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中旬，我接到一位朋友的來信，信中寫到，有一個地方中學教員的位置，你是否願意接受。那個朋友出於經濟上的需要，一直在探尋這樣的位置。他還是首次遇上這樣的職位，不料又有更好的去處洽談成功，所以才特地來通知我，想把多出來的位置讓給我。我立即回信謝絕，並寫到，同學中有努力尋找教師職務的人，可以把機會轉讓給他。
寄出回信後，我與父母談起這件事。他們倆對我謝絕那項工作似乎並無異議。
「不接受那工作，還會有更好的位置吧。」
我體察到父母的話裡，蘊含著對兒子抱有的過分的希望，無知迂腐的父母親好像對剛畢業的我的職位和收入有著不切實際的期望。
「相當的職位，近來可不容易找到那種好職位呀。特別是哥哥和我的專業不同，我倆所處的時代也不同，你們把我倆相同對待，我可受不了。」
「可是，你既然已經畢業，至少得獨立生活下去，否則，我們也受不了。當有人問，你家的二少爺，大學畢業後在何處高就啊？我們無言以對時，多沒面子啊。」
父親一副愁眉苦臉的模樣。父親的想法不可能超越一向久居鄉村的家鄉人的觀念，或許某一位鄉親會問，大學畢業後能拿多少月薪？還有人會認為，大概可拿到一百圓吧。聽到這些話，面對那些鄉親們，父親希望大學剛畢業的我工作有著落，不要有失體面。我一直把大都會當作根據地，可在父母親眼裡，我無異於雙腳向天腦袋朝地倒懸行走的怪人，我也會不時產生自己實際上正是那種人的錯覺。我要向父母親坦率地說清自己的想法，然而，雙親與我之間的期望值距離實在太遠，令我在他們面前無法開口。
「你經常口口聲聲地稱作先生的那個人，這種時候不正好能託他幫幫忙嗎？」
母親除此之外無法解釋先生的含義。那位先生恰是勸我回到家鄉以後，趁父親在世趕快把家產分到手的人，而不是畢業後為我尋找工作的人。
「那位先生是幹什麼的呀？」父親問。
「什麼也不幹。」我答。
我覺得很早以前就對父親說過先生什麼也不幹的話，父親理應對此有所記憶。
「他什麼也不幹，那又是為什麼呢？既然是你那麼尊敬的先生，我想是應該乾點什麼的吧。」
父親這麼說著，在諷刺我。父親的想法是，大凡有用的人，在這個社會里一定會謀到很好的地位投入工作的。他得出的結論好像是，正因為是個廢物，所以才無所事事。
「像我這樣的人，雖然沒有工資，卻也不是閒著無事可幹的啊。」
父親說著，我還是默不吱聲。
「你說他是那麼了不起的人物，一定能找得到一個職位的。拜託他一下吧。」母親說道。
「不。」
「那就沒法子了。你為什麼不肯託他呢？寫封信也行啊。」
「嗯。」
我模稜兩可地應道，起身離去。
明治四十五年（1912）的大米零售價一等米每升二十五點二分錢，一九〇七年中學教師的月薪是二十圓，一九〇九年《朝日新聞》社職員的月薪是二十五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