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鶴林高估了一件事，就是外國人對駐在國事務的配合度。

在他看來，為捉拿通緝犯而全城搜捕既正義又正當，在這個名目下，警保人員在街上隨機攔下一個中國人，對方都會老老實實任由檢查。但是對於英國、美國、加拿大、比利時……人，他們則是覺得自己的私人領域正在被侵犯。

盤查行動剛開始兩天，除了少數南美和亞洲國家，一眾西方國家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已經對出城公路、碼頭、機場的所謂安全檢查，從不勝其擾演變為堅決抵制了。從他們的視角，自己只是想去上海過個週末、送孩子去香港上學，或是因為對國共交戰不看好，以防萬一先運一部分家當回自己國家，憑什麼接受你們打著「國家安全」的旗號，打擾我的日常生活？

就連那位「中國人民的朋友」司徒雷登先生，也親自打電話到外交部，為自己下屬同事受到的騷擾抗議。不過，他說的話就比不少歐洲同行有水平多了：「僅僅為了一個人，就在首都這樣草木皆兵，恐貴政府之威信權力不僅在國內，在國際上也要低落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完全是站在國民政府的角度，又將負面的影響渲染得足夠到位。

八月十一日中午，李鶴林沉著臉從國防部長辦公室出來，任少白卻暗自肯定，彭永成的計劃正在奏效——

煽動外國駐華人員的抗議，讓外交部出面施壓，要求全面放鬆檢查。這是第一步。

但是，以李鶴林的性格，他肯定已經算到了下一步：這就是共黨的計策，因此越在這種時候，就越不能順其心意，就越覺得韓圭璋的轉移跟外國使館有關。這個方向剛確立的時候，李鶴林原本還只有五分信，現在就有八分了。

而任少白的作用，是填補上剩餘的兩分。

「老師，我有個想法。」出於習慣，和一點對李鶴林心思的揣測，作為其秘書的任少白仍然以學生而不是下屬自居。

「你說。」李鶴林道。

「不能放棄原本的思路，不然可能正中韓圭璋下懷，當我們放鬆了檢查的時候，就是他出逃的最好機會。」

「你是這樣想的？」

「是，老師。難道您不這樣認為嗎？」

李鶴林的表情稍緩和一點，任少白的揣測也正中了他的下懷。

因為常年身處趨炎附勢的辦公室氛圍裡，李鶴林工作中一大組成部分，就是妥協。如果他不那麼做，就會不斷被上司提醒，要退一步、要考慮到影響，尤其是考慮到領袖的面子。而他也只能次次點頭稱是。

就像剛剛，在部長辦公室，即便覺得上層對於各國使館的退讓只會讓這幫外國人在中華民國的國土上更加趾高氣昂，但有廳長在一旁認錯保證，他也不能越俎代庖，提出任何異見了。

這些其實都不符合李鶴林對自己的設想的。他自恃比國防部裡大多數人要頭腦清醒、品格高尚，時不時做出違背內心之選擇則是官僚體制內不得不為之，他覺得，自己已經比大多數人堅守得更久了——那些曾經跟他一樣心懷三民主義信仰的人。「出淤泥而不染」這話說出來就俗了，但每每能被人稱作「老師」，又會讓他短暫產生他的確與這個系統的其他人不同的幻象，而獲得一些安慰。儘管他也知道，是自我安慰。

但無論如何，被學生一直敬重的感覺很好，而且這個學生還能如此想他所想——

「過去兩天，我們的人寄希望於在機場港口查到假護照，結果就連一個過期護照都沒有。這或許就是共黨的策略，設下很多幌子，用來混淆視線。」

「關於那個‘高玉’，你現在有什麼想法？」

沈彤在評事街照相館發現的第一個偽造外國護照的人，也是國防部初步確定這個調查方向的起點，然而卻在事後甩掉了跟蹤，並且她那本護照也都還沒有出現在任何出城地點。

「可能就是在等待我們放鬆檢查的時機。」

李鶴林搖了搖頭，道：「其實我這兩天一直在想，包括她在內，那些被盜的外國證件，有沒有可能不是為了讓人出城，而是把人弄進城？」

「您是說……偷護照的人，不是要使用護照的人？但是，怎麼解釋照片呢？」

「檢查人員在檢查證件的時候，總是先看面前的這個人，這個人的臉會形成先入為主的印象，然後再看照片，便是從照片中找相同而非找不同。因此，只要護照持有者跟照片上的人有幾分相似，就並不難通過檢查。這還是檢查人員都熟悉的中國人的臉，如果是外國人的話，就更難分辨了。」

即便帶著誤導的目標，但聽完李鶴林的推論後，任少白還是暗暗佩服，他比自己預估得還要敏銳，已經提前算計到了第三步。

「你去查最近有沒有什麼外國團體要來南京，考察團、交響樂隊、新聞記者……這些人就是我們下一步的監控目標。」

彭永成之前說，要騙過李鶴林這樣的諜報老手，就不能只是騙，而是給他真的東西。

於是，幾個鐘頭後，任少白帶著自己從外交部備案、各地入境口岸以及其他公開資料中搜集到的真實情報，再次來到了李鶴林的辦公室。

卻不想辦公室還有其他人。

任少白連忙後退半步：「我一會兒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