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甘心，躲在教室外的窗戶邊上，偷聽老師講課，越聽越傷心，撿起一塊石頭，在地上寫下了一首打油詩：「我家無錢又無權，豈能讀書焉？現在不如過去好，一人讀書七十七元錢！」結果，這首詩被教導主任發現了，他立馬通知我的父母，將我予以除名，理由是「道德品質敗壞，思想反動」。
父母無語，只好把我領回家去。失學的那些日子，我只能望著藍藍的天空發呆。我經常暗自流淚，痛下決心「要當總理」，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撤了那個教導主任的職務，讓天下讀不起書的人，都能走進課堂」。
現在回想起來，都有些辛酸，一個連課堂都進不去的人，如何能當總理？以至於許多年以後，我到江南分管教育，我最痛恨的就是教育亂收費。有一位被我撤了職的中學校長，找我求情，我狠狠地批評了他：「你知不知道，你的行為，極有可能毀了一位未來的總理？」
第三次想當總理的時候，我已進而立之年。1998年某雜誌以《想當總理的年輕人》為題，報道了這一看似荒唐的事兒。當時萌生這樣的想法，源於一個新聞事件。1997年，我離開報社調回園林系統，為園林局長章文雄當秘書。章局長是一個事業心很強的人，整天為市委市政府領導不重視城市園林綠化而苦惱。我給他出了個點子，建議他站在局長的角度，在當地黨報上發表一篇署名檢討，採取輿論倒逼的手段，引起領導的重視。
章局長採納了我的意見，親自撰寫了一篇長達2700字的文章《看大連，想雲夢：關於園林綠化的檢討》。文章在《雲夢日報》頭版刊發以後，立即轟動全國，新華社等17家中央、省部級媒體跟蹤報道，雲夢市委書記親自撰文給予肯定。
然而，媒介認同並不等於政界認同，市裡一位主要領導認為，章局長的檢討中傷了他（有許多群眾致信給他，說該檢討的不是局長，而是市長），懷疑有人乘換屆之機使陰謀，便將他找去嚴厲地訓斥了一頓。我的策劃，以失敗而告終。
從這件事中，我深刻地洞察到了政治這個怪物的個性，開始冷靜下來研究我所面對的這個社會。沒人能夠理解我這與精神病人無異的怪異行徑。一個而立之年了連個股級幹部都還不是的平民子弟，憑什麼當總理？殊不知我有我的想法。
在我看來，當總理難，當一個十三億人口大國的總理更難，在一個國民具有嚴重依賴心理的國家當總理難上加難。我們絕大多數國民總把自己的生活和命運，寄託在「領導」和「組織」身上，確切地說，是寄託在總理一人身上，從來沒有想過假如我是「領導」、我是「總理」該怎麼辦？總理也是血肉之軀，他的承受能力也有極限。共和國的總理固然只有一個，但是，如果每一箇中國人都能把自己想象成一個總理，站在總理的高度，為國家與民族的生存和發展出謀劃策，那麼，總理的壓力就會減輕不少，社會自然更加進步，國家自然更為繁榮富強。
於是，我開始埋頭創作《我要當總理》一書，以獨特的思維和視角，系統地從工業、農業、教育、科技、軍事、環保等方面闡述自己的見解。很顯然，如此敏感的題材，不僅出版機構望而卻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我也成了公眾的笑柄。在大眾看來，我是一個患了政治妄想症的瘋子。
其實，我並不是一個瘋子，也肯定當不了現實中的總理，我這樣做的目的，只不過是想盡一份普通公民對國家的責任。雖然我的這些方略，沒能夠上升到國家層面，但我痴心不改，依然心憂天下，這些年來之所以不顧忌官場潛規則頻頻發帖議政，原因也正是如此。就在回鄉祭清明之前，我對張藝謀狠狠地轟了一炮。社會反響強烈，但江南政界卻出奇的平靜。
我有一種不好的預感。
這種感覺如同回鄉一樣，被烏煙瘴氣的空氣，攪得心神不寧。我幾次要去找南化的書記鎮長論個長短，都被父親勸阻。父親勸道：「你以為你是石崗的副市長嗎？天下之大，你憂得過來？」
我一時無語。
難道憂患也有邊界？
原本打算在故鄉待個四五天，驟然間沒了心情。滿眼皆是清明幡子，四處飄散著對亡親的思念。
我思念三十年前雖然貧窮，但沒被汙染的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