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本多暫時轉移目光，埋頭鑽研十七十八世紀義大利得以復甦的輪迴轉生學說。
生在十六、十七世紀的修道士托馬索·康帕內拉信奉輪迴轉生學說。這位異端和叛逆哲學家，歷經二十七年牢獄生活之後，被法國收容，度過頗具榮耀的幸福的晚年。路易十四誕生時，他以此作為自己輪迴學說的實證而獻上讚歌。
康帕內拉向鮑提羅學習婆羅門教徒的輪迴轉生論，他甚至通曉猴子、大象和牛等死後靈魂轉生的秘密。他又假託畢達哥拉斯教團信奉靈魂不滅和輪迴轉生，將其代表作《太陽城》的居民，定為「來自印度，以身逃逸莫臥爾人篡奪和暴虐的賢人」。既把他們稱作「畢達哥拉斯式的婆羅門教徒」，又對他們的輪迴信仰閃爍其詞。但是，康帕內拉本人卻宣揚「死後的靈魂既不進地獄和煉獄，也不進天國」。
據聞，可以約略窺見其輪迴說的，是他的《高加索十四行詩》。康帕內拉在詩中充分流露了悲傷的感懷。他在歌中唱道：人類不會因為自己的死而向上，即使轉化禍端，邪惡將愈益榮光。此種事亦非鮮見。死後雖然感覺永存，那僅是為了忘卻現世的煩惱。既然不知道前生是苦還是和平，又怎會明白死後情景？
比起貝拿勒斯的欣求，倡導輪迴說的西歐人盡皆沉淪於現世的不如意和現世的悲愁之中。不求來世之歡喜，但求將其忘卻。
說到這裡，十八世紀的哲學家，那位笛卡兒的激烈反對者詹巴蒂斯塔·維柯，論及勇氣和鬥志，雖然同樣倡導輪迴說，但立於尼采那種迴歸永劫的先驅地位。維柯基於一知半解的知識，稱揚日本人是尚武的民族，他說：「日本人就像迦太基戰役中的羅馬人，禮讚英雄的人性，武事勇猛，具有拉丁語似的語言。」本多欣然讀到過這一節。
維柯用迴歸的觀念解釋歷史。就是說，各種文明都是以較之最初「感覺的野蠻」更加惡劣的「反省的野蠻」為其終結的。前者意味著高潔的未開化性；後者意味著卑劣狡猾、奸佞譎詐。這種有毒的「反省的野蠻」「文明的野蠻」，在幾個世紀的過程中，又不能不受到新的「感覺的野蠻」的入侵而走向衰亡……本多似乎在不長的日本現代史上，也如實看到了這種情形。
維柯相信天主教神支配一切的教義，但他吐露如下一個不可知論者的言說時，似乎又極為接近「業感緣起論」。
「神與被造物是個別的實體，而且存在理由和本質為實體所固有，因而被創造的實體，即便在本質方面，也與神的實體各異。」
如果將這種作為實體的被造物看作是「法」與「我」，將存在理由看作是「業」，那麼，要成為別一時空的神的實體，只能靠「解脫」。
維柯在他的神學理論中倡導說，神的創造「內面地」轉化為被創造的物體，「外部地」轉化為事實，因此，世界是在時間中創造的。他認為，作為神的反映、思念無限和永恆的人的精神，不受肉體限制，因此也不受時間限制，所以是不死的。至於無限者如何墮入有限的事物中，他卻委棄於不可知論，不願涉及。然而，輪迴轉生說的睿智正表現於此。
細思之，印度哲學一味依賴不排除幻想和夢的不屈的認識力，最終竟然能同不可知論無緣，實在令人吃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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