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七月底，孫仁之接到一封信，信上寫，「孫仁之同志收」，收信地址是對的，寄信方面只有兩個字，「本市」。孫仁之從傳達室拿了信，本來想拆開看，但是碰上一個人，聊了聊，又看了一會兒吵架，回到辦公室，才想起兜兒裡的信，於是先沏了茶，喝了一口，發現報上有條訊息挺有意思，慢慢看完，才拿了剪刀拆信。孫仁之活到一九六六年，並沒有什麼複雜的經歷，連情人也沒有過，偶然看驚險情節的電影，例如美蔣特務把定時炸彈撥在國慶節上午十點整，銀幕上公安人員滿臉是汗，音樂的不和諧音強到不能再強，終於沒有爆炸，孫仁之也會舒出一口氣。從電影有出來，孫仁之總是到小飯館兒吃點從西，看看來來去去的人，就回家了。
孫仁之沒有拆開信前先對光看看信紙的位置的習慣，因此剪壞過一兩封信，也無所謂，字可以讀，而且孫仁之不留信，所以剪壞了就剪壞了。
孫仁之剪開信封，抽出信紙，開啟，是一
張白紙，翻過來，也沒有字，斜起眉毛想了一想，就把信紙放回信封，把信封丟到廢紙簍裡，接著再看報上的其他訊息。孫仁之沒有將事情奇怪到半分鐘以上的習慣。
下班了，孫仁之回家去，吃了一盤菜，兩碗飯，猶豫了一下喝水還是喝茶，暖壺裡只有溫水，於是沒有泡茶，喝了半碗水。到院子裡和鄰居聊了一會兒天兒，回到屋裡躺在床上，慢慢就睡著了。半夜醒來，開啟被子，脫了鞋襪，重新躺好，規規矩矩睡到天亮。第二天起來以後，就上班去了。
孫仁之正看報的時候，保衛科來了一個人，叫孫仁之到保衛科去。孫仁之補了一口茶，就隨保衛科的人到保衛科去了。
保衛科的人叫孫仁之坐下來，問，昨天誰給你來的信？孫仁之沒有來過保衛科，正看牆壁上的表格，聽到問，轉過臉來，說，沒有人給我來信呀！
保衛科的人在紙上記了點什麼，從抽屜裡拿出一張紙，放到孫仁之的面前，問，這是誰給你來的信？孫仁之看了一下，是一張白紙，問，這是什麼？保衛科的人將白紙收回去，說，叫你來，不是讓你問我這是什麼，政策你是知道的，坦白從寬。
孫仁之突然想起來昨天收到過一張白紙的信，就問，這張紙是那封信嗎？保衛科的人的表情很難捉摸，說，看來你知道這是什麼。說完之後，保衛科的人就只用手指敲桌子。
孫仁之突然明白事情有點像電影，自己接到密碼信，關好窗子，關窗子之前，還探察了一下窗外。之後，開啟燈，燈上罩著紙。拿來一盆水，把白紙浸到水裡，紙上就慢慢顯出字來。任務很具體也很模糊，炸橋，殺人，到某處接某人，某人或是空降或是坐在某處用報紙遮住臉，暗號是，例如同志借個火兒。報紙慢慢放下了，但帽簷兒還是遮著眼睛，鏡頭推近，終於可以看出是哪個名演員，王心剛，於洋，等等，或者反派，又名的反派演員也很多，答出暗號，都是那種緊張的平常話。
孫仁之關於緊張的經驗全部來自電影，當他開口回答之前，紙上顯現的字是黑的，因為彩色電影裡不再拍密碼信了。孫仁之說，我沒有打水。保衛科的人徵了一下。
孫仁之說的我沒有打水，在文化大革命成了單位裡的一句笑話。孫仁之向各種審問他的人解釋過，保衛科，造反派，各種造反派，文革後的保衛科。結果是一九七七年平反，將他檔案裡的那張白紙還給他。
事情很簡單，辦公室的同事拿了廢紙簍裡的紙上廁所，發現寫著孫仁之同志收的信封裡是一張白紙，於是連屁股也沒擦，就到保衛科去了。
後來孫仁之把那張紙燙平，用一個鏡框裝了起來，掛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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