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可以談論一下《兄弟》的語言了，因為下部就要出版。我想你已經注意到了上部中的一些流行語，這樣的流行語在下部中會更多地出現。回顧自己過去的作品，我很少，或者說不敢使用流行語，生活式的流行語和政治式的流行語，那是因為我過去的敘述系統拒絕它們進入。寫作的經驗告訴我，敘述的純潔和表達的豐富之間永遠存在著對立，作家必須時刻做出取捨，是維護敘述，還是保障鮮活？有時候兩者可以融為一體，有時候卻是水火不容。通常意義上，尋找一個角度來敘述的小說，我稱之為「角度小說」，往往可以捨棄其他，從而選擇敘述的純潔。可是正面敘述的小說，我稱之為「正面小說」，就很難做到這樣，這樣的小說應該表達出某些時代的特徵，這時候流行語就不可迴避了。「角度小說」裡的時代永遠是背景，「正面小說」裡的時代就是現場了。流行語的優點是它們總能迅速地表達出時代的某些特徵，缺點是它們已經是陳詞濫調。我在寫作《兄弟》時，曾經對流行語的選擇猶豫不決，後來迫不得已，只好破罐子破摔，大規模地使用起了流行語。為什麼？二十多年的寫作讓我深知敘述是什麼，如果小心翼翼地少量使用流行語，那麼流行語在敘述裡的效果就會像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粥一樣，與其這樣，還不如大規模地使用流行語，這叫蝨子多了不怕咬。

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嚴鋒說我的《兄弟》寫得非常放肆，我想他可能主要是指下部，我同意他的話。回顧自己過去的寫作，我的每一部小說都是「收」回來敘述的，只有這部《兄弟》是「放」出去敘述的，尤其在下部。我想是自己經歷的兩個時代讓我這樣寫作，我第一次知道正面去寫作會帶來什麼，當時代的某些特徵不再是背景，而是現場的時候，敘述就會不由自主地開放了。寫作上部的時候，我就努力讓自己的敘述放肆，可是被敘述的時代過於壓抑，讓我的敘述總是喘不過氣來。到了下部，進入了今天這個時代，我的敘述終於可以真正放肆。為什麼？是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放肆的時代裡。比起我們現實的荒誕，《兄弟》裡的荒誕實在算不了什麼，我只是集中起來敘述而已。

二○○六年三月三十日

《兄弟》上部和下部的敘述差距，我想是來自於兩個時代的差距。去年八月上部出版時，應責任編輯請求，我為封底寫了一個後記，我說上部是「精神狂熱、本能壓抑和命運慘烈」，下部是「倫理顛覆、浮躁縱慾和眾生永珍」，我用了「天壤之別」這個成語來區分這兩個時代，是希望上部和下部的敘述所表達出來的也能天壤之別，我不敢說自己已經做到了，不過上下兩部確實不一樣。我要說的是，天壤之別的兩個時代在敘述中表現出來時，如果沒有差距的話，應該是作者的失敗。我非常同意嚴鋒的話，他說：「我們今天最大的現實就是超現實。」

二○○六年四月十六日

《兄弟》下部正式出版快有一個月了，我沒有想到它會引起這麼多的爭議。去年八月上部出版時已經出現的爭議，現在也被下部帶來的爭議所稀釋了。我原來以為讀者對下部可能會有更多的認同，這畢竟是我們正在經歷的一個時代，結果我發現自己錯了，很多讀者反而對上部更容易認同。現在我明白了一個道理，《兄弟》上部所處的時代，「文革」的時代已經結束和完成，對已經完成的時代，大家的認識容易趨向一致；而《兄弟》下部的時代，從八十年代一直到今天，是一個未完成的還在繼續的時代，身處這樣一個每天都在更新的時代裡，地理位置和經濟位置的不同，人生道路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以及諸如此類的更多的不同，都會導致極端不同的觀點和感受。從社會形態來看，「文革」的時代其實是單純的，而今天這個未完成的時代實在是紛繁複雜。

二○○六年四月十七日

為什麼作家的想象力在現實面前常常蒼白無力？我們所有的人說過的所有的話，都沒有我們的歷史和現實豐富。《兄弟》僅僅表達了我個人對這兩個時代的某些正面的感受，還不是我全部的感受，我相信自己的感受是開放的和未完成的。即便我有能力寫出了自己全部的感受，在這兩個時代的豐富現實面前，就是九牛一毛的程度也不會達到。《兄弟》的出版，讓我經受了寫作生涯裡最為猛烈的嘲諷，認真一想這是很正常的。很多年前，文學界的一些人常以自己的狹隘為榮，驕傲地宣稱除了文學，不關心其他的。現在文學界這樣的人仍然不少。去年《兄弟》上部出版時，一位女記者採訪我時，我說到佘祥林的遭遇充分說明了我們生活在荒誕之中，可是這位女記者根本不知道差不多已經家喻戶曉的佘祥林案件，我想她對化妝品的品牌和服裝的品牌可能非常瞭解。過去的一個多月裡，我幾次說過，一個生活在今天的人，應該更多地關心別人的生活，尤其是關心素昧平生的人的生活，因為更多地關心別人的生活，才可以更多地瞭解自身的生活。同時我也幾次說過，作為一箇中國作家，我生活在一個千載難逢的時代裡。我還說過艾略特的一行詩句：「鳥說，人類不能忍受太多的真實。」

二○○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這部小說最先是用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寫的，而且是一個無賴的講述。後來發現第一人稱，那個無賴的「我」無法表達出更多的敘述，其實在上部宋凡平死後的敘述段落裡，已經沒有「我」的空間了，到了下部也很難給「我」有立足之地，於是將敘述方式修改成了偽裝的第三人稱，可是由於語調已經形成，很難糾正過來，所以我用了「我們劉鎮」，事實上我也不知道這個故事的講述者究竟是誰。有時候是一個人，有時候是幾個人，有時候是幾百上千人，我能夠知道的就是故事講述的支點，這是從二○○五年開始講述的故事，這樣有利於流行語的大量使用。我的感受是，這個「我們劉鎮」的講述者玩世不恭，在下部的大部分篇幅裡，這個「我們劉鎮」都是狗嘴裡吐不出象牙，幾乎嘲諷了所有的人，只有在涉及宋鋼的段落時，「我們劉鎮」才有了憐憫之心。

二○○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雖然我寫下了《兄弟》，可是我沒有你這麼悲觀。縱觀中國這一百年的歷史，從社會形態來看，「文革」這個時代其實是這一百年裡面最為單純的，而今天這個時代是最為複雜的。「文革」是一個極端，今天又是另一個極端，一個極端壓抑的時代在社會形態劇變之後，必然反彈出一個極端放蕩的時代。我的預期是，今天這個時代的放蕩和荒誕差不多應該見頂了，應該到了緩緩回落的時候了。我相信，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我希望，接下去的十年或者二十年裡，中國的社會形態會逐步地趨向於保守，趨向於溫和，因為我們人人需要自救。

二○○六年五月十三日

這次的主題是「潘多拉的盒子被開啟了」。這是我的一位朋友萬之說《兄弟》的話，萬之是中國八十年代初期重要的小說家，後來因為專業研究西方戲劇，以及漂泊海外和旅居瑞典之後，寫作小說的時間越來越少。我和他十年沒見了，這次在斯德哥爾摩朝夕相處了四天，他隨身揹著的黑包裡放著我送給他的《兄弟》上部和下部，他間隙地讀完了，他從網上知道這部小說引起的爭議，他讀完後告訴我，這部小說引起爭議一點都不奇怪。他說我寫作的膽子是越來越大，他有很多美妙的分析，我這裡不再複述，也許有一天他自己會認真地說出來。他說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不喜歡《兄弟》的下部，是因為我在下部裡敘述了一個潘多拉的盒子被開啟後的時代。這句話讓我為之一震，在斯德哥爾摩機場和萬之揮手告別後，我繼續在歐洲旅行，可是我每一天都會想起他的這句話。

今天這個時代，從種種社會弊病來看，可以說是群魔亂舞。我反思自己在這個潘多拉的盒子被開啟後的時代裡又是一個怎麼樣的角色？也許我也在亂舞，可能我只是一個區區小魔。很多人已經習慣在潘多拉的盒子被開啟後的生活，可是有多少人願意承認這個事實？我經歷了《兄弟》上部和下部所敘述的兩個時代，我明白了自己為什麼會寫出這麼多的弊病，因為我也有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