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誰面對自己的哥哥，心底油然冒出「兄長」二字的話，那麼大抵，誰已老了。並且，誰的「兄長」肯定更老了。
這個「誰」，倘是女性，那時刻她眼裡，幾乎會漫出淚來。而若是男人，表面即使不動聲色，內心裡也往往百感交集。男人也罷，女人也罷，這種情況之下的他或她以及兄長，又往往早已是沒了父母的人了。即使這個人曾有多位兄長，那時大概也只剩對面或身旁那唯一的一個了。於是同時覺得變成了老孤兒，便更加互生憐憫了。老人兒有老孤兒的感覺，這一種憂傷最是別人難以理解和無法安慰的，兒女的孝心只能減輕它、沖淡它，卻不能完全抵消它。
有哥的人的一生裡，心底是不大會經常冒出「兄長」二字的。「兄長」二字太過文化了，它一旦從人的心底冒了出來，會使人覺得，所謂手足之情類似一種宗教情愫，於是幾乎想要告解一番，彷彿只有那樣才能驅散憂傷……
幾天前，在精神病院的院子裡，我面對我唯一的哥哥，心底便忽然冒出了「兄長」二字。那時我憂傷無比，如果附近有教堂，我將哥哥送回病房之後，肯定會前去祈禱一番的。我的禱詞將會很簡單，也很直接：「主啊，請保佑我，也保佑我的兄長……」我一點兒也不會因為這樣的乞求而感到羞恥。
我的兄長大我六歲，今年已經六十八週歲了。從二十歲起，他一大半的歲月是在精神病院裡度過的。他是那麼渴望精神病院以外的自由，而只有我是一個退休之人了，他才會有自由。我祈禱他起碼再活十年，不病不癱地再活十年。我不奢望上蒼賜他更長久的生命。因為照他現在的健康情況看來，那分明是不實際的乞求。我也祈禱上蒼眷顧於我，使我再有十年的無病歲月。只有在這兩個前提之下，他才能過上十年左右精神病院以外的較自由的生活。對於一個四十八年中大部分歲月是在精神病院中度過的，並且至今還被軟禁在精神病院裡的人，我認為我的乞求毫不過分。若果有上帝、佛祖或其他神明，我願與諸神達成約定：假使我的乞求被恩准了，哪怕在我的兄長離開人世的第二天，我的生命也必結束的話，那我也寧願，絕不後悔！
在我頭腦中，我與兄長之間的親情記憶就一件事：大約是我三四歲那一年，我大病了一場，高燒，母親後來是這麼說的。我卻只記得這樣的情形——某天傍晚我躺在床上，對坐在床邊心疼地看著我的母親說我想吃蛋糕。之前我在過春節時吃到過一塊，覺得是世上最好吃的東西。外邊下著瓢潑暴雨，母親保證說雨一停，就讓我哥去為我買兩塊。當年，在街頭的小鋪子裡，點心乃至糖果，也是可以論塊買的。我卻哭了起來，鬧著說立刻就要吃到。當年十來歲的哥哥脫了鞋、上衣和褲子，只穿褲衩，戴上一頂破草帽，自告奮勇，表示願意冒雨去為我買回來。母親被我哭鬧得無奈，給了哥哥一角幾分錢，於心不忍地看著哥哥冒雨衝出了家門。外邊又是閃電又是驚雷的，母親表現得很不安，不時起身走到窗前外望。我覺得似乎過了挺長的鐘點哥哥才回來，他進家門時的樣子特滑稽，一手將破草帽緊攏胸前，一手拽著褲衩的上邊。母親問他買到沒有，他哭了，說第一家鋪子沒有蛋糕，只有長白糕，第二家鋪子也是，跑到了第三家鋪子才買到的。說著，哭著，彎了腰，使草帽與胸口分開，原來兩塊用紙包著的蛋糕在帽兜裡。那時刻他不是像什麼落湯雞，而是像一條剛脫離了河水的娃娃魚。那時刻他也有點兒像在變戲法，是被強迫著變出蛋糕來的。變是終歸變出來了兩塊，但卻委實變得太不容易了，所以哭。大約因為覺得自己笨。
母親說：「你可真死心眼兒，有長白糕就買長白糕嘛，何必多跑兩家鋪子非買到蛋糕不可呢？」
他說：「我弟要吃的是蛋糕，不是長白糕嘛！」
還說，母親給他的錢，買三塊蛋糕是不夠的，買兩塊還剩下幾分錢，他自作主張，也為我買了兩塊酥糖……
「媽，你別批評我沒經過你同意啊，我往家跑時都摔倒了……」
其實對於我，長白糕和蛋糕是一樣好吃的東西。我已幾頓沒吃飯了，轉眼就將蛋糕狼吞虎嚥地吃了下去。
而母親卻發現，哥哥的胳膊肘、膝蓋破皮了，正滴著血。當母親替哥哥用鹽水擦過了傷口，對我說也給你哥吃一塊糖時，我連最後一塊糖也嚼在嘴裡了……
是的，我頭腦中只不過就保留了對這麼一件事的記憶。某些時候我試圖回憶起更多幾件類似的事，卻從沒回憶起過第二件。每每我恨他時，當年他那種像娃娃魚又像變戲法的少年的樣子，就會逐漸清楚地浮現在我眼前。於是我內心裡的恨意也就會逐漸地軟化了，像北方人家從前的凍乾糧，上鍋一蒸，就暄騰了。只不過在我心裡，熱氣是回憶產生的。
是的——此前我許多次地恨過哥哥。那一種恨，可以說是到了憎恨的程度。也有不少次，我曾這麼祈禱：上帝呵，讓他死吧！並且，毫無罪過感。
我雖非教徒，但由於青少年時讀過較多的外國小說，大受書中人物影響，倍感鬱悶、壓抑了，往往也會像那些人物似的對所謂上帝發出求助的祈禱。
千真萬確，我是多次憎恨過我的哥哥的。
我上小學三年級時，哥哥已經在讀初三了，而我從小學四年級到六年級的三年裡，正是哥哥從高一到高三的階段。那時，我身下已又有了兩個弟弟一個妹妹。而實際上，家中似乎只有我和兩個弟弟一個妹妹四個孩子。除了過年過節和星期日，我們四個平時白天是不太見得到哥哥的。即使星期日，他也不常在家裡。我們能見到母親的時候，並不比能見到哥哥的時候多一些。而是建築工人的父親，則遠在大西南。某幾年這一省，某幾年那一省。從我小學一年級的時候起父親就援建「大三線」去了——每隔二三年才得以與全家團圓一次，每次十二天的假期。那對父親如同獨自一人的萬里長征，儘管一路有長途汽車和列車可乘坐，但中途多次轉車，從大西南的深山裡回到哈爾濱的家裡，每次都要經歷五六天的疲憊途程。父親的工資當年只有六十四元，他每月寄回家四十元，自己花用十餘元，每月再攢十餘元。如果不攢，他探家時就得借路費了，而且也不能多少帶些錢回到家裡了。到過家裡的父親的工友，曾同情地對母親說：「梁師傅太仔細了，捨不得買食堂的菜吃，自己買點兒醬買幾塊豆腐乳下飯，二分錢一塊豆腐乳，他往往就能吃三天！」
那話，我是親耳聽到了的。
父親寄回家的錢，十之八九是我去郵局取的。從那以後，每次看著郵局的人點錢給我，我的心情不是高興，而竟特別地難受。正是由於那種難受，使我暗下決心，初中畢業後，但凡能找到份工作，一定不讀書了，早日為家裡掙錢才更要緊！
那話，哥哥也是當面聽到了的。
父親的工友一走，哥哥哭了。
母親已經當著來人的面落過淚了，見哥哥一哭，便這麼勸：「兒子別哭。你可一定要考上大學對不對？家裡的日子再難，媽也要想方設法供你到大學畢業！等你大學畢業了，家裡的日子不就有緩了嗎？爸媽不就會得你的濟了嗎？弟弟妹妹不就會沾你的光了嗎？……」
從那以後，我們平常日子見到哥哥的時候就更少了，學校幾乎成了他的家了。從初中起，他就是全校的學習尖子生，也是學生會和團的幹部。他屬於那種多項榮譽加於一身的學生。這樣的學生，在當年，少接受一種榮譽也不可能，那是自己做不了主的事。將學校當成家，一半是出於無奈，一半也是根本由不得他自己做主。我們的家太小太破爛不堪，如同城市裡的土坯窩棚。在那樣的家裡學習，始終保持全校尖子生的成績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他整天在學校裡，為那些給予他的榮譽盡著盡不完的義務，也為考上大學刻苦學習。
每月四十元的生活費，是不夠母親和我們五個兒女度日的。母親四處央求人為自己找工作。謝天謝地，那幾年臨時工作還比較好找。母親最常乾的是連男人們也會叫苦不迭的累活兒髒活兒。然而母親是吃得了苦的。只要能掙到份兒錢，再苦再累再髒的活兒，她也會高高興興地去幹。每月只不過能掙二十來元吧。那二十來元，對我家的日子作用重大。
一年四季，我和弟弟妹妹們的每一天差不多總是這樣開始的：當我們醒來，母親已不在家裡，不知何時上班去了。哥哥也不在家裡了，不知何時上學去了。倘是冬季，那時北方的天還沒亮。或者，爐火不知何時已生著了，鍋裡已煮熟一鍋粥了，不是玉米粥，便是高粱米粥。或者，只不過半熟，得待我起床了捅旺火接著煮。也或者，鍋火併沒生，屋裡冷森森的，鍋裡是空的，須我來為弟弟妹妹們弄頓早飯吃。煮玉米粥或高粱米粥是來不及了的，只有現生火，煮鍋玉米麵粥……
我從小學二三年級起就開始做飯、擔水、收拾屋子，做幾乎一切的家務了。在當年的哈爾濱，挑回家一擔水是不容易的。我家離自來水站較遠，不挑水也要走十來分鐘的路。對於才小學二三年級的孩子，挑水得走二十來分鐘了，因為中途還要歇兩三歇。我是決然挑不起兩滿桶水的，一次只能挑半桶。如果我早上起來，發現水缸里居然已快沒水了，我對哥哥是很惱火的。我認為挑水這一項家務，不管怎麼說也應該是哥哥的事。但哥哥的心思幾乎全撲在學習上了，只有星期日他才會想到自己也該挑水的，一想到就會連挑兩擔，那便足以使水滿缸了。而我呢，其實內心裡也挺期待他大學畢業以後，能分配到較令別人羨慕的工作，掙較多的錢，使全家人過上較幸福的生活。這種期待，往往很有效地消解了我對他的惱火。
然而我開始逃學了。
因為頭一天晚上沒寫完作業或根本就沒顧得寫，第二天上午忙得顧此失彼，終究還是沒得空寫——我逃學。
因為端起鍋時，衣服被鍋底灰弄黑了一大片，洗了幹不了，不洗再沒別的衣服可換（上學穿的一身衣服當然是我最體面的一身衣服了）——我逃學。
因為一上午雖然諸事忙碌得還挺順利，但是背上書包將要出門時，弟弟妹妹眼巴巴地望著我，都顯出我一走他們會害怕的表情時——我逃學。
因為外邊大雪紛飛，天寒地凍，而家裡若爐火旺著，我轉身一走不放心；若將爐火壓住，家裡必也會冷得凍手凍腳——我逃學。
因為外邊在下雨，由於房頂處處破損，屋裡也下小雨，我走了弟弟妹妹們不知如何是好——我逃學……
我對每一次逃學幾乎都有自認為正當的辯護理由；而逃學這一種事，是要付出一而再、再而三的代價的。我頭一天若逃學了，晚上會睡不著覺的，唯恐面對老師當著全班同學面的訓問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結果第二天又逃學，第三天還逃學。最多時，我連續逃學過一個星期，並且教弟弟妹妹怎樣幫我圓謊。紙裡包不住火，謊言終究是要被戳穿的。有時是同學受了老師的指派到家裡來告知母親，有時是老師親自到家裡來了。往往的，母親明白了真相後，會沉默良久。那時我看出，母親內心裡是極其自責的，母親分明感覺到對不住我這個二兒子。
而哥哥卻生氣極了，他往往這麼譴責我：「你為什麼要逃學呢？為什麼不愛學習呢？上學對於你就是那麼不喜歡的事嗎？你看你使媽媽多難堪，多難過！你是不對的！還說謊，會給弟弟妹妹們什麼影響？！明天我請假，陪你去上學！」
卻往往的，陪我去上學的是母親。
母親不願因為陪我去上學而耽誤哥哥的課。
哥哥譴責我時，我並不分辯。我內心裡有多種理由，但那不是幾句話就自我辯護得明白的。那會兒，我是恨過我的哥哥的。他一貫以學校為家，以學習為「唯此為大」之事。對於家事，卻所知甚少。以他那樣一名諸榮加身的優秀學生看來，我這樣一個弟弟簡直是不可理喻的，也是一個令他蒙羞的弟弟。在我的整個小學時期，我是同學們經常羞辱的「逃學鬼」，在哥哥眼中是一個令他失望的、想喜歡也喜歡不起來的弟弟。
一九六二年，我家搬了一次家。飢餓的年頭還沒過去，我們竟一個也沒餓死，幾乎算是奇蹟。而哥哥對於我和弟弟妹妹，只不過意味著有一個哥哥。他在家也只不過就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那一年我該考中學了，哥哥將要考大學了。
六月，父親回來探家了。那一年父親明顯地老了，而且特別瘦，兩腮都塌陷了。快五十歲了，為了這個家，每天仍要挑挑抬抬的。他竟沒在飢餓的年代餓倒累垮，想來也算是我家的幸事了。
一天，屋裡只有父親、母親和哥哥在的時候，父親憂鬱地說：「我快乾不動了，孩子們一個個全都上學了，花銷比以前大多了，我的工資卻十幾年來一分錢沒漲，往後怎麼辦呢？」
母親說：「你也別太犯愁，那麼多年苦日子都熬過來了，再熬幾年就熬出頭了。」
父親說：「你這麼說是怪容易的，實際上你不是也熬得太難了嗎？我看，千萬別鼓勵老大考大學了，讓他高中一畢業就找工作吧！」
母親說：「也不是我非鼓勵他考大學，他的老師、同學和校領導都來家裡做過我的工作，希望我支援他考大學……」
父親又對哥哥說：「老大，你要為家庭也為弟弟妹妹們做出犧牲！」
哥哥卻說：「爸，我想過了，將來上大學的幾年，爭取做到不必您給我寄錢。」
父親火了，大聲嚷嚷：「你究竟還是不是我兒子？！難道我在這件事上就一點兒也做不了主了嗎？！」
他們都以為我不在家，其實我只不過趴在外屋小炕上看小說呢。那一時刻，我的同情是傾向於父親一邊的。
在父親的壓力之下，哥哥被迫停止了高考複習，託鄰居的一種關係，到菜市場去幫著賣菜。
又有一天，哥哥傍晚時回到家裡，將他一整天賣菜掙到的兩角幾分錢交給母親後，哭了。那一時刻，我的同情又傾向於哥哥了。
他的同學和老師都認為，他天生似乎是可以考上北大或清華的學生。我也特別地憐憫母親，要求她在父親和哥哥之間立場堅定地反對哪一方，對於她都未免太難了。
是我和哥哥一道將父親送上返回四川的列車的。父親從車窗探出頭對哥哥說：「老大，我該說的都說了，你自己再三考慮吧！」父親流淚了。哥哥也流淚了。列車就在那時開動了。等列車開遠，我對哥哥說：「哥，我恨你！」依我想來，哥哥即使非要考大學不可，那也應該暫且對父親說句謊話，以使父親能心情舒暢一點兒地離家上路。可他居然不。
多年以後，我理解哥哥了。母親是將他作為一個「理想之子」來終日教誨的，說謊騙人在他看來是極為可恥的，那怎麼還能用謊話騙自己的父親呢？
哥哥沒再去賣菜，也沒重新開始備考。他病了，嗓子腫得說不出話，躺了三天。同學來了，老師來了，鄰居來了，甚至街道幹部也來了，所有的人都認為父親目光短淺，不要聽父親的。連他的中學老師也來了，還帶來了退燒消炎的藥。居然有那麼多的人關心我的哥哥，以至於當年使我心生出了幾分嫉妒。直至那時，我在街坊四鄰和老師同學眼中，仍是一個太不讓家長省心的孩子。
哥哥考上了唐山鐵道學院——他是為母親考那所學院的。哈爾濱當年有不少老俄國時期留下的漂亮的鐵路員工房。母親認為，只要哥哥以後成了鐵道工程師，我家也會住上那種漂亮的鐵路房。
父親給家裡寫了一封有一半錯字的親筆信，以嚴厲到不能再嚴厲的詞句責罵哥哥。哥哥帶著對父親對家庭對弟弟妹妹的深深的內疚踏上了開往唐山的列車。
我上的中學，恰是哥哥的中學母校。不久全校的老師幾乎都認得我了。有的老師甚至在課堂上問：「誰是梁紹先的弟弟？」——哥哥雖然考上的不是清華、北大，但他是在發著燒的情況之下去考的呀！而且放棄了幾所保送大學，而且是為了遵從母命才考唐山鐵道學院的！一九六二年，在哈爾濱市，底層人家出一名大學生，是具有童話色彩的事情。這樣的一個家庭，全家人都是受尊敬的。
我這名初中生的虛榮心在當年獲得了巨大的滿足，我開始以哥哥為榮，我也暗自發誓要好好學習了。第一個學期幾科全考下來，平均成績九十幾分，我對自己滿懷信心。
飢餓像一隻大手，依然攥緊著大多數中國人的胃，從草根草籽到樹皮樹葉，底層中國人幾乎將一切能吃的東西都吃遍了，吃光了，並嘗試吃許多自認為可以吃的，以前沒吃過不敢吃的東西。父親在大西南捱餓，哥哥在大學裡捱餓，母親和我們在家裡捱餓。哥哥居然還不算學校裡家庭生活最困難的學生，每月僅領到九元錢的助學金。他又成了大學裡的學生會幹部，故須帶頭減少口糧定量，據說是為了支援亞非拉人民鬧革命。父親不與哥哥通訊，不給他寄錢，也擠不出錢來給他寄。哥哥終於也開始撒謊了——他寫信告訴家裡，不必為他擔什麼心，說父親每月寄給他十元錢。那麼，他豈不是每月就有十九元的生活費了嗎？這在當年是挺高的生活費標準了，於是母親真的放心了，並因父親終於肯寬恕哥哥上大學的「罪過」而感動。哥哥還在信中說他投稿也能掙到稿費。其實他投稿無數，只不過掙到了一次稿費，後來聽哥哥親口說才三元……
哥哥第一個假期沒探家，來信說是要帶頭留在學校勤工儉學。第二個假期也沒探家，說是為了等到父親也又有了假期，與父親同時探家。而實際上，他是因為沒錢買車票才探不成家。
哥哥大學的第二個學年開始不久，家裡收到了一封學校發來的電報——「梁紹先患精神病，近日將由老師護送回家」。電文是我念給母親聽的。
母親呆了，我也呆了。
鄰居家的叔叔嬸嬸們都到我家來了，傳看著電報，陪母親研究著、討論著——精神病與瘋了是一個意思，抑或不是？好心的鄰居們都說肯定還是有些區別的。我從旁聽著，看出鄰居們是出於安慰。我的常識告訴我，那完全是一個意思，但是我不忍對母親說。
母親一直手拿著電報發呆，一會兒看一眼，坐到了天明。
而我雖然躺下了，卻也徹底未眠。
第二天我正上最後一堂課時，班主任老師將我叫出了教室——在一間教研室裡，我見到了分別一年的哥哥，還有護送他的兩名男老師。那時天已黑了，北方迎來了第一場雪。護送哥哥的老師說哥哥不記得往家走的路了，但對中學母校路熟如家。
我領著哥哥他們往家走時，哥哥不停地問我：「家裡還有人嗎？父親是不是已經餓死在大西南了？母親是不是瘋了？弟弟妹妹們是不是成了街頭孤兒？……」
我告訴他母親並沒瘋時，不禁淚如泉湧。
那時我最大的悲傷是——母親將如何面對她已經瘋了的「理想之子」？
哥哥回來了，全家人都變得神經衰弱了。因為哥哥不分白天黑夜，幾乎終日喃喃自語。僅僅十五平方米的一個破家，想要不聽他那種自語聲，除非躲到外邊去。母親便增加哥哥的安眠藥量，結果情況變得更糟，因為那會使哥哥白天睡得多，夜裡更無法入睡。但母親寧肯那樣。那樣哥哥白天就不太出家門了，而這不至於使鄰居們特別是鄰家的孩子們因為突然碰到了他而受驚。如此考慮當然是道德的，但我家的日子從此過得黑白顛倒了。白天哥哥在安眠藥的作用下酣睡時，母親和弟弟妹妹們也儘量補覺。夜晚哥哥喃喃自語開始折磨我們的神經時，我們都憑意志力忍著不煩躁。六口人擠著躺在同一鋪炕上，希望聽不到是不可能。當年城市僻街的居民社群，到了夜晚寂靜極了。哥哥那種喃喃自語對於家人不啻是一種刑罰。一旦超過兩個小時，人的腦仁兒都會劇痛如灼的。而哥哥卻似乎一點兒不累，能夠整夜自語。他的生物鐘也黑白顛倒了。母親夜裡再讓他服安眠藥，他倒是極聽話的，乖乖地接過就服下去。哥哥即使瘋了，也還是最聽母親話的兒子。除了喃喃自語是他無法自我控制的，在別的方面，母親要求他應該怎樣不應該怎樣，他表現得很順從。弟弟妹妹們臨睡前都互相教著用棉團堵耳朵了。母親睡前也開始服安眠藥了。不久我睡前也開始服安眠藥了……
兩個月後精神病院通知家裡有床位了。
於是一輛精神病院的專車開來，哥哥被幾名穿白大褂的男人強制性地推上了車。當時他害怕極了，不知要將他送到哪裡去，對他怎麼樣。母親為了使他不怕，也上了車。
家人的精神終於得以鬆弛，而我的學習成績一敗塗地。
我又曠了兩天課。也不用服安眠藥，在家裡睡起了連環覺。
哥哥住了三個月的院，在家中休養了一年。他的精神似乎基本恢復正常了。一年後，他的高中老師將他推薦到一所中學去代課，每月能開回三十五元的代課工資了。據說，那所中學的老師們對他上課的水平評價挺高，學生們也挺喜歡上他的課。
那時母親已沒工作可幹了，家裡的生活僅靠父親每月寄回的四十元勉強維持。忽一日一下子每月多了三十五元，生活改善的程度簡直接近著幸福了。
那是我家生活的黃金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