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為你我所共有，那它們就要淘汰，或者近乎淘汰；

如果它們不是謎與謎底，那它們就得淘汰；

倘若不是既近又遠，那它們必定淘汰。

它們像草，哪兒有土有水，就會長起來，

它們是大家共有的空氣，把我們的星球覆蓋。

摹擬惠特曼語氣的，大有人在，也各有千秋，像桑德堡、馬斯特斯、馬雅可夫斯基、聶魯達等，都曾這樣做過。但是，除了確實解不開、讀不懂的《芬尼根的守靈夜》的作者外，誰也沒再去嘗試創造一個多元人物。我再說一遍，惠特曼是生活於一八一九年到一八九二年間的一個普通人，又是那個他想當卻未當成的人，也是我們和將要來到世上的人們中間的每一個人。

惠特曼史詩中的主人公是個三重身份的惠特曼——這是我的一個想法，我這樣設想並不是自不量力地試圖抹殺，或者以某種方式削弱他的作品的神奇之處。恰恰相反，是要昇華它。設計一個雙重、三重，直至無限重身份的人物，只能是真正的天才文學家的雄心；實現這個雄心，是惠特曼成就的偉業，而且至今尚無人企及。在一次咖啡俱樂部關於藝術沿革史的辯論中，人們提到教育、民族、環境等對藝術的影響，而畫家惠斯勒只說了一句：藝術是偶然發生的，這等於承認美學實踐從本質上說是不可解釋的。希伯來人就是這樣想的，他們講神靈天助；古希臘人也這樣想，他們說是文藝女神繆斯使然。

至於說到我的譯文……正如瓦萊裡所說的，誰也沒有比一件成品的製作者本人更深刻地瞭解該成品的欠缺。商業炒作總是宣稱，新的譯者已經把以前那些不稱職的譯者遠遠地拋在了後頭，我可不敢說我的譯文一定就比別人的好。而且我不曾無視它們的存在；我參考了弗朗西斯科·亞歷山大的譯本（基多，一九五六年），而且獲益匪淺。我至今仍覺得他的譯本是最好的，雖然他有時過於直譯了一點，其原因可能是出於尊重原作，也有可能是由於過分依從英–西詞典。

惠特曼的語言是現代語言；要過上數百年才會成為死語言。到了那時，我們就可以對惠特曼的作品自由自在地進行翻譯和再創作了，就像豪雷吉翻譯《法薩利亞》，查普曼、蒲柏和勞倫斯翻譯《奧德賽》那樣。在那一天到來之前，我看唯一的可能就是像我現在這樣，採取一種介於個人的解譯和勉為其難的硬譯之間的譯法。

有件往事令我稍感心安。記得許多年前看過一次《麥克白》的演出，無論是對白的譯文，還是演員的表演和那糊塗亂抹的舞臺，都夠差勁的；儘管如此，當我離開劇場來到大街上時，依然唏噓不已。是莎士比亞打下了基礎；惠特曼也會是這樣的。

惠特曼《草葉集》（選集），博爾赫斯翻譯並作序，華雷斯出版社，一九六九年，布宜諾斯艾利斯

趙士鈺譯

1855年朗費羅發表的四音部揚抑格長篇敘事詩，寫印第安人領袖海華沙一生的英雄業績，是美國文學史上第一部描寫印第安人的史詩。

carlsandburg（1878—1967），美國詩人，小說家，在詩歌創作的形式和風格上都繼承惠特曼的傳統。

edgarleemasters（1869—1950），美國詩人，第一次大戰期間和桑德堡等中西部詩人，繼承惠特曼遺風，反對龐德、託·斯·艾略特等人掀起的歐化詩風。

指愛爾蘭小說家詹姆斯·喬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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