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們，先生們，看過來！快來試試您的財運吧！」

說話的農民拔高了嗓音，想蓋過身邊的一片豬叫聲和雞鳴聲。在他身邊的木製看臺上站著一頭壯牛。它體形龐大，毛色光亮，用一雙懷疑的牛眼打量著身邊圍觀的人群。「只要您掏半個先令，女士們，先生們，這頭漂亮的大牲口就歸您啦！」

這是1906年一個深秋的午後，英國西南部港口小城普利茅斯正在舉辦一年一度的牲畜與家禽博覽會。這裡聚集著各色人等，牽著牲口的農戶與穿修身長大衣的花花公子擦肩而過，農業專家和維多利亞時代的老幼婦孺擠在一起，他們都是來這裡觀賞全國最優質的牲口的。女人們都穿上了最好的鯨骨蓬裙，孩子們足蹬漆皮高幫鞋在泥水裡亂踩。

那一天，一位農戶照常組織著有獎競猜以招徠路人在他的攤位前駐足。參加者只要花6便士，就有機會猜測這頭公牛屠宰後能夠產生多少公斤的牛肉。經過稱重驗證之後，答案最接近正確數值的競猜者就能贏得全部的肉。

在一片攢動的高禮帽中間，有一位鬢髮茂盛的84歲老紳士正盯著場子中間賣牛的農戶收取下注的錢。他就是弗朗西斯·高爾頓（francisgalton）爵士，19世紀最活躍的知識精英之一。在他看來，芸芸眾生的智力水平只到他的腳後跟，而眼下這群圍著牛下注的烏合之眾，並不比地上啄著他靴子的母雞更有腦子。彷彿是為了證實這一點，這位研究者本人也上前到農戶那裡下了一注，然後轉身回家，確信自己又找到了優生學理論的最新證據。

這些牛肉、這位科學家和787個參與下注的人，就這樣成了科學史上一場驚人發現中的重要角色。一個世紀以後，這個發現引發了大眾研究的全面革新。

弗朗西斯·高爾頓出身英國貴胄。他的家族在兩代人之內誕生了不少當時英國最重要的知識分子，有醫生、植物學家、探險家、詩人和大實業家。他的表哥不是別人，正是查爾斯·達爾文。

本著英國人的精神，高爾頓甚至研究了茶的化學成分和蛋糕的幾何分割。比如他認為把圓形蛋糕切割成扇形，一片一片吃掉是「錯誤的方法」，而且他列了方程式來證明這一點。按照爵士的計算，應該沿蛋糕的直徑從中間切出一條來吃，然後把剩下的兩個半圓合起來，這樣蛋糕留到第二天也不失美味。謝謝您啊，爵士！

但高爾頓如今為我們所知，主要因為他是「優生學之父」。高爾頓深信，他本人的家族中智者輩出，絕非偶然。因為聰明和愚蠢一樣會遺傳，父傳子，子傳孫。因為擔心大英帝國裡會誕生越來越多「低能蠢笨」之人，他提出了優生學的基本理論。他強調，為了人類的共同利益，應該鼓勵聰明的人多生育。與他的表兄達爾文幾十年前在《物種起源》中提出的「自然選擇」理論恰恰相反，高爾頓推崇「理性選擇」。

高爾頓同時也是一位出眾的統計學家。他建立了人類形態研究實驗室，測量不同人種的認知能力與他們各自外貌特徵的聯絡。像他自己這樣的白人顱骨光滑碩大，位於人種等級的頂層，而下等人、女性，還有他在英國殖民地各處旅行時考察的非洲當地人處於等級底端。這一套優生學理論在隨後幾十年中傳遍世界。在其影響下，美國1909年首度立法，給「罪犯和智障者」絕育。而這樣的「優生學」理論在納粹德國手裡發揮到了極致。

在高爾頓的時代，類似的精英主義觀點並不少見。與他同時代的很多知識分子都深信烏合之眾是愚昧無知的，而且他們數量越龐大，就越愚蠢。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lebon）在其1895年的著作《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中也說：「人獨處時智慧，成集體時愚昧。」而早在1841年，查爾斯·麥凱（charlesmackay）在《非同尋常的大眾幻想與群眾性癲狂》（extraordinarypopulardelusionsandthemadnessofcrowds）中指出：「大眾」缺乏反思能力。

高爾頓先生正是在這樣一種時代背景下去普利茅斯「趕集」的，他的目的是收叢集氓無腦的新證據。在翻遍787張下注的單子之後，他滿意地記錄下了結果：大多數人的預估與正確答案謬之千里，有的過低，有的則太高了。

然而，這些預估數字裡卻藏著一個驚人的秘密。農戶將牛屠宰以後，這頭大牲口變成牛肉的淨重是543公斤。而參與競猜者集體估算的平均值是542公斤，幾乎堪稱神算！

這難道純屬巧合？每個個體的預測都是錯的，而且誤差範圍很大，為什麼所有答案的平均值恰好是正確答案？「也許大眾的民主決策，比我們以前想象的更值得信賴。」驕傲的高爾頓爵士，作為「優生學之父」，於1907年發表了他的這一研究結論，這顯然對他本人的優生學理論是個諷刺。

群體的智慧

在高爾頓研究成果發表後的97年裡，這個驚人的發現一直無人問津，被引用數加在一起也沒超過10次。但在2004年，它藉助暢銷書《群體的智慧》（thewisdomofcrowds）的問世重見天日。這本《紐約客》專欄作家詹姆斯·索羅維基（jamessurowiecki）的力作寫的是集體智慧正在改變我們今日的社會和經濟。為了證明「群體的智慧」，索羅維基旁徵博引，這才舉出了高爾頓爵士當年的經歷，吸引了當時研究者的目光。此書掀起了一陣對這個驚人結論的科學探求之風，在數年內開啟了大眾研究的新局面。

高爾頓爵士無意間揭示的這個現象還沒有一個專門的名稱，研究人員便順手以索羅維基這本書的名字「群體的智慧」來指代它。這個現象的規律很簡單：當人們預估一個數值時，無須任何專業資質，所有普通個人估值的平均值最接近正確的答案，它肯定比這群人當中任何一個優秀個體的估計更準確。比如，如果你想知道埃菲爾鐵塔有多高，只需要到大街上隨便攔住50個人，不經過任何挑選，再問他們：「您覺得埃菲爾鐵塔有多高？」然後求出50個答案的平均值，或找出中位數更好，你會得到「324米」的答案，這就是埃菲爾鐵塔的高度。

奇怪的是，在2011年進入心理學領域以前，我聽都沒聽過這個現象。研究大眾的人，不知道大眾很聰明。過分了！

我為這一現象在科學研究中的可能性感到興奮，開始自己組織一系列實驗。我大概做了十幾個估值測試類實驗，比如猜測紀念碑有多高，兩個城市之間有多遠，一條河的長度，一個屋子裡的溫度，一個公園的面積……結果屢試不爽！每一次，大眾都給出了令人滿意的答案，哪怕實驗中個體的答案大多數錯得離譜。

如果問題更復雜一些，不只是簡單的猜數遊戲，那集體的判斷還有意義嗎？在我的研究過程中發生的一件大事，也許是這個問題的最好註腳，那就是大眾與加里·卡斯帕羅夫的傳奇棋賽。

1999年，微軟遊戲平臺向全世界發出一份邀約，邀請玩家來挑戰國際象棋界的標杆、來自俄羅斯的國際象棋世界冠軍卡斯帕羅夫。不問棋藝如何，不需要任何資歷，誰都可以參加。受到這樣一個前所未見的挑戰的吸引，來自75個國家的超過5萬名棋手上了場。他們中既有業餘棋迷，也有俱樂部選手，還不乏一小撥棋壇新銳，但不管怎麼說，5萬人中沒有一個跟卡斯帕羅夫屬於同一個級別的。

這麼多人要怎樣相互配合，才能下出一盤邏輯連貫的棋？微軟平臺給大眾隊每一步24小時的時間，在此期間每個參賽者都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議。平臺收集所有建議，在一天結束之時，最多數成員共同選擇的棋著兒會體現在棋盤上。

這場比賽情況特殊。兩年之前，這位俄羅斯世界冠軍剛遭計算機「深藍」重創，如今又不得不忍耐這麼一堆非常規選手。比賽的結果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這5萬個平凡的小腦瓜，到底能否攻破棋壇「老大」的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