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我服務於英國情報局期間根據親身經歷所寫的，因為想把它寫成小說的形式，便重新編排了事件的順序。有很多小說都採用一種寫作方法，即在故事開始之前，先敘述一大串無關緊要的事件，冗長而累贅，使人望而生畏，尚未交代清楚就把故事無聲無息地敷衍過去，等到情節進入意趣橫生的階段時，又突然製造一些莫須有的懸疑氣氛，而結局又往往和問題核心扯不上關係，缺乏高潮，本意盡失。小說落得如此下場，其戲劇效果也就相形低落了。
不過現在，能使這種小說形式成為正統典型的作家已出現了。人生舞臺上的故事瞬息萬變，是由毫無牽連的片段組織而成的，小說也應當循著模仿人生的這個方向去探索——他們是這樣說的。在現實生活中，事件本身並無一定的脈絡可尋，而是會在漫無邊際的時空裡向前推進，所以故事的情節自然只有遵照這種啟示發展。因為現實事態永遠不會產生高潮，如果有人在小說中製作高潮，那便是憑空捏造假象，會破壞小說的情調，他們勢必會對此予以批評。因此，當一個作家立意使讀者吃驚而創作滑稽的文句，或運用出人意表的手法時，他們就疾之如仇了，是故每當故事劇情邁進提高戲劇效果的方向時，他們就儘量拿出全部力量去迴避，有時題材的選擇也不得法，通常都是由讀者自己判斷故事的意義，有時則只描寫人物，至於其他的就讓讀者隨便去臆測了。換言之，他們提供食材，然後由食客自己去烹調、自己去品嚐。
這也算是一種寫作的技巧，到目前為止，運用這種技巧所產生的偉大小說也並非沒有，契訶夫即是掌握這種寫作技巧最出類拔萃的作家。然而，這種手法畢竟更適用於短篇小說而非長篇小說。短篇小說中，單單描述環境及氣氛就要花上五六頁篇幅，而這些描述還得具有能引起讀者注意力的因素，但若要在長篇裡這樣寫上五六十頁的話，就非有可支撐情節的骨幹不可了。所謂骨幹也即結構，其特徵是無論如何不能加以忽視的，劇情的發端、經過、結局佔著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而結構本身應當力求井然有序：先描述一連串的事件，雖然該事件的原因並不足道，但由於原因而導致的結果卻不可輕易忽視，然後該結果還會演變成其餘事件的原因，故事這樣發展下去，直窮究至讀者意領神會為止。當讀者真正覺得滿意時，即已達到戲劇的特殊效果了。故事的創作必須使情節自某一點開始就無可避免地追蹤至另一點為止，決不能鬆懈隨便，任憑它飄浮不定、散逸無蹤。從提示部分發展到高潮，應是一條粗而有力的曲線，若用圖解，則為一個半圓。
情節中具備著出奇制勝的要素當然未嘗不可，契訶夫的模仿者就喜歡讓作品帶有輕蔑的滑稽意味，或讓其有匠心獨運的功效等，但這些要素如未能經過妥善安排，勢必會顯得枯燥乏味，而倘使它們能成為小說的部分精華，或發展成為理論，其價值自然也會非常深遠。讀者對情節的最基本要求，與其說是劇情的高潮，毋寧說是故事內容的完美無缺，反之，若故事出之於不自然的形態，則會牽強附會、喧賓奪主，此乃小說創作最大的忌諱。現實生活中，事物總是不期然地在若隱若現的狀況下自然形成或消失，因此，若一味強調這種以需要為主的創作法則，而排斥情節的自然形成，就未免失之於矯揉造作了。
如把小說模仿人生的主張奉為金科玉律，凡事皆套入此窠臼中，而且對此執迷不悟，實在沒有必要，因為它與其他小說一樣，只不過是一件訴諸文學理論的工具而已。事實上，與此現象相同而且值得稱讚的理論還有另一種形式，即選取人生各種素材，並將這些素材巧妙地配搭成優良的模型，以資運用。
以繪畫為例，17世紀的名畫家對直接描繪大自然景物已經不感興趣了，對他們而言，自然只是給他們製造機會以便將景物醞釀成為一種自由形式的媒介而已。譬如他們會從橫切面觀察樹木的延伸和雲彩的擴散，以求能讓畫面產生建設性的氣息，同時為了表現明確的概念，還會採用光和影的雙重技巧，他們的意圖並不在於描繪實際景物，而是要藉此創造藝術作品。當畫家處理自然界的景物時，只要不破壞欣賞者的真實感，就能圓滿達到目的，至於描繪肉眼所見景物的工作，則完全交到印象派畫家手上。這些印象派畫師將自然置放於單純的美感裡，並對此加以琢磨經營，他們對於日光的明暗、陰影的色彩、空氣的半透明效果等最為敏感，並以真實作為探索的目標。他們蔑視意念，不指望一雙眼睛、一隻手以外的其他任何東西，如今他們的成就足堪與19世紀法國風景畫家柯羅媲美，但他們作品的單純美感又具有什麼啟示呢？我對此表示懷疑，這畢竟是一樁不可思議的事情。柯氏的畫法，與短篇小說之王莫泊桑的技巧相似，他不愧是一個傑出的畫家，我認為這種技巧比印象派畫法更具流傳後世的價值。
19世紀50年代俄國的中產階級對於如何喚起人們的興趣顯然已經後繼無力，因此在契訶夫的小說裡，除了加進能激發我們遐想的劇中人物外——這一點與保羅·弗朗西斯科、馬克·貝斯的小說相比之下，也沒有什麼特別吸引人們的力量——還選擇奇妙精彩、值得嘗試、富有高度戲劇效果的現實人生作為題材。這其實就是從現實事態中抽取比較便利的素材，來潤飾外在的面目，使讀者得以從中窺探自我。這樣做不但能使讀者大開眼界，同時還能以不動搖信念的原則，力求內容接近人生的理念，使作品更別具一格，由此可見，避重就輕、捨近求遠的做法亟待改進。一幅畫既然能表現畫家的氣質，那麼在某種程度內，也不妨說它即是畫家的自畫像，若能再把可以使讀者興奮和開懷的技巧成功地融入畫面中，以此引導讀者喜怒哀樂的情緒，那麼讀者豈非更能深入地感受畫中的真實意味？
我長篇大論地暢談，為的是想把這部書「屬於小說作品」的觀念深植在讀者腦中。近年來，以真實回憶錄為名的同類題材的書也屢見不鮮，這些書對上述各問題已做過一番特意的強調，在此我不準備比他們強調更多了。
情報機構的情報工作非常單調，最多隻能夠提供一些片段資料作為小說的題材，但卻難免失之模糊鬆散，因而作者應發揮創作的潛力，把這些資料編成有組織、有條理，並且充滿戲劇性的故事。
1917年，我被派往俄國，目的是阻止布林什維克的革命運動，使俄國無法擺脫大戰爭，但是眾所周知的，我的努力並未成功。當時，我從符拉迪沃斯托克到聖彼得堡，途經西伯利亞。有一天，火車停在某車站，與往常無異，有些旅客去取水泡茶，有些旅客去買乾糧，也有人走下火車，在月臺上舒散一下疲乏的身體。當時有一位盲軍人坐在長板凳上，還有幾名士兵圍坐在他身邊，另外幾位則站在後面，總共大約有二十到三十名，他們身上的制服已經襤褸不堪。這位盲軍人是個魁梧壯碩的大個子，很年輕，十八歲左右，面頰好像從來沒有剃過的樣子，蓄著鬈曲的、淡淡的、絨毛一般的絡腮鬍子，扁平的寬臉，額上殘留著巨大的傷痕，可能是由於傷痕而失去視力，他的雙眼緊閉，充滿了一種奇異的空虛感。不久，這個男孩子開始唱歌，用手風琴彈奏，他的歌聲是那樣的堅決、那樣的優美，由於火車一直未開動，所以他一曲接著一曲，唱個不停，我雖然聽不懂歌詞，但透過那股原始憂鬱的歌聲，已彷彿聽到被壓迫者靈魂的呼喚。在那幽怨的曲調裡，我感覺到荒涼的草原與茫無邊際的森林、遼闊的俄國河川、農民的勞苦、土地的耕耘和穀物收穫的工作，從白樺樹上響起寒風的悲嘆聲，一連數月漫長而黑暗的冬天，還感覺到鄉村女孩子們的舞蹈、夏天的黃昏、年輕人在河中沐浴並享受青春的快樂，我彷彿也感覺到戰爭的殘酷和恐怖、戰壕內酷寒的夜晚、在泥濘的路上行軍的軍人，還有瀰漫著戰慄、痛苦和死亡的戰場……那真是可怕的、感人肺腑的歌曲，歌唱者的腳旁擺著一頂帽子，旅客默然地把錢幣擲入帽子裡，一會兒帽子就盛得滿滿的了。無限的憐憫和深不可測的恐懼牢牢扣住所有人的靈魂，大家也許都感受到，這個臉上留著猙獰傷痕的盲者是真正被摒棄在歡樂世界之外的悲劇人物，那副模樣簡直不像人的樣子。其餘的軍人似乎仍舊懷有敵意，悄悄地站立不動，宛如自旅客手中接受施捨是他們的權利，他們內心充滿了仇恨，而我們旅客在這方面卻始終發揮了最大的惻隱之心，但在軍人和旅客之間，誰也沒有想到要去補償那位孤苦伶仃的男人，只給自己留下了一個痛苦的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