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文的主張，當然該算是新文化運動中的一個事件。倘我生逢那一時代，我也會為白話文推波助瀾的。但我不大會是特別激烈的一分子，因為我也那麼地欣賞文言文的魅力。

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之爭論，無疑是現代文學史上沒有結論的話題。倘我生逢斯年，定大迷惘，不知該支援魯迅，還是該追隨「四條漢子」。

這大約是近代文學史上最沒什麼必要也沒什麼實際意義的爭論吧？

「內耗」每每也發生在優秀的知識分子們之間。

但是於革命的文學、救國的文學、大眾的文學而外，竟也確乎另有一批作家，孜孜於另一種文學，對大文化進行著另一種軟性的影響——比如林語堂（他是我近年來開始喜歡的）、徐志摩、周作人、張愛玲……

他們的文學，彷彿中國現代文學「表情」中最超然的一種「表情」。

甚至，還可以算上朱自清。

從前我這一代人，具體說我，每以困惑不解的眼光看他們的文學。怎麼在國家糟到那種地步的情況之下還會有心情寫他們那一種閒情逸致的文學？

現在我終於有些明白——文學和文化，乃是有它們自己的「性情」的，當然也就會有它們自己自然而然的「表情」流露。表面看起來，作家和文化人，似乎是文學和文化的主人，或曰上帝。其實，真相也許恰恰相反。也許——作家們和文化人們，只不過是文學和文化的「打工仔」。只不過有的是「臨時工」，有的是「合同工」，有的是——「終生聘用者」。文學和文化的天性中，原有愉悅人心，僅供賞析消遣的一面。而且，是特別本色的一面。倘有一方平安，文學和文化的天性便在那裡施展。

這麼一想，也就不難理解林語堂在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與魯迅相反的超然了；也就不會非得將徐志摩清脆流利的詩與柔石《為奴隸的母親》對立起來看而對徐氏不屑了；也就不必非在朱自清和聞一多之間確定哪一個更有資格入史了。當然，聞一多和他的《紅燭》更令我感動，更令我肅然。

歷史消弭著時代煙靄，剩下的僅是能夠剩下的小說、詩、散文、隨筆——都將聚攏在文學和文化的總「表情」中……

繁榮在延安的文學和文化，是中國有史以來，氣息最特別的文學和文化，也是百年文化「表情」中最純真爛漫的「表情」——因為它當時和一個最新最新的大理想連在一起。它的天真爛漫是百年內前所未有的。說它天真，是由於它目的單一；說它爛漫，是由於它充滿樂觀……

建國後，前十七年的文學和文化「表情」是「好孩子」式的。偶有「調皮相」，但一遭眼色，頓時中規中矩。

「文革」中的文學和文化「表情」是面具式的，是百年文化中最做作最無真誠可言最令人討厭的一種「表情」。

新時期文學的「表情」是格外深沉的。那是一種真深沉。它在深沉中思考國家，還沒開始自覺地思考關於自己的種種問題……

八十年代後期的文學和文化「表情」是躁動的，因為中國處在躁動的階段……

九十年代前五年的文化「表情」是「問題少年」式的。它的「表情」意味著——「你」有千條妙計，「我」有一定之規……

九十年代後五年的文化表情是一種自我放縱樂在其中的表情。問題少年已成獨立性很強的青年。它不再信崇什麼。它越來越不甘被拘束。它渴望在自我放縱中走自己的路。這一種自我放縱有急功近利的「表情」特點，也每有急赤白臉的「表情」特點，還似乎越來越玩世不恭……

據我想來，在以後的三五年中，中國當代文學和文化，將會在自我放縱的過程中漸漸性情穩定。歸根結底，當代人不願長期地接受喧囂浮躁的文學和文化局面。

歸根結底，文學和文化的主流品質，要由一定數量一定質量的創作來默默支撐，而非靠一陣陣的熱鬧及其他……

情形好比是這樣的——百年文化如一支巨大的禮花，它由於受潮氣所侵而不能至空一噴，射出滿天燦爛，花團似錦；但其斷斷續續噴出的光彩，畢竟輝輝爍爍照亮過歷史，炫耀過我們今人的眼目。而我們今人是這禮花最後的內容……

我們的努力噴射恰處人類的千年之交。

當文學和文化已經接近自由的境況，相對自由了的文學和文化還會奉獻什麼？又該是怎樣的一種「表情」？什麼是我們自己該對自己要求的質量？

新千年中的新百年，正期待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