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這是我隨啟蒙老師太監張謙和念《三字經》時，認得的第一個字。但是我活了半個世紀，頭腦裡卻只有個「我」字，沒這個「人」字。整本的《論語》裡，孔子說的一切話，凡提到「人」字的地方，似乎也沒包括一切人，最多數的人是隻算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民」字裡面，因此，在毓慶宮我也沒有學會這個「人」字的真正解釋。只是在我坐了這些年監獄之後，才懂得了這個莊嚴的字眼的含義，這個「人」字才真正進到我的腦中。這是由於我知道了世界上除了我自己，除了陳寶琛、鄭孝胥、土肥原、吉岡安直、石井三郎等之外，還有像方素榮、老孟泰、台山堡的老大娘，還有楊靖宇、趙一曼和黃繼光、邱少雲這樣的人。在這無數的為了光輝的理想和事業而生活的人們中間，還有我最熟悉的最感親切的人，這是從管理所長到看守員的所方人員。這些默默無聞的人，使我知道了在今天，在我的祖國裡，人被看做最有價值，人受到了真正的尊重，人道主義才有了真正的解釋。
剛到哈爾濱不到一個月的一個深夜，我睡夢中突然被「鐵籠子」的開關聲驚醒。那時我正處在驚魂不定之中，鐵門的聲音特別刺耳，又是發生在深更半夜，嚇得我渾身發抖，認為最害怕的事情終於發生了。偷偷睜眼看去，鐵欄杆外有些穿軍裝的人，好像走進了隔壁，不久又擁著一個犯人出來，向樓梯那裡走了。我看見裡面好像還有所長。這些人走了之後，我又聽見外面汽車馬達聲，顯然，被擁走的犯人是上了汽車。我嚇得一夜也沒睡好。第二天早晨，從同屋的夥伴嘴裡才明白，原來昨晚所長巡查的時候，看見我們隔壁的老曲沒有睡下，問他幹什麼不睡，老曲說是犯小腸疝氣症。所長回去不久，醫生和護士就到了，立刻決定送到醫院急救。我被嚇得只看見了穿軍衣的人擁著人出去，不但沒認出那位前偽滿四平省長的面孔，而且連護士的白衣衫也沒看見。明明是在搶救人命，我卻認做是去執行死刑了。
老光因痔瘡發作，也住過一次哈爾濱醫科大學的附屬醫院，出院後告訴過我一件事。在他進院前不多天，另一同犯前偽吉林市市長張子烐的胃病突然惡化，大量吐血，陷於昏迷狀態，醫院裡兩位主治大夫決定輸血急救，可巧血庫存血已用盡，兩位大夫立即各抽出自己二百毫升的血輸給張子烐。張子烐本來就是活不了多久的人，而且還是個犯人，但是監獄裡還是為他求醫，醫院也想盡辦法來延續他的生命。我聽了這件事，簡直都糊塗了。
犯人們都知道，如果不是在這樣的監獄裡，像熙洽、臧式毅和張景惠這些人都活不到這樣大的年歲。熙洽由於從前生活荒唐，到老年已成癱瘓，他這個病連犯人們也不覺得應該同情。那天送他上醫院，看守員揹他下樓的時候，我就聽見我們同號裡有人嘟囔：「他還是早死的好，免得叫別人受罪。」但是在醫院裡，他還是得到了認真的治療和照顧。住在同一間病室的老光，天天看見護士給他打針，換著方子給他營養藥吃，衣服和床單一天要換個四五次。他就這樣一直活到一九五二年。臧式毅的情形和他也差不多，也活到一九五七年。活得最長的是張景惠，他是一九五八年老死的。監獄裡給他常年的特殊飲食的照顧，他滿口牙齒脫落了，給他配了一套假牙，同時，還要供應他流汁食品和軟雞蛋，因此，把「大下巴」都饞得裝起病號來。張景惠也不參加任何勞動，不開會，不學習，他每天除了吃就是睡，他也就倚老賣老，假痴假呆，人們常常弄不清他是真糊塗還是假糊塗。有一次，看守員指著我問他：「這是誰？」「大——總——統！」「你自己是誰總知道吧？」「賣——豆腐——的——」（張景惠原是布販子，後來當了土匪，又與張作霖一起受了清朝的「招安」）他就這樣地活到了八十多歲的高壽。
我的侄子真瑞剛開始幹活的時候，有一次給醫務室擦藥櫃，不當心把玻璃給砸了一塊。護士聽見了響聲，急忙跑過來問：「傷了人沒有？」嚇呆了的真瑞說：「人沒傷，玻璃可碎了！」「人沒傷就不要緊，玻璃算不了什麼，下次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這與其說是經常聽到的一句話，倒不如說是經常感覺到的一種思想。為了修建我們「一所」（偽滿戰犯住的地方）自己的運動場，要平整一塊土地，我選了臨近一個大坑邊的地方，正準備搬運磚頭的時候，看守員把我叫走，去幹拔草的活。到了這邊，看見有幾個年歲大的也來了，我向看守員說：「我的體力已經很好了……」看守員說：「你的眼可不行，還是在平地上好。」由於近視眼，登梯爬高的事，一概沒有我的份，連擦高層玻璃，也被看守員阻止過。後來我參加了醫務組的勞動和學習，每天上班前後都要打掃醫務室。第一次擦玻璃的時候，我心想這裡大概看守員管不到，可是剛上了凳子，又給護士給叫了下來。
在這最後的三年，也就是在我心裡消失了對懲辦的恐懼，相信了政府允許我重新做人，並且開始嚮往做個普通人之後，監獄，對我來說已是一個全新的概念，這就是：
監獄=醫院+學校。
說它是醫院，不僅因為許多人在這裡治好了宿疾（其中也包括了我的虛弱症和胃病），恢復了正常體力（其中也包括我抬煤運土和一頓飯三十個大餃子的紀錄），而且也因為連生活起居、飲食以及自由活動，也要受到監獄醫生的干預和檢查。醫生對人管得這樣多，根據我的瞭解，在中國除了正式的醫院，大概只有託兒所和監獄才有這樣情況。回想起剛來時的體格檢查，真和住醫院情形差不多。除了身高、體重、血壓、透視等之外，還有一個詳細到連過去飲食習慣、菸酒量都有的調查。除了病號伙食要經監獄醫生作出規定，一般犯人的伙食也要由醫生每週作出規定，而且要經過具體的檢查過目。根據經常的體格檢查，不同體質和健康情況的人，有不同的活動。每逢季節變換時，監獄醫生都要給犯人們講一次季節衛生知識，而每次都像保育員似的，要數說一遍那些飯前便後和勞動之後不認真洗手的人。只有一樣，也許是和真的醫院不同：這裡沒有醫院裡那麼多的醫務人員，在九百多名日本戰犯遣送走了之後，醫務人員縮減到一名醫生，一名司藥兼化驗員，一名護士長和一名護士。但是這裡盡有他們的「助手」。有一次夜裡，我因為靠近暖氣覺得太熱，把被子蹬開了，還沒睡著，就有人走到我這炕邊上，輕輕地說：「把被蓋好！」原來是值夜班的江看守員。他看我蓋好了，又看了全號裡每人的睡眠情形，才走了出去。假如誰生了一點兒不值得進醫務室病房的小病，在護士巡視的間隙裡，看守員總要來問幾次，「現在怎麼樣？要什麼東西不要？」號內有人生病，犯人組長如果不報告，便有責任。所以，在一定的意義上說，犯人組長也是醫務人員的助手。至於學委會系統的生活委員，那更是醫務人員在指導環境和個人衛生活動方面的重要力量。
如果看一下我們的作息時間表，這裡就更像一座學校了。
6:00起床（如果夏季提前半小時）早操和打掃（在我們小組裡，這是振、邦和我的事）
7:30早飯
8:00～12:00政治理論學習
12:00午飯（如夏季則午睡一小時）
1:30～5:30勞動
6:00晚飯
7:00自由活動（這也是文娛時間，也可以自己幹些別的事。每週看兩次電影也在這時間內）
9:30入寢
從日常生活上，令人感到這是一座醫院或學校的，還有這樣一種事實：凡是社會上普遍舉行的活動，一般說這裡也有。比如撫順市開展消滅沙眼的運動，這在一段時間內，所有人的沙眼也全治好了。比如在朝鮮美軍發動了細菌戰以後，全國開展了愛國衛生運動，並且照所長的話說，由於細菌戰帶來了一個「好處」——中國人從此有了搞衛生運動的習慣，我們這裡也就有了經常的除四害、大掃除運動。所以，當我們知道了撫順市在一九五八年得到了「衛生先進紅旗城市」的稱號時，並不感到奇怪。又比如我們的經常學習的進度和內容也是和社會上職工的學習是一致的，在十年間，我們和那些職工一樣，以自學、互助的方法學了政治經濟學、社會發展史和農業合作化、工商業改造、五年計劃、憲法草案以及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諸問題的政策檔案和著作，大約有五六十種。參觀是結合實際的重要學習方法，報刊是研究這些問題的重要材料，自然，報刊尤其是研究國際問題——如和平與戰爭、殖民地的解放運動、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經濟等問題的重要材料。
每結束一個問題的學習，一般要寫一篇「論文」——在這裡叫做學習心得或者學習感想，或者按自己的意思起個什麼題目。這篇文章一般地是在小組裡談一下，但並不是通過的意思，儘管也會有爭論。寫完了就交到學委會，然後進入下一個課題。學習時間最長的是政治經濟學，共計用了兩年半的時間。
四個小時的學習，各組在自己室內進行，或自己閱讀，或小組討論，或三三兩兩進行互助。在互助或小組裡解決不了的問題，由學習組長反映給學委會，對於帶普遍性的問題，學委會召集全體開會舉行大討論，有時學委會主委也作解答。如果仍然不解決問題，就要由所方負責學習的幹部出來解決了。
四個小時的勞動，在一九五八年以前，工種比較簡單，也不太有計劃。自從一九五四年結束了每天兩小時糊紙盒的輕微勞動，可以說一般人都經過了勞動的啟蒙期，或者說精神與體力的準備階段。一九五五年就斷斷續續做些拔草、種花、平整場地以及掃雪抬煤（也僅是年歲較輕的一部分乾的）的活動。一九五六年，有了經常性的種菜、園藝、溫室、養雞的輕勞動。到了一九五八年，勞動才更具有組織性和計劃性，按照每人體質、興趣和特長等條件，編成了更多的專業組。但這樣的勞動，根據一九五七年我在瀋陽參觀東北對罪犯勞動改造成就展覽會上所看到的，是比不上一般的勞改生產成績的。我知道有許多勞改單位，為國家創造了財富，培養出不少技術人才。我們這裡，至多不過給自己解決了一部分副食品而已。對某些人來說，這種勞動是進行了生產技能訓練，但對更多的年老的人來說，主要不過是為了增強體質。各個專業組，都有所方請來的師傅（技師）帶領著，自然也教授著技術，但從來沒有提過生產定額和指標，也就是能幹多少幹多少。專業組調整過幾次（比如偽滿戰犯首創的電機廠這一組，因所方考慮到雖然有人有這方面專業技術，但多數人體力條件不合適，所以調整給國民黨戰犯了），到我離開撫順之前，有這幾個專業組：
畜牧組——飼養雞鴨羊豬。豬羊場後來設在獄外的山上。這是成績最令人滿意的一個組，因為生產的肉蛋可以自給而有餘。
溫室組——在溫室裡種菜蔬，到春夏季時也種時菜；大約可自給一部分。
食品加工組——主要是做豆腐豆漿等豆類的加工品，每天供應監獄全部的需要。
園藝組——他們的活動天地就是管理所內全部的場院。
醫務組——這是我參加的那個組，因為過去我看了不少中醫和藥書，對這方面也有些興趣。我們一共五個人。我們的業務是每天先用半小時搞清潔衛生，然後給醫生和護士們當助手，最後兩小時是我們的學習時間，五個人分學中西醫，輔導者是醫務所的醫生。到我臨走之前，我們已學到針灸。我在這裡也學會了操縱電療器械，每天我的工作便是給病人量血壓和施行電療。接受電療的有個日本戰犯，大概他不認得我，同時也被我身上白罩褂和一副眼鏡給唬住了，每次醫療完畢，必向我行九十度鞠躬禮，說：「謝謝醫生先生。」一直到最後一次參觀之後，我在全體大會上發表感想，大概才認出了這位醫生是我，所以後來再來治療，才改口說：「謝謝溥儀先生。」
關於學習中醫，還有一點值得一說。一九五九年的夏季，第一學程結束，舉行了一次考試。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被考，也是在監獄裡學習唯一的一次考試。我心裡頗為緊張。考試結果，是令人滿意的，得了個八十五分，這大大鼓舞了我。這不僅因為我對生活有了信心，特別是對做人的信心增強了。但是我現在回憶起來，這次考試的安排，實在又是所方有意給我的鼓勵。這樣的例子真是說不盡的。回想起所方對我們的學習、勞動和生活的種種安排，又哪一樣不是為了讓我們重新樹立做人的決心和信心呢？
所以，我說我們這裡等於學校和醫院，這並不是根據它的形式，而是由於它充滿真正人道主義的內容。重新做人，並不是只限於具有健全體格和具有正常知識。固然，這是這個醫院和學校已經給了我的，但它更給我治療了靈魂，教育了我如何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