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何老師的相識要追溯到1990年，那時我才年小學二年級。我就讀的向陽小學開設了許多課外興趣輔導班，一部分課程的老師是從校外聘請的，何老師便是其中之一。

那個時候我最想參加的是籃球班，可是太胖了，而且名額有限，我努力爭取的結果是被全班同學取笑，無奈之下只好轉投朗誦班。在那裡我第一次看到了何老師——很喜歡開玩笑的一個大姐姐。一向在課堂上挺直了腰板，左手握右手，老老實實背在身後的我，從來沒想過原來在上課的時候可以那麼無拘無束。在學校裡因為遵紀守法而經常受到表揚的衚衕學，也學會調皮搗蛋了，何老師拿我沒有辦法，卻有很“縱容”我。後來她說那是為了讓我解放天性，這是成為一名好演員的第一步。在朗誦輔導班最後一次活動結束後，何老師嚇唬我，說我太皮了，要把我帶去校長室告狀，急得我哇哇大哭，卻樂得她哈哈大笑。她說她在少年宮開設了一個話劇班，如果我參加就不用去校長室了，我想都沒想就答應了。

一個星期後，我與隔壁班的一個女孩兒一起去了少年宮。在路上我問何老師有沒有要帶她去校長室，她完全不知道我在說什麼。從學校到少年宮差不多要走四十分鐘，我那個時候爬六樓都喘得厲害，等見到何老師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我挑了個最近的椅子坐下，拿出墊板肆無忌憚地扇了起來。“這位同學的名字叫胡歌，今天第一次來上課。”直到何老師向大家介紹我的時候，我才注意到所有人都在樂呵呵地看著我。我的臉一下子漲得通紅，低下頭一句話也不敢說了。這是我第一次在何老師的課上表現得那麼害羞，一是因為環境陌生，二是班上的同學都比我大，他們戴的是紅領巾，而我脖子上掛的還是綠領巾。

那天上課的內容是單人無實物小品練習，題目是去醫院探望母親。那些戴著紅領巾的哥哥姐姐個個訓練有素，都演得很好，輪到我的時候都快乾了的衣服又被汗水浸溼了。為了不被抓去校長室，我硬著頭皮上了場。在眾目睽睽之下，我語無倫次地對著空氣說完了準備了很久的臺詞，僵硬地完成了一連串前後不接、毫無邏輯的動作，最終換來了持續不斷的鬨堂大笑。那個時候真想地上有條縫可以鑽進去，不過我想自己那麼胖估計也會被卡住，還是會被大家笑話。

在經歷了那次失敗的表演之後，我很多年都沒去過少年宮，對於校長室的恐懼也隨著季節的轉換而漸漸淡忘了。

五年級的時候上海教育電視臺面向全市招聘“六一”節目的小主持人，何老師是考官，我是考生。那次見面很短暫，我仍然以胖子的姿態出現，不過藝術表現力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我問她還認不認識我，她說，不就是那個被她嚇跑的胡歌嘛。

三年後我們又一次相遇，從那時起，我與何老師的聯絡不再中斷，並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誼。

初二那年，我是學校的文藝骨幹，為了能夠在舞臺上更好地展現新有一代中學生的風采（老師曰），我又回到了少年宮，報名參加了主持人輔導班，由於想要展現風采的同學比較多，我們上課的地點被安排在面積較大的卡拉ok室——也是何老師和她的學生排練話劇的地方。

那天，高昂的學習熱情讓我比上課時間早到了幾分鐘，推門而入看見幾個人正在那裡排練話劇。當我認出何老師的時候她正在向我招手，示意我過去。

似乎某位同學的表演達不到何老師的要求，使排練的進度受到了影響。

“想不想來試試？”

“好啊！”在確定現場沒有當年觀看我表演“探母”的“紅領巾”之後，我爽快地答應了。

試戲很順利，我加入了何老師的話劇團，還認識了好朋友龐雲和孫捷。

我們排的第一臺戲《紅手絹的故事》在當年的上海市第二屆學生藝術節上獲得了一等獎。從那時起，我對錶演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也開始明白“演好戲要先做好人”的道理，我在話劇度過了學生時代最快樂的時光。除了在少年宮排練，我們也是何老師家裡的常客，就在那個時候，我認識了何老師的老公小周叔叔——一個不平凡的男人。

這種不平凡的感覺最早是在何老師關於他的言談中建立起來的，我們知道他是位醫術高超的胸外科大夫，對藝術有非常專業而獨到的鑑賞力，還是一個顧家的好男人。然而很多年後，當我聽他說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我對他的“不平凡”才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我趕到醫院的時候，白布已經蓋到她身上了，醫生給出了死亡的結論。我摸了她的手腕，發現還有脈搏，知道還有救。我叫來醫院各科的大夫想組織搶救，可是沒有人願意配合，因為他們都沒有信心可以把她救活，又怕要承擔責任。我對他們說：‘你們按照我說的做，一切後果我來承擔！’”憑著這份堅不可摧的信念和難以想象的鎮定，他把何老師從死神手裡奪了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