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以賽亞·伯林在美國華盛頓國家美術館做了一系列後來定名為《浪漫主義的根源》的脫稿演講。1999年，經過伯林文稿的主要信託人和編輯亨利·哈代的「儘量不作改動」的整理以及適當的句法上的潤飾，這些當初令聽眾魂銷神醉的思想詠歎調轉換為文字的華彩樂章，依舊保持了伯林特有的雄渾而酣暢的即興風格。一連三屆，我選用這本演講集作為我開設的研究生課程《浪漫主義批評文獻導讀》的基礎讀物。每當唸到一個個密集重複、內嵌層層悠長而澄澈的定語從句的排比句段時，我不禁要說：「這是天神眷顧天才的時刻：思想以急板的方式奔向伯林。」

如此富有音樂性的美文是很難譯成另一種語言的。在近一年的翻譯過程中，三位譯者時時有言不從心之感；在一年又半的校對過程中，我不時有詞不盡意之嘆。使我們敬慕不已的伯林式的表達居然成了難以穿越的魔沼。如果說，原文的編輯為了保留伯林那種「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風」而刻意避免「精心修改」的話，那麼，我們則需要特別的精心移譯那些「近乎于飛揚和舞蹈」（尼采語）的句子。但是，無論多麼精心，我們依然難以追攝伯林的神韻。如果說，在翻譯大家那裡，翻譯是「殊語傳深意，終然是夏聲」的話，那麼到了我們這裡，翻譯也許是此間有真義，執筌而失語了。

本書的翻譯不盡人意，但整個翻譯和校對的過程卻是一個磨礪我們的耐心和細心的反覆合奏。我們四人相當於一個四重奏小組，每人各揚其長，卻又能彼此應和。我曾是三位譯者的老師。2000年，我有幸得到哈佛燕京的資助，前往哈佛訪學一年。期間，除了進修與研究計劃有關的課程之外，我還旁聽了數門本科生的小型討論課。在親歷了一番西文經典的炙燻，領略過多次師生間追問與辯難的精彩之後，我想與其臨淵羨魚，不如見賢——「效顰」吧。個人之力，雖無法撼動大的格局，但還是能夠做點微小的改變的。回國後，我給本科生開了一門《英語小說傑作細讀》，挑選了十篇具有詩性敘事特點的英語小說經典，引導學生緊扣文本，一字一句地細讀。也許是教學方式未循宏大敘事的慣例，也許是文本內容超過一般中文系學生的英語程度，上課的人漸漸少起來，最終剩下包括三位譯者在內的五位學生，結果卻成全了我的實驗目的。五位學生好學敏問，師生之間形成了一種亦師亦友的從遊關係。當我第一次給研究生導讀伯林的《浪漫主義的根源》時，我邀請三位譯者旁聽。後來，她們分別（先後）進入國內外名校讀研或攻博。藉助網際網路，我們保持密切的互動，共享學術資源，交流讀書心得。討論最多的，也許就是伯林了。當得知劉東先生正約人翻譯《浪漫主義的根源》，我便不揣淺陋，推薦呂梁、洪麗娟和孫易擔當主譯，自薦充當校對。坦率地講，如果當時能夠預知後來所要經歷的那種踟躕旬月、一詞難求的窘況，我是斷然不會有此冒昧之薦的。我未高估三位譯者的能力，但的確低估了伯林文體的難度——它聽起來平易（否則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西方聽眾也不會準時開啟收音機，一連數小時收聽他在bbc做的廣及哲學、歷史、政治、國際關係等方面的即興演說了），實則宏奧：長句的洪流，裹挾著巨量的觀念、暗示、警句、引典、逸聞、考釋、推斷傾洩而出，從一個論題奔向另一個論題，情緒不斷上升，觀點不斷加強，形成一個個興奮的漸強音，最後湧向宏偉的高潮。如此豪宕的思想音樂，是聽眾躍上智慧星空的天梯，卻是譯者莫可奈何的天塹。

所幸，校對本書的時候，我得到了數位好友的外援。布朗大學比較文學系的陳陸鷹博士德英俱精、復旦大學哲學系的王金林教授專治德國哲學，一有疑難，我便求助於他們，總是得到積極的回應，而且往往引出他們的妙論。正是他們的質疑或修正，我對伯林的解讀從文體的層面下潛到稍深一點的深度。在此，我對他們表示由衷的感謝。此外，我要真誠地感謝餘婉卉同學：她幫助我統一了索引與正文的人名。最後，我要特別感謝主編劉東先生的信任：在讀過我的一篇海外漢學的書評之後，他把一本影響甚巨的「小書」的翻譯託付給一個他不曾謀面的末學。他的信任成為我前後校對四遍的動力。

翻譯是遺憾的藝術。雖然我們竭盡全力，但囿於學識疏淺，不免舛誤，多有不逮，祈望讀者恕諒，方家惠正。

張箭飛

2006年7月於東湖放鷹臺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