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小說」四字乃姑妄言之；從概念上說是模糊的——知青寫的小說？寫知青的小說？抑或曾是知情者寫的知青小說？

莫衷一是。

何況，「知青」這一概念也多種多樣。它曾是知青的當年青年僅有經歷的共同點、類似點；在人品、家教、學業程度、文化影響以及心靈的善惡方面千差萬別，不能同日而語。

古今中外沒有什麼統一的稱謂能像相同的帽子一樣——任何人戴在頭上便都是同一種人了。

我曾是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一名知青。我筆下的所謂「北大荒知青小說」，大抵寫的是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知青，當年又叫「兵團戰士」。

軍隊編制、半軍營化的集體生活方式以及管理方式、老戰士們（他們曾是真正的兵，有的兵團幹部還是經歷過槍林彈雨考驗的人）對知青們的軍人作風的影響——諸種因素使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知青在當年與插隊知青、農場知青總體「氣質」上大為不同。

「氣質」一詞也是姑妄言之。

所以——當然的，我的「知青小說」中的知青們，也與別人筆下的「知青小說」之「氣質」不同；這是由筆下知青人物們的不同所決定的。

如果我不曾是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一名知青，斷不會寫那麼多「知青小說」。

起初我寫「知青小說」，當然很受所謂「知青情結」的促使。

怎麼會不那樣呢？

但後來就不是了。

應該說，從《雪城》開始就不是了——那時我已十分明瞭，我筆下塑造的只不過是一批曾是知青、返城後人生幾乎要從零開始的青年人。知青返城了，知青經歷不論對他們的人生影響有多麼深——他們，不，我們也不再是知青了。這是常識。

是的，自《雪城》後，我只不過在將筆下的知青人物視為具體的「人」來塑造，這後來一直是我對自己的要求。

某作家筆下的一個或一些工人，不代表「中國工人」；

某作家筆下的一個或一些農民，不代表「中國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