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於上海松江縣的學者藝術家楊瑄是一個一生中莫名其妙地多次獲罪，直到七十多歲還在東北曠野上掙扎的可憐人，但由於有了朋友，他眼中的流放地也不無美色了。他的一首《謫居柬友》最能表達這種心情：

同是天涯萬里身，

相依萍梗即為鄰。

閒騎蹇衛頻來往，

小擘霜鰲忘主賓。

明月滿庭涼似水，

綠莎三徑軟於茵。

生經多難情愈好，

未覺人間古道淪。

「生經多難情愈好」，這實在是災難給人的最大恩惠。與東北大地上的朋友相比，原先在上海、在北京的朋友都算不上朋友了，靠著親族關係和同僚關係所擠壓出來的笑容和禮數突然顯得那樣勉強，豐厚的禮品和華瞻的語句也變得非常蒼白。列寧主義惟獨這兒，［原文如此，待考］什麼前後左右的關係也不靠，就靠著赤條條的自己尋找可以生死以之的知己好友，還有什麼比這更珍貴的麼？

我敢斷言，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中，最珍貴、最感人的友誼必定產生在朔北和南荒的流放地，產生在那些蓬頭垢面的文士們中間。其它那些著名的友誼佳話，外部雕飾太多了。

除了同在流放地的文士間的友誼之外，外人與流放者的友誼也會顯出一種特殊的重量，因為在株連之風極盛的時代，與流放者保持友誼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而且地處遙遠，在當時的交通和通訊條件下要維繫友誼又極為艱難。因此，流放者們在飽受世態炎涼之後完全可以憑藉往昔的友誼在流放後的維持程度來重新評驗自己原先置身的世界。

元朝時，浙江人駱長官被流放到黑龍江，他的朋友孫子耕竟一路相伴，一直從杭州送到黑龍江。清康熙年間，兵部尚書蔡毓榮獲罪流放黑龍江，他的朋友，上海人何世澄不僅一路護送，而且陪著蔡毓榮在黑龍江住了兩年多才返回江南。專程到東北探望朋友的人也有不少，例如康熙年間的流放者傅作楫看到老友吳青霞不遠千里前來探望，曾用這樣的詩句來表達感受：

濃陰落盡有高柯，

昨日流鶯在何處？

友情，經過再選擇而顯得單純和牢固了。

讓我特別傾心的是康熙年間顧貞觀把自己的老友吳兆騫從東北流放地救出來的那番苦功夫。顧貞觀知道老友在邊荒時間已經很長，吃足了各種苦頭，很想晚年能贖回來讓他過幾天安定日子。他有決心叩拜座座侯門來贖金集資，但這事不能光靠錢，還要讓當朝最有權威的人點頭，向皇帝說項才是啊。他好不容易結識了當朝太傅明珠的兒子納蘭容若。納蘭容若是一個人品和文品都不錯的人，也樂於幫助朋友，但對顧貞觀提出的這個要求卻覺得事關重大，難於點頭。顧貞觀沒有辦法，只得拿出他為思念吳兆騫而寫的詞作《金縷曲》兩首給納蘭容若看，因為那兩首詞表達了一種人間至情，應該比什麼都能說服納蘭容若。兩首詞的全文是這樣的：

季子平安否？便歸來，平生萬事，那堪回首。

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杯酒。

魑魅搏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雲手。冰與雪，周旋久。

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夠？

比似紅顏多命薄，更不如今還有。只絕塞、苦寒難受。

廿載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君懷袖。

我亦飄零久。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

宿昔齊名非忝竊，試看杜陵消瘦，曾不減、夜郎潺僽。

薄命長辭知己別，問人生、到此淒涼否？千萬恨，為君剖。

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時，冰霜摧折，早衰蒲柳。

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願得、河清人壽。

歸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傳身後。言不盡，觀頓首。

不知讀者諸君讀了這兩首詞作何感想，反正納蘭容若當時剛一讀完就聲淚俱下，對顧貞觀說：「給我十年時間吧，我當作自己的事來辦，今後你完全不用再叮囑我了。」顧貞觀一聽急了：「十年？他還有幾年好活？五年為期，好嗎？」納蘭容若擦著眼淚點了點頭。

經過很多人的努力，吳兆騫終於被贖了回來。在歡迎他的宴會上，有一位朋友寫詩道：「廿年詞賦窮邊老，萬里冰霜匹馬還。」是啊，這麼多年也只是他一個人回來，但這一萬里歸來的「匹馬」，真把人間友誼的力量負載足了。

還有一個人也是靠朋友，而且是靠同樣在流放的朋友的幫助，偷偷逃走的，他就是浙江蕭山人李兼汝。這個人本來就最喜歡交朋友，據說不管是誰只要深夜叩門他一定要留宿，客人有什麼困難他總是傾囊相助。他被流放後，一直靠一起流放的朋友楊越照顧他，後來他年老體衰，實在想離開那個地方，楊越便想了一個辦法，讓他躲在一個大甕裡由牛車拉出去，楊越從頭至尾操作此事，直到最後到了外面把他從大甕里拉出來揮淚作別，自己再回來繼續流放。這件事的真相，後來在流放者中悄悄傳開來了，大家十分欽佩楊越，只要他有什麼義舉都一起出力相助，以不參與為恥。在這個意義上，災難確實能淨化人，而且能淨化好多人。

我常常想，今天東北人的豪爽、好客、重友情、講義氣，一定與流放者們的精神遺留有深刻關聯吧。流放，創造了一個味道濃重的精神世界，竟使我們得惠至今。

四

除了享受友情之外，流放者總還要幹一點自己想幹的事情。基本的勞役是要負擔的，但東北的氣候使得一年中有很長時間完全無法進行野外作業，而且管理者也有松有緊，有些屬於株連而來的物件或隨家長而來的兒孫一輩往往有一點兒自由，有的時候、有的地方，甚至整個流放都處於一種放任自流的狀態，這就使得流放者總的說來還是有不少空餘時間的，需要自己找活幹。一般勞動者找活不難，文人則又一次陷入了深思。

我，總要做一點別人不能代替的事情吧？總要有一些高於揀野菜、拾馬糞、燒石灰、燒炭的行為吧？尤其當珍貴的友誼把文人們凝聚起來之後，「我」的自問變成了「我們」的集體思索。「我們」，既然憑藉著文化人格互相吸引，那就必須進一步尋找到合適的行為方式而成為實踐著、行動著的文化群落，只有這樣，才能求得靈魂的安定。這是一種迴歸，大多數流放者沒有吳兆騫、李兼汝那樣的福氣而回歸南方，他們只能依靠這種文化意義上的迴歸，而實際上這樣的迴歸更其重要。吳兆騫南歸後三年即貧病而死，只活了五十四歲，李兼汝因偷偷摸摸逃回去的，到了南方東藏西藏，也只活了三年。留在東北的流放者們卻從文化的路途上回了家，有的竟然很長壽。

比較常見的是教書。例如洪皜曾在曬乾的樺樹皮上默寫出《四書》，教村人子弟，張邵甚至在流放地開講《大易》，「聽者畢集」，函可作為一位佛學家當然就利用一切機會傳播佛法；其次是教耕作和商賈，例如楊越就曾花不少力氣在流放地傳播南方的農耕技術，教當地人用「破木為屋」來代替原來的「掘地為屋」，又讓流放者隨身帶的物品與當地土著交換漁牧產品，培養了初步的市場意識，同時又進行文化教育，幾乎是全方位地推動這塊土地走向了文明。文化素養更高一點的流放者則把東北這一在以往史冊文典中很少涉及的角落作為自己進行文化考察的物件，並把考察結果以多種方式留諸文字，至今仍為一切進行地域文化研究的專家們所寶愛。例如方拱幹所著《寧古塔志》、吳振臣所著《寧古塔紀略》、張縉彥所著《寧古塔山水記》、楊賓所著《柳邊紀略》、英和所著《龍沙物產詠》、《龍江紀事》等等便是最好的例子，這些著作（有的是詩集）具有極高的歷史學、地理學、風俗學、物產學等多方面的學術價值，是足可永垂史冊的。

我們知道，中國古代的學術研究除了李時珍、徐霞客等少數例外，多數習慣於從書本來到書本去，缺少野外考察精神，致使我們的學術傳統至今還缺乏實證意識。這些流放者卻在艱難困苦之中齊心協力地克服了這種弊端，寫下了中國學術史上讓人驚喜的一頁。他們腳下的這塊土地給了他們那麼多無告的陌生，那麼多絕望的酸辛，但他們卻無意怨恨它，反而用溫熱的手掌撫摸著它，讓它感受文明的熱量，使它進入文化的史冊。

在這整個過程中，有幾個代代流放的南方家族給東北所起的文化作用特別大，例如清代浙江的呂留良家庭、安徽的方拱幹、方孝標家族以及浙江的楊越、楊賓父子等。近代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在民國初年曾說到因遭文字獄而世代流放東北的呂留良（即呂用晦）家族的貢獻：呂氏「後裔多以塾師、醫藥、商販為業。土人稱之曰老呂家，雖為臺隸，求師者必於呂氏，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土人不敢輕，其後裔亦未嘗自屈也。」「齊齊哈爾人知書，由呂用晦後裔謫戍者開之，至於今用夏變夷之功亦著矣。」說到方家，章太炎說：「初，開原、鐵嶺以外皆胡地也，無讀書識字者。寧古塔人知書，由方孝標後裔謫戍者開之。」（《太炎文錄續編》）當代歷史學家認為，太炎先生的這種說法史實可能有所誤，評價可能略嫌高，但肯定兩個家族在東北地區文教上的啟蒙之功是完全不錯的。

一個家族世世代代流放下去，對這個家族來說是莫大的悲哀，但他們對東北的開發事業卻進行了一代接一代的連續性攻堅。他們是流放者，但他們實際上又成了老資格的「土著」，他們的故鄉究竟在何處呢？我提這問題，在同情和惆悵中又包含著對勝利者的敬意，因為在文化意義上，他們是英勇的佔領者。

不管怎麼說，東北這塊在今天的中華版圖中已經一點也不顯得荒涼和原始的土地，應該記住這兩個家族和其它流放者，記住是他們的眼淚和汗水，是他們軟軟的南方口音，給這塊土地播下了文明的種子。不要把視線老是停留在那些邊界戰役和民族抗爭上，停留在那些轟轟烈烈的大事件上，那些戰爭和事件，其實並沒有給這塊土地帶來多少滋養。

五

我希望上面這些敘述不至於構成這樣一種誤解，以為流放這件事從微觀來說造成了許多痛苦，而從宏觀來說卻並不太壞。

不。從宏觀來說，流放無論如何也是對文明的一種摧殘。部分流放者從傷痕累累的苦痛中掙扎出來，手忙腳亂地創造出了那些文明，並不能給流放本身增色添彩。且不說多數流放者不再有什麼文化創造，即便是我們在上文中評價最高的那幾位，也無法成為我國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才。第一流人才可以受盡磨難，卻不能受到超越基本生理限度和物質限度的最嚴重侵害。儘管屈原、司馬遷、曹雪芹也受了不少苦，但寧古塔那樣的流放方式卻永遠也出不了《離騷》、《史記》和《紅樓夢》。文明可能產生於野蠻，卻絕不喜歡野蠻。我們能熬過苦難，卻絕不讚美苦難。我們不怕迫害，卻絕不肯定迫害。

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難中顯現人性、建立文明，本源於他們內心的高貴。他們的外部身份和遭遇可以一變再變，但內心的高貴卻未曾全然消蝕，這正像不管有的人如何趕潮流或身居高位卻總也掩蓋不住內心的卑賤一樣。毫無疑問，最讓人動心的是苦難中的高貴，最讓人看出高貴之所以高貴的，也是這種高貴。憑著這種高貴，人們可以在生死存亡線的邊緣上吟詩作賦，可以用自己的一點溫暖去化開別人心頭的冰雪，繼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點燃文明的火種。他們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顧物慾利益，不顧功利得失，義無反顧，一代又一代。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高貴者確實是愚蠢的，而聰明的卻是那些卑賤者。但是，這種愚蠢和聰明的劃分本來就屬於「術」的範疇而無關乎「道」，也可以說本來就屬於高貴的領域之外的存在。

由此我又想到，東北這塊土地，為什麼總是顯得坦坦蕩蕩而不遮遮蓋蓋？為什麼沒有多少豐厚的歷史卻快速地進入到一個開化的狀態？至少有一部分，來自流放者心底的那份高貴。

我站在這塊古代稱為寧古塔的土地上，長時間地舉頭四顧而終究又低下頭來，我向一些遠年的靈魂祭奠。為它們大多來自浙江、上海、江蘇、安徽那些我很熟悉的地方，更為它們在苦難中的高貴。

選自《文明的碎片》春風文藝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