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後，收容所當局更指名我弟弟溥傑和我五妹夫萬嘉熙二人，輪流給我們這批人講一些蘇聯的布林什維克黨歷史簡明教程和列寧主義問題等的檔案。在那個時候，講的人只是照本宣讀，口是心非地在講；這些聽講的人差不多也都是身在而心不在地聽著。雖然這樣地學習了有一年以上，但是我們卻並沒有得到什麼新的認識和收穫。

我在當時的每日生活概況是：除了三餐之外，時常靜靜地念念佛，或是悠然地在院中散散步，有時也有蘇聯軍官等人來到我居室內和我閒談，後來我也學了最簡單的蘇聯語，有時候，所方當局還特讓張景惠的兒子張紹紀把蘇聯的有名小說等講給我聽。

而那些偽大臣呢，差不多也是在每日三餐之後，不是在院中散步，就是在走廊上擺好桌椅打牌和下棋，甚至還有的在房間內大開其寶局，用紙菸當作賭注來賭。

固然日寇的那些俘虜軍官，都是另外住在樓上，但是在院中散步時，則是和這些偽大臣混在一起。所以在庭院中，經常可以聽到我國的西皮二簧，乃至崑曲和日本的歌聲混合在一起，成為一種莫可名狀的騷音；同時也可以看到我國的太極拳、八段錦之類和日本的體操或西式健康法的氣功運動，等等。匯合成為一種千奇百怪的人身動態。真是使人大有歎為觀止矣之感。

可是，蘇聯當局對待這批日偽的反動分子，卻是始終一貫極其人道的而且溫暖的。在這段時期中，我們不獨經常有俄文報紙可看，後來還特意給我們訂了旅大蘇聯軍發行的中文報紙----"實話報"。每月還給我們多次電影看，廣播也是差不多每天都能收聽得到，後來還曾組織我們逛公園，看足球運動，或是到附近江邊洗澡。後來還領我到市內電影院看過電影，也到市內劇場聽過音樂和歌唱，還參觀過市內的兒童文化宮。那些偽大臣當然也不例外，有的曾參觀了博物館，有的參觀了七年級的學校，甚至還有的去看了馬戲雜技等。

蘇聯當局每月還發給我和偽大臣們三十盧布，為的是讓我們可以隨便購買一些日用的東西，如鉛筆、針線、維生素、各種食品等之類，每月差不多還把市內的雜貨售賣員叫到收容所內，專門給我們開一個臨時的販賣所。糖果、罐頭、牛油、麵包、香腸、酒類，甚至連冰激凌等真是應有盡有，隨心所欲，購買方便。總之蘇聯當局對於我們這幫人的待遇，真可以說是至矣盡矣無微不至的了。

儘管如此，可是在我臨回國之前不久，我還欺騙了蘇聯當局，例如，我曾和我的侄子們商議，把私藏在手未做捐獻的一些珠寶首飾，為了銷贓起見，竟命我侄子把它塞到暖氣筒裡邊，不料在修理暖氣筒時發現了這些東西，蘇聯當局就把它拿出逼問我們這批人，是誰藏的。問到我的時候，我又把死不承認的窮餘之策使了出來，給它來一個矢口否認。不過是，在那金銀首飾上還打有北京某某首飾店的店號呢，雖然蘇聯當局也明明知道是怎樣一回事，但也未予深究而以不問了之。後來我還使我的用人，把幾件首飾扔到房上煙筒內，才算是把那些餘贓消滅掉。

這些都說明什麼？

一來可以說明我那冥頑不知恩的本質，還可以說明我那怙惡不悛抵賴到底的反動階級本能，同時還可以看出蘇聯當局對於我的人道主義待遇。我思前想後，越發認識到自己過去的卑鄙可恥面目，在相形之下更感到蘇聯對我優厚待遇的恩情。如果是蘇聯不逮捕了我，我一定會被日本帝國主義殘餘分子給架到匪巢----東京去，不用問，結果是非得落到蔣介石之手不可。漢奸陳公博、周佛海等人的結果，當然也就是我在當時的下場。當然像我這樣賣國投敵的罪魁，是死不足惜並且也是死也不足蔽其辜的。不過是拿我這段人生說起來，再和當前事實兩下加以比較對照，那麼，我當然不願意和漢奸陳公博等同走那條把漢奸皮帶到棺材裡去的毀滅之途，而是深自慶幸能夠趕上了新中國的歷史上從來所無的千載難遇的好時代，深自慶幸遇到了共產黨和毛主席。不然像我這樣早就應該不復存在的人類歷史上的腐臭垃圾物還能活得到今天----活得到能夠有學習改造而爭取重新做人的今天？

我敢這樣斷定說：

沒有共產黨和毛主席是絕對不會有今日的我。

同時沒有蘇聯的拯救也是絕對遇不到這種唯一無二的重生機緣的。

喝水絕對不能忘掉打井的人，我之被蘇聯逮捕，是我和日本法西斯強盜永斷葛藤的開始。我之在蘇五年是我湔滌罪惡開始新生的起點。

沒有這一開始的起點，我便不會有這樣的今天。我既然感謝祖國人民、共產黨和毛主席，我就得同樣地感謝蘇聯。

共產黨和毛主席既是我的重生父母，那麼，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便是使我能夠重生的慈善"收生婆婆"。所以我對於在蘇聯五年來的生活，是我永遠也忘不了，並且是使我抱有無窮懷戀之情的。h3四、在東京國際軍事法庭上我和日寇甲級戰犯的初次"對壘"/h3我的前半生真是整個地被日本帝國主義者給完全毀掉了。當然，我決不是想把我前半生的全部罪惡都推到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身上，而是因為我現在既能在祖國人民的無比寬大恩情，共產黨和毛主席改造人類改造社會的溫暖無私陽光下有了這樣的今天，我怎能不痛定思痛地痛恨那自己在十四年中忠實地幫助日寇殘害了東北廣大人民的罪惡，同時也痛恨那幾乎把我一毀到底的日寇！並且還因為現在我既是認清了日本法西斯強盜不獨是中國人民唯一的死敵，也是我前半生中的唯一的大對頭。所以我就越發對於在蘇聯的降魔正義寶劍下，曾經得到了起死回生的機會，並且還能得到在日本東京的國際軍事法庭上，和我前半生的死對頭做了真刀真槍的對壘，不論是在贖罪上，抑或是在發洩自己的私憤上，都是使我感到了既感激又痛快的千載難逢唯一的好機會。

在一九四六年的八月，蘇聯政府答應了日本東京國際軍事法庭的要求，讓我往日本去出席國際軍事法庭，給日寇侵略我東北的戰犯裁判做證。於是伯力地區內務局的一位上校和另外二名蘇聯軍官，一位蘇聯翻譯員便偕同我從伯力市乘飛機出發。

飛到半途中，忽然遇到一陣大雨，我從機艙玻璃視窗往下一看，只見山峰接連著山峰好像是大興安嶺的模樣，那時因為我不懂蘇聯話，再加上對於蘇聯的政策，尚未能十分信賴，於是我的老毛病----狐疑症便又犯了：

不是要飛往東京嗎？怎麼飛了這半天還看不到海？

特別是在飛機中蘇聯軍官彼此之間的談話，我又聽不懂，只好是默然坐在一旁，一邊在心裡打著鼓，一邊有意無意地聽著，不料在他們談話之中，我忽然聽到了我僅能聽懂的哈爾濱三個字，於是立即把這僅能聽懂的三個字，又結合到我的疑心病上，因而不由得又在心中暗想道：

"難道這是往哈爾濱飛而不是去日本？......也許是蘇聯當局要把我送交蔣介石之手，怕我害怕，所以才故意說是要讓我赴日本東京去做證......這樣一來，可就糟了，這不等於前往送死嗎......"

就在我這遐思萬里、疑慮橫生的時候，這架飛機也在空中輕快地飛翔著。

當我這胡思亂想尚未有絲毫頭緒的時候，這架飛機卻毫不猶豫地在一個機場上開始降落下來。

這時候才知道，這裡並不是什麼哈爾濱，而是離海參崴八十里地的一個地方。

這時我才化憂為喜地下了飛機，進入了當地海空軍人俱樂部的軍官宿舍，一共在這裡住了幾天之後，才開始動身前往海參崴。

從這裡赴海參崴的途中，差不多隨處都能看到優美風景，我們所坐的這輛汽車不是從濱海的山道上迂迴盤行，就是從奇巖怪石圖畫般的地方鑽出鑽進。同時，車中的蘇聯軍官等還用手指著一所一所建築規模巨大而寬闊的療養院和美麗堂皇的文化宮等介紹給我。到了海參崴之後，風景就越發優美可愛起來。一幢幢的樓房，都是層次井然地排列在山腳和山腰上，這種風景，真是我平生第一次所看到的。

我所住的地方是個六層樓的大建築物，從那裡走到相當的地方，便可以看到碧綠的海波，有規律地翻騰著，此伏彼起的白沫，好像是從那無邊的綠色中隨時吐出了一團團白雪似的。這時我的種種疑團冰消雲散了。尤其是每當想到我這次到日本東京，正是要和那幫日本法西斯頭號戰犯去做千載難遇的當面對質的唯一良機，因此，我的這顆心也就和擺在面前的大自然風景一個樣，覺得真有一種海闊天空的心情。

和我住在一起的，一共有五個人，這裡對於我的招待，也都是異常親切和優厚的。但遺憾的是，在這裡每天早晨都經常有濃厚的朝霧，加之天氣又不好，所以每天只能在下午到海邊去散散步。我真是每天都眼巴巴地盼望著能夠快些到東京去。可是這個壞天氣仍是一天天地在繼續著，於是就在這焦躁心情之中白白空過去了。一直過了七八天之後，才由海參崴出發又回到來時所住的海空軍人俱樂部住了一夜，次日才到附近的機場搭乘了一架水上飛機，從這裡起飛了。

由中午起飛，到了下午五點鐘左右就飛到了日本橫濱附近的某機場。

當我們這架飛機還沒有降落的時候，立時就有幾架美帝的驅逐機像是蒼蠅一般圍著我們飛翔，不問可知那是來做監視的。當我們下了飛機之後，美帝的警察就來對我們做了不少可厭的盤問，並且對於我們的前後左右照了不少張相片，光是辦這樣所謂"手續"，就花費了很多時間。在機場一個多小時，然後才由蘇聯駐東京使館武官把我們接走。於是我們就住在蘇聯使館附近的一所樓房內，一切待遇都是很好的。過了幾天之後，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內從事工作的蘇聯檢察長和美國檢察長以及蔣記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副檢察長曾在我住的地方，關於我當證人的事，對我進行了事務上的訊問，像是我國現在著名的法學家梅汝璈先生，就曾在這個法庭內，擔任了法官的職務。

我一共出庭二十多天，每天都是由上午九點到正午十二點，下午由一點到四點才算完事。

這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訊，是從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開始，直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才告終結。費時共達兩年半之久，開庭次數共計達八百一十八次，出庭做證和書面做證的人近一千二百名，審判記錄多達四萬八千四百一十二頁，判決書的頁數也長達一千二百一十三頁之多。我就是專門對於日本法西斯強盜的侵略東北罪行去做證的。

不論是從哪方面來看，這個國際軍事法庭規模都是遠遠超過了審判納粹德國戰犯的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的，真可以說是有史以來第一次這樣大規模的國際戰犯裁判。固然是在處理戰犯的時候，曾受到美帝國主義別有用心的拖延和包庇等，但是它確是不失為國際法律事業上的一種正義莊嚴大舉動。

參加了這次審判的共有十一個國家，這些國家曾在不同程度上，受過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而直接間接受害的。就是中國、蘇聯、美國、英國、法國、荷蘭、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印度和菲律賓。

因為在這個法庭上，按照法庭憲章第九條第三項的規定，所以，每個被告的戰犯都各自有自己選定的美國籍律師，以及日本籍律師替他們進行辯護。

而美國籍的某些律師當中，我認為他們是抱有一種別具深心的工作目的來替日寇戰犯做著辯護的。

我出庭作證時，是把工作分為下列幾個階段：

（1）首先我自己先介紹一遍我的履歷。

（2）然後由法官發問，我做證言，對於日本戰犯的罪行進行控訴。

（3）而後則是日、美籍律師替日本戰犯做辯護；並對於我的證言控訴進行質問。

在當時我對於日本戰犯所做的證言，主要是控訴日本帝國主義戰犯們如何侵略了我東北，如何操縱著偽滿傀儡政權去統治、奴役、鎮壓和掠奪東北人民來進行他們的侵略戰爭，並利用偽"神道"作為思想上的侵略以及我在偽滿當時如何受到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所派的吉岡安直的種種監視和限制，等等，用來證明東條英機以下的日本帝國主義法西斯強盜確是罪大惡極的戰爭犯罪人。

於是美國籍的某些律師便露骨地袒護著日本戰犯而向我做了猛烈的回擊。所以在我做證的後半段時期就成為我和美、日籍律師每天做著猛烈的辯論的時期。我記得有一次，有一個美國籍的律師，曾大發雷霆地對我咆哮道：

"你說日本戰犯犯了罪，可是，你不也是對於中國犯下了大罪的嗎？你將來回國後，也還是要受到中國法庭制裁的！"

當時的檢察長，因為他所說的話，已經超出了問題的範圍以外，並且態度粗暴，遂制止了他的繼續發言。

在日本戰犯方面，卻拼命地把罪行責任往我身上推個不已，而那些日美籍律師就是曾為此而特別大賣力氣的。

現當我回想起來，最使我感到遺恨的，就是我在當時為什麼不利用這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在東京國際軍事法庭上擒賊先擒王地把頭號大戰犯裕仁的歷史上一貫罪惡，加以盡情地揭發，而捨本逐末地只以東條英機以下的戰犯，作為揭發的唯一物件。

固然東條英機以下各戰犯，都是血淋淋的大劊子手，但是，在日寇所謂大本營中發號施令操縱全盤的中樞神經是誰？並且窮本溯源，那臭名昭著的"田中義一上奏"一文，是向誰奏上的？而且批准了這一罪惡計劃的又是誰？不都是這個頭號大戰犯裕仁嗎？

使我東北人民受盡十四年淪陷之苦的就是他！使我祖國大陸飽受八年餘鐵蹄蹂躪之災，使我全國人民倍遭燒殺淫掠無窮禍害的也是他！同樣這個裕仁，也使亞洲各國人民都遭受了侵略戰爭的災難，不但如此，就是日本人民，也飽受戰爭慘禍，無數青年也因為他才當了侵略炮灰，並使日本現在成為美帝戰車上的利用工具！

然而裕仁卻靠著發侵略戰爭財，養肥了自己。他所以能夠成為日本第一的大資本家和封建大地主，都是由於他歷次的侵略戰爭和一貫榨取殖民地人民的血汗而來。我真後悔為什麼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地沒有拿裕仁做主要揭露物件，而僅僅把東條英機以下的戰犯，作為控訴的目標。

固然我在法庭做證以後尚未離開東京時，也曾想起了這件事，而在會見外國記者時，對裕仁的罪惡做了揭發，但由於日美反動派的狼狽為奸，未把我這篇談話在當時報紙上發表。後來我又利用和法國記者會見的機會，也曾做了同上的揭發，至於發表與否，我因又回蘇聯便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