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王》《樹王》《孩子王》，念起來有節奏，不過以寫作期來講，是《樹王》《棋王》《孩子王》這樣一個順序。
《樹王》寫在七十年代初，之前是《遍地風流》系列，雖然在學生腔和文藝腔上比《遍地風流》有收斂，但滿嘴的宇宙、世界，口氣還是矯。當時給一個叫俞康寧的朋友看，記得他看完後苦笑笑，隨即避開小說，逼我討論莫札特的第五號小提琴協奏曲的慢板樂章中提琴部分的分句，當時他已經將三個樂章的提琴部分全部練完，總覺得第二樂章有不對勁的地方。我說第二樂章的提琴部分好像是小孩子，屬撒嬌式的抒情。這一瞬間，我倒明白了《樹王》不對勁的地方。俞康寧後來患腎炎，從雲南坐火車回北京，到站後腿腫得褲子脫不下來，再後來病退回北京，在水利部門做拍攝災情的工作。我後來想到我們在鄉下茅草房裡討論莫札特，莫札特真是又遠又近，但無疑很奢侈。幸虧藝術就是奢侈，可供我們在那樣一個環境裡揮霍。
一九九二年，我到義大利北部山區去見奧米先生。奧米先生是義大利電影導演，我在紐約看過他的經典之作《木鞋樹》，深為折服。奧米先生提出拍《樹王》，說叫我來導，我不知道怎樣拒絕。《樹王》怎麼可以再提起呢？它是我創作經驗上的一塊心病，後來又是我發表經驗上的一個心病。《棋王》發表後，約稿緊促，就把《樹王》遞出了，窘的當然是我自己。
《樹王》之後是《棋王》的階段。大概是《棋王》裡有些角色的陳詞濫調吧，後來不少批評者將我的小說引向道家。其實道家解決不了小說的問題，不過寫小說倒有點像儒家。做藝術者有點像儒家，儒家重具體關係，藝術要解決的也是具體關係。若是，用儒家寫道家，則恐怕兩家都不高興吧？
《孩子王》是我自認成熟期的一個短篇，寫得很快，快得好像是在抄書。小說寫到這種狀態，容易漸漸流於油滑。寫過幾篇之後，感到像習草書，久寫筆下開始難收，要習漢碑來約束。這也是我翻檢我的小說之後，覺得三個時期各有一篇，足夠了。其他的，重複了，不應該再發，有些篇，例如有一篇講近視眼的，連我自己再看過之後都生厭惡之心，有何資格去麻煩讀者？
我開始寫小說的時候，正是當代中國的出版的黑暗時期，所以從習作開始，就沒有養成為發表而寫作的良好習慣，此先天不足，從八十年代中直到現在，一直困擾我。
此次重新出版舊作，新在恢復了《孩子王》在《人民文學》發表時被刪去的部分，這多虧楊葵先生要到手抄件，不過《樹王》的手抄件已被《中國作家》清理掉了。現在想起來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國有那麼多的文學刊物每月發那麼多的小說，真是不祥，一個文學刊物，實在要清理一下倉庫。現在就正常多了，小說的發表量和小說的閱讀人口，比例適中。
阿城一九九八年年底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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