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趕往出事現場的路上，韓江林聽取了王茂林的詳細彙報，原來一輛拉蔬菜的外地車，採取自殺式的暴力方式，衝向在公路上執法的交警大隊警車，卡車和警車一起翻進了河溝，造成兩輛車損毀，卡車司機和一名交警嚴重受傷。
韓江林認為，對於普通的事件，公安機關直接處理就行了，沒有必要報告地方行政長官。執法機關喜歡把發生的事件直接報告行政首長，原因就是行政首長負責對他們的提拔負有任命的權力。人們常常抱怨執法機關不能獨立執法，在實際生活中，公安機關卻喜歡自動交出獨立執法權。王茂林接下來的話卻讓韓江林心頭一緊。他聲色俱厲地給這一事件定性為暴力襲警惡性政治事件。
根據韓江林的第一判斷，這是一樁普通的事件，極有可能是警察粗暴執法造成的惡性事件。案件的表象是卡車司機暴力襲警，問題的根源和實質卻是執法隊伍粗暴執法，違規甚至於違法執法，鉅額的罰款激起卡車司機的憤怒，引發了暴力事件的產生。但是，在普通人乃至於傳統根深蒂固的觀念裡，執法者代表了國家政治，不管其態度粗暴還是違規執法，他們的任何行為都是合理的，任何對執法者的侵犯都是不可饒恕的。所以王茂林能夠按照這一思路，輕易就把這一事件定性為暴力襲警的惡性政治事件。韓江林擔心公安機關以此定性報告了上級。如果事件真的就這麼簡單定性，一起簡單的襲警事件就變得複雜化了。把簡單的問題複雜化，使人們能夠把注意的焦點由公安機關轉移到當事人身上。
韓江林問，傷員送醫院了嗎？
王茂林說，卡車司機受最重，大量失血，我們已經緊急送往南原市人民醫院，我們的交警卡在車裡，剛剛救起來，可能不會有生命危險。
韓江林預感到出現死亡的嚴重後果，生氣地說，為什麼說可能？有沒有生命危險，醫生說了算，趕快送醫院救治，不能出現任何死亡事件。
是。王茂林響亮地回答。
韓江林不放心地問了一句，案件還沒有上報市公安局吧。
這次王茂林回答得十分痛快，這是發生在我們縣的第一起暴力襲警事件，也是近年來很少發生的暴力襲警事件，我們在第一時間裡向市局作了彙報。韓江林一聽，猛地一拍大腿，脫口說道，壞了。
什麼壞了？王茂林不知道韓江林想表達什麼。
按照一般的事件來處理，這事對於肇事者和地方政府都有利，按照惡性事件處理，對於公安機關有利，按照此定性，他們可以放手處理肇事者，極有可能因為處理了一起復雜的案件而立功受獎。這也是為什麼下級或者地方政府，喜歡把普通的問題複雜化，把簡單的困難加重化，把一般的災難絕對化的原因。把問題往重處說，不僅能夠獲得更多物質的支援，還極有可能獲得上級的嘉獎。它帶來的壞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即影響了上級對於問題的基本判斷，因而極有可能造成決策失誤，另一方面浪費了國家寶貴的行政資源。可是，一起普通的事件，為什麼要扯上政治的虎皮呢？莫非卡車司機是敵對勢力的派出人員，是特務？
政治是個筐，什麼都往裡裝；政治是條橡皮筋，什麼都可以套。韓江林想起黨校一位教授講的順口溜，莫可奈何地搖搖頭。此時，任何意見無益於挽回定性錯誤造成的壞影響，他說什麼都是畫蛇添足了，於是輕描淡寫地說，沒什麼。
轎車馳上被稱為白雲高速公路的一段國道線，這段國道從大壩中間穿過，筆直而平坦，視野開闊，兩旁鬱鬱蔥蔥的行道樹遮蔽著公路，形成一道很美的風景。轎車加速時，略有一點起伏的公路讓轎車忽上忽下，給乘車者一種飄飄欲飛的感覺。經過道路的中間，小劉指著一個擺在地上的紙盒子說，那是交警藏在公路上的雷達測速器，這一段路好跑，司機跑得高興，一不小心加大油門加速，馬上就被埋伏在紙盒裡的雷達測速器測到，跌進了交警設定的陷阱中，這一段路也被司機稱為罰款陷阱，本地司機經常中箭，更不要說外地司機了。
停下，韓江林說，小劉一腳急剎。韓江林下了車，回走幾步，看到紙盒裡的雷達測速器還擺在那裡，沒來得及收。他看了看來路，又望了望去路，一種悲哀的情緒從心底瀰漫開來。默默地走回來，上了車。現代行政理念強調陽光行政，政府也被稱為陽光政府，執政乃至於執法行為，都應當是陽光的，光明正大的，可某些部門為了一己私利，居然做賊心虛似的，把執法行為地下化，詭秘化。君子坦坦蕩蕩，執法者應當是民眾的表率，但有些執法者被利益矇蔽了心靈，哪裡還有一點光明正大的坦蕩胸懷和勇氣？儘管公路交通有了完備的法律，但執法者的素質跟不上，執法者的理念還是非法的，法律不僅有可能是一種擺設，還有可能淪為一小撮人謀私利的依據。
視野的盡頭聚著一群人。韓江林的車駛近，王茂林等幾個公安人員迎上前來，打過招呼後，韓江林沒有問更多的話，竟直走到公路邊上。小河溝裡，卡車和警車絞在一起，卡車上的瓜菜滾得滿坡滿河溝。一個瘦黑的中年漢子蹲在公路坎邊抽菸，木然地望著河溝裡混亂的現場。
王茂林簡單地把中年漢子的情況作了介紹，他是廣西的蔬菜種值大戶，請車拉反季節蔬菜到重慶賣。又把韓江林介紹給菜主，這是我們韓縣長，有什麼問題你可以向他反映。
菜主似乎被意外的情況弄昏了頭，神情悲愴、語無倫次地說，跑了一路都是不平坦的道路，剛看到一條筆直的道，司機看得高興，加大了油門，這麼好的路，六七十碼也超速，罰款五百，我開他的運費四千塊，到這裡已經被罰了二千二百多塊，扣除油錢已經虧大了，再罰五百等於倒貼錢，他們吵了起來，我以為他上車拿錢交罰款，沒想到發生這樣的事情，我滿滿的一車菜呀，我們可不是有意抗法，有意頂撞政府。
其實，韓江林剛剛看過一個電視紀錄片，央視記者隨一輛山東運送蔬菜進京的卡車採訪，從山東到北京，菜車一路被收費站收費、交警等罰款，共罰了二千多元，一車菜到北京反倒虧了幾百元。看過電視的同事都說，菜車不是車，而是一隻任人宰割的菜鳥了。看著瓜菜滿地滾的現場，韓江林覺得有些不可思議，電視裡的菜鳥，居然飛到自己的地盤上了。而宰割菜鳥的不是別人，是自己屬下的警察。他無言地握著菜主的手，良久，才說，請人把河溝裡的菜收拾一下，拉到縣城賣掉，看看有多少，損失的部分，政府賠你。
王茂林以為韓江林說錯了話，不停地眨眼暗示。韓江林明白他的意思，賠菜主的損失，意味著承認公安機關在工作中存在失誤，會讓他們陷於被動的地位。他壓制住心底的悲哀和憤怒，心道，這是我們違規執法應當支付的代價，不然，我們以後何以贏得人心，贏得民心？
菜主沒有想到會有天上掉陷餅的好事，腦子一時轉不過彎來，等到明白過來，撲通一聲跪倒在韓江林面前，涕淚橫流，政府呀，縣長呀，我娃娃上學的錢不愁了，天大的恩人吶。
縣委負責分管政法的紀委書記馬正文聞訊趕到，和韓江林碰過頭，他也同意韓江林按照一般案件處理的意見。韓江林說，你代表黨委，你負責跟公安的同志說。馬正文說，你是領導，還是你說。
韓江林思考了一下，自己說是代表政府，政府行政行為有法律上的約束，出了麻煩可以訴諸於法律，而黨委對行政的建議，雖然是必須執行的建議，但也僅僅是建議，還不存在法律方面的制約問題，而且按照一般的理論，黨委是一貫正確的，更不應當受到社會乃至於法律的質疑，堅持道，這事還是老馬你出面說為好。
馬正文明白了韓江林的意思，笑著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好，我說。
吊車開來了，公安開始清理現場。韓江林沒有必要繼續呆在這裡，對老馬說，我們呆在這裡，礙手礙腳，回去？
馬正文點頭同意，說，我坐你的車，有個事要向你彙報。馬正文說這話時，臉上浮現出職業化的嚴肅，韓江林情知不妙，心裡格噔一響。
在車上兩人東南西北，一路扯著不著邊際的閒話，避免觸碰那個即有可能爆炸的嚴肅話題，當然，也是因為當著司機小劉的面，不能把機密的事情隨便說。一些領導壞事就是壞事在司機或者秘書面前嘴巴不嚴，一件好事轉眼間鬧得滿城風雨，所以挑選司機和秘書至關重要，另一方面，必要的保密程式仍然是需要堅持的。
來到縣長辦公室，趁韓江林倒茶的時候，馬正文慢慢從包裡拿出一卷材料，從裡面抽出幾張，按次序疊起來遞給韓江林。
材料首頁是一張財政結算中心的帳單，單位是白雲縣委黨校。韓江林一個類別一個類別地看過後，目光在其它支出上面定格了一下。在那一格里顯示，縣委黨校上一年度其它支出達到了六十一萬元。他用疑惑的目光看著馬正文，等待馬正文明示。
馬正文問，沒有看出問題嗎？
韓江林反問道，這個其它支出太大了，基本上相當於人大辦公室一年的辦公經費。
馬正文說，你再對比看一看前面的支出，問題就出來了。
韓江林重新看了一遍帳單，胸口轟起升起一團火，生氣地敲著桌子，天天哼窮，天天哼窮，吃起來就像豬，不要臉，一個小小的單位，接待費居然一年十二萬，一個月一萬，扣除雙休，平均每天五百，不到十個人的單位，是不是他們每家的伙食都由單位包了下來？
馬正文說，黨校這兩年辦學歷班，迎合了機關幹部提升學歷的需要，具有了一定的市場，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但這一筆預算外資金去年才納入財政結算中心管理，管理一年的結果，仍然是這個樣子。
韓江林堅決地說，應當追究監管人員的失職。
馬正文說，你還是看看下面再說吧。
韓江林粗略地一翻，驟然心驚，緊張得氣也喘不過來。後面是黨校的幾張年度支出帳單，分別列著縣裡領導和市委黨校領導的名字，支付單雖然是以課時費形式發放的勞務費，按照不同的級別，付給數額不等的勞務費。在勞務費帳單下面，明明白白地寫著，根據縣委黨校某年某月某日教務會議研究，同意給以上人員發放課時勞務費。明眼人一看就能明白，這其實是變相給領導年終送禮。韓江林在組織部那一段時間，深入各單位考察干部，有幹部或出納人員，揭發本單位的領導年終給領導送禮時，也採取了班子成員集體研究同意支付的形式，然後列帳目或者找來發票沖帳。但單位會議記錄清楚楚地記著給某某領導送禮的數目，以及時間。那時候，韓江林翻著那些記錄，就覺得那是埋伏在領導幹部屁股底下的定時炸彈，只要那一個環節碰掉了基層單位領導手裡的最後一根保險索，定時炸彈隨時有可能爆炸，炸得一大群幹部人仰馬翻。
因為掌握內情，韓江林對此深有防範，輕易不敢接受下級單位或領導個人送來的年終禮金，能推掉的儘量推掉，不能推掉的，都交給了單位財務。數千年來的中國官場，形成了一套系統的潛規則，能夠給領導送禮的人，除了有求於領導這個因素，更大的因素在於送禮者願意投靠到送禮物件門下。拒絕送禮金下屬，在某種情況下等同於拒絕這個人的投靠。因此，即使他把禮金交出去，完全採取保密的方式，儘量不傷害送禮者的自尊心。先前是由財務交給了縣紀委處理。後來，一件事的暴露讓他改變了做法。紀委查處縣一所學校的學生借讀費時，沒收了三萬元，財政把這筆錢返還給紀委作辦公經費，縣紀委用這筆錢給每一位紀委常委更換了新手機。韓江林心想，與其把違紀資金用於給紀委領導幹部配備手機，倒不如給本來就貧窮的小學修幾扇破舊窗戶，換幾張新課桌。把學校的違規資金用於給紀委領導配手機，類似於殺貧濟富了。現在韓江林收到的禮金，主要由小周交給團縣委的希望工程，以匿名方式支助需要幫助的貧困大學生。
在這一疊材料裡，韓江林看到了有可能引爆炸彈的導火索，幸虧他對此早已防患於未然，不然，這枚炸彈隨時有可能葬送自己的政治生活，乃至於人生前途。
在課時費的發放上，清楚地列著韓江林的名字，課時費是一萬，也有組織部長楊維仁的名字，費用也是一萬。在另一張單位發放的福利中，楊維仁作為黨校的兼職校長，領取了與單位職工同等的福利，一萬五千元。人們習慣把這種額外的收入作為灰色收入來看待，在一般情況下，或領受者在沒有其它問題的情況下，人們可以把它抹白，視為一種合法收入，一旦與別的問題牽扯起來，立刻就有可能抹黑，成為非法收入，成為受賄記錄和罪證。
上面沒有馬正文的名字，他似乎怕韓江林多心，說，紀委和檢察院進行案件調查時，經常發現以研究的方式給領導年終送禮的帳單，基本上沒有納入調查處理範疇，這是一條不成文的行規。
韓江林倒不擔心上面列有自己的名字，覺得馬正文把材料送給他看，一定另有目的。他問，這些支出包括在六十一萬里面嗎？
馬正文點點頭，說，送給領導和年終福利加起來，總共只有十八萬，還有其它四十三萬元到哪裡去了呢？
韓江林似乎明白了馬正文的用意，問，你的意思是要對黨校的財務進行嚴格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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