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目不轉睛地瞪著我，若有所思。

如果你是他們，會心甘情願地被驅逐嗎？

他仍沉默。

但一直亂下去，就誰也別想過正常生活。至於和日本的釣魚島爭端，更沒人顧得上了。從天下大亂到恢復秩序，沒有不流血的，你下不下令以軍警驅逐？不管你是下令者，還是執行者，總之衝突一旦發生，流血難以避免。如果你是鎮壓一方，你手染鮮血了。如果你是被鎮壓一方，你或你的親人也許臥屍街頭，於是心裡種下了仇恨。而歷史上的所謂鐵腕人物在那種情況之下向來是冷酷無情的。並且連歷史對他們的冷酷無情都「理解」三分……

他突然大聲說：但為什麼現在的中國，還沒有一個鐵腕人物來消除灰色特權，阻止腐敗蔓延？……

我，便也像他一樣沉默了。

他繼續大聲說：中國人口眾多，就業壓力巨大，這一點我們清楚。我們可以大學畢業了還掙很低的工資，我們可以到結婚年齡了還買不起房子住，我們可以忍受想要孝敬父母而無能為力的痛苦，但前提是——當官的不要這麼貪得無厭吧？社會財富分配不要這麼不公吧？從事好工作的機會總得均等一些吧？

良久，我告訴他——我教過的一名學生，六七年前也像他目前的處境一樣，而現在成為某報主筆，享受副主編一級的工資待遇……

又輪到他沉默了。

我低聲說：我的學生的努力證明，不是中國的一切機會都被當官的人及富人們的兒女完全佔據了。那是他們根本做不到的。他們只能佔據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在他這樣的青年中就要靠綜合能力的競爭了……

他又激動了，憤恨地：正因為他們靠不正當手段佔據了一部分，我這樣的青年之間的競爭才更加劇烈！

我緊接著他的話說：正因為更加劇烈，你才要更加提高綜合競爭素質！而被他們靠不正當手段佔據了的那一部分機會和財富，要靠改革去一點點限制、縮小。在中國，在相當長的時期裡，完全公平連想都別想。因為接近十四億人口幾乎等於一百多年前的世界總人口。從古至今，這個世界從沒完全公平過。最大程度地限制機會和財富的不公平，不是合理「洗牌」所能達到的。而是重新「分牌」才能達到的。「合理」二字也只能是相對而言。

他打斷道：有什麼區別？

我說：重新洗牌靠天下大亂就行。但亂一通之後還要有人來分牌。而合理分牌靠改革家……

他又打斷道：你這不等於說還得靠人嗎？

我反問：你剛才說期待出現一位鐵腕人物，不也是靠人嗎？

他語塞了。

我又說：當然起初得靠人。對於中國，改革首先須改良制度。經過改良了的制度，以後便可自行運轉。那時，制度之良性突顯，人治的作用才會退居次位……

他再次沉默。我也沉默。我與那憂鬱的、剛剛轉正為記者不久的，既對個人命運迷惘，也對國家命運迷惘的青年，一時間都沉默了。我看出，他的沉默，與前幾番有些不同。不僅沉默，而且沉思著了。

他首先打破沉默，鬱悶地問我：你說的那種改革家們，他們何時出現？

我說：即將出現。

他凝視我片刻，不以為然地說：你太樂觀了吧？

我說：不。是我們中國人已經悲觀得太久了。

他再次凝視我，不明白我的話了。

我解釋道：一個國家的人民悲觀得太久之時，便是改革家即將出現之時。改革家是需要被呼喚的，有時須千呼萬喚才出現。有時彷彿呼之欲出，結果是隔著紗窗看人，影影綽綽最終還是沒有推開門扉現出真身。改革是比革命難度更高之事，改革家要等看出人民將長久的悲觀轉化為相當一致的意志時才會借力作為，若那悲觀轉化為的只不過是一盤散沙的看客的漠然和哄客的樂子，改革家是不會一廂情願地出現的。因為他們清楚地知道，大改革的條件還沒成熟，大改革之時代還沒到來。而現在，以我的眼看中國，人民長久的悲觀，正開始轉化為相當一致的意志……

在我們的談話進行到後半部分，終於像是他在採訪我了。

然而他那一次的採訪稿沒通過。

於是他第二次以「看客中國」為題再次採訪我。

也沒通過。

他備受挫折。

我主動約他對我進行第三次採訪，併為他確定了一個軟性的、娛樂的話題。

這一次他終於順利交差，而我也如釋重負。

幾天後，我去看望朋友。回來時乘不到計程車，便乘地鐵。

我已經很久沒乘過地鐵了。

地鐵車站和車上，看去多是外地人，也多是中青年人。

掃瞄著一張張行色匆匆的、兩頰上淌著暑汗的、神情疲憊的、目光裡糾結著各種各樣煩惱的、心態極為漠然的臉，我內心裡忽然產生了大沖動，想要一一問他們：

什麼時候希望乾脆天下大亂了吧？

又什麼時候希望千萬別真的亂起來？

那時我覺得，縱使我是上帝，要想在維護諸神利益的同時解決好中國的人間矛盾，肯定也會倍感棘手的。

於是悠忽地聯想到了「忐忑中國」四個字。

於是恨不得大喊：中國的改革家們，改革也要抓住機遇啊！改革也會錯過機遇啊！

勿使「地火」繼續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