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故事開始之前，張大鵬反覆向我強調，兒童失蹤的案子他辦得多了，十有八九和附近的人有關，包括父母、家人、朋友，和鄰居。不管家長看起來多焦慮，他們心裡都有點兒數，甚至會知道是誰幹的。

2003年9月16日，一個名叫劉小軍的5歲男孩失蹤了。

張大鵬來到浙江村出現場。這裡曾經有7萬人口，是全國最大的服裝批發基地，治安極差，滿是抽烏煙的和幫派人員。他們遇上事兒，很少和外界打交道，連死人了都自己調解。

進村之後，張大鵬好長一段時間沒進入狀態，腦子裡一直想著警車別被砸了。

還沒進門之前，張大鵬就仔細地看了一遍房子，他不是在考量房子，而是在打量人。

這是一個典型的浙江村小作坊。一共四間小屋，30平米。受害人是劉東夫婦，他們和失蹤的兒子住在最西側的小屋，另外三間分別是廚房、工作間和倉庫，堆得滿滿當當。

整個院子的主題都是掙錢，幾乎沒有什麼人的生存空間。

劉東夫婦屋裡只容得下一張床。電視機都沒地方放，用尼龍繩捆著，從房樑上懸掛著吊下來。孩子劉小軍的「床」，乾脆是一個大衣櫃的下層空間。

孩子的父親劉東，典型的浙商打扮，33歲，瘦小，精幹，深邃輪廓。穿著不合體的大西裝外套，左手無名指上有一枚大大的金戒指。見面時，他坐在沙發上，略帶神經質地擰著一隻黃色的毛絨玩具狗的脖子。

這景象多少讓張大鵬膽寒。

張大鵬在派出所上班的時候，也接過兒童走失。父母都急得火上房一樣，讓幹什麼就幹什麼。「你就是找一大堆狗屎扔在地上讓他吃，他也得吃」，混蛋如張大鵬，也會情不自禁地產生溫熱的共鳴。

但劉東比較鎮靜，敘述時相當剋制。

那是在9月13日，也就是三天之前，下午兩點，劉小軍穿著黃白相間的條紋長袖t恤，在院子裡一個人騎著玩具三輪車。當時劉東和妻子正在趕工一批抽腰短大衣。

一個小時後，劉東把連夜趕好的衣服送到服裝批發市場的攤位上。

再過一個小時回來，孩子就沒了，只有他的小三輪車孤零零地靜止在原地。

劉東妻子當時還在工作間裡忙著給大衣打眼，見到劉東闖進來問孩子在哪，他們回到屋裡找，到村落裡找。所有的親戚、朋友、鄰居，他都問了一遍，但是沒人看見劉小軍。直到現在，他們把附近的村莊找遍了，也沒看到孩子的蹤影。

劉東冷靜的敘述讓張大鵬異常惱怒。，他開始竹筒倒豆子一樣瘋狂地用問題轟炸對方：你們當時院裡幾個大人？他們都在幹什麼？周圍也沒人看見？你孩子上戶口了嗎？是你親生的嗎？你跟你媳婦是頭婚嗎？

在以前，責怪受害人也是警察慣用的留後手的辦法，防止以後破不了案子，得有個說辭。

但這一次不太一樣，張大鵬太「用力」了，他是真的被激怒了。

他用這些問題彙整合一個重重的拳頭打向劉東。其言外之意很明顯：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你要為你孩子的悲慘境地負主要責任。

張大鵬能明顯感受到氣氛變了：劉東的臉越來越紅，侷促不安地摸著無名指上的大金戒指，一下又一下。

張大鵬知道自己在談話中佔了上風。他似笑非笑，最後問了劉東一個關鍵問題——孩子走丟之前，到底是在家裡還是在巷子裡？

在2003年，如果一個兒童在戶外失蹤，就算失蹤人口，由治安支隊辦理。除非有證據證明孩子是被綁架或者拐走。而今天張大鵬接到這案子，是治安支隊轉來的，這意味著劉東多半是改變了說辭，把案發地點從室外變成了室內，所以才會轉交給刑警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