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秋天我收到第五期的《收穫》，開啟後看見自己的名字，還看見一些不熟悉的名字。《收穫》每期都是名家聚集，這一期突然向讀者展示一夥陌生的作者，他們作品的敘述風格也讓讀者感到陌生。

這個時節是文學雜誌徵訂下一年度發行量的關鍵時刻，其他雜誌都是推出名家新作來招攬發行量，《收穫》卻在這個節骨眼集中一夥來歷不明的名字。

這一期的《收穫》後來被稱為先鋒文學專號。其他文學雜誌的編輯私底下說《收穫》是在胡鬧，這個胡鬧的意思既指敘述形式也指政治風險。《收穫》繼續胡鬧，一九八七年的第六期再次推出先鋒文學專號，一九八八年的第五期和第六期還是先鋒文學專號。馬原、蘇童、格非、葉兆言、孫甘露、洪峰等人的作品佔據了先鋒文學專號的版面，我也在其中。

當時格非在華東師範大學任教，我們這些人帶著手稿來到上海時，《收穫》就將我們安排在華東師範大學的招待所裡，我和蘇童可能是在那裡住過次數最多的兩個。

白天的時候，我們坐公交車去《收穫》編輯部。李小林和肖元敏是女士，而且上有老下有小，她們不方便和我們混在一起，程永新還是單身漢，他帶著我們吃遍《收穫》編輯部附近所有的小餐館。當時王曉明有事來《收穫》，幾次碰巧遇上格非、蘇童和我坐在那裡高談闊論，他對別人說：這三個人整天在《收穫》，好像《收穫》是他們的家。

晚上的時候，程永新和我們一起返回華東師範大學的招待所，在我們的房間裡徹夜長談。深夜飢餓來襲，我們起身出去找吃的。當時華東師範大學晚上十一點就大門緊鎖，我們爬上搖晃的鐵柵欄門翻越出去，吃飽後再翻越回來。剛開始翻越的動作很笨拙，後來越來越輕盈。

由於《收穫》在中國文學界舉足輕重，只要在《收穫》發表小說，就會引起廣泛關注，有點像美國的作者在《紐約客》發表小說那樣，不同的是《紐約客》的小說作者都是文學的寵兒，《收穫》的先鋒文學作者是當時文學的棄兒。多年以後有人問我，為什麼你超過四分之三的小說發表在《收穫》上？我說這是因為其他文學雜誌拒我於門外，《收穫》收留了我。

其他文學雜誌拒絕我的理由是我寫下的不是小說，當然蘇童和格非他們寫下的也不是小說。

當時中國大陸的文學從「文革」的陰影裡走出來不久，作家們的勇敢主要是在題材上表現出來，很少在敘述形式上表現出來。我們這些《收穫》的先鋒文學作者不滿當時小說敘述形式的單一，開始追求敘述的多元，我們在寫作的時候努力尋找敘述前進時應該出現的多種可能性。結果當時很多文學雜誌首先認為我們沒有聽黨的話，政治上不正確，其次認為我們不是在寫小說，是在玩弄文學。

《收穫》也沒聽黨的話，而且認為我們是在寫小說。當時《收穫》感到敘述變化的時代已經來臨，於是大張旗鼓推出四期先鋒文學專號。《鐘山》《花城》和《北京文學》等少數文學雜誌也感受到了這個變化，可是他們沒有像《收穫》那樣大張旗鼓，只是隔三差五發表一些先鋒小說。什麼原因？很簡單，他們沒有巴金。

一九八○年代的中國文學可以說是命運多舛，清除精神汙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治運動，讓剛剛寬鬆起來的文學環境三度進入戒嚴似的緊張狀態。先鋒小說屬於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產物，有些文學雜誌因為發表先鋒小說受到來自上面的嚴厲批評，他們委屈地說，為什麼《收穫》可以發表這樣的小說，我們卻不可以？他們得到的是一個滑稽的回答：《收穫》是統戰物件。

巴金德高望重，管理意識形態方面的官員們誰也不願意去和巴金公開對抗，巴金擔任《收穫》主編，官方對《收穫》的審查也就睜一眼閉一眼，《收穫》就是這樣成為了統戰物件。巴金的長壽，可以讓《收穫》長期以來獨樹一幟，可以讓我們這些《收穫》作者擁有足夠的時間自由成長。

李小林轉危為安，《收穫》和先鋒文學也轉危為安。先鋒文學轉危為安還有另外的因素，當時文學界盛行這樣一個觀念：先鋒小說不是小說，是一小撮人在玩文學，這一小撮人只是曇花一現。這個觀念多多少少誤導了官方，官方對待先鋒文學的態度從打壓逐漸變成了讓這些作家自生自滅。

這個盛行一時的「不是小說」的觀念讓我們當時覺得很可笑，什麼是小說？我們認為小說的敘述形式不應該是固定的，應該是開放的，是未完成的，是永遠有待於完成的。

我們對於什麼是小說的認識應該感謝我們的閱讀。在經歷了沒有書籍的「文革」時代後，我們突然面對蜂擁而來的文學作品，中國的古典小說和現代小說、西方十九世紀小說和二十世紀小說同時來到，我們在眼花繚亂裡開始自己的閱讀經歷。我們這些先鋒小說作者身處各地，此前並不相識，卻是不約而同選擇了閱讀西方小說，這是因為比起中國古典和現代小說來，西方小說數量上更多，敘述形式上更加豐富多彩。

我們同時閱讀托爾斯泰和卡夫卡他們，也就同時在閱讀形形色色的小說了。我們的閱讀裡沒有文學史，我們沒有興趣去了解那些作家的年齡和寫作背景，我們只是閱讀作品，什麼敘述形式的作品都讀。當我們寫作的時候，也就知道什麼敘述形式的小說都可以去寫。

當時主流的文學觀念很難接受我們小說中明顯的現代主義傾向，持有這樣觀念的作家和批評家認為托爾斯泰和巴爾扎克這些十九世紀作家的批判現實主義才是我們的文學傳統。卡夫卡、普魯斯特、喬伊斯、福克納、馬爾克斯他們，還有象徵主義、表現主義和荒誕派等都是外國的。我們感到奇怪，難道托爾斯泰和巴爾扎克他們不是外國的？

當時的文學觀念很像華東師範大學深夜緊鎖的鐵柵欄門，我們這些《收穫》的先鋒文學作者飢腸轆轆的時候不會因為鐵柵欄門關閉而放棄出去尋找食物，翻越鐵柵欄門是不講規矩的行為，就像我們的寫作不講當時的文學規矩一樣。二十多年後的現在，華東師範大學不會在夜深時緊鎖大門，可以二十四小時進出。卡夫卡、普魯斯特、喬伊斯、福克納、馬爾克斯他們與托爾斯泰、巴爾扎克他們一樣，現在也成為了我們的文學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