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工作問題，我還要深入地講講。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沒有，剛剛我所講的穩定工作，是處於兇手的初始作案階段，這個階段大致在1998年年底之前。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1998年對中國工人來說，是極為敏感和多波折的一年，尤其對於冶礦這座以有色冶煉為支柱產業的重工業城市，它的影響力甚至可以用震撼性來形容。就在這一年，全國範圍內下崗工人開始大量湧現，而且以煤炭、化工、有色金屬等企業的產業工人為主，可以想象，當時已超過政策規定年齡的兇手，是無法逃脫下崗命運的。
「現實生活遭到的史無前例的沉重打擊，其實在案情上也有體現：在先前的分析中，我有意漏掉一個重要的案情特徵，那就是在整個作案中，1998年最為密集、間隔最短，也最為殘忍，總共有四起作案；同時大都伴隨肢解器官組織作為紀念物的行為，其中‘98·11·30’案最為慘烈。這也就表示，這一年對兇手來說，心理上的挫敗感已經達到了頂點，瀕臨，不，應該說已經徹底崩潰，他作案越頻繁、手段越殘忍，意味著他心理的失衡感越嚴重！各位在‘98·11·30’案中可以看到，兇手那時開始著迷於性變態的幻想，他割掉受害人的雙乳、雙手及陰部，可能是為了日後通過撫摸來重溫作案過程，也是一種極度逃避現實的心理表現。當然，此種演變在過往的案例中經常出現，比如前面提到的楊新海和趙志紅，他們瘋狂作案的後期階段，其實已經背離早期尋求生存、釋放性慾望以及報復社會的作案初衷，更多的是一種應對挫敗經歷的習慣性的宣洩手段。楊新海的某次作案，就是因在洗浴中心被三陪小姐索要了高價，怨氣難平之下，即刻流竄到郊區完成的；而趙志紅更甚，現實生活中他不但有建立在感情基礎上的穩定的性伴侶，還有多名不正當的偷情伴侶，也就是說他身邊從來不缺乏女人和性生活，但當他事業受到打擊之後，他又重蹈先前一窮二白時的覆轍，以姦殺女性作為宣洩渠道。
「冶礦案兇手在下崗之後，又出現兩次作案，也就是案件七和案件八。說到這裡，我首先要同意我的同事小杜的分析，兇手在那個時候的職業身份，可能變為一名司機了；同時也要對先前的犯罪地理側寫稍做修正，我認為那個時候，兇手選擇目標的渠道，已經由公交車變為‘計程車’！具體來說：案件七的受害人是一名護士，工作在人民路沿線設有生產病房的幼兒保健院，受害時間為其早間下夜班返回住處之後；案件八的受害人是一個生意人，受害時間為其午後外出辦完事返回租住的回春賓館長包房之後。可以設想一下，前者因下夜班，身體乏累，所以選擇搭乘快速而又舒適的計程車；而以後者的身份和經濟能力，外出代步顯然乘計程車更為合理。綜上，我想說的是，兇手下崗之後是以開計程車為謀生手段的。
「至此，我想各位已經對兇手有了比較全面的瞭解，同時可能也解開了一直以來困擾我們所有人的兩個問題：為什麼兇手看似與冶礦公司有關係，但全面排查之後會毫無結果？為什麼如此竭盡警力，幾乎搜尋了大半個城市，卻始終無法捕捉到兇手的身影？我想前面的問題出在當我們想要以冶礦公司作為重點排查範圍的時候，兇手已經下崗離開了；後面的問題，則完全跟我們先前犯罪側寫的範圍較為狹隘有直接關係。」
韓印再次停下話，抬手推了推鼻樑上的鏡框，但看似並沒有完全結束話題的意思。果然，在環顧眾人一圈之後，他接著說道：「最後還有一點疑問，各位一定也早已如鯁在喉，那就是上面的分析中，我始終未提及本年度的三起案件。究其原因，我認為它們與前面的八起作案，非同一兇手所為，下面就來具體說說它們：
「其實自接手此次辦案任務起，本年度的兩起案件就讓我覺得怪怪的，不僅受害人年齡與先前有非常大的跨越，而且兇手的個性特徵也發生了很大轉變。尤其在剛剛發生的案件前後，兇手先是在網上以圖書館索書號來暗耍所謂的退休老警察，緊接著又親自把電話打到劉隊那裡向咱們示威，這就可以確定他需要有人認同他的成就，希望得到外界的廣泛關注。這與先前那個只在乎自己內心感受的兇手個性相比，有了相當大的升級。當然，犯罪慾望升級不是不可能發生的，甚至可以說是在變態連環案件中時常會出現，可有一點是不應該發生轉變的，那就是剛剛發生的案件中出現了財務損失，兇手順手盜走了受害人剛從銀行取出的一萬塊錢。
「而本年度以前的八起案件，從未有過失竊情節，這從現實意義上可以佐證兇手有一份穩定的職業。前面的分析各位也看到了，他也經歷了下崗等生存危機，可是七和八兩起案件，尤其是回春賓館長包房中的受害人，隨身攜帶相當可觀的現金，他依然不為所動，這就顯示出他極度‘偏執’的一面，也就是說‘盜竊’行為在兇手的道德觀中，與常人的認知是一樣的，認為這是一種可恥和羞辱的行徑。各位一定覺得不可思議，但是在變態連環殺手的人群中，這種帶有妄想性的偏執心理確實存在，其形成多與高水平的文化教育和宗教信仰有關——他不認為自己是這個社會的異類，他願意與平常百姓一樣去遵守社會公德和法律制度，甚至要更加嚴謹，因為在他的內心世界裡，早已把他的連環殺人行為通過一種心理認知反饋機制合理化、合法化。這一個性特徵最明顯的例子便是‘優等生殺手泰德·邦迪’：一方面，他是個連環強姦殺人犯；另一方面，他經常告誡不在他目標範圍內的女性，要小心提防身邊欲行不軌的色狼，甚至還當街追捕過搶劫犯。
「從我個人的專業來說，我通常認為幾乎每一個連環殺手都或多或少具有反社會人格障礙，但總結前面的所有分析，我必須承認，前八起案件的兇手，他作案只針對幻想中代替憤怒物件的個體，沒有報復社會的慾望；本年度作案三起的兇手，則是不折不扣的具有反社會人格障礙的連環殺手。至於兩個連環殺手之間是什麼關係，就現有的資訊恐怕我解釋不了，但案件特徵很明顯地表明後面的殺手對他的前輩有著相當深的瞭解，且兇器屬於同一種類，甚至也許就是同一把兇器；還有陰毛的獲取，也意味著彼此是有接觸的。我認為咱們若是能抓到前者，離後者也就不會太遠了，所以我給出的最終建議是：兇手雖為兩人，但還是要併案偵破，只是要以前八起作案的兇手為重點，遵循對其的犯罪側寫，來制訂搜尋和抓捕計劃！」
會議室中鴉雀無聲，安靜到連一根針掉到地上都能讓人心驚肉跳，這就是當時的反應。聽完韓印這一通理論與現實情境結合得嚴絲合縫的長篇論述之後，辦案組的所有警員似乎更加茫然了。而這大抵和先前在許多基層單位遇到的情形一樣，這些慣常以遵循實際證據為主要辦案手段的基層刑警，對所謂的行為科學分析並不十分服氣，可是他們冥思苦想又絲毫找不到反駁的論據。於是，越來越多的目光聚焦在作為決策人的劉富志身上。
劉隊當然明白自己眼下身處的境地有多麼微妙，雖然韓印已經給出一個相對具體的排查範圍，但因牽涉職工眾多的供電局以及本市規模最龐大的整個冶礦公司系統，實際執行起來恐怕不是那麼容易，尤其想要在短時間內出效果，那可非一般警力所能完成的。如果真的大規模調動了警力，卻最終仍然沒有找出兇手，那該怎麼向上面領導交代呢？更為敏感的是，認同韓印的分析就等於全盤否定前面許多老領導和專家的意見，也就等於把這麼多年辦案不力的責任落到那些人身上；別說他們，恐怕連自己屬下的普通辦案刑警在情感上一時也很難轉過彎來，那自己豈不成了眾矢之的？不過他個人的利益倒不是最重要的，關鍵是這期間兇手不再露面怎麼辦？如果他又像十幾年前那樣突然消失了，那所有的努力不是又付諸東流了嗎？
思前想後，劉隊舉棋不定，似乎很難抉擇。他皺著眉頭，環顧左右，然後扭頭衝著坐在左手邊的辦案組副組長，求援似的試探著問道：「你覺得韓老師的分析怎麼樣？」
「我持保留意見。」副組長看似早已對韓印不滿，不假思索地答道。
「那顧組長，您是什麼意見？」劉隊又轉向另一邊，衝顧菲菲問道。
「從辦案的角度，韓老師說的每一句話都不代表他個人，代表的是整個支援小組的意見。」向來雷厲風行的顧菲菲，非常受不了劉隊的優柔寡斷，於是面現不快，冷冷地說道。
問了等於沒問，還碰了軟硬兩根釘子，劉隊尷尬地露出一絲苦笑，旋即低頭陷入沉思，須臾再抬頭，只見他從上衣口袋裡掏出警官證扔到身前的桌上，接著又解下腰間的佩槍壓到警官證上，以一種孤注一擲的氣勢，衝韓印逼問道：「你真的能夠確定你的分析？」
「當然，我確定！」韓印坦然答道。
「好吧，反正也輸了這麼多年，再輸一次又何妨？」劉隊先是嘆口氣，轉瞬又豪氣滿懷地說道，「我就用這把跟隨我二十多年的警槍和我身上這身皮陪你賭一次！」
韓印很清楚，劉隊做出如此姿態，其實很大程度上是給他那些下屬看的。如此一來，即使有人心懷不忿，也不敢造次，劉隊都豁出去了，下面的人怎麼敢和他唱反調？既然這樣，韓印也不能露出絲毫的怯意，便也鏗鏘有力堅定地應道：「不，我不喜歡賭博，賭博總會有輸有贏，我要的是一定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