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首長講過了話，讓我們吃了一顆定心丸，過了不久，所方叫我們偽滿戰犯每人寫一份自傳。
我根據自己的「知識」，對自己解釋說，這就是審判前夕的調查。
我原先認定不容分說就殺頭的想法是沒有了，這時我又猜測我的最後命運，大概還要經過審訊來決定。對於審問，我倒是早有了現成的一套。
到達哈爾濱的那天，剛走下汽車，還沒有進監房的時候，我的侄子子顯悄悄走近我的身旁，低聲在我耳邊說：「還是在蘇聯的那套說法！」我微微點了點頭。
在蘇聯時，我曾經給蘇聯內務局寫過一個「陳述書」，敘述了我一生的經歷。這個經歷是寫得非常不老實的。我隱瞞了早在偽滿成立之前，我在天津當「寓公」時就勾結日本軍閥圖謀復辟的事實，我把自己到東北說成是被土肥原綁架，隱瞞了我自願前往的真相。關於前者，最有力的證據就是在東京法庭上南次郎拿出過的我寫的親筆信，我在法庭上矢口否認了它，一直也沒向蘇聯政府承認這件事。關於後者，社會上早有我被土肥原綁架到東北的傳說，我也就將錯就錯說成是自己被迫不得已。此外，我把偽滿十四年的處境，說成是完全處於日本人的擺佈之中，既不自由又很悲慘。關於我對日本人的諂媚，對家人的兇暴，我一字不提。經過這樣粉飾，「陳述書」中的溥儀，就成了一個完全受命運捉弄而自己無能為力的可憐的傀儡了。
這個「陳述書」裡的歷史，是我對外一貫的發言基礎，也是我的家裡人們對外的統一說辭。事實上，他們對我的底細都很清楚。從十四歲起就從北京跟隨我的李燾一直沒有離開過我，我從天津動身到旅順之前，是他給我準備的行李，我坐上汽車從大門溜出來，他在旁看見。我到旅順之後，也是由他服侍我。他也知道我在長春時代對僕役們的兇暴無情，他自己就捱過我不少打。我的三個侄子在長春「內廷」做學生的時候，等於是我的僕役，他們知道，也聽我說起過我與吉岡和日本人的來往情形。我的兩個妹夫，知道的事情就更多。在長春時，我有的事情還願意和五妹夫康慶商量商量。南次郎手裡的那塊黃絹，我在蘇聯就告訴過他，那確是我親筆寫的。我掩蓋起的主要歷史問題全在家裡人的肚裡，他們雖然到了蘇聯仍受我的役使和侮辱，動不動挨我罵，特別是三個侄子和李燾動不動還要挨我的打，甚至要圍跪在我面前互相打嘴巴，但他們仍對我忠心耿耿，為我掩飾，連對他們的虐待侮辱也對外諱言。他們給我處理珠寶，替我偷偷銷燬，連一粒珠子也不曾私自留下，這就可見他們對我的忠誠。
在蘇聯的五年生活，證明了家裡這些人對我的無限忠誠。不幸的是我從北京時代就有了這樣一個邏輯：越是接近我、熟悉我、服侍我的人，就越帶有危險性。我已經說過，我對僕役立下那些不近人情的規矩，我採取的那些製造矛盾、叫他們彼此監視、有了過失叫他們互相體罰等統治手法，都是來自這個看法。因此，我生活上既要依靠他們，同時我又不信任他們，這就給我自己帶來了無限的苦惱。我虐待和侮辱他們，在他們心裡種下怨恨，這就給我自己帶來了對於報復的恐懼。被我當奴才使用的幾個侄子，是最接近和熟悉我的，又是始終伺候著我的，我對他們的心情也最複雜。
剛到撫順不久，讓我首先感到不安的是秀山侄。我自己記得火車上拿他當墊腳石使用的那件事，因此對他不得不特別和氣，也不得不特別留意。有一天他在桌上寫字，我走過去的時候，他偏躲著我，恍惚間我看見了「走著瞧吧」幾個字。從此，我對他起了疑心，天天擔心他會向所方檢舉我，說我的壞話。
我想了許多對他防範的辦法，最後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儘可能和他廝守在一起，儘可能把他放在我的約束之下。我竟沒想到，所方突然調整住房，把我和幾個侄子分開了。
分開之後，我在屋裡坐立不安，熬了不過兩天，就實在熬不住了，我忍不住流著眼淚向看守員懇求道：「請先生給所長說說，還是讓我家裡的人和我住在一塊兒吧。我實在不習慣，我從來沒離開過他們。」
這也是實情的一部分，我長這麼大，還沒和家裡人分開過，離開了人的伺候，對我確是一件大事（後邊我還要說）。但這僅是一部分原因，別的原因我自然不會說出來。所長親自來了。我把生活上如何不慣、在蘇聯分開一次後來也還回到一起等等說了一遍。所長說：「為了照顧你和年歲大的人，你們的伙食和那些年輕人是不一樣的。你們住在一起而伙食不一樣，對他們恐怕不大好。」
「沒關係，沒關係！」我一聽就是為了這個原因，便滿口替他們包下來，我認為他們吃得比我再差，也不值得考慮。
那天我還以為我的理由和眼淚真都生了效，侄子們果然又和我住在一起了。可是我很快就明白，即使真是眼淚和理由的作用，那時效也未免太短。過了不過一星期，再度調整房屋，我又和家人們分開，被撥到和幾個偽大臣們一起去了。
我又像丟了魂似的熬了一陣兒。經過再三考慮，我又去敲門板招呼看守員。我已經知道他姓劉，便叫：「劉先生！劉先生！我有句話和劉先生說。」
這時，我考慮到再合住是無望的事，只好降低要求，由要求與家裡人同住降為要求每天見一見面。
這要求被答應了。
在我聽說又要分開的時候，曾悄悄寫了一張小紙條遞給溥傑，讓他交其他人傳閱，條上寫的大意是：「我們分開了，以後大家要和和氣氣，和衷共濟。」意思就是防止他們互相亂說，特別是不能把我的事情說出去。以後每天我們在院中散步，就聚在一起，他們仍是和以前一樣地對我恭順。特別是真瑞侄，仍是引以為榮地給我洗縫髒破衣襪，秀山和子顯侄態度也沒什麼變化，我漸漸地安了心。
到了哈爾濱，子顯十分機靈地抓空和我講了這句話，我覺得有了把握。他這句話與其說是提醒我，倒不如說是告訴我，他們幾個對我仍是耿耿忠心，信誓旦旦的。
我所謂有了把握，就是說我還要進行欺騙。在監獄初期，為了逃避懲罰，我有兩種不老實的活動，一種是裝作善良的公開表現，另一種是依舊使用家長權威，暗地裡管束家裡人。為了對付遲早必將到來的審訊，在一次院中游戲時，我悄悄走近了我有點放心不下的李燾身邊（院中四周都有警衛哨兵），低聲問他：「你記得在天津有一次要搬家嗎？」
「不記得搬家的事，我記得那次臨動身去東北，收拾過行李……」
「那就行了。」我很滿意他的理解能力，我就囑咐他說：「我和所方說那是要搬家。問起你來，就說收拾過行李，別的全不知道。」
看他忠誠地點點頭，我走開了。
過了些日子，不知為什麼，院中游戲的安排改為分批進行。有一段時間我和李燾見不到面。這天真瑞在院中看到我（我的幾個侄子和幾個年輕的犯人擔任了送飯打水的勤務，他們可以跑來跑去），悄悄地說：「李燾叫傳句話：他和賈科長談話的時候，說起‘上邊’（這時侄子們對我還是這樣私下稱呼），從來不打人，在長春每月給他工錢三百元（其實是四百元），又說到在旅順的時候，鎖著大門，沒有接觸什麼日本人……」
我聽了，很滿意這個不知捱過我多少打的李燾。可是，為什麼談旅順呢，這很不必要。我就囑咐真瑞，叫他見著李燾告訴他，「所方問起旅順的事，就說全不知道」。
有了在蘇聯的一套，又有了這些安排，我把騙人的「自傳」寫好了。「自傳」的最後有這樣一段：
我看到人民這樣受苦受難，自己沒有一點辦法，心中十分悲憤。我希望中國軍隊能打過來，也希望國際上發生變化，使東北得到解救。這個希望，終於在一九四五年實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