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東北終究是東北，現在已是盛夏的尾梢，江南的西瓜早就收藤了，而這裡似乎還剛剛開旺，大路邊高高低低地延綿著一堵用西瓜砌成的牆，瓜農們還在從綠油油的瓜地裡一個個捧出來往上面堆。停車一問價錢，大吃一驚，才八分錢一斤。買了一大堆搬到車上，先切開一個在路邊啃起來。一口下去又是一驚，竟是我平生很少領略過的清爽和甘甜！以往在江南西瓜下市季節，總有一批「北方瓜」來收場，那些瓜吃起來又粗又淡，很為江南人所鄙視，我還曾為此可憐過北方的朋友。北方的朋友辯解說，那是由於要長途運輸，老早摘下一些根本沒熟的瓜在車皮和倉庫裡慢慢蹲熟的，代表不了北方瓜。今天我才真正信了，不禁邊吃西瓜邊抬頭打量起眼前的土地。這裡的天藍得特別深，因此把白雲襯托得銀亮而富有立體感。藍天白雲下面全是植物，有莊稼，也有自生自滅的花草。與大西北相比，這裡一點也不荒瘠，但與江南相比，這裡似乎又缺少了那些溫馨而精緻的曲曲彎彎，透著點兒蒼涼和浩茫。
這片土地，竟然會蘊藏著這麼多的甘甜麼？
我想這個問題的時候心頭不禁一顫，因為我正站在從牡丹江到鏡泊湖去的半道上，腳下是黑龍江省寧安縣，清代被稱之為「寧古塔」的所在。只要對清史稍有涉獵的讀者都能理解我的心情，在漫長的數百年間，不知有多少所謂「犯人」的判決書上寫著「流放寧古塔」！
我是在很多年前讀魯迅論及清代文字獄的文章時首次看到這個地名的，因為它與獰厲的政治迫害和慘烈的人生遭遇連在一起，使我忍不住抬起頭來遙想它的地理形貌。後來我本人不知為什麼對文字獄的史料也越來越重視起來，因而這個地名便成了我閱讀中的常見詞彙。近年來喜歡讀一些地域文化的著作，在拜讀謝國楨先生寫於半個世紀前的《清初東北流人考》和李興盛先生兩年前出版的《東北流人史》1時更是反覆與它打交道了。今天，我居然真的踏到了這塊著名的土地上面，而它首先給我的居然是甘甜！
有那麼多的朝廷在案以它作為句點，因此「寧古塔」三個再平靜不過的字成了全國官員和文士心底最不吉祥的符咒。任何人都有可能一夜之間與這裡產生終身性的聯結，而到了這裡，財產、功名、榮譽、學識，乃至整個身家性命都會墮入漆黑的深淵，幾乎不大可能再泅得出來。金鑾殿離這裡很遠又很近，因此這三個字常常悄悄地潛入高枕錦衾間的惡夢，把那麼多的人嚇出一身身冷汗。清代統治者特別喜歡流放江南人，因此這塊土地與我的出身地和謀生地也有著很深的緣分。幾百年前的江浙口音和現在一定會有不少差別了吧，但云還是這樣的雲，天還是這樣的天。
地可不是這樣的地。有一本叫做《研堂見聞雜記》的書上寫道，當時的寧古塔，幾乎不是人間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惡獸吃掉，甚至被餓昏了的當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來的不多。當時另有一個著名的流放地叫尚陽堡，也是一個讓人毛骨悚然的地名，但與寧古塔一比，尚陽堡還有房子可住，還能活得下來，簡直好到天上去了。也許有人會想，有塔的地方總該有點文明的遺留吧，怎麼會這樣？這就搞錯了。寧古塔沒有塔，這三個字完全是滿語的音譯，意為「六個」（「寧古」為「六」，「塔」為「個」），據說很早的時候曾有兄弟六人在這裡住過，而這六個人可能還與後來的清室攀得上遠親。
今天我的出發地和目的地都很漂亮，想想吧，牡丹江、鏡泊湖，連名字也已經美不勝收了，但我此行的主要目的卻是這半道上的流放地。由它，又聯想到東北其它幾個著名的流放地如今天的瀋陽（當時稱盛京）、遼寧開原縣（即當時的尚陽堡）以及齊齊哈爾（當時稱卜魁）等處，我，又想來觸控中國歷史身上某些讓人不太舒服的部位了。
1這些論著也為本文提供了很多史料和線索，謹此感謝。——作者注
二
中國古代列朝對犯人的懲罰，條例繁雜，但粗粗說來無外乎打、殺、流放三種。打是輕刑，殺是極刑，流放不輕不重嵌在中間。
打的名堂就很多，打的工具（如笞、杖之類）、方式和數量都不一樣。再道貌岸然的高官，再斯文儒雅的學者，從小受足了「非禮勿視」的教育，舉手投足蘊藉有度，剛才站到殿闕中央來講話時還細聲慢氣地努力調動一連串深奧典故用以替代一切世俗詞彙呢，簡直雅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了，突然不知是哪句話講錯了，立即被一群宮廷侍衛按倒在地，在眾目睽睽之下被扒下褲子，一五一十打將起來。蒼白的肌肉，殷紅的鮮血，不敢大聲發出的哀號，亂作一團的白髮，強烈地提醒著端立在一旁的文武百官：你們說到底只是一種生理性的存在。用思想來辯駁思想，用理性來面對理性，從來沒有那回事兒。一言不合，請亮出尊臀。與此間風景相比，著書立說、砌磋研討，實在成了一種可笑的存在。中國社會總是不講道理，也不要道理，便與此有關。
殺的花樣就更多了。我早年在一本舊書中讀到嘉慶皇帝如何殺戮一個在圓明園試圖向他動刀的廚師的具體記述，好幾天都吃不下飯。後來我終於對其他殺人花樣也有所瞭解了，真希望我們下一代不要再有人去知道這些事情。那一大套款式，絕對只有那些徹底丟棄了人性卻又保持著充分想象力的人才能設計得出來。以我看來他們的設計原則是把死這件事情變成一個可供細細品味、慢慢咀嚼的漫長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組成人的一切器官和肌膚全都成了痛苦的由頭，因此受刑者只能怨恨自己竟然是個人。我相信中國的宮廷官府所實施的殺人辦法，是人類從猿猴變過來之後幾十萬年間最為殘酷的自戕遊戲，即便是豺狼虎豹在旁看了也會瞠目結舌。幸好中國的皇帝在這方面都沒有神經脆弱的毛病，他們總是玩牌一樣掂量著各種死法，有時突然想起「犯人」戰功赫赫或學富五車，會特別開恩換一種等級略低一點的死法，在這種情況下，不僅將死的「犯人」會衷心地叩謝皇恩浩蕩，而且皇帝自己也覺得仁慈過人、宅心寬厚。皇帝的這個習慣倒是成了中國的社會慣例，許多笑容可掬的方案權衡，常常以總體性的殘忍為前提。殘忍成了一種廣泛傳染的歷史病菌和社會病菌，動不動就採取極端措施，驅逐了人道、公德、信義、寬容、和平。
現在可以回到流放上來了。說過了殺的花樣，流放確實成了一種極為仁厚的懲罰，但實際上對承受者來說，殺起來再慢也總不會拖延太久，而流放卻是一種長時間的可怖折磨。死了倒也罷了，問題是人還活著，種種不幸都要用心靈去一點點消受，這就比死都煩難了。就以當時流放東北的江南人和中原人來說，首先讓人受不了的事實是流放的株連規模。有時不僅全家流放，而且禍及九族，所有遠遠近近的親戚，甚至包括鄰里，全都成了流放者，往往是幾十人、百餘人的隊伍，浩浩蕩蕩。別以為這樣熱熱鬧鬧一起遠行並不差，須知這些幾天前還是錦衣玉食的家庭都已被查抄，家產財物蕩然無存，而且到流放地之後做什麼也早已定下，如「賞給出力兵丁為奴」，「給披甲人為奴」等等，從孩子開始都已經是奴隸。一路上怕他們逃走，便枷鎖千里。我現在隨手翻開桌上的史料就見到這樣一條記載：明宣德八年，一次有一百七十名犯人流放到東北，但死在路上就有三分之二，到東北只剩下五十人。由此，一路上的自然艱苦和人為虐待便可想見。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這些奴隸分配給了主人，主人見美貌的女性就隨意糟蹋，怕丈夫礙手礙腳先把丈夫殺了；人員那麼多用不了，選出一些女的賣給娼寮，選出一些男的去換馬。最好的待遇算是在所謂「官莊」裡做苦力，當然也完全沒有自由，照清代被流放的學者吳兆騫記述，「官莊人皆骨瘦如柴」，「一年到頭，不是種田，即是打圍、燒石灰、燒炭，並無半刻空閒日子。」
在一本叫《絕域紀略》的書中描寫了流放在那裡的江南女子汲水的鏡頭：「春餘即汲，霜雪井溜如山，赤腳單衣悲號於肩擔者，不可紀，皆中華富貴家裔也。」
在這些可憐的汲水女裡面，肯定有著不少崔鶯鶯、林黛玉這樣的人物，昨日的嬌貴矜持根本不敢再回想，連那點哀怨悱惻的戀愛悲劇，也全部成了奢侈。
康熙時期的詩人丁介曾寫過這樣兩句詩：
南國佳人多塞北，
中原名士半遼陽。
這裡該包含著多少讓人不敢細想的真正大悲劇啊。詩句或許會有些誇張，但當時中原各省在東北流放地到了「無省無人」的地步是確實的。據李興盛先生統計，單單清代的東北流人（其概念比流放犯略大），總數在150萬以上。普通平民百姓很少會被流放，因而其間「名士」和「佳人」的比例確實不低。
如前所說，這麼多人中，很大一部分是株連者，這個冤屈就實在太大了。那些遠親，可能根本沒見過當事人，他們的親族關係要通過老一輩曲曲折折的比劃才能勉強理清，現在卻一古腦兒都被趕到了這兒。在統治者看來，中國人都不是個人，只是長在家族大樹上的葉子，一片葉子看不順眼了，證明從根上就不好，於是一棵大樹連根兒拔掉。我看「株連」這兩個字的原始含義就是這樣來的。樹上的葉子那麼多，不知哪一片會出事而禍及自己，更不知自己的一舉一動什麼時候會危害到整棵大樹，於是只能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此這般，中國怎麼還會有獨立的個體意識呢？我們以往不也見過很多心底裡很明白而行動卻極其窩囊的人物嗎？有的事，他們如果按心底所想的再堅持一下就堅持出人格和個性來了，但皺眉一想妻兒老小、親戚朋友，也就立即改變了主意。既然大樹上沒有一片葉子敢於面對風的吹拂、露的浸潤、霜的飄灑，整個樹林也便成了沒有風聲鳥聲的死林。朝廷需要的就是這樣一片表面上看起來碧綠蔥蘢的死林，「株連」的目的正在這裡。
我常常設想，那些當事人在東北流放地遇見了以前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次卻因自己而罹難的遠房親戚，該會說什麼話，作何等樣的表情？而那些遠房親戚又會作什麼反應？當事人極其內疚是毫無疑問的，但光內疚夠嗎？而且內疚什麼呢？他或許要解釋一下案情，而他真能搞得清自己的案情嗎？
能說清自己案情的倒是流放者中那一部分真正的罪犯，即我們現在所說的刑事犯；還有一部分屬於宮廷內部勾心鬥角的失敗者，他們大體也說得清自己流放的原因，其中有些人的經歷也很有歷史意味，但至少我今天在寫這篇文章時對他們興趣不大。最說不清楚的是那些文人，不小心沾上了「文字獄」、科場案，一夜之間成了犯人，竟然福大命大沒被砍頭，與一大群株連者一起跌跌撞撞地發配到東北來了，他們大半搞不清自己的案情。
「文字獄」的無法說清已有很多人寫過，不想再說什麼了。我想，流放東北的文人中真正算得上「犯案」的大概就是在科舉考試中作弊的那一撥了。明代以降，特別是清代，壅塞著接二連三的所謂「科場案」，好像魯迅的祖父後來也捱到了這類案子裡邊，幸好沒有全家流放，否則我們就沒有《阿q正傳》好讀了。依我看，科場中真作弊的有（魯迅的祖父像是真的），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恣意誇大甚至無中生有的。例如1657年（順治十四年）發生過兩個著名的科場案，造成被殺、被流放的人很多，我們不妨選其中較嚴重的一個即所謂「南闈科場案」稍稍多看幾眼。
一場考試過去，發榜了，沒考上的仕子們滿腹牢騷，議論很多，被說得最多的是考上舉人的安徽青年方章鉞可能（！）與主考大人是遠親，即所謂「聯宗」吧，理應迴避，不迴避就有可能作弊。落第考生的這些道聽途說被一位官員聽到了，就到順治皇帝那裡奏了一本，順治皇帝聞奏後立即（！）下旨，正副主考一併革職，把那位考生方章鉞捉來嚴審。這位安徽考生的父親叫方拱幹，也在朝中做著官，上奏說我們家從來沒有與主考大人聯過宗，聯宗之說是誤傳，因此用不著迴避，以前幾屆也考過，朝廷可以調查。本來這是一件很容易調查清楚的事情，但麻煩的是皇帝已經表了態，而且已把兩個主考革職了，如果真的沒有聯過宗，皇帝的臉往哪兒擱？因此朝廷上下一口咬定，你們兩家一定聯過宗，不可能不聯宗，沒有理由不聯宗，為什麼不聯宗？不聯宗才怪呢！既然肯定聯過宗，那就應該在子弟考試時迴避，不迴避就是犯罪。刑部花了不少時間琢磨這個案子，再琢磨皇帝的心思，最後心一橫，擬了個處理方案上報，大致意思無非是，正副主考已經激起聖怒，被皇帝親自革了職，那就乾脆處死算了，把事情做到底別人也就沒話說了；至於考生方章鉞，朝廷不承認他是舉人，作廢。
這個處理方案送到了順治皇帝那裡，大家原先以為皇帝也許會比刑部寬大一點，做點姿態，沒想到皇帝的回旨極其可怕：正、副主考斬首，沒什麼客氣的；還有他們領導的其它所有試官到哪裡去了？一共十八名，全部絞刑，家產沒收，他們的妻子女兒一概做奴隸。聽說已經死了一個姓盧的考官了？算他幸運，但他的家產也要沒收，他的妻子女兒也要去做奴隸。還有，就讓那個安徽考生不做舉人算啦？不行，把八個考取的考生全都收拾一下，他們的家產也應全部沒收，每人狠狠打上四十大板，更重要的是，他們這群考生的父母、兄弟、妻子，要與這幾個人一起，全部流放到寧古塔！（參見《清世主實錄》卷121）
這就是典型的中國古代判決，處罰之重，到了完全離譜的程度。不就是僅僅一位考生可能與主考官有點沾親帶故的嫌疑嗎？他父親出來已經把嫌疑排除了，但結果還是如此慘烈，而且牽涉的面又如此之大。能代表朝廷來考試江南仕子的考官，無論是學問、社會知名度還是朝廷對他們信任的程度本來都應該是不成問題的，但為了其中一個人有那麼一丁點兒已經排除了的嫌疑，二十個全部殺掉，一個不留。
而且他們和考生的家屬全部不明不白地遭殃。這中間，唯一能把嫌疑的來龍去脈說得稍稍清楚一點的只有安徽考生一家－－方家，其它被殺、被打、被流放的人可能連基本原因也一無所知。但不管，刑場上早已頭顱滾滾、血跡斑斑，去東北的路上也已經浩浩蕩蕩。這些考生的家屬在跋涉長途中想到前些天身首異處的那二十來個大學者，心也就平下來了。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何況人家那麼著名的人物臨死前也沒吭聲，要我冒出來喊冤幹啥？充什麼英雄？這是中國人面臨最大的冤屈和災難時的精神衛護邏輯。一切原因和理由都沒有什麼好問的，就算是遇到了一場自然災害。且看歷來流離失所的災民，有幾個問清過颱風形成的原因和山洪暴發的理由？算啦，低頭幹活吧，能這樣不錯啦。
三
災難，對常人來說也就是災難而已，但對知識分子來說就不一樣了。當災難初臨之時，他們比一般人更緊張，更痛苦，更缺少應付的能耐；但是當這一個關口渡過之後，他們中部分人的文化意識又會重新甦醒，開始與災難周旋，在災難中洗刷掉那些只有走運時才會追慕的虛浮層面，去尋求生命的底蘊。到了這個時候，本來經常會嘲笑知識分子幾句的其它流放者不得不收斂了，他們開始對這些喜歡長吁短嘆而又手無縛雞之力的斯文人另眼相看。
流放文人終於熬過生生死死最初撞擊的訊號是開始吟詩，其中有不少人在去東北的半路上就已獲得了這種精神復甦，因為按照當時的交通條件，這好幾千裡的路要走相當長的時間。清初因科場案被流放的杭州詩人、主考官丁澎在去東北的路上看見許多驛站的牆壁上題有其它不少流放者的詩，一首首讀去，不禁笑逐顏開。與他一起流放的家人看他這麼高興，就問：「怎麼，難道朝廷下詔讓你回去了？」丁澎說：「沒有。我真要感謝皇帝，給我這麼好的機會讓我在一條才情的長河中暢遊，你知道嗎，到東北流放的人幾乎都是才子，我這一去就不擔心沒有朋友了。」丁澎說得不錯，流放者的隊伍實在是把一些平日散落各地的傑出文士集中在一起了，幾句詩，就是他們心靈交流的旗幡。
丁澎被流放的時候，他的朋友張縉彥曾來送行，沒想到三年以後張縉彥也被流放，戍所很遠，要經過丁澎的流放地，兩人見面感慨萬千，唏噓一陣之後，互相能夠贈送的東西仍然只有詩。丁澎送張縉彥的詩很能代表流放者的普遍心理：
老去悲長劍，
苞為獨遠征？
半生戎馬換，
片語玉關行！
亂石衝雲走，
飛沙撼磧鳴。
萬方新雨露，
吹不到邊城。
（《送張坦公方伯出塞》）
丁澎早流放幾年，因此他有資格叮囑張縉彥：『愁劇須憑酒，時危莫論文。」
「時危莫論文」並不是害怕和躲避，而是希望朋友身處如此危境不要再按照原先文縐縐的思路來考慮問題了。用吳偉業贈吳兆騫的詩句來表述，文人面對流放，產生的總體感受應該是「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原先的價值座標轟毀了，連一些本來確定無疑的概念也都走向模糊和混亂，這對許多文人來說都不完全是一件壞事。
有一些文人，剛流放時還端著一副孤忠之相，等著哪一天聖主來平反昭雪；有的則希望有人能用儒家的人倫道德標準來重新審理他們身陷的冤屈，哪怕自己死後有一位歷史學家來說兩句公道話也好。但是，茫茫的塞外荒原否定了他們，浩浩的北國寒風嘲笑著他們，文天祥雖然寫過「留取丹心照汗青」，而「汗青」本身又是如此曖昧不清。
到東北的流放者一般都會記得宋、金戰爭期間，南宋的使臣。洪皜和張邵曾被金人流放到黑龍江的事蹟。洪皜和張邵算得為大宋朝廷爭氣的了，在揀野菜充飢、拾馬糞取暖的情況下還凜然不屈。一次一位比較友好的女真貴族與洪皜談話，談著談著就爭論起來了，女真貴族生氣地說：「你到現在還這麼口硬，你以為我不能殺你麼？」洪皜回答：「我是可以死了，但這樣你們就會蒙上一個斬殺來使的惡名，恐怕不大好。離這裡三十里地有個叫蓮花濼的地方，不如我們一起乘舟去遊玩，你順便把我推下水，就說我是自己失足，豈不兩全其美？」他的這種從容態度，把女真貴族都給鎮住了。後來金兵佔領了淮北，宣佈說只要是淮北籍的宋朝官員都可回家了，不少被流放的宋朝官員紛紛偽稱自己是淮北人而南返，惟獨洪皜和張邵明確說自己是江南人，因此一直在東北流放到宋、金和議達成之後才回來。完全出人意料的是，這兩人在東北為宋廷受苦受難十餘年，回來卻立即遭受貶斥，洪皜被秦檜貶離朝廷，張邵也被彈劾為「奉使無成」而遠放，兩人都很快死在顛沛流離的長途中。倒是金人非常尊敬這兩位與他們作對的使者，每次有人來宋廷總要打聽他們的訊息，甚至對他們的子女也倍加憐惜。這種事例，很使後代到東北的流放者們深思。既然朝廷對自己的使者都是這副模樣，那它真值得大家為它守節效忠嗎？我們過去頭腦中認為至高無上的一切真是那樣有價值嗎？
順著這一思想脈絡，東北流放地出現了一個奇蹟：不少被流放的清朝官員與反清義士結成了好朋友，甚至到了生死莫逆的地步。原先各自效忠的物件，無論是明朝還是清朝都消解了，消解在朔北的風雪中，消解在對人生價值的重新確認裡。
「同是冰天謫戍人，敝裘短褐益相親。」（戴梓）當官銜、身份、家產一一被剝奪，剩下的就是生命對生命的直接呼喚。著名的反清義士函可在東北流放時最要好的那些朋友李裀、魏管、季開生、李呈祥、郝浴、陳掖臣等幾乎都是被貶的清朝官吏，以這些人為骨幹，函可還成立了一個「冰天詩社」。是不是這些昔日官吏現都捲入到函可的反清思潮中來了呢？並不是。他們相交只是「以節義文章相慕重」，這裡所說的「節義」又不具備尋常所指的國家民族意義，而僅僅是個人人品。其實個人人品最是了不得，最不容易被外來的政治規範修飾或扭曲。在這一點上，中國曆來對「大節」、「小節」的劃分常常是顛倒的。函可的那些朋友在個人人品上確實都是很值得敬重的，李裀獲罪是因為上諫朝廷，指陳當時的一個「逃人法」「立法過重，株連太多」；魏管因上疏主張一個犯人的「妻子應免流徙」而自己反被流徙；季開生是諫阻皇帝到民間選美女，郝浴是彈劾大漢奸吳三桂驕橫不法……總之是一些善良而正直的人。現在他們的發言權被剝奪了，但善良和正直卻剝奪不了，跟著他們走南闖北。函可與他們結社是在順治七年，那個時候，江南很多知識分子還在以「仕清」為恥，而照我們今天某些理論家的分析，他們這些官吏之所以給清廷提意見也是為了清廷的長遠利益，不值得半點同情，但函可卻完全不理這一套，以毫無障礙的心態發現了他們的善良與正直，然後把他們作為一個個有獨立人品的個人來尊重。政敵不見了，民族對立鬆懈了，只剩下一群赤誠相見的朋友。
有了朋友，再大的災難也會消去大半。有了朋友，再遭的環境也會風光頓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