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根兩寸半的釘子。就釘子而言，該算是一根大釘子了。
三十幾年前，有兩名剛從某理工大學畢業分配在某科研單位的大學生，高高興興地走在從集體宿舍區到單位去的路上時，其中一人發現了它，將它撿了起來。
他說：「瞧，多新的一根大釘子。」
的確，它非常新，完全沒有被用過，甚至可能還未被另外一隻手碰過。不知是在什麼情況之下，直接從新釘盒裡掉在路上的。
他的同事兼同學說：「是啊，很新。可你撿它有什麼用？」
他說：「怎麼會沒用呢！總會有用的。我撿起了它，它才有機會物盡其用麼。」
於是，他就將它揣進了兜裡。
不是所有在大學裡非常要好的兩個同學，畢業後都能像他們一樣分配在同一單位。他們覺得自己特別幸運。因為從內心裡感到幸運，他們的關係比在大學裡更親密了，更好了。他們住同一宿舍，每天一塊兒起床，一塊兒洗漱，一塊兒跑步做操鍛鍊身體，一塊兒吃三頓飯，一塊兒上班下班。當然，連到俱樂部去看電影、開會，參加文娛活動，也是雙雙出現，形影不離，彷彿須臾難分。年長的同事常開他們的玩笑——「這麼好，乾脆都別找物件了。登記結婚算了！」
那天回到宿舍，撿了釘子的那一個（為了講述的方便，我們就叫他a，叫另一個b吧），將那釘子釘在了門框旁。
他說：「這不就派上用處了嗎？不是可以掛很重的東西嗎？」
於是b就將他們各自的兜兜袋袋掛在了釘子上。
一年後，單位調工資。b因有「突出工作成績」，長了一級。也就是說，每月比a多七元幾角錢的工資了。
這使a感到心裡頗不平衡。在大學裡，都是優等生。在單位，工作態度也一直都很積極。只不過b參與的科研專案搞出了成果，而a參與的科研專案中途下馬，被迫夭折罷了。但誰參與哪一科研專案，本非自願的選擇，完全是由「長官」決定的。而哪一專案一定要搞下去，哪一專案中途下馬，也是「長官」意志的結果。a想，如果我參與的那一專案不中途下馬，也肯定是要出成果的！我投入的積極性和熱忱，是被扼制了嘛！怎麼只看到了他的「突出」，看不到我的「付出」呢？
於是內心裡對b很不服氣起來。
兩年後，單位遵照上級的指示精神，發展有「突出工作成績」的青年科研工作者入黨，b順理成章地被單位黨組織確定為「重點物件」。於是在a眼裡，b似乎前程似錦了。於是a更不服氣起來。不服氣就難免背地裡說三道四，出言有怨，也就難免被「打小報告」。於是a遭到了公開的也是嚴厲的批評。「幫助」他的「責任」，自然而然地，落在了b的身上。a內心本已懷疑是b打的「小報告」，又被b「幫助」，便由不服氣而激憤，於是他們爭吵了起來。於是這宿舍裡分出了界線。於是，a連自己的東西，也不往那根釘子上掛了。但是雙方的關係，並沒鬧到勢不兩立的程度。他們都怕鬧到那種程度被別人笑話，都以難能可貴的理性相互容忍……
第三年，b入黨了。
第四年，b提幹了，當上了副科長，工資又長了兩級。在a看來，在許多人看來，他們之間二十幾元的工資差距，是一輩子也拉不齊了！入了黨，提了幹，當上了副科長的b，與a相比，自然具備種種優勢，更是姑娘們追求的目標。於是a所暗戀著，對a也似乎情有獨鍾的一個姑娘，轉而主動投向了b的懷抱，於是a失戀了。於是b不久宣佈要結婚了。直至那一天，a才明白自己喜歡的姑娘，最終成了誰的妻子。他感到被嚴重地傷害了。那一天他含悲帶憤，寫下四句詩：「千年垂恨，萬代垂傷，奇恥大辱，永世難忘。」他當然不參加b的婚禮，b也沒有虛偽地送他喜糖。單位住房緊張，為了照顧b，騰出了他們宿舍旁的另一間宿舍分配給b作新房。這其實對a也不失為一件有益之事。因為從此他也可以單獨一間宿舍了啊。但他覺得，他獲得的方便，其實是以失去了愛情為代價的。他作如是之想不無道理。當天夜裡，聽到隔壁的床架嘎吱嘎吱響個不停，並夾雜著女性快感的鶯吟，a心裡如同打翻了五味瓶。他去找木工師傅借了一把錘子，將釘在門框旁的大釘子起下來，使足了勁兒一錘錘往牆上釘。兩室之間的牆壁是後隔的，很薄。釘子長，一釘就透了。想到那邊兒牆上出現了一截大釘子，a才覺得多少解恨了些……
但是有一天，a從b家窗下走過，有意無意地朝屋裡扭頭一看，卻見b和妻子的結婚照，端端正正地掛在那截被自己釘透的釘子上……
再後來就是「文革」了。b成了「保皇派」，a成了「造反派」，都是頭兒。b那一派保誰，a那一派一定要打倒誰。在b，思想是很明白的，倘自己這一派保不住誰，空落個「保皇派」頭頭的聲名，前程也就暗淡了。在a，思想也是很明白的，倘自己這一派打不倒誰，打而不倒的人又掌了大權，那麼自己能有好果子吃嗎？
「保皇」在「文革」中畢竟是「逆潮流」的。b的一夥「保皇派」最終作鳥獸散，a那一派一舉奪權成功，自己成了「革委會」副主任……
他運用職權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在限定的時日內，迫令「保皇派」頭頭b和他的老婆雙雙離開單位，離開城市，到外省農村去「接受思想改造」。你可以認為他是進行報復。因為的確，他早已不能容忍那兩口子住在自己隔壁，出雙入對的。「發配」了他們，至少可以使自己眼不見心不煩。你也有充分的根據，替他辯護，認為他並沒有進行報復。因為他所做的，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不過是一切「造反派」頭頭對一切「保皇派」頭頭最尋常的「處置」罷了。不那麼做，倒會顯得他這位「造反派」頭頭的革命性很值得懷疑了。
於是以後的十來年，b在農村當了父親，老老實實地幹農活兒，漸漸忘了自己曾是學什麼的幹什麼的……
於是以後的十來年，a在單位也當了父親，今天打倒這個，明天打倒那個，一會兒批孔批儒，一會兒反潮流，很忙，頭腦很緊張，心理壓力也很大，漸漸地也忘了自己曾是學什麼的幹什麼的……
他佔據了隔壁b家的房子，擁有了兩間房子。一間自己和妻子住，另一間保姆帶著兒子住。
他三十七八歲那一年，「文革」結束了。他成了「三種人」。一年後b夫婦帶著兒子回到了單位。b成了「專案小組」成員。人們認為由他來審查a的問題最合適，也象徵著一種歷史的公平。b自己也這麼認為。
單位的房子依然緊張。b只能又住回到a的隔壁。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忍氣吞聲，只有乖乖地被限日限時騰房間。
b搬進去以後，見牆上那截釘子居然還在，只不過纏上了一朵紙花，便又將自己和妻子的結婚照掛在了釘子上。並指著那釘子「痛說家史」，對兒子聲討了a一頓。
b的審查結果是——「a乃‘四人幫’爪牙式人物，永遠不可重用。」
於是a便永遠被打入「另冊」。
而b當上了單位的頭頭，職務相當於副局級。分管評工資、計劃生育、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後來的評職稱工作。
而a漸漸地被b也被人們遺忘了。因為一切好事，a自認為，人們也認為，他是再也沒有沾邊的資格和權力了。
又過了十幾年，到了九十年代，到了現如今。b已經五十四五歲了。b當官當得並不輕鬆，更不瀟灑，滿心想瀟灑也瀟灑不起來。單位是個和「市場經濟」企圖掛鉤卻掛不上鉤的單位，靠吃「皇糧」維持，死不了也活不長。這個月的工資勉強發下去了，下個月的工資就沒保障。何況他這位黨委副書記，負責的盡是雞零狗碎又很操心的事兒。他的兩鬢已經斑白了。不過他漸漸地習慣了自己是黨委副書記，漸漸地習慣了抓那些雞零狗碎又很操心的事兒，彷彿自己天生就是要做黨委副書記的，彷彿自己抓那些雞零狗碎又很操心的事兒，全是對於一個科研單位頂頂重要的事兒，非他莫屬之事。有時他獨自一想，同代人中，現如今混到副局級的人是有限的。於是又很欣慰，很有些得意。甚至，在某些場合，某些人面前，很有些大權獨攬、頤指氣使的樣子……
三十多年間，這單位竟連一幢家屬宿舍都沒蓋過。b因為是黨委副書記，上級特批了一套幹部宿舍。這尤其是他的得意之處。他原先住的那間宿舍，由他的兒子住著了。他的兒子已經三十來歲了，做了父親，於是b其實變成了爺爺輩兒的人……
a的兒子也三十來歲了，也做了父親，住在b的兒子的隔壁。像他們的父親們當年是鄰居一樣。由於父輩們的積怨甚深，兒子輩兒的人們，似乎有心成為睦鄰，但不知道怎麼樣才能彼此消除隔閡，怎麼樣才能互相友好。那一種迫不得已的鄰居關係，對他們都是很彆扭，很尷尬的。但單位是絕對沒有能力解決他們那種「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的，都只有各自認命……
忽一日，一度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的a重新在單位裡出現了，西裝革履，躊躇滿志，再也不是從前被定為「三種人」時那副灰不溜秋、一蹶不振的落魄相了，變得器宇軒昂，神采奕奕了。有了高階的專車，有了年輕的女秘書，有了一些擁左護右的隨員。
他想買下單位的半邊辦公樓。
原來在b做黨委副書記並沾沾自喜的這十多年裡，a被某私營公司聘去，潛心於科研，竟大有成果，擁有了數項專利，在該公司擁有了相當可觀的一部分股份，還成了副總經理。
單位賣辦公樓之前，自然是要召開黨委會統一意見的。身為黨委副書記的b，持堅決的反對態度，並扳著手指頭歷數a在本單位的不光彩的歷史。
但沒有一個黨委成員支援b，都說別翻歷史舊賬了，多沒意思啊！「三種人」不是現行反革命，人家出高價，從全體員工的利益出發，幹嗎不賣啊？
於是a買成了。
於是大興土木，將那半邊樓裝修得富麗堂皇的，掛出了一塊什麼什麼公司的牌子。a的兒子也成了那公司的辦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