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宋梓南正在和宣傳部和特區報的幾位主要領導談事的時候，周副市長匆匆走來要找他。周副市長問小馬：「書記跟他們談完事，還有啥安排嗎？」
小馬說：「約了上步工業園區的領導來談二期工程的問題。」
周副市長問：「幾點？」
小馬答：「十點。」
周副市長看看手錶，問小馬：「能不能請上步工業園區的同志晚來十五分鐘？我在這中間加個塞兒，跟宋書記說個事。」
小馬忙說道：「那我跟宋書記去請示一下，請上步工業園區的領導明天再來……」
周副市長忙說：「不不不，別推到明天。我只要佔個十五分鐘就行了。」
過了一會兒，宣傳部和特區報的幾個同志談完事，周副市長匆匆和他們打了個招呼，就進了裡間。
宋梓南一見老周，就笑道：「我想著你會殺上門來的。」
周副市長也笑了笑，只是有點勉強：「老宋，你不要嫌我多事……我實在是忍無可忍了……」
宋梓南笑道：「嘿，有那麼嚴重嗎？！」
周副市長說道：「聽說你要起草彙報提綱的同志還要往裡增加談我們成績的內容。老宋，這樣不行啊……拿著這樣的彙報提綱去上會，跟中央的精神蠻擰啊。現在已經非常清楚了，中央召開這次座談會，不是要我們去擺成績，是要找問題，完善特區的下一步工作……」
宋梓南收斂起笑容，沉吟了一下：「當前有人要否定改革開放的路線，這是事實……」
周副市長說：「可我們到這個會上，是去和中央對話，不是去和那些人對話。」
宋梓南說：「不管和誰對話，也得實事求是地對待特區這幾年的工作，特別是要堅持高舉改革開放這面大旗。」
宋梓南這樣回答，讓周副市長感到非常意外，他悄悄愣怔了一下後再勸道：「總書記已經兩次把省裡的任書記找到北京去談話了。我們都知道，‘文革’期間，那麼大的壓力，任書記都從不寫檢討，最近他根據中央的要求，為這一時期在沿海地區出現的各種問題做了兩次檢討。從這一點看，我們也應該可以覺察出，中央這一回的確是下了很大的決心要解決改革開放中已經出現的實際問題。這次座談會主要不是讓我們去擺成績的。我們硬頂是沒有好結果的。」
宋梓南固執地說道：「我沒有硬頂，也不會硬頂。但是特區的成績必須談夠。這不是我宋梓南的成績，也不只是深圳幾百萬人的成績，它是黨的成績，鄧小平思想的成果，是全國人民求變求改革的結果！如果不充分認識到這一點，中國還是有可能走回頭路的。而一旦走回頭，中國就完了！！」
周副市長不說話了。他憂慮地看著這位老領導，真是有點不明白，這麼簡單的一筆「政治賬」，擱到任何一個政治新手面前，都能算得清楚，都不會如此固執己見，為什麼他一個在領導崗位上已然輾轉幾十年，不僅身經百戰，而且也戰果輝煌的老同志，竟然會這樣的轉不過彎來，要硬碰硬上？也許，宋書記執著這麼幹，真有他的遠見謀略？周副市長忐忑。
是的，固執己見有時是讓眾人感到非常頭疼的一種毛病。中國曆來時興「中庸」。「中庸」的一個副產品就是「得過且過」。當我們真心尋找一度強盛的中國在近現代數百年曆史上為什麼會落後於歐美強國，甚至落後於日本那樣的東亞「小國」的根源時，往往忽略了「中庸」這個老病根兒。我們視偏激為「洪水猛獸」。且不知，歷史的進步往往是在偏激（先知）和固執（執著）中找到必需的突破口和得到必需的激情和動力的。那天，在貨運編集站馮寧住的小工房裡，再次發生的一場爭執，同樣表明了這樣的一種人文衝突，在中國當代幾乎無處不在。為了推銷那批電子元器件，馮寧決定不惜工本，要去參加一個全國性的電子元器件經銷洽談會。這當然要開支一筆經費。老主任覺得冒這樣的風險，對於他們這樣一個小公司，代價太大。
主任說：「有必要花那麼高的成本，到全國的洽談會上去活動嗎？」
馮寧說：「有必要。」
主任說：「你真是一根筋！」
馮寧卻說：「你答應過我，一年內不干預我的經營活動。」
主任說：「我不是在干預你，馮寧，你想明白看清楚了，我這是在挽救你……」
馮寧說：「我現在算是明白了，為什麼前幾任經理都沒本事辦好這個公司，甚至包括你那個準女婿。因為他們都沒能擺脫了你這種一次次誠懇的‘干預’和‘挽救’，所以最後走向了‘死亡’。這和中國足球為什麼老是踢不出名堂來是一樣的道理，行政干預！一幫不懂足球的人在操縱足球……」
主任立刻變色：「別跟我說什麼足球！你馮寧嘴硬，你有能耐。行行行，你有能耐。一年後，我再跟你算總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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