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得過於天真了。」這位朋友說，「我聽說他們準備花一二年時間組織人批判你的文章，讓大家對你嗤之以鼻，不相信還有人盜版你的書，而你也會在心煩意亂中失去招架之功到那時一切都好辦了。」

「可惜到那時盜版本也賣不掉了。」我笑道。

「不。中國讀者最喜歡買被批判的書，這一點那幫人最清楚。」

朋友神情嚴峻。

他的嚴峻引發了我的嚴峻，我說：「文化畢竟是文化，先貶值後傾銷的手段，在文化領域恐怕行不通吧？」

「也可能是以訛傳訛，我只是提醒一下，供你參考。」朋友有點不悅。

北京的朋友走後，報刊間對我的批評確實多起來了，但仔細一看，有的批評很講道理，根本不像是盜版者組織的，我也就安心地繼續走南闖北去進行文化考察了，不再在意。後來在旅途中經常聽各地朋友說，批評聲勢越來越猛。口氣也越來越激烈，而且還頻頻出現了與我的散文無關的種種批判，甚至涉及到了我以前的學術著作我的外語水平，我對電視的參與，我在某地的發言，有的報刊甚至公佈了我考察各地文化時「上級」補貼的旅費數字，有的報刊則反駁，說我根本沒有外出過，是拿著一本地圖寫的……終於北京有一家報紙在評選全年文化大事時，我被評為「被批評最多的文化人」。忘年之交黃宗江先生則來信調侃我：「罵餘秋雨，是當今文壇一大時髦。」散文家卞毓芳先生告訴我，他在一個座談會上剛剛提到我的名字，便聽到了一片「噓」聲。卞先生與我只是一面之識，說起我也只是就文論文，他覺得這種情景有點不可思議。

綁來我在報紙上讀到卞先生的一篇短文，說他經過了解，那些人『噓」我大多是因為我不接電話，架子大。他為我辯解，說老接電話就很難靜心寫作。

這件事我深感冤枉，因為我歷來是一聽到電話鈴聲就急速衝過去的，每每引得妻子叮囑：「慢一點，別摔著了。」只是我每年有半年多時間在外考察，接不到。但這倒又引起了我的一點警覺：什麼？又是電話？什麼人在頻頻給我打電話？知道號碼又不知道我外出，卻如此惱怒，顯然不是我的朋友，那他們是誰？

南北報刊上也漸漸出現了一些理論詞彙，例如一個署名王強的人寫道：

餘秋雨放棄了最起碼的學術理性，把自己變成了一個情緒化生物。

他的「文化散文」，從內容到形式，都是對現代學術的一種嘲弄，是學術文化的一次倒退。

這無疑是對現代理性的反動。

區區幾篇散文，何至於此？

憊有更過火的。有一位先生在報刊上說，他曾寫文章批評過我對深圳文化的發言，而我則寫信給他傾訴難言苦衷，於是他乾脆把我的「雙重人格」揭露出來曝曝光。—這個設計要花些腦子，但設計者忘記了社會人心的急劇變化。即便這一切全是真的，今天的廣大讀者才不在乎哪座城市的不同文化觀點呢，他們注意的只有一點：人傢俬信中的「難言苦衷」，怎麼能夠拿到報紙上公佈？

就在這時，在自貢的魏明倫先生給我打來長途電話，用濃重的四川口音朗讀了一家刊物上的批判文章：「餘秋雨既然能在傳媒間紅起來，那麼也能讓他在傳媒間毀掉……」，讀到這裡，魏明倫先生突然中止，說：「下面還有更難聽的呢，不讀了，不讀了。」

接到這個電話不久，全國各省書市間就出現了大批盜版本《山居筆記》。

這個盜版本印製精緻，全部精裝，紙張、版式都十分考究，封面影像採用臺灣版，又用計算機作了仔細修整，大標題下特別註明「文化苦旅續篇」，裝幀方式也近似《文化苦旅》，連很多讀書界的朋友也誤認為是正版。不難看出，這是一批頗有文化素養的人籌劃的。

不僅有出版社的標號，而且還有條型碼。標號用的是「內蒙古文化出版社」，註明該社地址不在呼和浩特，而在海拉爾市，這是唯一使朋友們稍感疑惑的地方。很快證明，這個出版社的標號和條型碼都是盜用的。

但是，盜版集團的強大毋庸置疑，因為才短短幾天，全國各省的書市上都出現了這本書，與我有通訊關係和沒有通訊關係的讀者紛紛來信，有表示祝賀的，有質詢為什麼到如此邊遠的出版社去出書的，有抱怨錯別字多的，每天一大迭，家裡的電話也響個不停。我在中國地圖上一一劃圈，遺漏的地方已經不多。盜版本上註明出版日期是今年五月，驚奇的是，我很快收到了西藏拉薩宇拓路寰亞貿易公司陳雪濤先生寫於5月23日的信，他也買到了這本《山居筆記》！陳先生我不認識，他說他「站在世界第三極上」向我表示祝賀，而我則佩服盜版集團怎麼如此迅捷地攀上了世界第三極。

這個盜版本故意在版權頁上寫明印數僅五千冊，但上海市公安局文保處的兩位稽查在上海文廟的一個書攤老闆那裡一次就查獲了二千七百多冊，這還不算幾天來已經大量銷出的部分。一個書攤就這麼多，全市會有多少？全國呢？這是一個難於推算的數字。

盜版本標價二十元，但公安局文保處的稽查事先以一般讀者的身份買了兩冊，每本是三十元。

這個書攤老闆被傳喚到了公安局，據他交代，書是從北京發來的，北京的發書人告訴他「如果餘秋雨來查問，給他一筆象樣的錢就可以了。」這口氣與幾年來我不斷接到的深夜電話前後呼應。再問北京發書人的身份，果然很有背景，與文化傳媒界關係密切。

上海市公安局文保處的兩位負責人找到了我，他們大惑不解的是：

「這麼一本嚴肅的談文化的書，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用三十元的黑市價去購買？」

我說：「按照慣例，這是被批判的書才享有的價碼，人家早就策劃的。」

原以為人家的策略是「貶值傾銷」，到頭來一看，要貶值的只是人，而不是書價。

中國讀者好奇，想看看「一個情緒化動物」究竟如何造成了「學術文化的一次倒退」，想看看在九十年代後期仍被判為「反動」的文章究竟是什麼樣的，因此願意掏錢了。當然我也不否認其中很多購書者是出於對我的信任。

應該承認那些深夜給我打電話的人取得了不小的經濟成功，我也領略了他們無所不能的力量。難怪他們在電話中的聲音總是那麼緩慢而渾厚，很有磁性。

得知實情的朋友都責怪我：「那麼多正規出版社都在搶，你為什麼拖了那麼多年不答應？」

我說：「這就是我的悲哀。原來只有一個念頭，怕讀者買重複的篇目，現在倒好，全讓盜版集團去鬧騰了，讀者更吃虧。」

四、搏鬥的印佰

那麼，現在該怎麼辦呢？

這些天，來自全國各地指證《山居筆記》錯別字的信件越來越多，我為了防止讀者繼續上當，請求《新民晚報》的記者俞亮鑫先生髮布一條訊息，希望讀者不要去買這個盜版本。但據公安局文保處的先生說，這樣做至多使上海書攤的老闆們暫時把那些盜版本藏匿幾天而已。

唯一的辦法是快速出一個正本。復旦大學的陳思和教授也這樣勸我，而我仍然在擔心部分篇目與《秋雨散文》重複的問題。萬般無奈中打電話給《收穫》雜誌的副主編李小林女士，李小林說：「《山居筆記》是設在我們雜誌的一個專欄，我們正好與文匯出版社在編一套《收穫文庫》，這書原來就要收在裡邊的。」她又說：「浙江文藝出版社選編《秋雨散文》時這個專欄還只連載了一部分，至今大陸讀者還沒有見到過《山居筆記》全貌，由我們出一個正本理所當然。」

《收穫》當然有編印自己專欄的權利，讓《山居筆記》迴歸自己的出生地，我沒有理由不同意。而且除此之外，我再也想不出其它遏制盜版本的辦法。請我的讀者們原諒，這本書裡有你們也許已經讀過的一些篇目，但盜賊當前，只能如此辦理了。眼前這本書如果還有一點儲存價值，那就是它在二十世紀末尾留下了一箇中國文人與盜賊們搏鬥的印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