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山西境內旅行的時候，一直抱著一種慚愧的心情。
長期以來，我居然把山西看成是我國特別貧困的省份之一，而且從來沒有對這種看法產生過懷疑。也許與那首動人的民歌《走西口》有關吧，《走西口》山西、陝西都唱，大體是指離開家鄉到「口外」去謀生，如果日子過得下去，為什麼要一把眼淚一把哀嘆地背景離鄉呢？也許還受到了趙樹理和其它被稱之為「山藥蛋派」作家群的感染，他們對山西人民貧窮的反抗的描寫，以一種樸素的感性力量讓人難以忘懷。當然，最具有決定性影響的還是山西東部那個叫做大寨的著名村莊，它一度被當做中國農村的縮影，那是過份了，但在大多數中國人的心目中它作為山西的縮影卻是毋庸置疑的。滿臉的皺紋，沉重的钁頭，貧瘠的山頭上開出了整齊的梯田，起早摸黑地種下了一排排玉米……最大的艱苦連線著最低的消費，憨厚的大寨人沒有怨言，他們無法想象除了反覆折騰腳下的泥土外還有什麼其它過日子的方式，而對這些乾燥灰黃的泥土又能有什麼過高的要求呢？
直到今天，我們都沒有資格去輕薄地嘲笑這些天底下最老實、最忠厚的農民。
但是，當這個山村突然成了全國朝拜的物件，不遠千里而來的參觀學習隊伍浩浩蕩蕩地擠滿山路的時候，我們就不能不在形式主義的大熱鬧背後去尋找某種深層的蘊涵了。我覺得，大寨的走紅，是因為它的生態方式不經意地碰撞到了當時不少人心中一種微妙的尺度。大家並不喜歡貧困，卻又十分擔心富裕。大家花費幾十年時間參與過的那場社會革命，是以改變貧困為號召的，改變貧困的革命方法是剝奪富裕為了說明這種剝奪的合理性，又必須在邏輯上把富裕和罪惡劃上等號。結果，既要改變貧困又不敢問津貧困的反面，只好堵塞一切致富的可能，消除任何利益的差別，以整齊劃一的艱苦勞動維持住整齊劃一的艱苦生活。因為不存在富裕，也就不存在貧困的感受，與以前更貧困的日子相比還能獲得某種安慰。所以也就在心理上消滅了貧困；消滅了貧困又沒有被富裕所腐蝕，不追求富裕卻又想象著一個朦朧的遠景，這就是人們在這個山村中找到的有推廣價值的尺度。
當然，一種封閉環境裡的心理感受，一種經過著力誇張的精神激情，畢竟無法掩蓋事實上的貧困。來自全國各地的參觀學習者們看到了一切，眼圈發紅，半是感動半是同情。在當時，大寨的名聲比山西還響，山西只是大寨的陪襯，陪襯出來的是一個同樣的命題：感人的艱苦，驚人的貧困。直到今天，人們可以淡忘大寨，卻很難磨去這一有關山西的命題。
但是，這一命題是不公平的。大概是八九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翻閱一堆史料的時候發現了一些使我大吃一驚的事實，便急速地把手上的其它工作放下，專心致志地研究起來。很長一段時間，我查檢了一本又一本的書籍，閱讀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終於將信將疑地接受了這樣一個結論：在上一世紀乃至以前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中國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們現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區，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紀初，山西，仍是中國堂而皇之的金融貿易中心。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城市裡那些比較象樣的金融機構，最高總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遙縣和太谷縣幾條尋常的街道間，這些大城市只不過是腰纏萬貫的山西商人小試身手的碼頭而已。
山西商人之富，有許多天文數字可以引證，本文不作經濟史的專門闡述，姑且省略了吧，反正在清代全國商業領域，人數最多、資本最厚、散佈最廣的是山西人；要在全國排出最富的家庭和個人，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在京城宣告歇業回鄉的各路商家中，攜帶錢財最多的又是山西人。
按照我們往常的觀念，富裕必然是少數人殘酷剝削多數人的結果，但事實是，山西商業貿易的發達、豪富人家奢華的消費，大大提高了所在地的就業幅度和整體生活水平，而那些大商人都是在千里萬里間的金融流通過程中獲利的，當時山西城鎮百姓的一般生活水平也不低。有一份材料有趣地說明了這個問題，1822年，文化思想家龔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議》一文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政治建議，他認為自乾隆末年以來，民風腐敗，國運堪懮，城市中「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十將五六」，因此建議把這種無業人員和河北、河南、山東、陝西、甘肅、江西、福建等省人多地少地區的人民大規模西遷，使之無產變為有產，無業變為有業。他覺得內地只有兩個地方可以不考慮（「毋庸議」），一是江浙一帶，那裡的人民筋骨柔弱，吃不消長途跋涉；二是山西省：
山西號稱海內最富，土著者不願徙，毋庸議。
（《龔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版106頁）
龔自珍這裡所指的不僅僅是富商，而且也包括土生土長的山西百姓，他們都會因「海內最富」而不願遷徙，龔自珍覺得天經地義。
其實，細細回想起來，即便在我本人有限的所見所聞中，可以驗證山西之富的事例也曾屢屢出現，可惜我把它們忽略了。便如現在蘇州有一個規模不小的「中國戲曲博物館」，我多次陪外國藝術家去參觀，幾乎每次都讓客人們驚歎不已。尤其是那個精妙絕倫的戲臺和演出場所，連貝聿銘這樣的國際建築大師都視為奇蹟，但整個博物館的原址卻是「三晉會館」，即山西人到蘇州來做生意時的一個聚會場所。說起來蘇州也算富庶繁華的了，沒想到山西人輕輕鬆鬆來蓋了一個會館就把風光佔盡。要找一個南方戲曲演出的最佳舞臺作為文物永久儲存，找來找去竟在人家山西人的一個臨時俱樂部裡找到了。記得當時我也曾為此發了一陣呆，卻沒有往下細想。
又如翻閱宋氏三姐妹的多種傳記，總會讀到宋靄齡到丈夫孔祥熙家鄉去的描寫，於是知道孔祥熙這位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長也正是從山西太谷縣走出來的。美國人羅比·尤恩森寫的那本傳記中說：「靄齡坐在一頂十六個農民抬著的轎子裡，孔祥熙則騎著馬，但是，使這位新娘大為吃驚的是，在這次艱苦的旅行結束時，她發現了一種前所未聞的最奢侈的生活。……因為一些重要的銀行家住在太谷，所以這裡常常被稱為「中國的華爾街」。」我初讀這本傳記時也一定會在這些段落間稍稍停留，卻也沒有進一步去琢磨讓宋靄齡這樣的人物吃驚、被美國傳記作家稱為「中國的華爾街」，意味著什麼。
看來，山西之富在我們上一輩人的心目中一定是世所共知的常識，我對山西的誤解完全是出於對歷史的無知。唯一可以原諒的是，在我們這一輩，產生這種誤解的遠不止我一人。
誤解容易消除，原因卻深可玩味。我一直認為，這裡包含著我和我的同輩人在社會經濟觀念上的一大缺漏，一大偏頗，亟須從根子上進行彌補和矯正。因此好些年來，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期待著一次山西之行。記得在復旦大學、同濟大學、華東師範大學等學校演講時總有學生問我下一步最想考察的課題是什麼，我總是提到清代的山西商人。
二
我終於來到了山西，為了平定一下慌亂的心情，與接待我的主人、山西電視臺臺長陸嘉生先生和該臺的文藝部主任李保彤先生商量好，先把一些著名的常規景點遊覽完，最後再鄭重其事地逼近我心頭埋藏的那個大問號。
我的問號吸引了不少山西朋友，他們陪著我在太原一家家書店的角角落落尋找有關資料。黃鑑暉先生所著的《山西票號史》是我自己在一個書架的底層找到的，而那部洋洋一百二十餘萬言、包羅著大量賬單報表的大開本《山西票號史料》則是一直為我開車的司機李俊文先生從一家書店的庫房裡挖出來的，連他，也因每天聽我在車上講這講那，知道了我的需要。待到資料蒐集得差不多，我就在電視編導章文濤先生、歌唱家單秀榮女士等山西朋友的陪同下，驅車向平遙和祁縣出發了。在山西最紅火的年代，財富的中心並不在省會太原，而是在平遙、祁縣和太谷，其中又以平遙為最。章文濤先生在車上笑著對我說，雖然全車除了我之外都是山西人，但這次旅行的嚮導應該是我，原因只在於我讀過一些史料。連「嚮導」也是第一次來，那麼這種旅行自然也就成了一種尋找。
我知道，首先該找的是平遙西大街上中國第一家專營異地匯兌和存、放款業務的「票號」——大名鼎鼎的「日升昌」的舊址。這是今天中國大地上各式銀行的「鄉下祖父」，也是中國金融發展史上一個里程碑所在。聽我說罷，大家就對西大街上每一個門庭仔細打量起來。這一打量不要緊，才兩三家，我們就已被一種從未領略過的氣勢所壓倒。這實在是一條神奇的街，精雅的屋宇接連不斷，森然的高牆緊密呼應，經過一二百年的風風雨雨，處處已顯出蒼老，但蒼老而風骨猶在，竟然沒有太多的破敗感和潦倒感。許多與之年歲彷彿的文化宅第早已傾坍，而這些商用建築卻依然虎虎有生氣，這使我聯想到文士和商人的差別，從一般意義上說，後者的生命活力是否真的要大一些呢？街道並不寬，每個體面門庭的花崗岩門坎上都有兩道很深的車轍印佰，可以想見當日這條街道上是如何車水馬龍的熱鬧。這些車馬來自全國各地，馱載著金錢馱載著風險馱載著驕傲，馱載著九州島的風谷和方言，馱載出一個南來北往經濟血脈的大流暢。西大街上每一個象樣的門庭我們都走進去了，乍一看都像是氣吞海內的日升昌，仔細一打聽又都不是，直到最後看到平遙縣文物局立的一塊說明牌，才認定日升昌的真正舊址。一個機關佔用著，但房屋結構基本保持原樣，甚至連當年的匾額對聯還靜靜地懸掛著，我站在這個院子裡凝神遙想，就是這兒，在幾個聰明的山西人的指揮下，古老的中國終於有了一種專業化、網路化的貨幣匯兌機制，南北大地終於卸下了實銀運送的沉重負擔而實現了更為輕快的商業流通，商業流通所必需的存款、貸款，又由這個院落大口吞吐。我知道每一家被我們懷疑成日升昌的門庭當時都在做著近似於日升昌的大文章，不是大票號就是大商行。如此密麻的金融商業構架必然需要更大的城市服務系統來配套，其中包括適合來自全國不同地區商家的旅館業、餐飲業和娛樂業，當年平遙城會繁華到何等程度，我們已約略可以想見。平心而論，今天的平遙縣城也不算蕭條，但是不少是在莊嚴沈靜的古典建築外部添飾一些五顏六色的現代招牌，與古典建築的原先主人相比，顯得有點浮薄。我很想找山西省的哪個部門建議，下一個不大的決心，盡力恢復平遙西大街的原貌。現在全國許多城市都在建造『唐代一條街」、「宋代一條街」之類，那大多是根據歷史記載和想象在依稀遺蹟間的重起爐灶，看多了總不大是味道；平遙西大街的恢復就不必如此，因為基本的建築都還儲存完好，只要想洗去那些現代塗抹，便會洗出一條充滿歷史厚度的老街，洗出山西人上一世紀的自豪。
平遙西大街是當年山西商人的工作場所，那他們的生活場所又是怎麼樣的呢？
離開平遙後我們來到了祁縣的喬家大院，一踏進大門就立即理解了當年宋靄齡女士在長途旅行後大吃一驚的原因。與我們同行的歌唱家單秀榮女士說：「到這裡我才真正明白了什麼叫富貴。」其實單秀榮女士長期居住在北京，見過很多世面，並不孤陋寡聞。就我而言，全國各地的大宅深院也見得多了，但一進這個宅院，記憶中的諸多名園便立即顯得過於柔雅小氣。進門一條氣勢宏偉的甬道把整個住宅劃分成好些個獨立的世界，而每個世界都是中國古典建築學中歎為觀止的一流構建。張藝謀在這裡拍攝了傑出的影片《大紅燈籠高高掛》，那只是取了其中的一些角落而已。事實上，喬家大院真正的主人並不是過著影片中那種封閉生活，你只要在這個宅院中徜徉片刻，便能強烈地領略到一種心胸開闊、敢於馳騁華夏大地的豪邁氣概。
萬里馳騁收斂成一個宅院，宅院的無數飛簷又指向著無邊無際的雲天。鍾鳴鼎食的巨室不是像榮國府那樣靠著先祖庇廕而碌碌無為地寄生，恰恰是天天靠著不斷的創業實現著巨大的資金積累和財富滾動。因此，這個宅院沒有像其它遠年宅院那樣傳遞給我們種種避世感、腐朽感或詭秘感，而是處處呈現出一種心態從容的中國一代鉅商的人生風采。
喬家大院吸引著很多現代遊客，人們來參觀建築，更是來領略這種逝去已久的人生風采。喬家的後人海內外多有散落，他們，是否對前輩的風采也有點陌生了呢？至少我感覺到，喬家大院周圍的喬氏後裔，與他們的前輩已經是山高水遠。大院打掃得很乾淨，每一個院落的冷僻處都標註著「衛生包乾」的名單，一一看去，大多姓喬，後輩們是前輩宅院的忠實清掃者；至於宅院的大牆之外，無數稱之為「喬家」的小店鋪、小攤販鱗次櫛比，在鉅商的腳下做著最小的買賣。
喬家，只是當年從多的山西商家中的一家罷了。其它商家的後人又怎麼樣了呢？他們能約略猜度自己祖先的風采嗎？
其實，這是一個超越家族範疇的共同歷史課題。這些年來，連我這個江南人也經常懸想：建立了「海內最富」奇蹟的人們，你們究竟是何等樣人，是怎麼走進歷史又從歷史中消失的呢？我只有在《山西票號史料》中看到過一幅模糊不清的照片，日生昌票號門外，為了拍照，端然站立著兩個白色衣衫的年長男人，意態平靜，似笑非笑，這就是你們嗎？
三
在一頁頁陳年的賬單報表間，我很難把他們切實抓住。能夠有把握作出判斷的只是，山西商人致富，既不是由於自然條件優越，又不是由於祖輩的世襲遺贈。他們無一不是經歷過一場超越環境、超越家世的嚴酷搏鬥，才一步步走向成功的。
山西平遙、祁縣、太谷一帶，自然條件並不好，也沒有太多的物產。查一查地圖就知道，它們其實離我們的大寨並不遠。經商的洪流從這裡捲起，重要的原因恰恰在於這一帶客觀環境欠佳。
萬曆《汾州府志》卷二記載：「平遙縣地瘠薄，氣剛勁，人多織耕少。」
乾隆《太谷縣志》卷三說太谷縣「民多而田少，竭豐年之谷，不足供兩月。故耕種之外，鹹善謀生，跋涉數千裡率以為常。土俗殷富，實由此焉」。
讀了這些疏疏落落的官方記述，我不禁對山西商人深深地敬佩起來。家鄉那麼貧困那麼擁擠，怎麼辦呢？可以你爭我奪、蠅營狗苟，可以自甘潦倒、忍飢挨餓，可以埋首終身、聊以餬口，當然，也可以破門入戶、搶掠造反——按照我們所熟悉的歷史觀過去的一切貧困都出自政治原因，因此唯一值得稱頌的道路只有讓所有的農民都投入政治性的反抗。但是，在山西這幾個縣，竟然有這麼多農民做出了完全不同於以上任何一條道路的選擇。他們不甘受苦，卻又毫無政治慾望；他們感覺到了擁擠，卻又不願意傾軋鄉親同胞；他們不相信不勞而獲，卻又不願意將一生的汗水都向一塊狹小的泥土上灌澆。他們把迷惘的目光投向家鄉之外的遼闊天空，試圖用一個男子漢的強韌筋骨走出另外一條擺脫貧困的大道。他們幾乎都沒有多少文化，卻向中國古代和現代的人生哲學和歷史觀念，提供了不能忽視的材料。
他們首先選擇的，正是「走西口」。口外，為數不小的駐防軍隊需要糧秣，大片的土地需要有人耕種；耕種者、軍人和蒙古游牧部落需要大量的生活用品，期待著一支民間貿易隊伍；塞北的毛皮、呢絨原料是內地貴冑之家的必需品，為商販們留出了很多機會；商事往返的頻繁又呼喚著大量旅舍、客店、飯莊的出現……總而言之，只要敢於走出去悉心尋求、刻苦努力，口外確實能創造出一塊生氣勃勃的生命空間。從清代前期開始，山西農民「走西口」的隊伍越來越大，於是我們在本文開頭提到過的那首民歌也就響起在許多村口、路邊：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實在難留。
手拉著哥哥的手，
送哥送到大門口。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有話兒留：
走路要走大路口，
人馬多來解懮愁。
緊緊拉著哥哥的手，
汪汪淚水撲瀝瀝地流。
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
只盼哥哥早回家門口。
……
我懷疑我們以前對這首民歌的理解過於浮淺了。我懷疑我們到今天也未必有理由用憐憫、同情的目光去俯視這一對對年輕夫妻的哀傷離別。聽聽這些多情的的歌詞就可明白，遠行的男子在家鄉並不孤苦伶仃，他們不管是否成家，都有一份強烈的愛戀，都有一個足可生死以之的伴侶，他們本可以過一種艱辛卻很溫馨的日子了此一生的，但他們還是狠狠心踏出了家門，而他們的戀人竟然也都能理解，把綿綿的戀情從小屋裡釋放出來，交付給朔北大漠。哭是哭了，唱是唱了，走還是走了。我相信，那些多情女子在大路邊滴下的眼淚，為山西終成「海內最富」的局面播下了最初的種子。
這不是臆想。你看乾隆初年山西「走西口」的隊伍中，正擠著一個來自祁縣喬家堡村的貧苦青年農民，他叫喬貴發，來到口外一家當鋪裡當了夥計。就是這個青年農民，開創了喬家大院的最初家業。喬貴發和他後代的奮鬥並不僅僅發達了一個家族，他們所開設的「復盛公」商號，奠定了整整一個包頭市的商業基礎，以至出現了這樣一句廣泛流傳的民諺：「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誰能想到，那一個個擦一把眼淚便匆忙向口外走去的青年農民，竟然有可能成為一座偌大的城市、一種宏偉的文明的締造者！因此，當我看到山西電視臺拍攝的專題片《走西口》以大氣磅礡的交響樂來演奏這首民歌時，不禁熱淚盈眶。
山西人經商當然不僅僅是走西口，到後來，他們東南西北幾乎無所不往了。由走西口到闖蕩全中國，多少山西人一生都顛簸在漫漫長途中。當時交通落後、郵遞不便，其間的尋勞和酸楚也實在是說不完、道不盡的。一個成功者背後隱藏著無數的失敗者，在宏大的財富積累後面，山西人付出了極其昂貴的人生代價。黃鑑輝先生曾經根據史料記述過乾隆年間一些山西遠行者的心酸故事——
臨汾縣有一個叫田樹楷的人從小沒有見過父親的面，他出生的時候父親就在外面經商，一直到他長大，父親還沒有回來。他依稀聽說，父親走的是西北一路，因此就下了一個大決心，到陝西、甘肅一帶苦苦尋找、打聽。整整找了三年，最後在酒泉街頭遇到一個山西老人，竟是他從未見面的父親；
陽曲縣的商人張瑛外出做生意，整整二十年沒能回家。他的大兒子張廷材聽說他可能在宜府，便去尋找他，但張廷材去了多年也沒有了音訊。小兒子張廷楌長大了再去找父親和哥哥，找了一年多誰也沒有找到，自己的盤纏卻用完了，成了乞丐。在行乞時遇見一個農民似曾相識，仔細一看竟是哥哥，哥哥告訴他，父親的訊息已經打聽到了，在張家口賣菜；
交城縣徐學顏的父親遠行關東做生意二十餘年杳無音訊，徐學顏長途跋涉到關東尋找，一直找到吉林省東北端的一個村莊，才遇到一個鄉親，鄉親告訴他，他父親早已死了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