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矢田老人的關照下，我們在朝日產業的地位也還穩固，但公司的幹部們卻對如何對待出口部門抱有很大的疑問。這樣說，是因為當時有一家提供原料的財閥商社要求獲得出口的代理權。若將代理權轉讓，購買原料的資金週轉應該會變得輕鬆許多。如此一來，朝日產業的直接出口部門的存在不但變得可有可無，反而撤掉更好。
我十分擔心，李源良則依舊逍遙度日。不過，唯獨一件事令我感到頗為欣慰——席有仁在南洋的事業發展迅速，勢如破竹。對席有仁而言，戰後的混亂或許正好為他提供了大展身手的舞臺。他轉眼間便填補了戰時的空白，眼看著壯大起來，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勢力。
這樣的席有仁依然時常來信。有一次，李源良帶著事不關己的表情，開心地說道：「呵呵，那傢伙也做得不錯嘛！」我心下驚愕，直直地盯著他幸福的笑容。對我們而言，席有仁的驚人發展有著重大的意義。他在信中曾表示，他遲早會涉足外貿，叫我們再忍耐一陣——這對我們而言擁有何等重要的意義，難道李源良不明白嗎？對他而言，似乎得到外國著名音樂家所辦演奏會的門票更為重要。不過，沒關係，因為他是木偶，而我是木偶師。不用說，給席有仁寫回信是我的工作。於是，我頻繁地與席有仁聯絡，靜待時機。
然而，李源良卻突然死於交通事故。為了準時趕去聽音樂會，他急匆匆地橫穿馬路，卻被一輛計程車撞飛。李源良之死令我覺得渾身都失去了力量。沒錯，他或許的確是我隨意操縱的木偶，但觀眾一直以來看見的都是這個木偶，沒有任何人知道藏在幕後的木偶師是什麼模樣。面對破碎的木偶，我茫然呆立，不知如何是好。
這個木偶曾在興祥隆銀行的董事會上發表創新性的意見。戰後重回上海後，他的銀行又絕望且奮不顧身地支援民族產業。然而，身為銀行主人的這個木偶，卻連紡織中最簡單的原價計算都不懂，只知熱衷於從揚子江公司的朋友手中得到外國唱片。被海量的資料和數字掩埋、拼命與官僚資本作鬥爭，以及過去那些創新意見的來源，都是我李東昌。流亡香港、飽經風霜、憂憤度日的又是誰？還是我。而李源良只知抱著胡琴，享受南國的和風徐徐！
即便如此，但人們會怎麼想呢？既是具有創新性的銀行家，又是火熱的愛國者，並且為了民族產業廢寢忘食、不懈奮鬥，最終光榮敗北的硬漢……這些頭銜都加在了那個木偶身上，實際上卻都是從我身上剝奪走的。
木偶碎了，一切便都結束了嗎？不，一切都與以前一模一樣，碎掉的不過是形骸罷了。
這很重要。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席有仁已經完成了外貿部門的準備工作，很快便要開展業務。而且，朝日產業的老東家去世後，新董事會經過內部商議，已經決定關閉出口部門——碎掉的木偶恐怕從未想過這些事。在李源良死去的一剎那，他腦中浮現的只會是幻想交響樂隊即將開始的華麗演奏，併為自己錯過這一機會而感到悔恨。也就是說，我那親愛的木偶根本不需要席有仁，需要席有仁的不是別人，正是我這個木偶師。
席有仁總在信中提及昔日的恩義，他之所以聯絡李源良並打算提供工作，也完全是因為那件往事。而李源良一死，席有仁此生似乎便再也無法報恩了。果真如此嗎？實際上決定救濟瑞和企業的人究竟是誰？
我雖是木偶師，但如今木偶已碎，難道我不能出面成為新的木偶嗎？此前給予木偶那麼多的東西，如今不正是收回的時候嗎？
我成了李源良。這絕不是一件可恥的事。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一直被人們認為屬於李源良的東西，其實全都屬於我。我所做的並非奪取，而是收回。
我和李源良都沒見過席有仁，總是擦肩而過，也不曾互贈照片。確認的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互相知道救濟席有仁的原委，以及二人通訊的內容。說到李源良和席有仁之間的通訊，我比真正的李源良更加熟悉。對於席有仁的一部分來信，李源良甚至從未讀過，而往南洋寫信的人一直是我。
我並未將李源良的死訊通知席有仁。席有仁認識的李源良是救他脫離困境的李源良，而這個李源良其實並未死去，還好端端地活著。我徹底變成了李源良，並且對此毫無罪惡感。我只是收回給予那個已死男人的東西而已，順便也包括名字——
當時，我羞於沒落，便在香港使用了假名。來到日本後，在外國人入境登記中也使用了那個假名。但實際中，我們使用的自然還是真名。中國人大多擁有兩三個名字，諸如字、號。從這一點上來說，並沒有什麼不妥。只不過在東京，雖然只限於與朝日產業有關的極小範圍內，但畢竟有人知道我並不是李源良。因此，我覺得不能留在東京。
席有仁終於進軍外貿行業，並將昔日的恩人李源良指定為駐日總代理。於是李源良離開朝日產業，創辦了一家新店。為了令精神面貌煥然一新，兼且考慮到關西是日本產業的重要中心之一，李源良便決定將根據地遷至神戶——對於這一決定，南洋的席有仁絲毫未覺奇怪。
不愧是瑞和企業，有它作為後盾，那些生意的交易數額都異常巨大，與此前專門出口塑膠的小家子氣的生意不可同日而語。而且，由於往事之故，在商定價格時，席有仁也給我留出了非常大的利潤空間。轉眼之間，我就獲得了巨大的利益。我的夢想開始再次膨脹起來。成為海外民族產業的旗手——這一夢想變得不再模糊。我的可用資金逐漸增多。此前的華僑主要都活躍於商業部門，但我認為今後必須擴充套件到生產領域。在從事了好幾年、已經頗為熟悉的塑膠工業方面，我積累了不少知識，規模上也恰好合適。可以先建設塑膠工廠作為起步，然後再擴大規模——或許我的年紀有些大了，但我會盡力而為！我之所以降生在這個世界上，就是為了完成這一事業。
或許你會認為我是在狡辯，但我還是想說——我從未想過要賺錢來過上奢侈的生活。我的生活一向儉樸，只要你去一趟我家就會明白。在產業界留下足跡才是我唯一的生存價值。不是我誇海口，我的個人生活毫無問題。我一門心思地埋頭事業，甚至懶於成家。名聲？那也非我所欲。只要想想我一直滿足於木偶師這一身份的事實，自然就會明白。
後來，席有仁來了日本。我並未感到慌張，因為我是比李源良更真實的李源良。無論談到什麼，我都能應對得比真正的李源良更好。在信中，我也時常寫下一些身為實業家的哲學觀念，而真正的李源良與這些可說是毫無瓜葛。因此，席有仁若與真正的李源良討論實業哲學，只怕席有仁反會感到疑惑。
席有仁乘船抵達了。由於是初次見面，我們約定在帽子上插上黃色假花作為標記。當我們的手第一次握在一起時，他幾乎快要流出淚來。我絲毫沒有感到心虛愧疚，因為將這個男人從毀滅邊緣拯救回來的人就是我。
我做夢都沒想到，在神戶竟會有知道我不是李源良這一真相的人存在。可是，我卻還是與以前在銀行任職的徐銘義相遇了，而且，他還曾帶領席有仁遊玩上海。我當時嚇了一跳，但仔細想想，又覺得無須擔心。席有仁很忙，他計劃只在神戶待兩三週的時間。在此期間，我應該會與他形影不離。徐銘義說他在東亞大街附近經營一幢公寓，要在這兩三週內避開他，實在是輕而易舉之事。
我對徐銘義自然隻字未提席有仁。可是，他還是知道席有仁來了神戶，告訴他的人便是你。有一天，徐銘義來到我的辦公室，說既然席有仁來了，就要我讓他們見上一見。他說：「是在這幢大樓的地下室開食堂的陶先生告訴我的。」我不禁大吃一驚，幸好席有仁當時並沒來我的辦公室。不知為何，徐銘義對與席有仁的會面表現得十分熱切，絕不僅止於希望見到老朋友的程度。我若不加以引見，他或許便會自行去找席有仁。我看他兩眼放光，可能有非辦不可的要事。無奈之下，我只好答應聯絡席有仁。事態開始變得出乎我的意料了。
我靜下心來思考，想到了三個辦法。第一，跪在席有仁面前，坦承我不是李源良。然而，唯獨這個辦法是萬萬不行的。真正幫助席有仁的究竟是誰？我懷著明確的信念，繼承了李源良這個名字。我覺得，這是我和李源良之間早已簽訂好的契約——將借出的東西收回，「名字」就算是利息。不過，這種事已經無所謂了。若是此刻向席有仁坦白，那我的夢想怎麼辦？很遺憾，就目前而言，若無席有仁的援助（當然我有接受的權利），我的夢想終究只能是夢想。對我而言，這無異於奪走我的生命。
第二個辦法便是向徐銘義毫不隱瞞地說明一切緣由，將其收買。可是，我想到徐銘義以前的性格，就不由得對這一辦法感到懷疑。他是一個一絲不苟的人，不僅如此，還完全不知變通，病態地執著於弄清所有事情。縱然用錢，恐怕也無法改變他的這種本性——不，或許可以。可是，我並不想對任何人說出真相。或許我也是偏執狂的一種吧——不，並非或許，而是的確如此。事已至此，我無法否認。
既然第一和第二種辦法都行不通，便只能採取剩下的第三種辦法。也是能阻止徐銘義和席有仁見面的最穩妥的辦法——除掉徐銘義！
星期日中午，我去了徐銘義的公寓，收發室裡並沒有人。掛鐘響了一聲，我看看手錶，指標指向十一點三十五分。我的手錶很準。我向管理員的房間裡望去，只見掛鐘的指標指向十一點三十分，慢了五分鐘。老實說，我當時尚無具體計劃，但我隱約感到，必須藉此機會制訂一個作案計劃。因此，我覺得應該將手錶的時間與那個掛鐘的時間調成一致。於是，我將手錶調慢了五分鐘。
徐銘義一邊大發牢騷，說自己有些傷風，不得不窩在家裡，一邊將我帶入客廳坐下。我告訴他已經聯絡了席有仁，「過後我會通知你具體時間，總之，他對你們的會面十分期待。」
我對他說，此番前來就是為了通知這件事，他聽後極為惶恐，表示並不著急。然後，他就去檢視牆上的一覽表，給名叫「白宮」的咖啡館打去電話，要了一杯咖啡。
我若無其事地觀察徐銘義，只見他面戴口罩，只有說話時才稍稍將口罩掀起。他穿著鮮紅的套衫，頭上誇張地纏著繃帶，與先前遇見時的打扮一模一樣。他取出咖啡杯和湯匙，放在桌上。過了不久，咖啡館的女招待便端著咖啡壺走進來，向早已備好的咖啡杯中倒入黑色液體，並從圍裙口袋中掏出一塊紙包的方糖，放入杯中。然後，她便走出了房間。咖啡店只提供咖啡和方糖，並無需要回收的容器。徐銘義有潔癖，自然不想使用咖啡館那些來歷不明的容器。然而，最重要的是——「白宮」的女招待之後便不用再來了……
徐銘義邀我下象棋，說是久別重逢，應該來一盤。我們走進後面的臥室，下起了象棋。他以前就是一個高明的棋手，我一敗塗地。我稱讚道：「你還是那麼厲害。」
「是啊，平均下來，我一直都贏。我還做了記錄。」說著，他從套衫的口袋中掏出一串鑰匙，開啟桌上的手提保險箱，從中拿出一本黑色皮面的賬簿，將對戰記錄展示給我看。他得意揚揚地說道：「每局賭一百日元，自今年以來，輸贏相抵，我已經淨賺七千日元了。」
在開始下一局的較量前，我們閒聊了起來。我問他平時訪客是否很多，他回答說客人很少，一週至多不過三人而已——「基本都是來下象棋的朋友。」我又問他：「今天是星期日，會有朋友來下象棋吧？」他答道：「應該會來，但通常都是吃完晚飯後再溜達過來，差不多八點就會回去。他們很關心我的健康，而且夜裡實在是太冷了。」聽了他的回答，我開始在心中算計起來。
隨後，我稱讚他的公寓道：「這麼大的公寓，只有正門能夠進出嗎？」
「還有後門。」他答道，「走廊往正門相反的方向，走到盡頭向左轉便是，只不過很少有人使用。」
離開時，我從後門出了公寓。那時，我已經大概制訂出了作案計劃。從後門出去便是一條狹窄的小巷，我看了看手錶，然後快步繞了一圈，重新回到「鷗莊」的正門，隨後再次確認了時間——正好用時兩分鐘。
拜訪完徐銘義，我便去了商店，購買了旅行提包、雨衣和海綿膠底運動鞋，回家時又在三之宮買了墨鏡、口罩和繃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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