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我和安弟約會的時候，我們經常約在teafortwo。teafortwo在十八街上，靠近第八大道，當年是曼哈頓上雀喜區（chelsea）十分走紅的一家「歡樂吧」。酒吧不算大，可是後面卻連著個小餐廳，餐廳名曰：fairyland。酒吧和餐廳其實都經過大偉和東尼一番精心設計，是下過真功夫的。東尼自己掌管fairyland，大小事務一把抓，連餐桌上每天的鮮花也由他親自挑選。每張餐桌上的小水晶瓶裡都插著一莖玫瑰花，從殷紅、豔紅、粉紅到嬌黃、嫩白，每朵顏色各異，配著同色的蠟燭，燭光花朵交相輝映，這樣才夠羅曼蒂克——東尼如是說。的確，fairyland一週七天天天滿座，排隊都要排上個把小時，但一些「歡樂男」、「歡樂女」開始幽會總喜歡約在這裡。由於東尼本人是華人，引來不少亞裔的「歡樂族」，日裔、韓裔、泰國幫、菲律賓幫都有。當然，也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歡樂炎黃子孫。因此，幽會的情侶，東西配特別多。東尼說teafortwo是「東方遇見西方」的最佳歡樂地。
東尼經營餐廳，的確有他一套，規格甚高。他本人每天穿戴得整整齊齊，緞子翻領的黑西裝，漿得筆挺的白襯衫領上繫著一隻酒紅的蝴蝶結。西裝左上方口袋插著一片同樣紅豔豔的絲手巾，絲巾疊成山字形，貼在胸上。一雙尖頭黑皮鞋，擦得光可鑑人。東尼最多不過五尺五六，屬於五短身材，全身圓滾滾，從頭圓到腳。他有一雙烏溜溜大大的圓眼睛，一球蒜頭鼻，一撮圓圓的小嘴，一疊厚厚的雙下巴，在他那張圓圈似的胖臉下端多添出一道半弧來。最醒目的是他身後翹起的那張曲線飽滿的圓屁股，把他外套的後襬高高撐起。東尼喜歡笑，一笑就呵呵地笑個不停，可是往往笑到一半，突然覺得不好意思了，便趕快用他那隻肥嘟嘟的手把嘴巴掩蓋起來。那時東尼大概已經五十大幾了，但他捂住嘴眨巴著一雙大眼睛時，卻像個稚氣未退的老頑童。這跟他的髮型也有關係，他剪了一頭寸把長的短髮，因為他的頭髮特別柔軟，乖乖地覆蓋著頭頂，前額卻一刀齊，好像罩著頂瓜皮帽，透著幾分調皮。
東尼算得上是個中型胖子，可是我從來沒見過哪個胖子像東尼那樣胖得乾淨利落。他周旋在十幾張餐桌間，腳不沾地似的來回穿梭，把他手下幾個侍者珍珠、百合、仔仔指揮得團團轉。幾個侍者也是一律黑白打扮，跟東尼一樣都繫著紅蝴蝶領花，領班和扈從配合得節奏分明。珍珠和百合是一對形影不離的「歡樂女」。珍珠是在唐人街長大的，是個黑裡俏的台山妹，我們都把她叫做「黑珍珠」。珍珠雖然小巧玲瓏，但企臺一加一，手快腳快，一人抵二人用，是東尼最得力的助手，東尼逢人便介紹珍珠是他的寶貝女。珍珠說，她一共有三個爹爹，大偉是她的「大爹爹」，東尼是她的「胖爹爹」，而她自己那個台山廚子爹卻不認她了，他逼她嫁人，她說她早已嫁給了百合。百合是從德州來的，還有一口濃重的南方口音，她剃著個三分頭，牛高馬大，猛一眼倒像個愣小子。她在餐廳裡，埋頭苦幹，什麼粗活一腳踢。teafortwo裡面的紅人其實是仔仔sonny，東尼說仔仔是他的搖錢樹。仔仔是夏威夷來的第三代日裔，本名叫光樹正男，一雙單眼皮的細長眼，泛滿了桃花，有幾分秀媚，是個可人兒。有幾位四五十歲的中年常客便是衝著他來的。這群老山羊喜歡找仔仔胡謅，吃他的豆腐。仔仔精乖，一把嘴甜如蜜，把那群老山羊個個哄得樂陶陶，於是大把大把的小費便落入了他的口袋。那群老山羊都是有來頭的，那座兩百多磅留著一把山羊鬍的大肉山是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的名導演，米開蘭基諾的拿手戲是普契尼的《蝴蝶夫人》，歐美的名歌手他都導過了，他攬住仔仔的腰說：「你才是我最心愛的cho-chosan！」他對仔仔完全著了迷。山羊群裡還有華爾街的股票經理，公園道上的私家牙醫，nyu教東亞史的名教授梅地笙。
東尼的fairyland廣受歡迎並非偶然，他的原則永遠是顧客第一。不過他對我和安弟卻特別偏心，有時週末等臺的客人名單大長，他會偷偷把我們兩人的名字挪到前頭去，在我們耳邊悄悄說道：「跟我來吧。」他把我們引到餐廳僻靜的一角，然後替我們點上蠟燭，那一桌是嬌黃的蠟燭映著嬌黃的玫瑰花。東尼由衷地疼愛安弟，他擰擰安弟的腮說道：「乖乖，你想喝點什麼？胖爹爹請你，給你們這對卿卿鳥來杯‘彩虹酒’吧！」珍珠端來的兩杯「彩虹酒」有七層不同的彩色，上面燃著兩朵蔭藍的火焰。我跟安弟互相舉杯對飲的時候，那對鬱金香形細長的高腳酒杯還是溫溫的。東尼設計的選單也是東西配：前菜有法式焗蝸牛，也有日本「沙西米」。主菜有中式牛柳！也有雙人共進的chateaubriand，這道是他們的名菜，牛肉嫩得入口即化。我和安弟的週年慶祝，點的就是這道菜，兩個人你一刀、我一刀切著分來吃。東尼本人廚藝高超，而且有國際視野，他親手調變的法式甜點蘇飛蛋奶酥，第一流。
我們在燭光下慢慢品酒，細細傾訴，吃完甜點總要近十一點了，這時前面的酒吧剛剛才開始活躍起來。我和安弟搶先佔到酒吧鋼琴邊的座位，聽大偉自彈自唱《飛我上月球》、《暗夜裡的陌生人》、《無法習慣失去你》這些在紐約「歡樂吧」裡經常演唱歷久不衰的流行老歌。大偉自誇歌喉比愛迪威·廉斯還要有磁性，大偉的聲音雖然有點沙啞，但是每首歌都唱得十分動情，很能揪住人心。大偉留著兩撇騷鬍子，一頭鐵灰的長髮刷得波浪起伏，他身高六尺，五十開外的人身材還保持得挺拔修長，穿上他那件天鵝絨墨綠外套，頸上繫著一條銀灰色的絲領巾，一副風流自賞的模樣。有人說他像《亂世佳人》裡的克拉克·蓋博，大偉也自認如此，不過他說蓋博的戲演得並不怎麼樣，臉上似笑非笑只有一個表情，他要去演戲，就會比蓋博高明得多。據說大偉念大學時曾經在百老匯的歌舞劇《南太平洋》裡撈到一個龍套角色，只演了幾天，就被他那個開古董店的猶太老爸押回哥倫比亞唸書去了。要不然，他早就成為百老匯一顆熠熠紅星了，大偉一直這樣認為。說到這裡，他便會引吭高歌一曲《南太平洋》的主題歌《某個奇妙的晚上》，於是我們大家都拍手喝起彩來捧他的場。大偉一看見安弟便直擠媚眼，笑得一臉開了花，專門為安弟唱一曲《我把心留給了舊金山》，因為安弟是在舊金山出生的。大偉喜愛安弟，也就是說他喜愛所有漂亮的男孩。
teafortwo酒吧的裝飾一律古香古色，四周的牆壁都鑲上了沉厚的桃花心木，一面壁上掛滿了百老匯歌舞劇的劇照：《畫舫》、《花鼓歌》、好幾個版本的《南太平洋》，另一面卻懸著好萊塢早期電影明星的放大黑白照，中間最大那張是「歡樂女皇」嘉寶的玉照，一雙半睡半醒的眼睛，冷冷地俯視著吧裡的芸芸眾生。酒吧中央那張吧檯也是有講究的，吧檯呈心形，沿著臺邊鑲了一圈古銅鏤著極細緻的花紋。於是歡樂客便圍著那顆心坐滿一圍，每人一杯在手，眼波相勾，互相瞄來瞄去，可以瞄個整晚。只是忙壞了兩個酒保，站在吧檯後面的調酒師金諾是在小義大利城長大的，年輕時當選過健美先生，還上過《身材》雜誌的封面。嚴冬十二月，他在吧裡也只穿著一件箍得一身緊繃紫紅色的t恤，胸上背上的肌肉東一塊西一塊地奮起，好像隨時都會把他那件過緊的t恤爆似的。這個大壯漢周身放射著男人氣，是teafortwo的雄性中心，他調酒時也好像在作秀一般，一隻肌肉虯結的壯臂倏地將玻璃調酒器高高舉起，稀里嘩啦一陣碎冰地篩搖，各色雞尾酒便搖了出來，然後十分瀟灑利落地往酒杯裡一傾，滴酒不漏。跑堂的酒保費南度是個菲律賓小壯漢，小費那張棕色發亮的圓臉上永遠掛著一團笑容，而且還有兩個小酒窩。他和金諾也是一對東西配，跟金諾一樣冬天也穿著一件緊繃繃的t恤。越戰期間，金諾的軍隊駐紮在菲律賓克拉克空軍基地，小費是美軍僱用的廚子。戰後金諾千方百計把小費弄到美國來，兩個人天天到健身房去練肌肉。
teafortwo沒有迪斯科，也從不放硬搖滾，到了週末人多，中間幾張桌椅一撤，便是一個小舞池，可以跳得下七八對，都是貼面舞，最多插幾曲拉丁的恰恰和倫巴。因此，teafortwo整間酒吧都洋溢著一股老紐約的懷舊氣氛，比起格林威治村那些狂野的「歡樂吧」來，多了幾分雅馴和溫柔——連所有的燈飾都是暗金色的。到teafortwo的「歡樂族」，尋找羅曼史多於一夜情。但teafortwo也有令大家呼叫歡騰的時分，那就是週末晚大偉和東尼兩人客串的歌舞表演。大偉和東尼都換了一色舞裝，黑白條子的上身外套，絳紅的緊身褲，頭上戴著頂高禮帽，兩人都穿上了踢躂舞鞋。兩人站在一起，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齊脫了帽子向觀眾一鞠躬，便載歌載舞起來，表演了一段五〇年代老電影teafortwo中桃樂絲·黛和戈登·麥克瑞合跳的踢躂舞來。兩人在那小舞池裡，踢踢躂躂，進退如儀，忽兒同時向左轉，忽兒同時向右轉，一齊甩手，一齊翹屁股，節拍分秒不差，好像兩人在一起練過一輩子的舞，已經達到百分之百的默契，簡直有點百老匯的味道了。於是我們都圍在舞池周邊，鼓掌的鼓掌，喝彩的喝彩，大家異口同聲合唱起teafortwo來：
teafortwo
andtwofortea
justmeforyou
andyouforme
alone——
那是七〇年代末八〇年代初紐約的「歡樂年代」最關鍵的時刻，也是我一生中感到最幸福最美滿的剎那，我有安弟依偎在我身邊，我摟住他的肩，我們手中都擎著一杯甜沁沁的「彩虹酒」。
我是在teafortwo邂逅安弟的，那是個四月天的春夜，紐約的天氣剛剛轉暖，我們兩人在teafortwo裡恰巧坐在酒吧檯那顆心的尖端。安弟穿了一件蘋果綠的薄毛衣，配著件杏黃色軟領襯衫，他那年只有十九歲，他是那樣地青春，那樣地俊美，我情不自禁地一直凝睇著他，看得他不好意思了，對我羞澀的笑道：「我叫安弟。」他是用標準的中文講的，那一刻，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
安弟是個中美混血兒，他有西方人的英挺和東方人的蘊秀。他那一頭豐盛柔軟的黑髮是顯性的東方，一雙眼角上挑的明眸是古典中國式，可是他的鼻樑高挺，輪廓分明，白皙的皮膚是那樣地潔淨——安弟是個東西合璧的美少年。而他的性格又是如此溫柔可親，是個心地善良的好孩子，難怪teafortwo裡面的人都疼愛他。
安弟叫我羅大哥，他說他很高興終於找到了一位中國哥哥。安弟的父親是到臺灣學中文的留學生，追上一位比他大五歲語言中心教中文的老師，兩人結婚後回到舊金山，安弟父親繼續在史丹佛念博士，他母親卻在舊金山州立大學覓得一份教中文的教職，賺錢貼補家用，安弟就是在舊金山出生的。博士唸完，他父親把他母親拋棄掉，兒子也不要了。他母親只得又嫁了一位老教授，是個脾氣古怪的英國人，在紐約愛因斯坦醫學院教遺傳學，養了一屋子的白老鼠。安弟說他受不了家裡的老鼠屎臊，更受不了那個成日喃喃自語的怪僻繼父。上大學安弟便搬出來自己獨立生活了，暑假他便在teafortwo打工賺學費，是東尼得寵的助手，所以他到teafortwo去喝酒，經常是免費的。
安弟在布魯克林的普拉特學院（prattinstitute）學攝影。他說他最大的夢想便是當特約攝影記者，有一天能替《國家地理》雜誌拍攝一個專輯，他希望到中國熱河的承德去拍攝滿清王朝的避暑山莊，他母親一家是旗人而且是清朝貴胄的後裔，他母親的祖母嫁給葉赫那拉氏族，曾經奉召到熱河行宮參見過慈禧太后的，從小他母親便津津樂道講給他聽他母系家族一些近乎神話的傳說軼事，他母親告訴他，他身體裡流著中國人的「藍血」。安弟的確舉止間自然流露出一股秀貴之氣，他是我心中的小王子。
可是安弟對我說，他一直有著身份認同的困擾，大概他幼年時他與他的中國母親便遭到他美國父親的遺棄，所以他覺得他身體裡中國那一半總好像一直在漂泊、在尋覓、在找依歸。我把安弟緊緊摟入懷裡，撫摸著他那一頭柔順的黑髮，在耳邊輕輕說道：「安弟，讓我來照顧你一輩子吧。」那時我在已nyu拿到了企管碩士，並且在大通銀行找到一份待遇相當優厚的差事。我在第三大道上近二十一街處租到一間第十八層的頂層閣樓，閣樓有一個陽臺，站在陽臺上，入夜時，可以看到曼哈頓燦爛的晚景。我與安弟倚在陽臺的鐵欄上，抬頭眺望曼哈頓上空紫色的天穹，等著那一顆一顆星光的閃現。我緊執著安弟的手，心中有一份莫名的感動。安弟是我第一個深深愛戀上的男孩子，那份愛，是用我全部生命填進去的。
我與安弟決定生活在一起，那是在我們交往半年後的事了。安弟搬進我的頂樓公寓，我們打算成立一個家，其實多少也受了大偉和東尼的啟發。大偉和東尼慶祝他們在一起四十週年的那天，也請了我和安弟到他們家去參加他們的紀念「派對」。那天請的都是自己人：珍珠和百合，仔仔帶了他那座大肉山的大都會歌劇導演，他和米開蘭基諾已經同居了，還有那一對壯漢大肌肉金諾小肌肉小費。因為是喜慶，我們大家都送了花去，我和安弟到花店特別訂製了一隻用紅白兩色各樣四十朵康乃馨串紮起來的心形花圈——那是安弟的主意。大偉和東尼果然大樂，大偉一把抱住安弟，在他腮上一連親了幾個響吻，還不肯放手。東尼狠力一把推開他，嗔道：「夠了，夠了，你這隻老山羊，別嚇壞了我的乖乖！」說著便把安弟拖走了，我們都大笑起來。
大偉和東尼的家在「東村」第八街聖馬可廣場附近，是一幢三層樓的褐色磚房，外表古雅，一扇蟠花的鐵門引著一道石階上去。大偉說這是他們家傳下來的老屋了。他一面引導我們大夥參觀他和東尼兩人精心佈置的這個家，一面介紹他祖上頗帶傳奇色彩的家世。大偉的祖父是舊俄時代的猶太人，是聖彼得堡的富商，俄國大革命舉家逃到中國輾轉到上海落腳。大偉父親是個精明強幹的生意人，在上海霞飛路開了一家叫「卡夫卡斯」的高階西餐廳，生意鼎盛，大偉便是在上海出生的。他還會幾句寧波腔的上海話：「慢慢叫，慢慢叫」，是他的寧波保姆教他的。後來日本人打進上海，大偉一家又逃到紐約來，船上帶了幾十箱的中國古董跟傢俱，便在曼哈頓第五大道上開了一家古董店，有個中國名字就叫「霞飛路」，大偉父親大概還一直懷念上海霞飛路他從前那家老餐廳。大偉是獨生子，他父親留下的寶貝，他都繼承了下來。
大偉和東尼家一樓的大客廳是橢圓形的，裡面的陳設跟主人一樣完全是東西配。那一堂兩長兩短高靠背絲絨沙發，寶藍鑲金邊，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但是四張對開的椅子卻是中國酸枝鑲雲煙石的太師椅，兩張沙發後面各豎著一檔高達一丈半的烏木屏風，嵌著碧瑩瑩的翠玉片，一檔是百美圖，另一檔是喜鵲嬉春，雕工極細，人物眉眼分明，花鳥百態儼然。大偉說這對乾隆年間綴玉屏風是他父親留下來的傳家之寶，有人出過嚇人的高價他也不捨得出讓。這一組中西配搭的傢俱，有一種奇特的和諧，就如同客廳其他角落的擺設一般，那些瓶瓶罐罐，一中必有一西，配得成雙成對。大偉指著東尼的背影悄聲跟我們說道：「他是室內設計專家，這些擺設都是他的主意，我改動一下，他整天都不跟我說話呢！」
大偉率領我們上二樓去參觀他們的臥室，東尼卻帶著珍珠百合至廚房準備晚餐去了。大偉和東尼那間睡房也裝扮得十分特別，房間相當大，中間一鋪帝王型的紅木床，床上床下卻堆滿了幾十個枕墊，中國的、印度的、波斯的都有，金線面夾著大紅大綠的花花葉葉，大的有三四尺見方，小的才一個巴掌大。臥房四壁都鑲了鏡子，鏡子上端有聚光燈，映得整間臥房彩色繽紛，好像進到一個童話世界的幻境中一般。大偉指著床上那些枕墊笑道：「東尼睡覺最不守規矩，滿床亂滾，我把床邊塞滿了墊子，免得他滾下床去。」
床頭有一張半月形的桌案，上面擺滿了大大小小鑲了各種鏡框的相片，都是大偉和東尼兩人合照的：兩人騎在大象背上是在泰國照的，頭上戴了花冠，頸上套著花環，連腰上也插滿了大朵大朵的熱帶花，大偉說那是他和東尼兩人一九七五年到大溪地拍的。擺在中間一張放大的黑白照，是個赤身露體十來歲的男孩背影，男孩圓滾滾的屁股翹得高高的，背景是一片湖水，燦爛的陽光把湖水都照亮了。大偉笑眯眯地指著那張照片說，那是東尼在紐約州上面的奇普西參加童子軍露營時，他偷偷替東尼拍下來的。我們都湊近去看，仔仔指著東尼那張圓滾滾的翹屁股驚呼道：
「哇！這張屁屁迷死人哩！」
「這就是我迷戀他四十年的主要原因。」大偉頗自得地嘿嘿笑道。
「你的也不差喲！」
那座肉山導演伸出他那熊掌似的大手在仔仔後面摩挲了一下，摸得仔仔咯咯地騷笑起來。
飯廳在一樓，位於橢圓客廳的一端，隔著一扇卐字雕花的推門，飯廳全是大理石的裝飾，地板、壁爐，連那張長方形的餐桌都是乳白底子漾著赭紅花紋的大理石，溫潤光滑，倒有點像一盆東尼調變的蛋奶酥。餐桌可容十二人，那天桌上擺滿了鮮花，我和安弟送的那圈康乃馨放在桌子正中央，紅白對襯，花心中間立著一柄扇形的銀燭臺，上面插了十二支修長的瑩白蠟燭。
那晚的四十週年紀念晚宴，大偉和東尼把他們家中的寶貨都拿出來待客了，他們收藏了十幾年從法國帶回來的一打一九六五年釀製的名貴紅酒也從箱底翻了出來。東尼為了這餐盛宴足足籌備了一個星期。每一道菜上來，我們都不由得哇地一聲讚美。東尼說那些鵪鶉是他開車到新澤西州一個鵪鶉場上親自挑選的，只只肥嫩，而且是現宰的。那晚那道壓軸大菜奶油鮮菇焗鵪鶉果然不凡，鮮美無比。
珍珠堅持要她的胖爹爹坐下來好好用餐，由她和百合兩人伺候上菜。大偉和東尼都換上了一式半夜藍緞子上衣，黑絲絨的衣襟上各人彆著一朵綠絲帶編織成的康乃馨。壁爐裡燃燒著松香木，熊熊的火光映得兩人的醉顏鮮紅。東尼本來就愛笑，那晚更是呵呵笑得肆無忌憚，也忘了用他那胖手去遮嘴巴了，兩人你一句我一句搶著告訴我們他們湊在一起的故事。
原來東尼也是在上海出世的，他的父親也是個富商，開間大紡織廠，家裡有點洋派，經常上西餐館，是「卡夫卡斯」的常客，所以兩家人原本認識。巧的是，東尼和大偉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大偉只早出生兩個時辰。更巧的是兩人竟出生在同一家醫院，兩家人都選上了當年上海最高階的廣濟醫院，是法國天主教開的。一九四九年共產黨來了，東尼一家先去了香港，後來又來到紐約，兩家再次聯絡上。大偉和東尼上初中時就被家裡送去同一間私立貴族男校，兩人同在一個班上。
「那時班上只有我一箇中國人，常常受欺負，」東尼撕著一隻鵪鶉腿說道，「那群傢伙天天追著我叫我‘中國娃娃’‘胖子胖’，幸虧有他保護我！」東尼將頭在大偉肩上靠了一下。
「我常常為他打架，打得那班小子個個求饒！」大偉舉起拳頭得意洋洋誇口道。
「別忘了你的鼻子也給打歪了的。」東尼乜斜著眼睛瞄了大偉一眼。
「那是我自己跌跤跌的。」大偉支吾道。
「講講你們的‘第一次’吧！」仔仔促狹道，我們都鼓譟起來。
「是你講還是我講？」大偉問東尼。
「你講吧，可是不許胡說八道。」東尼警告道。
大偉說他們兩人上初三那年暑假參加童子軍夏令營，在奇普西的一個湖邊森林裡露營，他和東尼睡在一個帳篷裡，而且睡在一起。
「睡到半夜，我突然感到一團暖呼呼圓滾滾的肉屁股湊了過來——」
「別聽他胡說，」東尼急忙打斷大偉的話，「真相是這樣的：那晚我已經睡著了，突然一隻手伸進我褲子裡亂摸一陣，把我弄醒了。」
大偉繼續興致勃勃地描述他和東尼的「第一次」。他說那晚他和東尼藉故出去小便，爬出帳篷兩人連跑帶跳穿過一片野杉林，飛奔到湖邊去。
「那天晚上月光很亮——」
「沒有月亮，只有星星！」東尼指正大偉。
「星星也很亮，把湖水都照亮了，」大偉不為所動繼續說下去，「我們兩人就在湖邊的草地上，脫得精光——嚄，我敢說，那晚整個湖都在翻騰呢！」
大偉得意忘形地數說著，東尼一雙胖手捂住臉倒不好意思起來。
「我的上帝！」大肌肉金諾情不自禁地驚歎道，他伸出手去捏了一把小肌肉小費的膀子，小費的酒窩笑得更深了。我也暗暗在臺下握了一下安弟的手，安弟望著我會心地微笑。
「我敢打賭，你們兩人那時毛還沒有長齊呢！」仔仔笑著調侃道。
「喂，喂，你們說話文雅些吧，」那座肉山導演故作正經地說道，「我們還有兩位女士在這裡呢！」
珍珠和百合剛剛捧了甜點進來。
「她們兩人見過世面的，不礙事。」大偉攬住珍珠說道。
「大爹爹，你只管說，」珍珠俯下去親了一下大偉的額頭，「你和胖爹爹的羅曼史我們也愛聽的。」
大偉說那整個夏天他和東尼都在狂熱做愛，兩人趁人一不注意就溜出去親嘴打野炮。有時兩人鑽進山洞裡，有時爬進排水溝裡，但是最開心的還是三更半夜兩人偷跑到湖邊，脫得精光跳到湖中去嬉水。那是他們一生最難忘懷的一個夏天，兩個人，同一天，度過了十五歲的生日。
珍珠和百合倆推進來一座兩層大蛋糕，第一層上足足點了四十支五顏六色的小蠟燭。第二層上卻立著一對小人兒，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各戴著一頂高禮帽，穿著黑白條子的上衣，深紅褲子。我們走近去圍著一看，連眉眼都畫得有點像大偉和東尼，大偉的八字須和東尼的雙下巴也描了出來，大家看得都鬨笑起來。珍珠說那兩個小人兒是她用麵粉捏出來的，她在唐人街學過這行手藝，還可以捏出各種小動物來。
大偉和東尼兩人手挽手走到蛋糕面前，倏地向我們一鞠躬，你一句我一句連唱帶做，表演了一齣迷你歌舞劇：《四十年來了又過去》。
大偉：蜜糖，我足足聽了你四十年的打鼾聲，
東尼：甜心，我也足足聞了你四十年的響臭屁。
大偉：我為你洗了四十年的髒廁所，
東尼：別忘了我也替你洗了四十年的髒襪子髒內衣。
大偉：我做了你四十年的私家司機天天載你逛街看戲，
東尼：我也做了你四十年的私人廚子天天給你炒蛋煎魚。
大偉：蜜糖，四十年我哪次忘記送你生日禮？
東尼：甜心，四十年我何曾忘記每晚親一下你的大雞雞！
東尼突然伸一隻胖拳頭一拳打到大偉胸上，恨恨唱道：
有一點，最可恨，老山羊看見漂亮孩子就流口水色迷迷！
大偉趕快摟住東尼的肩膀涎著臉唱道：
可是蜜糖，最後我還不都是乖乖回來擁抱你的胖屁屁！
大偉、東尼（合唱）：四十年來了又過去，為什麼我還跟你廝混在一起？因為我們同年同月同日生，兩人在一起，真有趣。
大偉和東尼還沒演唱完，我們老早笑成了一團。珍珠和百合尖叫起來，百合一把將珍珠抱得離地而起，大肌肉小肌肉兩人用拳頭互相捶來捶去，肉山導演已經喘不過氣來，眼淚直流，仔仔趕緊替他捶背，安弟笑得直往我懷裡鑽。大家笑著笑著不約而同一齊拍手唱起了teafortwo，於是很自然的，大偉和東尼，兩人一齊甩手、一齊翹屁股，跳起他們的踢躂舞來。
我在臺北的父母親本來盼望我在美國一念完書就回去的，父親在臺灣有一家蒸蒸日上的大企業，他鼓勵我念企管就是希望我學成回去幫助他，經過他的調教磨鍊，日後接班，把羅家的事業繼續壯大下去。母親卻另有打算，她經常提醒我：都已經三十出頭了！她在敦化南路三六九巷看中了一層公寓，三房二廳，五十坪，我回去成家住正好。當我告訴父母親我在紐約找到了一份好差事，暫時不會回臺北，當然告訴他們，我遠走美國就是要逃離臺北，逃離臺北那個家，逃離他們替我安排的一切。我根本無法告訴他們，是在紐約，我找到了新生，因為在teafortwo裡，我遇見了安弟。
安弟的母親yvonne葉吟秋女士倒開通得很，安弟搬進我第三大道的閣樓公寓是他母親親自開車替他把行李送過來的。葉吟秋女士是位長相高雅、談吐溫文的婦人，尤其是她那一口京片子，悅耳中聽。安弟雖然只會說一些簡單的中文，但標準的發音卻是從他母親那裡學的。他的中文名字叫葉安弟，也跟著母親姓了。大概生活經過一番風霜的磨礪，yvonne一頭頭髮倒早已花白了，然而她眉眼間的一份貴氣，大概是她正黃旗的老祖宗代代相傳下來的。她臨走時鄭重地把安弟託付給我，也順著安弟叫我羅大哥：
「羅大哥，安弟還是個孩子，不懂事的地方，請您多擔待。」
安弟搬進來與我同住後，我才開始有了「成家」的感受，安弟和我兩人把閣樓公寓佈置成一個溫暖的小窩巢。安弟很有藝術眼光，他替我挑的幾件傢俱，簡單樸素，可是往閣樓裡一擺，不多不少，正好構成一幅視覺舒暢的圖畫。閣樓僅有的一面空牆，懸掛上安弟最得意的一張攝影，那幅影像的尺寸放得很大，幾乎佔滿了一半牆壁。那是安弟在維蒙州拍攝的一幅春景。整幅畫面都是一片耀眼的綠，新生的嫩葉，千千萬萬，向天空舒展，朝日的豔陽，萬道金光，把一頃叢林都點燃了，安弟捕捉到初春晨曦最燦爛的片刻。那幅綠得令人神爽的影像佔據了我閣樓的中央，讓我感到安弟真的闖進我的世界裡來了，而且帶來一身亮綠的青春。我將安弟擁入懷裡時，我可以聞到他身上的少年香。
大偉和東尼知道我和安弟已經定情同居在一起，他們兩人送了一件貴重的賀禮給我們，一套英國雅緻的銀器茶具，而且在兩隻銀盃上刻了l跟y我和安弟的姓氏字母。東尼雙手捂住安弟的面頰，笑道：「乖乖，你和羅兩人也可以來個teafortwo了。」
那年春天，我和安弟兩人，常常在陽臺上喝我們的「雙人茶」。往往在星期日下午，我們把茶几椅子搬到陽臺上去，將那套銀茶具擺出來，安弟和我都喜歡喝奶茶，我們用的是印度大吉嶺紅茶，那有高山茶的一味醇厚。我們樓下隔壁便是一家法國糕餅店，我和安弟坐在陽臺上，手裡擎著那一對銀茶杯，一面喝奶茶，一面品嚐法國糕餅店各色精巧的水果蛋糕。那年曼哈頓開暖得早，我陽臺上那十幾盆齊胸高的「慾望之心」一下子齊都怒放，整個陽臺蓋滿了花朵，那是一種重瓣的杜鵑花，外層雪白，裡層卻託著一顆鮮紅的花心，夕陽斜射在花叢上，好像一大疋白綾上濺滿了殷紅的血點一般。春風撩動著安弟一頭墨濃的黑髮，面對著坐在花叢裡的這個美少年，我心中充滿了憐惜，恨不得將安弟幼年時遭父遺棄所受的委屈統統彌補起來。對安弟，我是在溺愛他。
安弟只有一架二手的日本佳能照相機，配件也是七拼八湊而成的，他那隻三腳架，一隻腳已經不穩了，架起來下面還要墊東西。有一次，我和安弟走過三十二街一家有名的攝影器材行威老必，櫥窗裡陳設著一架德國萊卡公司剛出籠r系列的照相機，高踞在一座銀色的三腳架上，櫥窗裡的汽燈射在上面，真有睥睨群雄的架勢，其他牌子的相機統統黯然失色。我和安弟本來已走過威老必門口，安弟突然折返在櫥窗前停了下來，指著那架萊卡哇地驚叫起來，他將臉抵住櫥窗玻璃看了半天，大概他看清楚那架萊卡的價錢了，回頭向我咋了一下舌，笑道：
「我要打一夏天的工才買得起這個寶貝呢！」
安弟的生日是七月四號，與美國國慶同一天，那是個大生日，那年他二十歲。頭兩天我已替安弟買好了一份禮物，從我辦公的大通廣場轉過去的華爾街上有一家萊卡專賣店，我在那家店裡買了一副r系統最新型的相機，連同全套配件各種鏡頭，外帶一隻非常漂亮醒目的硬殼黑色真皮箱子，可以背在肩上的，一共花了近三千元。我在生日卡上寫道：
我的小王子，希望有一天，你用這架萊卡，把中國的熱河行宮拍攝下來，我相信沒有人比你拍得更好，因為你的祖先曾在那裡風光過。
那天晚上，安弟放了學回來，走進臥房，看到那架嶄新的萊卡高高蹲在銀光閃閃的三角架上，興奮得又叫又跳，抱住我亂說一頓。整晚安弟都在玩弄那隻相機，不肯放手，各種鏡頭試了又試，換一個鏡頭便喃喃自語贊幾句。裝好配件，充好電，他便要我坐在沙發上讓他對準鏡頭，然後按下自動開關，跑過來猴到我身上將我緊緊摟住，咔嚓一下拍了一張兩人摟成一團的雙人照。
從此以後，每天清晨，安弟趕到學校去上早課，出門時，第一件事就是先背上那隻黑得發亮的真皮箱子，然後一隻手提起三腳架，搖搖晃晃便跑上街去，走到轉角處，他總要轉身向上望一下，他知道我一定會站在陽臺上目送他離開，他會朝我擺一擺手，然後又急急忙忙趕著去乘地鐵。他從曼哈頓乘到布魯克林要轉兩路車，有四十多分鐘的行程，所以每天總是他先離開，而我到大通廣場，十二三分鐘便到了。
那年聖誕節，本來我們已經講好邀請安弟的母親到我們家一同過聖誕夜的，因為她那個古怪的遺傳學教授回英國去了。yvonne告訴我們，她會帶只烤好的火雞來，火雞肚膛裡塞著的糯米飯，她說那是安弟最愛吃的玩意兒。葉吟秋女士是天主教徒，我和安弟答應她吃完飯陪她到第五大道的st.patrick大教堂去望午夜彌撒。聖誕節的前兩個星期，安弟的課業即將結束，紐約第一場大雪剛下過，那天安弟出門，穿了一件銀灰色鴨絨裡子的半長大衣，一條長長的絳紅圍巾直拖到背後，他頭上戴了一頂白色的絨線帽，帽頂有團黑絨球，襯得他那張俊秀的面龐更是眉眼分明。他仍舊背上他那隻黑皮箱，一手提著三腳架，興沖沖地跑了出去。我站在陽臺上，看見他左晃右晃踏著街上的雪泥，身後的紅圍巾被風吹得高高飄起，他照例在轉角處回首舉起三腳架向我揮別，銀灰的身影倏地便不見了。陽臺上寒風陣陣，冰冷的空氣直灌入我領口，我一連打了幾個寒噤，趕緊回到屋內。那天我們銀行來了幾個歐洲的大客戶，談完一樁生意已是晚餐時分，我的上司請那幾位歐洲大戶到五十五街的lepavillon去吃法國大餐，我找了一個藉口便趕回家中，那時已近八點，可是安弟還沒有回來。我把通心粉拿出來，預備做一道蛤蜊通心粉，和安弟兩人共進一頓簡單的晚飯。這道義大利菜，我們兩人都愛吃。我先把通心粉煮好，開啟了一罐蛤蜊，將汁倒出來備用，等安弟一回來就下鍋爆蒜來炒蛤蜊。等到九點半，我已經開始心神不寧了，因為安弟是個體貼的孩子，他有事晚歸，一定會先打電話回家，要我不用等他先用晚餐。十點一刻，電話鈴響，我跳起來去接電話，以為一定會是安弟。電話是警察局打來的，警官先問我安弟是不是住在這裡，我說是。他又問我是安弟的什麼人，我脫口道出我是他的監護人。警官告訴我，安弟出事了，他在布魯克林的地鐵站裡遭了搶劫，有人看見一個黑人強盜搶他揹著的皮箱，安弟和那個強盜扭打，被強盜一把推落到鐵軌坑道，給開來的快車撞個正著。
從那一刻起，我的記憶完全陷入了混亂狀態。我在停屍間裡昏厥過去，後腦撞到鐵架上，引起了腦震盪。那一跤跌下去，我從此一蹶不振。一位警官領我去認屍，他指著一團血肉模糊的東西，他說那是安弟。安弟的腦袋被壓扁了，他那頂白絨帽給血染得通紅，腦漿和絨線帽粘攪在一起，他的眼珠子被擠了出來，下巴整個歪掉移了位，露出上下兩排白牙來。他的一雙腿也軋斷了，只剩下一截身軀還能辨識，他那件銀灰的大衣，整塊整塊都是殷紅的血跡。安弟，我那美貌的小王子，瞬間竟變成了一個形狀猙獰恐怖的怪物。
我不知道在醫院裡昏迷了多少天，等我醒過來時，醫生又給我注射大量的鎮靜劑，讓我繼續昏睡，因為我的神志稍微一清醒便會大喊大叫，發了狂一般。他們把我綁在床上，我爬起身時，會用頭亂去撞牆。等到我的瘋狂狀態完全過去，情緒已經穩定下來，醫生才讓我出院，那大概是三個多月以後的事了。醫生要我每個星期回到醫院去做心理治療，而且必須繼續服用鎮靜劑及抗憂鬱藥。是大偉和東尼來接我出院的，住院的那段時間，他們兩人經常來探望我。珍珠、百合、仔仔、金諾、小費好像也來過，不過我已記不清楚了。東尼來得最勤，每次他帶盒他親手做的蛋奶酥來，用叉子餵給我吃，其他的人我差不多都不認識了，只有東尼那隻胖嘟嘟又厚又暖的手撫摸著我的額頭時，我才有感覺。大偉和東尼開車送我回返第三大道我那間閣樓公寓後，兩人同時緊緊擁抱了我一下，東尼在我耳邊輕輕說道：
「到teafortwo來，我請你喝酒。」
「羅，你一定要來，」大偉向我擠了一下眼睛，「我還要唱歌給你聽呢！」
第二天，一大清早，我收拾了一箱衣服，開了我那輛volvo，離開紐約。那一離去，等我再回到這座曾經把我的小王子愛人安弟吞噬掉的惡魔城市，已是五年以後的事了。
那天開車出城，天剛剛發青，我加足馬力，開上華盛頓大橋。我像逃亡一樣，逃離那群鬼影幢幢的摩天大樓。我開上八十號州際公路，直往西奔，頭一天我開了十六個小時，穿過新澤西、穿過賓夕法尼亞、進入俄亥俄，直到我開始打盹，方向盤抓不穩車身開始搖晃我才從公路岔了出去，在一個荒涼的小鎮找到一家汽車旅館，矇頭大睡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我又上路繼續往西奔，開過印第安納、進入伊利諾，經過芝加哥時，我停也沒停，趕緊穿過去，我對於豎滿了高樓的大都會有一種說不出的恐懼。也不知開了多少時候，一直到汽油耗盡，人也累得開不動了，終於在愛荷華州東部一個叫雪松川的小城停了下來。就這樣，我匿藏在愛荷華州，好像一個被通緝的殺人犯般，躲在中西部那片無邊無垠的玉米田中，埋名隱姓，與世隔絕，悄悄地度過了五年。
雪松川是一條水流急湍的河流，穿過城市中心，春天開凍時，流水擠著融化的冰塊，滔滔往下滾去。我在雪松川市的東郊，租了一間小木屋，河的兩岸都是雪松叢林，小木屋便隱藏在密密的森林中。在屋裡，終夜聽得到汩汩的流水聲、森林裡呼號的風聲，有時候，月色清冷，半夜三更突然間破空而來傳過幾聲尖銳刺耳的慘嘯，那是貓頭鷹對月啼叫，我常被這陣慘叫從夢中驚醒，一身冷汗涔涔。頭一年，我什麼事都不能做，因為注意力完全無法集中。我像一個患了失憶症的病人，腦中記憶庫裡的過去紀錄，突然崩裂掉，我與親友完全斷絕了音訊。有時我整日坐在河邊，望著滾滾而去的流水發呆，不知自己是誰，身在何處。有時我開了車子在愛荷華州筆直通天的公路上漫無目的飛馳，一直開到杳無人煙的玉米田裡停下來，看著那輪血紅的夕陽冉冉沉落到那一頃萬畝的玉米叢中。
第二年開春，我銀行裡的積蓄用光了，我在雪松川市政府找到一份會計工作，對我來說這是再也輕鬆不過的差事。雖然薪水少得可笑，但也足夠支撐我在小木屋簡單的生活。雪松川東郊都是捷克人的移民區，以養豬為業，那些樸實憨厚的捷克農夫兩三代還在講著口音古怪的捷克話。我經常到他們農場去買他們自己醃製的臘腸、鹹肉，他們也會做燻豬蹄，只有市價的一半，而且新鮮。我在小木屋的後面開闢出一塊耕植地來，我種過玉米、番茄、包心菜、馬鈴薯、胡蘿蔔。愛荷華州的耕地肥沃，多半是腐葉土，隨便種什麼，長出來都粗粗壯壯的。我也學那些捷克農夫做羅宋湯，煮一大鍋吃幾天。就這樣，我喝著羅宋湯，度過幾輪失去了記憶的寒暑。直到有一次，我常常去買臘腸火腿的一戶農家，那家的老祖母過世了，老婦人生前對我很親切，每次去她都送一長條她親自焙烤的麵包給我夾火腿。她兒子把她一架舊式的收音機送給我做紀念，因為他知道我的木屋裡沒有裝電視，沒有唱機，沒有任何音響裝置。有一晚，我開啟那架老舊的收音機，一家經常播放老歌的電臺，正在播放金嗓子桃樂絲·黛的精選歌曲，突然間，我聽到桃樂絲·黛甜絲絲帶著磁性的歌聲：
teafortwo,
andtwofortea——
我那久已麻痺的神經末梢忽然甦醒張開，眼前浮現出大偉和東尼，兩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帶著頂高帽子，在舞池裡左轉、右轉、甩手、翹屁股，跳著踢躂舞。那一刻，我心中湧現起一股強烈的慾望：我要把我那斷裂的過去銜接起來。
一九八五年聖誕節的前一週，我開著我那輛早已破舊了的volvo，照舊沿著八十號公路，沒晝沒夜，開了四天的車，回到紐約。我在雀喜區找到一家ymca旅館住了進去。那天晚上，我洗好澡，換上乾淨衣服，便步行到第八大道去。我去尋找teafortwo。走到十八街轉角原本是teafortwo的舊址那裡，原來亮黃色的霓虹招牌不見了，卻換上紫巍巍endup兩個大字。我遲疑了一下，推門進去，迎面衝來一流震耳欲聾的硬搖滾，音量之大好像洪水破閘而出，把人都要衝走了似的。裡面的燈光全變了鐳射，隨著音樂忽明忽暗，鐳射燈光像數千把寒光閃閃的利劍在空中亂砍亂劈，令人眼花繚亂。我進去後，隔了好一陣子，眼睛才看得清楚。原來teafortwo「歡樂吧」的佈局全部改裝過，整間酒吧變成了空蕩蕩的一個大舞池，心形的吧檯也被拆掉了，酒吧被擠到一角，只有一道欄杆欄起來，把一個骨瘦如柴長髮披肩的調酒師關在裡面。四面牆上那些老牌明星照統統無影無蹤，幸虧他們把嘉寶的玉照也拆走了，「歡樂女皇」受不了這份嘈雜。牆上換上大幅大幅壯男半裸的畫像，陽具和臀部的部位畫得特別誇大。硬搖滾敲打得如此猛烈，好像虛張聲勢在鎮壓、在掩蓋什麼。舞池子裡只有十來個人，各跳各的，著了魔一般，身不由己地狂扭著。舞客穿著邋遢，鐳射燈把他們身上罩上了一層銀紫的亮光，在轉動的燈光幻影下，好像空中紛紛在飄落齏粉，池子裡都撒滿了玻璃屑。我繞到後面去找fairyland，餐廳已改裝成電視間，牆上一面巨大的螢螢幕正在放映男色春宮，一群赤身露體的漢子交疊在一堆，在拼命重複著同一個動作。半明暗的電視間裡，只有稀稀落落三四個人，仰靠在椅子上，手裡握著一隻啤酒瓶，面無表情地瞪視著螢螢幕上那重複又重複的單調動作。fairyland不見了，teafortwo被銷燬得連半點遺蹟都尋找不到。
「大偉和東尼你認識嗎？」我問那位骨瘦如柴，一頭蓬亂長髮的調酒師，我要了一杯不摻冰的純威士忌，一口便喝掉了半杯，那是我五年來頭一次開酒戒。
「沒聽過他們。」調酒師聳聳肩，臉上有點不耐煩。
「他們從前是teafortwo的老闆。」我大聲對他叫道，搖滾樂幾乎淹沒了我的聲音。
「這裡換過好幾個老闆。」調酒師淡然說道，他又遞了一杯威士忌給我，我掏出五塊錢的小費塞給他，他望了我一眼，臉上木然的表情才稍緩和一些。
「金諾，你聽說過他嗎？從前他也在這裡調酒的。」我又問他，我拼命想把teafortwo的歷史挖掘一些出來，好像要證明它確切存在過。
「金諾？當然，」調酒師說道，「我就是來接他的位置的。」
「金諾現在在哪裡？」我好不容易抓到一根與teafortwo有關的線索，趕緊追問下去。
「他死了，」調酒師一雙深坑的眼睛瞪著我，大概他看見我不肯相信的樣子，又加了一句，「他去年死的，他得了aids。」
那天晚上我在endup喝得酩酊大醉，回到ymca旅館，我倒在房間地板上，放悲聲大慟起來，那是自安弟慘死後，第一次，我哭出了聲音。
第二天是聖誕夜，街上的人都搶著購買最後一些聖誕禮物。我擠進一家高階食品店，買了一瓶波多紅酒，一罐鵝肝醬，黃昏時，摸索著找到了「東村」聖馬可廣場第八街大偉和東尼那個家。大偉開門見著我便大聲驚叫起來，他緊緊摟住我半天不肯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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