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齡建議道：「薛郎身在上郡，節制關北地區所有軍政，當此之時責任重大，建功立業尚在其次，最重要的要早作防備，至少抵禦叛軍放突厥人進入關中地區。」
張九齡也同意道：「張仁願雖為漢將，但身有謀逆大罪族滅之危，大事便在他的一念之間，咱們不能完全保證他會繼續依託安北軍鎮抵禦突厥，應早作打算……朝廷連年用兵，國庫耗費戰士死傷者不計其數，此時為了穩定局勢，切勿急動大軍作戰，昔者隋帝窮兵黷武致使國滅，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望王爺慎行。我建議通過在朝的突厥使者聯絡上突厥王庭，暫且與之議和，如答應資助糧帛、釋放偷襲被俘的俘虜，或是答應其聯兵對付契丹等事，拖延時日待朝廷元氣恢復之時，再圖大計。」
薛崇訓點點頭：「主戰兵力只有三萬，加上各城各鎮的守軍聯合佈防，只能防備無力出擊，也只能如子壽（張九齡）所言了……不過前段時間我想出了一個計策，欲勸說被俘的李義珣之妻龔氏與我聯手‘揭發’李義珣張仁願的奸計，讓天下人知道張仁願等人為了謀反，欲借突厥兵，作為報酬答應突厥人事成之後洗劫長安洛陽等地……」
王昌齡一聽大喜，馬上一拍大腿讚道：「妙計！此文一齣，關內上到士族下到黎民定要唾罵張仁願。雖然真假難辨，但張仁願就決不敢放突厥人入關，否則天下人就會認定揭發之文屬實，他身敗名裂受萬世罵名是少不了的，這樣一來不說大失人心無人支援，就說再起兵造反能圖什麼？」
薛崇訓道：「為了增加揭發的可信度，讓李義珣的正妃出面是最好的，不過我暫時還沒說服她。」
王昌齡道：「她不願意也沒關係，咱們俘虜了嗣澤王妃已是事實，人們都知道龔氏在薛郎手裡。這時候薛郎以龔氏的名義傳出揭發之文，便合情合理，不過之後不能讓龔氏亂說話，省得薛郎被指責欺騙天下的惡名。」
薛崇訓一琢磨，點頭道：「少伯這麼一說，也是個辦法，她實在不願意出面，咱們借個名義就好了。」
幕僚們一合計，說幹就幹，王昌齡也不推辭親自動筆洋洋灑灑寫了一篇文章。雖然是假借之名，但王昌齡覺得幹這事兒是合乎百姓社稷利益的好事，所以就毫無心理障礙，寫得那是一個通順。他雖然受到重用之後沒閒心寫多少詩了，但才華明擺著，寫篇文章不是信手拈來？
名曰《嗣澤王妃告天下書》，文中惟妙惟肖地將王妃如何在內府聽得張仁願和李義珣密議，又如何在「小義」與「大義」之間權衡，各種細節猶如王妃的自我剖析，完全以女人的心理來用詞用句……顯然描述女人心思的好詩文都是男人寫的，不然哪來那麼多叫好的閨怨宮怨詩，那些詩敢情真是出自怨婦之手？婦人那是有苦說不出，只有才華通達的文人墨客才能將其述諸文字啊。
最後落名「武陵龔氏」，作為原始材料，按理應該加個手印。王昌齡見不到龔氏，又圖省事便心道：龔氏貴為王妃，定然從未受過刀筆吏之辱，也就不可能在什麼紙上留過手印，反正是難以考據的事兒，再說原檔肯定是存入朝廷內部，傳達出去的都是重新手抄的復件，哪裡去辨真假？
於是他便隨便拉了個丫鬟，讓她在紙上按了手印了事。
那丫鬟還被嚇著了，哭喪著臉問王昌齡：「奴兒不識字，明公讓奴兒畫押的是什麼東西，賣身契麼……」
王昌齡沒好氣地說道：「你已經賣過身了，再賣一次關什麼事？」
「二齡」這幫幕僚團到了薛崇訓身邊後，辦事是相當效率靠譜，不出一天工夫，「告天下書」就快馬出了上郡，直報長安。
這件事的內幕只有政事堂那幾個老油條知道，其他人半信半疑但無從考證真假。朝裡那幫文官也不用管真假，反正是給張仁願腦袋上扣帽子的東西，一口就認定是真的，然後通過政事堂釋出正式官報，以京師長安東都洛陽為中心向周圍廣大的地方官府傳播。
更過分的是驛站上貼上通緝文書官府政令的告示牌上都貼上了，在長安政令尚且暢通的條件下，這種訊息傳播的速度並不慢，要不了多久就搞得路人皆知……讀書明理的人當然會多個心思對文章持保留態度，但是那些普通商賈百姓聽說了就很容易被蠱惑，自然是一個勁地唾罵張仁願忘祖背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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