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上安排我去江南掛職，臨行前張書記找我談話。張書記工作很忙，能夠抽出時間親自與我談話，這讓我很感動。談話時，我委婉地提到了江南那邊旅遊資源貧乏，我去之後開展工作可能會遇到一些困難，希望將來張書記能對我的工作進行指導和幫助。談話時間不長，二十多分鐘，張書記說話言簡意賅，精準到位。他說：「致遠啊，你是一個有思想、踏實肯幹的人，讓你進入官場也不是我的輕率之舉，組織部門觀察了你很長時間，這次到江南去掛職，希望你能夠踏踏實實地為老百姓做一點實事，乾點成績出來，在百姓眼裡我們是當官的，但在自己眼中我們是為百姓服務的，百姓需要的就是能為他們辦事兒的實幹家，而不是官油子。」
我說道：「張書記，您放心，旅遊是我的專長，到了江南，我會想辦法把那裡的旅遊產業好好搞一搞的。」張書記點點頭：「那你去吧，要與那邊的領導幹部相處好，以後工作上有什麼困難就提出來吧。」
對於我的下掛，旅遊局像過節一樣重視。章文雄局長說：「你是我們旅遊局自成立以來第一個被組織上下派到縣裡掛職的年輕幹部，前途無量。為了表示對你的重視，也為了給你撐撐面子，我派李輝和趙良兩個副局長送你，待你安頓好以後我再單獨去看你，如何？」
「章局，您安排得如此周到，我感激涕零，也由衷地謝謝您這幾年對我的栽培。」我誠懇地道。
於是，西元2005年8月3日，一個十分炎熱的晴朗之日，雲夢市委組織部幹部二科一位副主任科員，在旅遊局兩位副局長的陪同之下，送我踏上了前往江南的掛職之旅。車行途中，那位江南籍副主任科員調侃我道：「寧市長……助理，此去江南有何感慨？」
我出人意料地答：「有一種捱打的感覺。」
他很疑惑，追問道：「此話怎講？」
我反問：「你身為江南人，難道就沒聽說過‘捱打’的典故？」
他很尷尬，答：「願聞其詳。」
我向他詳細介紹了江南市的一些歷史典故，並跟他講了關於更改江南市名稱的一些曲折故事。我的介紹讓那位副主任科員大開眼界。他笑道：「進入角色蠻快呀，你從哪裡得來了這些資訊？」
我笑而未答。
其實，這並不神秘。某位領導到一個新地方履職之前，都會有許多當地官員以各種藉口主動找上門來介紹那裡的情況，以表忠心。當然，介紹得最為詳盡的還是當地的人脈關係。對待這些人，不同的領導往往以不同的態度視之。絕大多數領導雖然從骨子裡鄙視他們，但在內心裡卻需要他們。這些「內線」、「棋子」，就像大明王朝時期暗布的「東廠」或「西廠」特務，從他們的殷勤「彙報」中，領導可以掌控許許多多無法掌握的秘密資訊。還有一部分領導因為升遷所需也採取了同樣的手段，所以對他們有一種莫名的親切，比較看重的也就是這些人。剩下極少數像我這樣比較另類的人，處理方式則較為激進，不僅不會提拔、重用他們，還會在公開場合將他們跑官要官的醜行當典型進行批判，警示大家引以為戒。第一位光顧我家的那位幹部，後來就被我拿到大會上給曝了一次光……
我瞭解江南，其實並不是通過上面那種陰暗的渠道。網路是一個開放的平臺，什麼資訊都可以查到。在我的想象中，距雲夢市區42公里，素有「魚米之鄉」、「茶葉之鄉」、「竹器之鄉」、「浮標之鄉」、「有色金屬之鄉」美譽的江南，應該是一座風景優美的現代化工業城市。它地理位置優越，京廣、京珠、武廣高速穿城而過，長江黃金水道依境東流。
然而，我在網上查到的關於江南的種種情況，卻讓我大跌眼鏡，一個財政收入不足三億的縣級市，與兄弟縣市相比，差距太大，而且社會問題重重。
我找出江南的典籍從文化的角度撕開一角，處處皆能發現「文化捱打」的痕跡。
首先，她缺少文化地理座標。一座不缺歷史但無地標的城市，渾渾噩噩地走過了一千多年，在以文化為代表的軟實力競爭中如何不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面？
其次，這座城市還存在嚴重的地域性格缺陷。第一個光顧我家的幹部，一見了我的面就對我說：「我們江南人喜歡告狀，‘喜訴訟，好鬥毆’是寫進了縣誌的，您要嚴加提防！」後來我到了江南，發現當地人都喜歡重複這個句子，似乎「‘喜訴訟，好鬥毆’寫進了縣誌」是一件非常光榮的事情。這種性格體現在經濟行為方面表現出來的就是無休止的跟風內鬥。江南的茶葉曾經遠銷蒙古、俄羅斯而聞名天下，茶農們為爭搶市場份額，牟取暴利，紛紛往茶葉裡摻樹枝、牛糞，一時間砸了牌子，將市場拱手讓給了別的省市。江南的浮標曾經名揚四海，有「威海的杆江南的標」之說。由於行情好，江南的浮標老闆相互壓價，過去一百多塊錢一支的標被壓到了七塊錢，浮標產業霎時崩潰……
江南人還有一句來客必做宣揚、敬酒必用的句子：「一lia子」，俗稱「一江南單位」，即「一丁點」的意思。雲夢市委書記張文昊到江南視察，江南當地領導敬酒：「給您只加一lia子。」張書記揶揄道：「江南人總是喜歡說一lia子一lia子，什麼時候能夠變得大氣一點？」
張書記一語點破了問題的實質。文化胸懷的廣度，決定了經濟思維的寬度。江南總是把經濟落後歸罪於雲夢市把大型國有企業雲煉、南化劃給了大廠區，卻從來不從文化層面去進行反思。雲煉、南化的劃出，固然影響了江南的發展，但不能夠成為永遠的藉口。為什麼江南在經濟上處處被動挨打？有兩則坊間傳說很能說明問題。一則說的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雲嶺煉油廠想把生活區建在江南，江南的領導說：「不行不行，上萬人吃喝拉撒，得好多柴米油鹽對付，莫把江南的物價搞高了。」結果，這個專案建在了長河經濟開發區。
還有一則與啤酒有關。有一位福建人想在江南建一家年生產規模10萬噸以上的啤酒廠，江南的主要領導聞訊後，頭搖得像個撥浪鼓：「年產10萬噸？那要耗掉我們江南多少水？我們月谷水庫的水自己喝都不夠，還要保雲煉，不要不要！」福建老闆一轉身，將酒廠落地在了河西縣……
文化的被動必然導致經濟的捱打，經濟的捱打很大程度上源於政治的混沌。很多年以前江南就是選舉「重災縣」，這裡曾經發生過震驚全國的唯一市長候選人落選「事故」；每次換屆，從票箱裡跳市長是經常上演的保留節目。跳出來的多，落馬的也多。所以，雲夢的市直機關幹部，大多不願空降「江南」，就怕換屆落馬。
離江南的地界越來越近了，我沒有一絲激動，反倒十分忐忑。一個政治生態如此惡劣的地方，是福是禍，對我而言一切都是未知數。江南市委組織部長在一家簡陋的餐廳裡和我們見了面。開飯前，雲夢市委組織部幹部二科的一名副主任科員，拿出檔案例行公事般唸了念，江南市委組織部長表示禮節上的歡迎，鼓掌之後端起酒杯就算辦了交接！
當我見到市長柳博溫時，已是一個月以後的事兒了。
按照政府辦的安排，我在家休息了一個星期。在赴任江南之前，我給政府辦主任老童打過一個電話，老童態度有些漠然。我問他：「住的地方安排好了沒有？」他有些不耐煩地答：「你來了就知道了，給你安排了一個最好的地方，住在市長樓下。」我遲疑片刻，又問：「我需要帶鋪蓋行李嗎？」他回答：「你帶也可以，不帶也行。」說完，掛了電話。
我如刺鯁於喉般難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