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三年（一九二八）或四年（一九二九）的秋天，阿蕊頻頻拎著布袋徒步出門，回來時袋中裝滿大大小小、五顏六色的菊花。她把花鋪在緣廊陰乾，就算是大朵的，一旦陰乾也會萎縮。之後她把幹掉的花朵裝進另一個布袋以免香氣散逸，然後繼續摘更多的花陰乾。圭助問她要做什麼。「我要做個菊花枕送給老師。」她說，「聽說枕這樣的枕頭可以長命百歲，陶淵明的詩中好像也提到過。」
她解釋說那個塞滿菊花的枕頭長一尺二寸，枕的時候要疊放在普通枕頭上。（最近，有人告訴我陶淵明並未寫過關於菊枕的詩，倒是《澄懷錄》中有「秋採甘菊花，貯以布囊，作枕用，能清頭目，去邪穢」的記載。）
阿蕊費時多日，仔細做成菊枕，欣喜之餘，詠了幾首關於菊花的俳句。
那三首俳句，至今仍被視為阿蕊的代表作。
然後，阿蕊宣稱要帶著這個枕頭再次前往片瀨，她說寄送無法表達誠意。
深知她一旦說出口就沒有商量餘地的圭助無奈之下只好再次設法籌錢。那時，阿蕊雖有一筆教授俳句的收入，但那當然是杯水車薪。圭助再次向家鄉借錢，兄長不太情願地寄了錢過來。阿蕊小心翼翼地捧著枕頭上京去了。
這次她又在巴城家寄住了十天左右，但失望而歸。經過是這樣的：
阿蕊前往位於片瀨的梅堂草菴面見梅堂，呈上菊枕。梅堂並未如她期待中的那麼高興，只是簡單地道了個謝。站在他的立場，想必是因為還有其他弟子在場，必須顧及為師的尊嚴吧。阿蕊卻大感意外，她覺得自己細心採集了這麼多菊花，厚顏向人借錢千里迢迢從九州送來，這番辛苦卻一點也沒得到梅堂的肯定。再看看四周，也沒有任何人為枕頭說句好話，她滿心不是滋味地從梅堂面前告退。
翌日，在武藏野有一場吟行活動，加上阿蕊在內總共聚集了五十人，可謂熱鬧非凡。
阿蕊本以為梅堂會對自己青睞有加，特地到他面前打招呼，梅堂卻僅點了個頭，又立刻繼續和周遭人閒聊，似乎未把阿蕊放在眼裡。阿蕊再次感到被冷落，這擾亂了她的心情，使她寫不出好句子，公開講評時甚至不好意思報上姓名。成績自然也不理想，這令她更加心慌意亂。
第三天有一場俳句會，也同樣無人理睬她。阿蕊原本暗懷自負，以為只要是與俳句有關的人應該都聽過她的名字，沒想到竟大失所望。她覺得大家的眼神似乎都在嘲笑她這個鄉巴佬。想到這裡，彷彿自己的裝扮也變得粗俗不堪，在其他人面前相形見絀了。
梅堂身邊的弟子，整體而言，不是在社會上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就是家境極為富裕。
阿蕊想起常有人抨擊必須有錢有勢才能在《波斯菊》出人頭地，再想到自己身為鄉下窮教師之妻的卑微身份，羞恥與憤恨更甚，久久激盪於心頭。
毫無疑問，那晚的俳句會她的成績也不好。那天夜裡，阿蕊翻來覆去難以成眠，就這麼鬱悶終夜。翌晨，巴城夫婦問起阿蕊的滿眼血絲，她才吐露出這幾天的憤懣與苦惱。
巴城對阿蕊的自負心之強暗自驚詫，當下先設法勸慰，旋即偷偷打電話到片瀨，拜託梅堂下次如果見到阿蕊務必好好開導，梅堂只是無奈地在電話彼端苦笑。
那天午後，阿蕊又去了片瀨，雖然身旁還有其他人，梅堂還是一看到她就立刻照巴城的請託，客氣地表示：「謝謝你上次送的那個菊枕，我睡得非常舒服。」
阿蕊多日來的不滿與憤懣全因這句話煙消雲散，同時，一股撒嬌般的念頭驟然湧起，她忍不住抱怨道：「老師只關心其他人，一點兒不把我放在心上，害得人家參加吟行和俳句會時都心煩意亂，沒辦法發揮平時的水準。」
一旁的弟子們聽到這話不禁愕然。阿蕊華美的臉龐自然泛起潮紅，更顯得媚態橫生。於是有人私下憤慨地批評阿蕊太不像話，居然企圖用美色籠絡老師。當然，這麼說多少也帶一點嫉妒。
彷彿是想在這種批評上多加幾分火，阿蕊天天都去片瀨報到，還主動在梅堂家下廚做事，或端茶給客人。站在阿蕊的立場，只不過是因為能夠近距離接近梅堂令她喜不自勝，說什麼也無法像客人一樣乾坐著，所以才做了點女人會做的事。但在別人看來實在不成體統。
梅堂也有點束手無策，最後終於對阿蕊說，為了顧及外人的感受，也許她該回九州去了。
從此，阿蕊至死都在不斷叨唸著：「老師就好比天上的月亮，皎潔無瑕，但環繞於月影周遭的蛙群卻呱呱亂叫。」
再不然就是說：「都是老師身邊的人不好，那些人就像皇帝身邊的奸臣。」
阿蕊雖然失望而歸，但她的不滿只針對梅堂身邊的人，她對梅堂本人的尊敬仍絲毫不減，景仰之情甚至與日俱增。
6
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圭助四十五歲，阿蕊四十三歲。
圭助一次也沒收到過調職令，在同一所學校一待就是一二十年。美術老師不可能升任校長或教務主任，他自己也安於做個小教員。
但對阿蕊來說，圭助就是個不求上進的窩囊廢。雖說對他的輕蔑已長達二十年，有時還是會突然升級，莫名其妙地破口大罵。
阿蕊決定在外頭儘量不提起圭助，每當別人問起她丈夫，總會令她渾身難受。
「哎，誰知道他在瞎忙些什麼。」
說完不動聲色地轉移話題，即便別人不識趣地再三追問，她也是嗯嗯啊啊地含糊其辭，弄得對方只好改變話題。
阿蕊常出入當地的名門望族。他們本來就都是《波斯菊》的同好，也都會寫點俳句，因此無人不知阿蕊的名聲。阿蕊要和地方上這些名醫、律師、企業家等知名家庭結識也並非難事。
阿蕊雖已年逾四十，但白皙的膚色和搶眼的五官使得她看起來頂多只有三十四五歲。除了身材稍嫌過高，穿著深咖啡色直條紋和服、外罩錦紗黑徽紋外褂的模樣，還真能惹得中年男人春心蠢動。而批評她過於豔麗的聲浪，使得她依舊不得夫人們的歡心。
此時，阿蕊自己辦的雜誌《春扇》門下已有女弟子十幾人，但多半因對阿蕊過於強勢的個性心生畏懼，逐漸不再上門。其中一名年輕女孩後來在《波斯菊》的雜詠上嶄露頭角，將阿蕊激怒，她怒罵道：「那不是靠你自己的實力，是你父親身為商工會議所領袖的財力發揮了影響力。《波斯菊》那種地方本就具有這種策略性，所以你可別得意。」女孩從此與阿蕊斷絕來往。阿蕊的妒意，和她因自己不過是教師之妻的自卑與焦躁也脫不了關係。
不過，《春扇》雖然只出了兩期就宣告停刊，卻留下許多阿蕊的傑作。她的俳句帶有強烈的浪漫氣息，深入人心。以她的個性，比起客觀地描寫一草一木，似乎還是寄託奔放詩情的主觀詩句更優秀。
她自己也曾吐露：「梅堂老師雖再三強調生句，但其實他的主觀句更加有意思。」由此可窺見她的真正想法。但她儘量壓抑這種念頭，一直提醒自己保持客觀。對阿蕊來說，梅堂就是絕對權威，他的教誨就是聖旨。
當時梅堂門下也有人無法滿足那種「味如嚼沙的寫生俳句」，轉而投入主觀句的懷抱。阿蕊雖受那種主張吸引，但在弟子面前，還是表示「寫俳句時不該把個人心情放第一，應該虛心地歌詠自然」，並罵那些離開梅堂的人是忘恩負義之徒。
阿蕊為了寫生，興致來時哪兒都去，只要心血來潮，恨不得立刻動身。圭助從學校回來時家門常鎖著，開門進去一看，桌上只留下一張紙條交代去處，就這麼兩三晚不回家也是常事。
阿蕊最愛去英彥山，山高一千二百米，是北九州最高的山，古時曾是修道者的靈場。參天古杉遍山，連白晝也陰森漆黑。阿蕊有時會找間旅館投宿，在山裡連走上兩三天。
一次，某位熟識的二料展畫家來此山速寫，在山中巧遇阿蕊。只見從崖角驟然現身的阿蕊披頭散髮，面無血色，兩眼像中邪似的發射出異光，手持龍膽花的姿態散發出一股妖氣。畫家臉色大變，當場逃回旅館。這是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左右的事。
從這時起，阿蕊的精神逐漸無法負荷，開始不大對勁。評者曰：「昭和八年及九年是阿蕊女史的詩魂飛躍至最高峰的時期，到了昭和十年，開始逐漸衰微，創作數量也驟減，同時作品明顯欠缺神采。」
此後，阿蕊屢次投稿《波斯菊》，但都沒有再獲錄用。
她的臉色一日比一日憔悴，越焦慮越寫不出佳句。
「都是老師身邊的那些人不好，是那些人嫉妒我，所以刻意阻撓，我要去見老師。」她說。
她本就不聽圭助勸阻，在那種狀態下更不可能聽從。
她一到東京先去了巴城家，巴城夫婦看到阿蕊的模樣大為驚愕，勸了半天才把她勸回九州。
7
阿蕊幾乎天天寫信給梅堂。
她在信上寫道：
老師，我好想更親近老師，身為弟子的我想投入老師的懷抱，受到老師的寵愛。
也曾寫：
老師雖然溫柔，但也很冷酷。我寂寞得不知如何是好，一想到那些隨侍在老師身邊的人，可以恣意享受老師的鐘愛，我就悲從中來。老師，請您千萬不要拋下我。
還寫道：
老師，請您原諒我的任性，可為什麼您就是不肯刊載我的俳句呢？如果說有什麼缺點，請您儘管指出。拜託，我敬候您的賜教。
可梅堂卻難得回信。
阿蕊每天時間一到就站在門口，但郵差總是過門不入。郵差那若無其事揚長而去的模樣，彷彿梅堂不肯搭理的冷漠寡情，令阿蕊恨得直咬牙。
俳句依舊沒有入選，日夜懊惱令她形幹影枯。家中不時響起阿蕊的叫聲與哭聲，嚇得訪客在門口倉皇而歸。
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梅堂啟程遊歷海外。他搭的是箱根丸號客輪，途中暫停門司港。
阿蕊為了見梅堂，帶著花束前往門司港。當時的汽船不會駛進碼頭，而是停泊在海上。阿蕊便租了一艘小舟上箱根丸。梅堂位於頭等艙的房間擠滿了人進不去，阿蕊只好託人向梅堂通報，但梅堂不知是否在忙，只派了一個代表現身。此人從阿蕊手中接過花束，說了聲：「謝謝您，我會轉告老師的。」然後就把花隨手往旁邊一擱。此人也許覺得就算現在拿進房間，裡面也是擠滿了人，不如晚一點再拿進去。但阿蕊卻不這麼想。本來就因見不到梅堂煩躁不安的她，當下勃然大怒，一把搶過花束，把花扯得七零八落的扔在甲板上。破碎的花隨著二月的冷冽海風飄散。
阿蕊下了船，踏上門司陸地，激動的心情使她一時不甘離去。這時，她看見一艘小汽艇駛離箱根丸朝這邊開來。上面載著梅堂一行人、其他船客及送行的人，他們要一起前往可眺望海峽的和布刈岬吟行。從遠處目擊到這一行人走過棧橋上了岸，隨後鑽進轎車的身影，阿蕊不禁急忙跑了過去，但梅堂和其他人都已上了車。
「老師，老師，請帶我一起去。」
阿蕊雙腳正想踩上轎車的踏板，車門卻砰地一聲關上。她只瞥到絕塵而去的車內中央，凜然正坐著六十多歲的梅堂。阿蕊放聲大哭。
即便如此，阿蕊還是認為等梅堂歸來一切就會好轉。梅堂在歐洲各地遊歷數月，於六月返抵橫濱。
然而，阿蕊等到的，是被從《波斯菊》同人名單上除名。
據她的年譜所寫，就在這一年，她「對創作斷念」。
此後阿蕊依舊頻頻寫信給梅堂，據說數目總計高達兩百數十封。越到末期越失常，文章前言不對後語，不知所以然，或哀訴或憤慨。有時發電報取消剛寄出去的信；有時彷彿回到從前；有時整個人支離破碎。生活中的阿蕊也幾近瘋狂，不是叨唸著什麼如意輪觀音如何、觀自在菩薩又如何，就是咕嚕咕嚕地磨著墨，或者把紙揉得亂七八糟。失常的狀態逐漸廣為人知。
阿蕊在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六）被圭助送進某家精神病院。起先，她還會說「必須創作俳句」，吵著要出院。但後來，終日只見她一個人喃喃自語。
某日，圭助去看她，她非常高興。
「我替你做了菊枕。」
阿蕊說著遞上布囊。當時是夏天，圭助奇怪怎麼會有菊花，開啟布囊一看，只見裡面塞滿了凋謝的牽牛花。原來是護士小姐拗不過阿蕊替她摘來的。
圭助的淚水奪眶而出，他暗忖妻子是否在瘋了之後才終於回到了他的懷抱。
阿蕊於昭和二十一年（一九四八）死於醫院，享年五十七歲。
據《看護日誌》記載，她連日「自言獨笑」，不知讓她這麼開心的是什麼樣的幻覺。
首次刊載於《文藝春秋》·昭和二十八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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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悅（soetsuyanagi，1889-1961﹚，日本著名民藝理論家、美學家，被譽為「民藝之父」，參與創刊《白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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