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塔尼斯勞·德爾坎伯是最受人喜愛的一位阿根廷詩人。也許我們並不完全相信他所創造的善談的高喬人的形象，但是大家都會覺得如果能認識一下創造這些高喬人形象的作者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他的作品猶如荷馬時期遊吟詩人的作品一樣，可以離開文字，留在人們的記憶中，給我們帶來歡樂。

我們的這位朋友一八三四年二月七日出生於布宜諾斯艾利斯。他的父親名為埃斯塔尼斯勞·德爾坎伯，陸軍上校，是拉瓦列將軍的參謀長。他像他的老師伊拉里奧·阿斯卡蘇比一樣，追隨統一派的傳統。他經歷過羅薩斯獨裁統治下的悲慘日子，也參加過其後爆發的國內戰爭。我們知道，他參加了布宜諾斯艾利斯戰役、塞佩塔城和帕馮保衛戰後，又參加了拉維裡德戰役。與何塞·埃爾南德斯不同的是，他無須通過翻閱書籍、查詢資料來了解那些人的生活，因為他自己就生活在那些人中間。他穿著整齊的軍服去參加戰鬥，右手貼著軍帽，迎接著呼嘯的子彈。一八六八年，他被阿道弗·阿爾西納任命為省政府的侍衛長官。而格魯薩克卻諷刺他，稱他為冷餐會上的遊吟詩人，好像所有的高喬詩人都是鄉下人似的。一八七○年，他將自己已發表過的作品結整合一本《詩歌集》出版，並由何塞·馬莫爾作序。詩集中的作品並非都是描寫高喬人的，有一些反對拿破崙三世的詩句，雖然寫的是最一般的十行詩，但其中卻不乏西班牙式的情趣：

看吧，如果出現牧羊者，

如果你是牧羊者，

我就會認為我們的羊群

將混淆在一起。

一八八○年，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家裡與世長辭。他的家坐落在拉瓦列街與埃斯梅拉達街的交界處，現在那裡已經變為蘇亞雷斯酒吧了。在他的葬禮上，何塞·埃爾南德斯和圭多·斯帕諾發表了演說。曼努埃爾·穆西卡·萊內斯為他寫了一篇最好的傳記。

一八六六年八月，埃斯塔尼斯勞·德爾坎伯觀看了古諾寫的《浮士德》歌劇的演出，這使他想起該劇在高喬人身上會產生的奇怪的影響。就在那天晚上，他寫下了自己的第一篇詩作。正如人們知道的那樣，這首詩記錄的是兩位高喬人之間的對話，其中一人觀看了《浮士德》的演出，並將劇中的情節形象而又逼真地告訴了他的朋友。盧貢內斯則反對這種寫法，他認為：「高喬人甚至未必能理解劇情，更不可能做到不打瞌睡或不離開劇院而忍受對他們來說最糟糕透頂的音樂。簡直無法想象，一位高喬人竟能自己去欣賞一齣抒情歌劇。」（見《遊吟詩人》，第一百五十七頁）對這類反對意見，我們的回答是：所有的藝術，即使是自然主義派的藝術，都不可能脫離常理，而人們最容易接受的正是作品本身內在的情理。例如，阿納斯塔修斯「喜劇式的幻想」或者馬丁·菲耶羅的長篇自傳體詩。如果按柯爾律治的旨意，我們下決心不再懷疑，那麼，我們就可以看到一首好詩。

有些作品裝作在保衛無法保衛的事——如伊拉斯謨的《愚人頌》，托馬斯·德·昆西的《關於謀殺也是一種藝術》，王爾德的《謊言的衰朽》——實際上是在追求充滿理智的年代。在那種年代，沒有愚昧，沒有謀殺，沒有謊言，以至於如果有人站出來為這些醜陋行為辯護的話，也僅僅是一件有趣的事。相反，當我們處於需要用嚴格的辯證法證明水比口渴更重要，月亮值得所有人欣賞，至少該在臨死前看一次的年代時，我們又會怎麼想呢？我們正生活在這種時代中。二十世紀中期，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為《浮士德》寫序，首先應該為這本書辯護。

據我所知，第一個誹謗他的——原因不必說了——是拉斐爾·埃爾南德斯。他在一八九六年出了一本書，主題出人意料，竟是佩華霍街道的總彙。一九一六年盧貢內斯重開炮火。兩人都指責埃斯塔尼斯勞·德爾坎伯無知和虛偽。認為他的第一首詩歌無法自圓其說。拉斐爾·埃爾南德斯指出：「那匹馬是玫瑰色中帶金黃，而馬的毛色恰恰從未有過這種顏色，找一匹有這種稀有毛色的馬就像是找一隻有三種顏色的貓」；盧貢內斯說道：「任何一位像書裡主人公那樣豪爽的拉丁美洲騎手都不會去騎玫瑰色中帶金黃色的馬，因為那種顏色的馬總是被冷落的，它們只配拉著東西在莊園裡轉悠，或者順從地為孩子當坐騎。」受到譴責的還有下列詩句：

他騎著馬駒

在月光下勒韁停下。

拉斐爾·埃爾南德斯指出，小馬被裝上的不可能是韁繩而只能是口套，而且，勒韁停馬「只會是那些脾氣暴躁的美國佬乾的事，而拉美騎手是絕不會這麼做的」。盧貢內斯對此加以確認並寫道：「沒有一個高喬人會以收韁勒馬的方式來約束他的馬。這不過是那些愛吹牛的美國佬杜撰出來的拉美騎手的形象，因為只有美國佬才會騎著母馬在花園裡轉悠。」（後來，維森特·羅西也是這樣評論《馬丁·菲耶羅》的，並得出了同樣雄辯的結論。）

反對意見如此強烈，怎麼辦？我知道自己沒有資格在這場關於莊園生活的爭論中進行調解，因為我比受到批判的埃斯塔尼斯勞·德爾坎伯更為無知，我幾乎不敢暗示，儘管那些正統派鄙視玫瑰色中帶有金黃色的馬，然而，「一匹金黃的玫瑰色馬」這樣的詩句卻依然令我喜歡。雖然說不清究竟是什麼原因，不知是因為傳統習慣還是因為「玫瑰色」這個詞帶給我們一種特殊的清晰，但是我很清楚，我絕不會接受任何改動。而且，這整首十行詩是一種震撼人心靈的、大膽的文字組合，它並不是對現實的描寫，也不應與現實進行比較，任何試圖那樣做的想法都是徒勞的。

冬去春來，歷史的長河奔騰不息，那些博聞強記之輩關於馬的皮毛顏色的高談闊論逐漸煙消雲散，而永不消失的，甚至也許當我們離開這個世界後依然會陪伴我們的，則是因對幸福和友誼的靜觀而產生的歡樂。這種歡樂既存在於詩歌的字裡行間，又存在於現實的感受之中。而這正是（我這麼認為）詩歌的精髓。許多人都曾讚美過詩人在其作品中對黎明、對平原、對夕陽的描寫，但是我認為，詩歌一旦被搬上舞臺，就會帶上虛假的成分。在舞臺上，令人讚歎的只能是對話以及通過對話而充分表達出來的閃光的友情。

埃斯塔尼斯勞·德爾坎伯：有人說你的作品沒有反映高喬人的心聲，沒有塑造在時間和空間上曾經佔有一席之地的高喬人的形象，但我知道，你的聲音中充滿了友情和勇氣，而這正是過去曾經出現過、如今實際存在著和將來永遠不變的事實。

埃斯塔尼斯勞·德爾坎伯《浮士德》，豪·路·博爾赫斯作序，埃迪科姆出版社，一九六九年，布宜諾斯艾利斯

一九七四年附記

高喬人對舞臺藝術的一竅不通應該不會讓盧貢內斯感到吃驚；在他一九一一年發表的《面孔和麵罩》一文中，我們可以讀到這樣一件事：

在那些年代，波德斯塔兄弟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省裡巡迴演出，專演反映高喬人生活的作品。幾乎在所有的城鎮，第一場戲都是《胡安·莫雷拉》。但是，當他們到聖尼古拉斯時，他們認為先演《黑螞蟻》更好，有必要指出的是「黑螞蟻」在年輕時是當地遠近聞名的馬特雷羅。

在戲開演前，一個身材矮小、上了年紀的人來到（演出的）帳篷內。他的穿著雖然已經破舊，但是卻乾乾淨淨。

「外面都在說，」他說道，「你們當中有人星期天要在舞臺上當著大夥的面宣佈他是‘黑螞蟻’。我要提醒你們，別騙人。因為我就是大夥都認識的‘黑螞蟻’。」

波德斯塔兄弟以自己特有的接人待物的方式，彬彬有禮地接待了他，並想讓他明白，《黑螞蟻》這出戲正是對他傳奇般的形象最真誠的致敬。儘管談完話他們還去了飯店，要了幾杯日內瓦威士忌，但是這一切都是徒勞的。那位先生表現出了絕不退讓的決心。他說還沒有人敢冒犯他，如果有人敢出來說自己是「黑螞蟻」，他知道怎麼教訓他，儘管他年事已高。

最後不得不向事實投降。星期天，到了預告的時間，波德斯塔兄弟事實上演出了《胡安·莫雷拉》。

王銀福譯

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曾為新星出版社1946年出版的《甜海叢書》中的《浮士德》寫過一篇序。但是在這裡他僅僅選用了為埃迪科姆出版社出版的版本所作的序。—原編者注

josémármol（1817—1871），阿根廷詩人，小說家，1851年問世的《阿瑪利亞》是阿根廷第一部長篇小說。

desideriuserasmus（1469—1536），生於荷蘭的人文主義學者，《愚人頌》是他1498年寫於英國劍橋大學的諷刺名作。

原文為法文。

阿根廷早年不服政權管束的遊民、流浪漢以及不逞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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