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的日期是星期四早上。
親愛的格蘭特先生:
或者我應該稱呼你「警官」?哦,是的。我知道你是做什麼的。我沒花多長時間就弄清楚了。我最得力的助手馬哈茂德比你們蘇格蘭場那些善良的、技術不精的偵探強多了。不過我不會在此評定你的等級,因為這只是一次社交性的通訊。我是以一個非凡的人對另一個值得他關注的人的態度給你寫這封信的。真的,因為你是唯一曾讓我產生片刻崇敬之情的英國人,所以我願意把這些事實呈現給你,而不是提供給報社。
當然,因為我確信你一定會對此感興趣。
今天早上我收到了我的弟子保羅·金西·休伊特的一封信,他宣佈他在阿拉伯半島有重大的發現。這封信是由《早報》辦公室按他的要求發給我的,預計這一訊息明天早上就能見報。作為一種禮節,我為此感激他。
說來真夠諷刺的,應該是年輕的肯瑞克把發現這山谷的訊息也告訴了他。肯瑞克在倫敦的時候,我和這個年輕人經常見面。我發現這個年輕人根本不配獲得這樣的好運。他是一個非常平凡的年輕人。他有生之年都駕著飛機,機械地、心不在焉地在沙漠上空飛行,而那些想征服這片沙漠的人帶著堅定的信心,吃了很多苦,仍一無所獲。他整個計劃都是我提供的交通工具,他帶我去尋找他的發現。但這一切實在是太荒謬了,我為探索這片沙漠奮鬥了一生,不能青史留名,卻讓一個從樸次茅茨後街來的,只會看儀表、開飛機的毛頭小子帶著我去做這重大發現;我只作為一個交通工具的提供者,一個僱駱駝的人,為其他人提供便利條件。真是想不到,一個年輕人由於一次氣候惡劣和地理上的意外事故誤打誤撞地完成了世界探險史上一次最重大的發現,這功績本應屬於那些以犧牲生命為代價不斷探索的人。
據我判斷,這個年輕人唯一的優點是他的自制力,(你為什麼要把時間浪費在這種平庸之輩上呢?)當然我指的是講話方面。請不要誤解我的意思。以我的觀點,讓他繼續保持他少有的言語謹慎的特點是非常重要的。
由於他安排三月四號要在巴黎見他的另一個同行(可憐美麗的巴黎,總被這些野蠻人強佔),我有不到兩星期時間計劃這次行程。實際上我根本不需要兩星期時間。如果必要的話,只需兩天就可達到我的目的。
有一次,我夜間乘火車去蘇格蘭,一夜沒睡,寫了幾封信,當火車到達第一站克魯時我下車寄信。寄完信,我坐在那裡看著站臺,心想,要在這時神不知鬼不覺地離開火車是多麼容易啊。火車站的乘務員出來迎接要上車的乘客,然後就走開去忙自己的事。在把行李裝上遠處的行李車時,會有很長一段等待時間。這時站臺上空無一人。如果有人想偷偷乘車旅行,可以趁這時溜下車,沒有人會知道他曾坐過這趟車。
那次經歷引發了我第一個靈感。
第二個靈感來自我擁有查爾斯·馬丁的身份證件。
查爾斯·馬丁是我的技工。他是我僱用過的唯一的歐洲人,唯一的技工。(這是一個多麼可悲的字眼啊!)我在最不成功的一次遠征中僱用了他,那是一次半機械化的遠征。因為我的那些阿拉伯人(儘管他們學東西很快)對機械方面都不在行。查爾斯·馬丁是個很令人討厭的人,除了內燃機,他對其他什麼都不感興趣,營地生活中的事他也一概不管。所以當他死在沙漠裡時,我一點兒也沒有為他感到惋惜。那時我們發現汽車幫不上忙,反而成了累贅,於是決定把它們丟棄,這樣馬丁就沒什麼用了(不,我和他的死一點關係都沒有,這是老天在做優勝劣汰吧),沒有人會要他的身份證明,因為這次旅行我們是從一個海岸到另一個海岸,不會再回到我僱用他的那個城鎮。他的證件就放在我的包裡,我和其他人都沒把這當回事,就這樣帶著它們回英國了。
當想到必須讓年輕的肯瑞克守口如瓶時,我想起了這些證明。肯瑞克看起來和查爾斯·馬丁很相像。
肯瑞克的計劃是先回東方公司上班,等到我安排好了,在那兒和他會合,然後我們再一起出發去遠征。他經常到布瑞特街的家裡來和我討論遠征路線,並常自豪地憧憬美好的前景。我坐在那兒看著他喋喋不休地說著那些不著邊際的話,想到已為他準備好這麼奇妙的一套方案,覺得非常有趣。
他安排好三號乘夜間的輪渡去巴黎。他好像特別喜歡乘輪渡。有時從他所在的地方,只需走幾碼遠跨過一座橋就可以過河,可為了坐輪渡——那種平底船——他寧願多繞上幾英里的路。我想這次多佛輪渡應該是他第二百次輪渡之行了吧。他告訴我他已經訂了火車輪渡的臥鋪票,他一離開,我立刻打電話以查爾斯·馬丁的名義訂了一張同天晚上去斯庫恩的火車臥鋪票。
當我再次見到他時,我建議說,既然我們是同一天出行,我去蘇格蘭,他去巴黎,他不如把行李(他只有兩個箱子)寄放在維多利亞的寄存處,然後提早到我家裡一起吃晚飯,然後再去尤斯頓送我。
對我提出的任何建議,他總是欣然接受。這次他像我預計的那樣,一口答應了。我們一起吃了飯,晚餐有米飯、烤肉片和用杏子做的菜,這道菜是馬哈茂德教盧卡斯夫人做的。(這道菜為使杏子充分入味需要燉很長的時間。)吃完飯,馬哈茂德開車送我們到尤斯頓。在尤斯頓,我讓肯瑞克替我去拿臥鋪票,而我則繼續往前走。當肯瑞克再度和我會合時,我已找到我的車廂,站在站臺上等他。我想,如果他覺得奇怪,問我為什麼用查爾斯·馬丁的身份旅行,我可以說我的名氣太大,用假名方便些。但是他並沒有問。
上車看到乘務員是老「酸乳酪」時,我心裡暗自慶幸,感覺上帝都在幫我的忙。你不瞭解老「酸乳酪」這個人。在他整個火車乘務員生涯中,從沒對任何顧客感興趣過。每到上班時,他的主要目標就是盡一切可能早一刻回到他自己那氣味難聞的休息室裡去睡覺。
還有不到五分鐘火車就要開了。臥鋪車廂的門半開著,肯瑞克面對著過道,我們站在那兒說了一會兒話,然後肯瑞克說他最好馬上下車,不然可能要被拉到蘇格蘭高地去了。我指著放在他身旁貨架上、裝著過夜用品的小箱子,說:「如果你開啟我的箱子,會發現裡面有我給你的禮物。就留作紀念吧,希望我們能再見。」
他彎下身子,像個孩子似的急切地開啟兩把鎖。這個位置真是太完美了。我從口袋裡掏出最令人滿意的武器,人類當初設計它就是要用來偷襲敵人的。在沙漠地區,原始部落的人既沒有刀,也沒有槍,但他們用沙子做武器。一塊破布,幾捧沙子,就能將頭蓋骨像蛋殼一樣敲碎;而且碎得乾淨利落,既不會流血,也不會有其他麻煩。他只輕輕呻吟一聲,就倒在箱子上。我立刻關上門,把門鎖好,仔細檢視他鼻孔是否在流血。確認沒有流血,我就把他拖下來,胡亂地往臥鋪底下塞。這是我唯一失算的地方。這臥鋪底下一半空間被一個固定的東西佔著。儘管他又瘦又輕,但是他的膝蓋怎麼也塞不進去,仍露在外面。我脫下大衣把它搭在臥鋪上,以便它可以垂下來遮住他的腿。我手忙腳亂地剛把它藏好,使它看上去很自然,這時火車汽笛就響了。我把去斯庫恩的車票探出一半,和我的臥鋪票一起放在鏡子下面的小架子上,這樣「酸乳酪」可以看到。然後我穿過走廊去廁所。這時候人們對什麼都沒興趣,只想著早點兒下車。我把自己關在衛生間裡等待時機。
大約二十分鐘過後,我聽到連續的關門聲,這意味著「酸乳酪」正去各隔間巡查。聽到他進了隔壁的車廂,我立刻開始大聲洗漱。過了幾分鐘,就聽見他敲了敲衛生間的門,問我是不是7b鋪上的乘客,我回答說是。他告訴我他看到了我的票,並把它們拿走了。我聽到他走過去到下一個車廂,繼續他敲門查票的工作。我趁這時候溜回到7b車廂,把自己反鎖在裡面。
接下來我有三個小時不會受到任何干擾,這樣我可以把一切都處理得更完美。
如果你想享受平靜,不受任何干擾的話,親愛的格蘭特先生,就給自己買一張去蘇格蘭北部的火車臥鋪票。在這個世界上,恐怕沒有一個地方會像在這個臥鋪車廂裡這麼安全。服務員一旦巡視完,就絕不會再來打擾你了。甚至在沙漠裡,你都找不到這麼安全的地方。
我把肯瑞克從床鋪底下拖出來,把他的頭在洗手盆邊緣摩擦,弄出撞擊的痕跡,然後又把他放在臥鋪上。我仔細檢查了他的衣服,發現他的裝束極具世界主義色彩:他的內衣好像是印度的水洗布;西裝是香港做的;鞋子是卡拉奇的;手錶是那種廉價的金屬表,既沒刻名字,也沒有名字的首字母縮寫。
我把他口袋裡的東西掏出來,換上查爾斯·馬丁的記事本和其他東西。
這時他還活著,但當火車經過拉格比車站時,他已停止了呼吸。
從那時起,我就像他們在劇院說的那樣,開始佈置現場。我想我沒有漏掉一絲細節,是嗎,格蘭特先生?每一個細節都想得那麼周全,做得那麼完美,甚至洗手盆上的斷髮和他手掌上的灰塵我都沒放過。在我留下的小箱子裡,放了幾件我自己的、洗得乾乾淨淨的舊衣服,樣式是他平時常穿的那種。然後又把我自己僅存的那點帶有法國風情的東西放進箱子裡:一本法語小說,一本《聖經》。當然嘍,這箱子裡也裝著最重要的道具——酒瓶。
肯瑞克的腦袋很堅固。當然我指的是他抵禦酒精的能力,而不是指抵禦沙袋襲擊。那天晚飯時我一直勸他喝威士忌,最後還勸他喝下一大杯餞行酒,其他人看到這情景都會退縮的。他剛看到大半杯純威士忌時,還真有點猶豫。但正如我說的那樣,他總是急於取悅我,於是他二話沒說,一口把酒全乾了。他這時仍沒醉,或者說看上去沒完全醉。但是他死的時候,血液和胃裡一定浸滿了威士忌。
當我把他的臥鋪間收拾完後,那個包廂也像浸在威士忌酒裡一樣。當車窗外閃過庫魯鎮的燈光時,我開始實施最後一步——把裝著半瓶威士忌的酒瓶扔在地上,任它在地毯上滾來滾去。火車減慢速度時,我開啟了車廂門,隨手關上,接著沿著過道一直往後走了幾個車廂;我站在那兒,裝作悠閒隨意地看著站臺上來往的人群,然後走下火車,來到站臺,沿站臺不慌不忙地往前走。因為我穿著大衣,戴著帽子,看起來不像要上車的乘客,所以也沒有人注意到我。
我乘午夜的火車回到倫敦。到達尤斯頓時是三點半,由於心裡異常興奮,我一路樂顛顛地走回家。一回到家,我就睡下了,而且睡得很沉。七點半,馬哈茂德過來叫我,並提醒我九點半有約會,要見巴黎來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