭。
「請聽我把話說完。」布隆維斯特說：「我不是隨便在路上找外科醫生搭訕，而是真的有很重要的事要告訴你。能不能請你喝杯咖啡？」
「先告訴我是關於什麼事。」
「關於莉絲的未來與幸福。我是她的朋友。」
約納森心想，來者若不是布隆維斯特他是不會答應的。但此人備受矚目，不太可能玩什麼無聊的把戲。
「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我都不會接受訪問，也不會討論病人的事。」
「我完全瞭解。」布隆維斯特說。
約納森於是陪著布隆維斯特到附近一家咖啡館。
「首先，我不會在任何一篇文章中引述你的話，甚至不會提及你。至於對我而言，這番對話從未發生過。我來是想請你幫個忙，但我得解釋原因，你才能決定幫或不幫。」
「聽起來不是什麼好事。」
「我只請你聽我把話說完。你的職責是照顧莉絲的身心健康，而身為她的朋友，我也有同樣責任。我沒法直搗她的腦袋取出子彈，但我有另一項技能對她的幸福也一樣重要。」
「那是？」
「我是個調查記者，我發現了她真正經歷的事實。」
「好。」
「我可以大略地告訴你，而你可以自己下結論。」
「好的。」
「我還應該宣告一下，莉絲的律師安妮卡——你應該已經見過——是我妹妹，也是我付錢請她為莉絲辯護。」
「我知道了。」
「我顯然無法請安妮卡幫這個忙，她不跟我談論莉絲的事，她必須為她們倆的對話保密。我猜你已經在報上看過有關莉絲的報道。」
約納森點點頭。
「她被描寫成精神病患者，還是個不正常的同性戀殺人狂。這全是胡說八道。莉絲不是精神病患者，她也許跟你我一樣正常。至於她的性偏好與他人無關。」
「如果我瞭解得沒有錯，這件案子已經改變了偵查方向。現在被追捕的殺人嫌犯是那個德國人。」
「據我所知，尼德曼是個毫無道德良知的殺人犯。不過莉絲有敵人，有力又卑鄙的敵人。其中有些是秘密警察。」
約納森愕然地看著布隆維斯特。
「莉絲十二歲那年，被送進烏普薩拉的兒童精神病院。為什麼呢？因為秘密警察不計代價想要守住的一個秘密，被她揭開了。她的父親札拉千科——也就是在你們醫院被殺的波汀——是蘇俄的叛逃者，是間諜，是冷戰的遺物。他還年復一年地毆打莉絲的母親。莉絲滿十二歲時出手還擊，趁父親坐在車內，朝他丟擲了一顆汽油彈。她就是為此被關。」
「我不懂。如果她企圖殺死父親，讓她接受精神治療當然是名正言順。」
「我的故事，我要發表的故事是秘密警察知道札拉千科會打妻子，他們知道莉絲受到什麼刺激才做這種事，卻仍選擇保護札拉千科，只因為他能提供珍貴情報。於是他們偽造了診斷書，讓莉絲非住院不可。」
約納森滿臉狐疑，布隆維斯特看了忍不住笑起來。
「一切細節我都可以提出證明，我還要趕在莉絲開庭的同時寫出完整的敘述。相信我，這將會引起軒然大波。請你記得一件事，激怒莉絲的那番毆打讓她母親下半輩子都得住院。」
「好，請說下去。」
「我要揭發為秘密警察作惡，幫著將莉絲埋葬在精神病院的兩個醫生，要讓他們得到應有的懲罰。其中一個還是德高望重的人。但我說過，我掌握了所有的證據。」
「如果有醫生捲入這種事，那真是整個醫界之恥。」
「我不認為有必要歸罪於群體，這隻和直接涉入的人有關。秘密警察也是一樣。我絕對相信在秘密警察界也有優秀的人才，這只是一小部分的陰謀者。莉絲十八歲時，他們又再度想把她關進醫院，這次沒有成功，她反而有了監護人。不論什麼時候，只要一開庭，他們就會再一次極盡所能地汙衊她。我或者應該說我妹妹安妮卡將會盡力讓她獲釋，也讓法院撤銷她目前還存在的失能宣告。」
「我明白。」
「不過她需要彈藥，這就是這項策略的背景。也許我應該再提一點，警局裡有幾個人其實是站在莉絲這邊，但對她提起控訴的檢察官卻不然。總之，莉絲在出庭前需要幫助。」
「可我不是律師。」
「對，但你是莉絲的醫生，你能見到她。」
約納森睻起眼睛。
「我想請你幫忙的事不但違反醫德，說不定也是違法。」
「是嗎？」
「但是就道德面而言，這麼做是對的。她的憲法權利被那些理應保護她的人給剝奪了。我給你舉個例子。莉絲不能會客、不能看報或與外界溝通。檢察官還強制她的律師不得對外洩密，安妮卡遵守了規定。然而，檢察官自己卻是記者的主要訊息來源，媒體才會不斷寫那些亂七八糟的報道。」
「真是這樣嗎？」
「比方說這則新聞吧。」布隆維斯特拿起一星期前的一份晚報。「調查小組內部的訊息來源聲稱莉絲精神失常，導致這份晚報臆測她的精神狀態。」
「我讀過這篇報道，全是胡說。」
「這麼說你不認為她是瘋子。」
「這點我不予置評。但我確實知道她沒有作過精神狀態評估。所以這篇文章是胡說。」
「我可以確切地向你證明洩漏這項訊息的人是一個名叫法斯特的警員，他在埃克斯壯檢察官手下做事。」
「喔。」
「埃克斯壯會想方設法讓審訊時禁止旁聽，那麼外人便無從得知也無法衡量對莉絲不利的證據。但更糟的是……因為莉絲遭檢察官隔離，將無法作充分的準備為自己辯護。」
「這不是應該由她的律師來做嗎？」
「如今你想必也推測到了，莉絲是個很奇特的人。我在無意中發現她的一些秘密，卻不能告訴我妹妹。但莉絲應該可以選擇開庭時要不要加以利用。」
「我明白。」
「為了讓她能這麼做，她需要這個。」
布隆維斯特將莎蘭德的奔邁t3掌上電腦和一個充電器放在兩人之間的桌上。
「這是莉絲的火藥庫中最重要的武器，非給她不可。」
約納森難以置信地看著電腦。
「為什麼不交給她的律師？」
「因為只有莉絲知道如何取得證據。」
約納森坐了好一會兒，還是沒碰電腦。
「我來跟你說一兩件有關泰勒波利安醫師的事吧。」布隆維斯特說著從公文包抽出一個活頁夾。
星期六晚上八點剛過，阿曼斯基離開辦公室，徒步走到位於聖保羅街的索德區猶太會堂。他敲開門後自我介紹，開門的拉比本人請他入內。
「我和一個認識的人約在這裡碰面。」阿曼斯基說。
「在樓上，我帶你去。」
拉比給了他一頂小圓帽，阿曼斯基略一遲疑才戴上。他是在伊斯蘭教家庭長大，戴著這個感覺很蠢。
包柏藍斯基也戴著小圓帽。
「你好，阿曼斯基。謝謝你來。我向拉比借用一個房間，我們可以安靜地談談。」
阿曼斯基坐到包柏藍斯基對面。
「你這麼神秘兮兮的，應該有特殊原因吧？」
「我就不兜圈子了。我知道你是莎蘭德的朋友。」
阿曼斯基點頭承認。
「我需要知道你和布隆維斯特打算捏造什麼來幫她。」
「我們為什麼要捏造什麼呢？」
「因為埃克斯壯檢察官問了我十幾次，你們米爾頓安保到底對莎蘭德的案情調查知道多少。他不是隨口問問，而是擔心你們會爆出什麼震撼彈……震撼媒體。」
「原來如此。」
「既然埃克斯壯這麼擔心，就表示他知道或是懷疑你們在醞釀什麼計劃，否則至少是和某個心存懷疑的人談過。」
「某人？」
「阿曼斯基，別耍把戲了。你知道莎蘭德在九十年代初曾遭受司法不公的對待，我只怕一旦開庭又要舊事重演。」
「你是民主國家的警察，如果你有這樣的情報，就應該採取行動。」
包柏藍斯基點點頭。「我也正打算這麼做。但問題是：怎麼做？」
「你說你想知道什麼。」
「我想知道你和布隆維斯特在打什麼算盤。我猜你們不會只是坐在那裡無所事事。」
「事情很複雜。我怎麼知道能不能信任你。」
「布隆維斯特發現一份一九九一年的報告……」
「我知道。」
「我已經拿不到那份報告了。」
「我也是。原本在布隆維斯特和他妹妹——也就是莎蘭德現在的律師——手中的兩份報告都不見了。」
「不見了？」
「有人闖入布隆維斯特住處偷走他那份，而安妮卡則是在哥德堡被人偷襲擊倒在地，報告也被搶了。兩件事都發生在札拉千科遇害那天。」
包柏藍斯基沉默良久。
「為什麼我們還沒聽到訊息？」
「布隆維斯特是這麼說的：出版的好時機只有一個，壞時機卻數不勝數。」
「可是你們兩個……他打算出版？」
阿曼斯基輕輕地點了點頭。
「在哥德堡被偷襲，在斯德哥爾摩被闖空門。同一天。」包柏藍斯基說道：「這表示我們的對手很有組織。」
「我恐怕還得再提一下，我們知道安妮卡的電話遭到竊聽。」
「一大串的罪行。」
「問題是：誰幹的？」
「我也很好奇。最可能還是秘密警察，他們有理由不讓畢約克的報告曝光。可是阿曼斯基……我們現在說的是瑞典秘密警察，一個政府單位。我不敢相信他們會允許這種事發生，我甚至不相信他們有做這種事的技能。」
「我自己都覺得難以消化，更別提還有人晃進索格恩斯卡醫院，轟掉札拉千科的腦袋。在此同時，報告的作者畢約克也上吊了。」
「所以你認為這一切背後有一隻黑手？我認識哥德堡負責調查的警官埃蘭德。他說所有的跡象都顯示這起命案完全是一個生病的人一時衝動之舉。我們徹底查過畢約克的住處，一切線索也都指向自殺。」
「古爾博，七十八歲，罹患癌症，最近在接受憂鬱症的治療。我們的行動組長約翰·弗雷克倫查過他的背景。」
「結果呢？」
「他四十年代在卡爾斯克魯納當兵，後來研讀法律，成了稅務顧問。在斯德哥爾摩開了三十年的事務所，很低調，秘密客戶……如果真有客戶的話。一九九一年退休。一九九四年搬回老家拉赫爾姆。沒什麼值得注意的，只不過……」
「只不過什麼？」
「只不過有一兩個令人驚訝的細節。弗雷克倫到處都找不到古爾博的資歷。任何報紙或專業期刊都沒有提過他，也沒有人能告訴我們他有哪些客戶。就好像律師界從來沒有這個人存在。」
「你的意思是？」
「秘密警察是很明顯的關聯。札拉千科是蘇俄叛徒，除了秘密警察之外還有誰會照顧他？接下來是將莎蘭德關進療養院的共謀問題。現在又出現闖空門、偷襲和電話竊聽。我個人並不認為秘密警察是幕後黑手。布隆維斯特稱他們為‘札拉千科俱樂部’，也就是一小群脫離蟄伏期、躲藏在國安局某個陰暗角落的冷戰分子。」
「那麼我們該怎麼辦？」包柏藍斯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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