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月裡，我幾乎看遍了北影電視劇部所存之古裝功夫片錄影帶。電視劇部主任周曉邦是我好友。他每次開啟櫃門，常說的一句話是：「隨便你選，隨便你選。幾盤都行，你可太瘦了！」倒好像他開啟的是醫藥櫃的櫃門，任我取之的是靈丹妙藥，專治肝病似的。
我對那些古代俠士俠女，比如白玉堂、呂四娘、蕭英等，喜愛得要命。當然，也喜愛李小龍扮演的那些冷麵中國硬漢。我不喜愛成龍。因為我不喜愛貧嘴滑舌的人。更因為成龍在他主演的影片中從來也不曾死過。我很重視一個人，尤其一個男人對死的態度。我欽佩並且崇拜面臨險惡視死如歸的男人。有一盤錄影，令我看了後悔，再也不想看第二遍。它的結局太慘，慘在屍橫遍野的乃是眾江湖好漢。而惡的代表人物，卻在高奏的凱樂中登上霸主的寶座。其實那部片子是拍得很認真的。許多功夫片，大抵遵循「惡有惡報，善有善報」的邏輯，貫穿「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通俗警世思想。到頭來，必是善而強者，剷除了惡而強者。而那部令我看了後悔的錄影，卻將血淋淋的另一種邏輯展示在我面前——善而強未必能剷除惡而強。惡而強獲勝便是那樣的！它粉碎了生活中相當一部分善而弱的世俗信仰。它使他們絕望。它長惡的威風，助惡的志氣。用我們的評定術語來說——它故意失落了「主旋律」。
惡而強——可能是一個人，可能是一種勢力，可能是一種統治。
正是這一盤從港片翻轉的錄影帶，在我頭腦中進出一個思想——文明的當代社會，文明的當代人，以及當代人類的一切文明，必須扼死惡而強的勢力的誕生。必須滅絕它的生長。必須搗毀它的形成。必須像預防癌一樣地預防它。
否則，我們只有承受……
我看時，恨不得躍入電視，助善而強者們一臂之力。如我幼時看戲劇《白蛇傳》時，恨不得躍上臺去，助白娘子一臂之力，打死法海老兒！
人們，為了我們自己，為了我們的子孫，免遭惡人的欺辱，免遭惡勢力的壓迫，免遭惡統治的蹂躪，我們都使自己強起來吧！盛強之善，乃至善。以盛強之至善，御悍強之極惡於我們的時代於我們的世紀於我們人類的文明以外！
每一個當代人都該有這一份責任感！
性之所悟，心之所思，雖從俗而不可奪也！那就看功夫片，也是有收穫的……
身體整日里歪著倒著的便愈軟弱愈沒了力氣，聽從朋友們的勸告，我到北醫三院去了一次。那醫生已認得我了，問：「又怎麼了？」
我說：「沒怎麼，想……再做一次b超……」
醫生皺起了眉頭：「還做b超？光我，就給你開過兩次預約單了！算這次就三次了！不相信科學？」
我說：「相信啊！」
他說：「相信就別做了。你不是說你可以不上班，在家休養嗎？」
又說：「想活得長久些，就長久地休養。你不就是作家嗎？你不就是寫小說的嗎？現在寫小說的不少，看小說的不多！我就不看，想看也沒工夫。你十年二十年的不寫小說，對咱們中國沒什麼大影響吧？」
我說：「絲毫影響也沒有。」
他說：「那不得啦！對你的生活會有影響吧？」
我說：「會的。」
他考慮了一下，再問：「現在稿費怎麼算？」
我說：「每千字十五至二十元。」
他說：「你聽我的——，從今以後，每個月，你前二十五天休養，後五天寫作。寫個六七千字的小東西就可以。每月都有一百多元的稿費，既補貼了生活又休養了身體，不是挺好的一種活法嘛！你怎麼就算不過來這個賬呢？」
門開著。
我聽到了外邊候診者的對話：
「嘿，聊起來了！」
「這可不是聊大天，這是醫生在給作家開偏方！」
醫生也聽見了這話，笑笑，說：「我給你開的這偏方，治本。再給你開兩瓶肌苷片，算是治標的。治本與治標結合吧，你要有信心。」
……
我對我的身體早已不信任。我頂不願意的事，便是到醫院去檢查身體或看病。
甚至可以說，我對我的身體懷有惡意——它不給我以健康，那我則乾脆不把它當成怎麼回事兒。所謂一報還一報。最大了不起，同歸於盡而已。我吸菸是因為我根本戒不了煙。我寫作像我吸菸一樣。文字尼古丁早已「毒害」了我，融入我的血液，形成某種異常的體質平衡。某些人戒了煙反而猝死。停止寫作我也等於緩慢自殺。
對於小說家而言，他的生命便是一頁永遠寫不滿字的稿紙。故他們的生命只能了斷在逗號或刪節號上。大抵如此。這對他們都是沒奈何的也幾乎都是甘願的選擇。
精疲力竭的身體稍覺恢復了點兒，我忍不住翻開了我的記事本——那上面記載著某處某月某日我所欠的「文債」。一個事實是，我不欠任何一家刊物任何一位編輯任何形式的債務。我頂不願過的日子便是似乎欠著別人某種債務似的日子。另一個事實是，我竟欠下了那麼多的「文債」，只怕想還也是還不清的。我夾在這兩個事實之間做丈夫、做兒子、做父親、做小說家，失去了原本生氣勃勃的自我。哪一方面我都想做好，哪一方面也沒做好過。第三個事實便彷彿是命中註定了的——我不是一個好丈夫、好兒子、好父親、好小說家。
通常的情況往往是這樣——一位編輯登門約稿，倘是熟人、朋友，彼此訴訴苦衷，也就罷了。倘是第一次見面呢？倘對方的虔誠令一位小說家感動了呢？倘對方給予你的期限極寬，不過寄他或她那虔誠的希望於小說家「將來」的某一天呢？那你還能斷然拒絕嗎？你好意思使對方彷彿感覺到你根本沒有了「將來」似的嗎？而我們的可敬的編輯們——這些兢兢業業為他人做嫁衣的文學「工蜂」們啊，他們初登某一位小說家的家門時，有哪一個不表現得極為虔誠呢？虔誠是他們的競爭法寶、通用的法寶。我們的小說家大抵被這一法寶所降服。即令最不講情面的，也難免有俯首帖耳之一時。
何況我是個「抹不開情面」的人。北方俗話所謂「破車子好攬債」。
這是性格悲劇。
沉重的現實生活為我們每個人規定了宿命的角色。我們往往無奈地陷入這樣一種尷尬的境地，它只允許我們的內心發揮與這一角色相適應的特點。內心其他的部分正在死亡。
自我正在死亡。連企圖掙脫出自我的希望亦已在死亡。
在中國，一切被謂之為「好人」的人，十之八九都是自己將「自我」活生生扼殺了的人。更令人沮喪的問題在於，倘我們做一個絕頂的「怪人」、「惡人」，現實便肯還給我們那點兒自我了嗎？倘我們拒人於千里之外，情形便會好了一些嗎？倘我們囚自己於方寸之中，個性的自由反而會更大了一些嗎？我不信。故我常在委屈自己的境況下體驗人生，默默地認同那一種畸形的「自我」恐怕便是命中註定的屬於梁曉聲名下的「自我」。
在咄咄的現實中我常認為我們不是堂吉訶德便是桑丘。
反正都差不了多少。
西方人見面時，從來不問：「你吃飯了嗎？」
中國人極少有為了維護自我而大聲說——「不」的。正如中國人即使在廁所裡見了面也要問：「吃了沒有？」
每個人最經常承擔的負荷其實是他的性格所造成的負荷。
9.缺失靈魂的城市發展
在我的「欠債簿子」上四五頁記載了二十幾筆「債」——而排在第一位的便是《花城》。這一筆「債」我已經拖欠了三年多了。每次收到刊物我都非常內疚。儘管《花城》早已經不再來催稿信了……
我想，我還是得寫。我還是得還「債」。
我希望我死之日，可以大言不慚地對自己說——在這個世界上，我不欠任何人任何方面的什麼。我應諾過的竭力去做了……
於是我又寫……
寫出一篇草稿，我求人訂機票。
帶著草稿，我去往廣州。那是我第一次去廣州。飛機誤點五個小時，走出機場，已是晚上九點多。天在下雨。許多人舉著牌子接客。我一一細看那些牌子，沒有接我的。我拍給《花城》的電報，在他們下班後才送到。
同機乘客一齣機場，便奔上各賓館專車。我早聽人說，廣州住宿很貴，又正值廣交會期間。八九十元住一夜通常事。故我一上車，先問房價。一聽房價，咂舌退下。如是者三，衣服便已淋溼。直至最後一輛車，是廣州軍區第幾招待所的，上去問最便宜的房價，十七元。十七元——我還猶豫。
沒有一個有點兒良心的作家居然不為編輯部的經濟而精打細算。
「走吧！再不走，沒車了！廣州這地方，十七元一宿夠便宜的了……」
有一個男人好心勸我。
車上已沒座了。
站著往窗外看，透過密織的雨簾，並未看到什麼不夜城的燦爛燈火。這裡那裡，稀稀疏疏的光亮，反而越離越遠了。車分明地是駛在城郊公路上……
深夜，終於到達。三人一房間，同宿舍乃兩小青年，從上海到廣州跑買賣的。一對合夥的「阿慶」。我一向認為，買賣之事，一步一個兇險，才二十來歲，便下海經商，足見當代青年鋌而走險的氣魄，不禁由衷佩服。兩小青年，神神秘秘的樣子，頻頻做耳語狀，喁喁咕咕的，彷彿看出我是個緝私的便衣。我不願討人嫌，何必主動攀談？道句「晚安」，倒頭便睡……
沒睡多久，被激烈的吵罵聲驚醒，猛睜眼，但見屋裡多了一個妙齡女郎，抄起不論什麼，發瘋似的打一對小青年中的一個，飛快的上海話夾雜著黑話行話……
同室操戈，內部火併。
我只好充當勸架的角色。勸不開，遂請來了服務員。女服務員揉著眼睛，惺忪忪的，老大不高興，還以為我是他們一夥的……
第二天早晨，找了半天鞋，終於在門外找到，想必是昨夜被當了武器。
兩小青年很不過意，硬要塞給我十元錢，算是補償我的睡眠損失。
我不要。他們更加過意不去，硬塞給我三包「駱駝」煙。
書包裡還有飛機上吃剩下的一個麵包，吃掉，結賬。步出招待所，天已轉晴。大門外有三四輛出租小汽車，司機們迎上，爭相招攬乘客。一問車價，又一咂舌。路旁有公共汽車站牌，打聽清楚，是開往市內的，便老老實實在站牌下等。一等，便等了近一個小時。好在帶了本書是斯大林女兒阿利盧那娃的《僅僅一年》。
終於上了公共汽車，問《花城》編輯部，無人知曉。卻有人給我出主意，說這車在《南方日報》附近停站，莫如去報社詢問。
下了公共汽車，心中為給《花城》編輯部節省了幾十元錢，很是高興。鼻子底下一張嘴，走幾步，問一問，還是沒找到《南方日報》，卻找到了《羊城晚報》。借電話給《花城》掛通電話，接電話的是位姑娘，說《羊城晚報》離《花城》不甚遠了，但你可能仍會迷路，攔輛出租汽車吧！我想既然不甚遠了，那錢花的豈不冤枉？鼻子底下一張嘴，問。又乘公共汽車，到了大沙頭。天又下起雨來。從那路公共汽車終點至《花城》，約十五分鐘的路，邊問邊走，就走了有半個小時。待坐在《花城》編輯部，衣服已經溼透。兩位非常之年輕的編輯姑娘，友邦驚詫，似想不到眼前這神情倦慵的、面呈病容的、身體單薄的水淋淋的人，便是作家梁曉聲。我出示工作證給她們看，她們便急急地去找來了副主編杜漸坤。
老杜一見我，笑了：「我還以為你應該是位東北大漢呢，怎麼這般瘦？」
我說：「照片上的我，幾乎都不像我。」
「怎麼渾身溼？怎麼來的？剛剛我們還傳看電報，不知去哪兒接你呢！」
「坐公共汽車來的，路上淋溼的。」
「幹嗎不坐出租汽車？我們廣州的出租汽車挺方便啊！」
「能省就省點兒吧，看你們這破破爛爛的編輯部……」
我竟不知如何表達我的意思——每每踏入那些嚴肅的、有影響的文學刊物的編輯部，見小說家們的手稿，是在擁擠不堪的、光線不足的、亂亂糟糟的境況之中，被編排出版，就覺得寒心。某些刊物和某些作家的境況，可謂同病相憐。
「是啊是啊……」比我還瘦的老杜，搓著他的雙手，做豪邁狀地笑著，感激地說，「你能這麼體恤我們，那咱們就是自己人啦！不過嘛，編輯部再窮，也還是接待得起作家的……你有沒有衣服換啊？」
我說有。他說換上換上，溼漉漉的，叫我們看著怪慚愧的……
這時我才發現，唯一的小手提包丟了——細想了想，大概是丟在《羊城晚報》的傳達室了……
老杜很有些急——他說他們就是安排我在那兒住，快一同去找找……
雨仍未停。我們走到車輛多的馬路上，老杜非要攔一輛出租小汽車。我看得出，他那份兒內疚是很真實的，只好服從。結果是他沒攔到。最後我們還是坐公共汽車。他上午已在開一個重要的編務會。我一來，他會也開不成，反使我感到他太把我當成回事兒，便有幾分拘謹。其實，他完全可以指派一位編輯安排我的。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是——書卷氣十足，熱情，真摯，對作家極其坦誠友好。
《羊城晚報》招待所，典型的鴿子籠式招待所，每個房間大概僅有六平方米——一張單人床、一張桌子、一把椅子，竟還有一張沙發。無窗。門頂上的小窗就算是窗了。房租很便宜——十五元。在廣州這樣的大城市，十五元住單間，條件算相當不錯了。何況還有電視機。
各自落座，說了幾句話，到中午了，老杜非要陪我去吃飯。我拗他不過，就在馬路對面一青年飯店共進午餐。
吃飯間，老杜問：「房間大小，不會影響你的寫作情緒吧？」
我說：「比我在家裡的寫作條件好多了。我爭取寫出一篇好小說。」
第二天起，我就以每天四千字的進度，寫《冰壩》。剛從大學畢業時，我一天可寫一萬字。而現在，每天寫四千字，已是從早寫到晚，比當年寫一萬字還覺得累。我從沒感到寫作是輕鬆愉快的事。不，我常感到寫作是很摧毀人的健康的事。寫作時，我吸的煙比平常多三倍。有時幾乎是一支接一支地吸。我想的我的肺早已被煙燻黑了吧？尼古丁的作用，只有尼古丁的作用，才能使我潛下心思，精神完全進入到我的小說之中……
老杜給我派的責編叫蕭曉紅——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碩士研究生。一位女研究生做我的責編，讓我覺得怪委屈了人家的。她出差到北京時，找過我一次，隨和得要命，說話總是那麼娓娓的。一言以蔽之，是位靜若處子的女性，身上絕少現代派色彩。思想觀念、文學觀念也並不很先鋒。她不喜歡侃，我沒時間侃。所以我們總是互相禮禮貌貌的。我討厭能侃的編輯。討厭一切能侃的人——不論男人或女人。倘若哪一位小說家攤上位責編是侃姐兒，那可就倒了黴了。侃、麻將、酒——這三方面使中國的許多男人和女人顯得俗不可耐。而現實似乎繼續一批批大量地滋生著這些個男女。他們在城市、鄉鎮，乃至鄉村，如同蟑螂迅速繁殖。有了一個幾個，不久便有了一群幾群。他們就最最無聊的話題侃得熱火朝天。他們傳染賭博之風。他們今天撮一頓明天又撮一頓，你不知他們究竟是在吃的誰們。他們彷彿是一類職業的侃爺、賭徒、食客，他們真是令人厭惡透了！
《羊城晚報》招待所的早餐很不錯——米粥、鹹菜、烤小餅。由於胃病，十幾年來，粥和鹹菜成了我每天主要的攝食內容。餐廳的衛生也令人滿意得無可挑剔。只是早餐開得太早——七點半，而我一進入寫作狀態，同時便受習慣性失眠之苦，七點半常常起不來。並且，我已早就沒有了戴手錶的習慣。進入寫作狀態的我，亦便同時沒有了時間概念……午餐我在家裡也常常是對付或根本不吃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每天更需要的彷彿不是吃飯而是睡覺。我去小店買回了幾袋泡麵、麵包、榨菜，於是索性完全自由，連午飯和晚飯也很少到餐廳去吃了。
老杜和曉紅常來看我，帶來他們各自那份兒真摯的關心。對於吃飯問題，他們是很看重的，批評往往便不客氣。相聲裡說「衛生」便是為了活著。我承認我的寫作習慣很不「衛生」。他們下午四五點來的時候多，目的顯然是為陪我像像樣樣地吃一頓晚飯。倘他們不來，我則往往一整天不下七層樓。
八天的時間又寫完了一稿，比我預計的時間提前兩天。我未即交出，我說要放兩天，鬆弛一下，再潤色一番。老杜和曉紅當然是完全贊同的。
在這兩天的時間裡，我有暇看電視了。當地電視臺的節目，大多是流行歌曲演唱會。男星女星，所唱大抵港味十足。甚至可以說徹底港味。最讓人受不了，就是每唱完一首，照例的那聲「謝謝」。男人捏著話筒，長吟短嘆地唱些卿卿我我的詞句，使我聯想到舊戲劇舞臺上患了單相思的自作多情的嬌氣書生，使我感到彆扭，使我對他們產生一種憐憫——我以為那是性的扭曲的結果。那如同男人拿腔捏調地裝年輕的母親，把聽眾當成搖籃裡的孩子。不是搖籃曲，你聽了也犯困。我想聽蒼涼遒勁之歌，比如《西北風》，始終未聽到。也許廣州的男星女星，是唱不來這樣的歌吧？我覺得廣州的女人，太在意使自己像一個女人了。我覺得廣州的男人，大概是頂頂少男人氣質的男人。陰不盛而陽衰——悲也夫，廣州人！
在這兩天的時間裡，我理了一次發。那是一家個體小理髮鋪。我邁入後，女理髮員操著廣州腔問我——剪髮？
我說——剪髮。我以為廣州人就是把理髮說成剪髮的，便也那麼回答。入鄉隨俗唄。她始終用剪子剪，挺認真，好像老太婆用剪子修剪毛了邊的毯子。我很納悶兒她怎麼不用推子啊，可又不好意思問。她剪她的，我閉目養神。等吹完風，我往鏡子裡一瞧，頭髮原先多長，似乎還是多長嘛！再瞧地上，也不見多少我的頭髮楂兒。
我說：「同志，您沒怎麼給我剪啊！」
她說：「沒怎麼給你剪？那四十多分鐘，我擺弄誰的頭來？」
我說：「可您，光用剪子剪了剪啊！」
她說：「剪髮剪髮，我不用剪子剪，難道還能用推子剪嗎？」
「多少錢？」
「七元。」
「七元？」——我以為聽錯了。
「七元！」——她不高興地瞪著我。
十幾年來，我一向是北京北太平莊小理髮店單項快理的常客。從沒為自己的腦袋花過七塊錢！
怏怏付了錢，走出來，也並未體驗到以往理過發後那種涼爽的感覺。抹髮臘吹了風的頭髮，似乎老太婆刷了幾層糨糊未乾的「袼褙」，覺得不透氣兒，覺得嚴罩在頭上，越發的熱了。
我又返回去，請求道：「同志，還是給我動推子理理吧！」
「好，那就給你理！」
她和她的同行們交換著使我怪難堪的眼神兒。
這番她給我理得很短——滿地紛紛落下我的頭髮楂兒。
理畢，她問：「滿意了吧？」
我說：「很滿意，很滿意。」連連道謝，正待欲走，她止住了我：「還沒付錢就走？」
我說：「剛剛付過了啊！七元，您忘了？」
她說：「那是剪髮的費，我這是要你理髮的費，你剪一遍，理一遍，當然得交兩份錢。」
「多少錢？」
「理髮便宜，兩元五角。」
人家心平氣和，人家很講道理。人家的道理你難以反駁——我只好又掏錢唄……
在這兩天的時間裡，我居然和我的一個弟弟在廣州見了一次面。他和他的同事為單位索款，從哈爾濱飛往北京，想求我買從北京到廣州的機票。沒見到我，也就沒人能替他們幫上這個忙，滯留了好幾天，總算買到機票，到了廣州，又無住處，而且還要買回程機票。人生地不熟，知我在為《花城》寫稿，便找到了《花城》編輯部。廣交會期間，外地人沒有預定，要當天在廣州有下榻之處，談何容易！
我想這事萬萬不可麻煩《花城》編輯部，對於他們顯然也是難事啊！
老杜在電話裡問我——你弟弟他們有地方住嗎？
我偽裝出早有安排很自信的語調，十分肯定地回答：「有！有！你別操心啦！」
把弟弟他們接到我的住處，問昨夜怎樣度過的，答曰買了幾張報紙鋪在身下，露宿街頭。而那幾天廣州一直陰雨，沒有哪處街頭不潮溼的。看他們那樣子，臉也未洗，十分的狼狽。我那小房間，三個人的存在，便都轉不開身了。他們分明都困得夠嗆，但硬撐著，不好意思便往床上躺。
弟弟問：「二哥，能找到住處嗎？我們買的可是三天之後的機票啊！」
我說：「放心，沒問題！你們先輪換著在床上休息休息。」
見他們一個在床上，一個在沙發上，昏昏然睡去，我悄悄離開了招待所，踟躕於人行道。
靠著一棵街樹，吸了兩支菸，努力緩解突如其來的心理壓力。我決定，轉遍廣州市，也要為弟弟他們找到個住處！倘找不到，寧肯騙他們，而我自己就在馬路上逛它三個夜晚。
那時是上午九點多鐘，至下午四點多鐘，我差不多是乘著公共汽車轉遍了廣州市，四處碰壁。我就有點兒難以回招待所，難以見弟弟他們的面。
徘徊之中，一眼瞥見《南方日報》的牌子，心中產生一線希望——去求記者們吧！他們總是神通廣大的。
在《南方日報》文藝部辦公室外，猶猶豫豫地就不敢敲門。對於我的性格——上山擒虎易，開口求人難。屋裡一位正在改稿的男子，從視窗發現我欲入不入，欲去不去，久久躊躕，便放下筆，出來問我找誰？有什麼事兒？大概以為我上訪，或者上告。我只好自報家門，說明走投無路的困境。
「是這樣……先別急，我們這兒倒也有招待所，只是條件不好……」
我急忙說：「有床就行！」
「那我帶你去。」
於是他引我去《南方日報》招待所……
沒有床位，的的確確沒有床位。
一線希望當然落空。雖然落空，但我非常感激，正欲握手道別，不料他說：「你別急著走，等我再替你想想辦法！」
他便去四處掛電話，掛了許久，電話裡說了許多好話，我從旁望著他，心想這人真是好人！我必得記住他這一份兒真摯，將來我必將報答他這一種全心全意的幫助！不管他今天是否幫我找到了一處住的地方……
放下電話，他對我搖頭。
我又要走，他又止住我。
冒著雨，他帶我接連去了幾個旅館、招待所……
最後，終於找到了一處比我住的地方條件還要好的住處——新華社廣州分社的招待所。一個房間，兩個床位，是給兩位要從北京來的記者留的。完完全全是看在他的面子上，才開了房間……
我心中一塊石頭可算落地了。
分手時，我問他姓名，他給了我一張名片——他是《南方日報》文藝部副主任李鐘聲同志。他送我的名片，不慎丟失了。他的名字，卻是牢牢記住的。離廣州前，諸事匆匆，未能當面再謝，返京後，又病數月，每欲寫信聊表感激，屢因心緒煩亂，筆意澀滯，幾次作罷……
今錄此事，蓋因實難忘耳！
想我中華民族，自謂禮義之邦，縱觀人間百態，審度炎黃子孫，禮安在耶？義安在耶？唯一個「利」字，誘使人慾橫流，多少卑鄙邪惡之徒，逍遙於道德審判之外！嗚呼中國人，我們的明天並不美妙！
就在那一天晚上，我平生第一次在廣州人家中做客。主人是出版社《隨筆》主編黃益庸，陪客是出版社編輯林賢治。還有他們的女兒，兩位正讀初中的少女。黃老師主編之《隨筆》，精誠團結各路雜文家、理論家、社會學家及學者，使《隨筆》辦得莊而諧，儒而銳，雅而通俗，自成風格，可視為案頭讀物。未謀面前，已有肖復興寫信給我，囑我若到廣州，無論怎樣忙，「老黃」是不可不見的。他虔誠請我，我欣然從命。他長我近二十歲，我尊稱他老師。按他的意思，大約是搞一次三代人的共同對話。我與林賢治兄算同代。他們的女兒算是第三代。倒也沒有什麼文字方面的實際考慮，只是對對話而已。兩位女中學生，思想較為現代的，是黃老師的女兒。思想較為傳統的是，是賢治兄的女兒。復興早已先於我與她們對過話了，據說敗下陣來。或者是他自謙，其實舌戰了個「平手」？
那是一次愉快平等的對話。大家暢談文學、藝術、社會、人生、愛情、當代人的靈魂現象，等等。黃老師分明是個對國家、對民族憂患意識很強的人，但又分明地並不希望自己的女兒過早地擠入大人們的思想世界。這大概是知識分子父母們普遍的矛盾心理吧？
兩位少女都很單純，單純得近於透明。黃老師的女兒不無高階知識分子女兒的優越感，反應機敏，談吐不失鋒芒，指點江山，批評現實，很有些咄咄逼人。賢治兄的女兒剛從農村到廣州這樣的大都市不久，顯然地對大都市沒有信任感，明顯地保持著鄉土少女的質樸。談起她那些鄉下小夥伴，眼圈便紅紅的。她們都很聰穎，都受其父母的影響，熱愛著文學。在廣州這樣的商業大都市，我想熱愛文學的少女肯定是不多的吧？
她們都有著未被大都市的當代現實所庸俗所汙染的少女的完美的靈魂。
然而不被汙染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們每個人不論男女遲早總是要被汙染的，遲早而已，程度不同而已。我們逃脫不了這個下場，我們每一個人。人類的一切美好都是人類為之。人類的一切醜惡亦都是人類為之。物質世界僅只能汙染我們的物質機體。我們自己為之的醜惡才汙染我們的靈魂，事實上當我們向人世告別之時沒有一個人的靈魂完美如初。事實上所謂高尚的靈魂可能正是那些被汙染最嚴重被侵蝕最嚴重的靈魂。區別在於它可以被汙染可以被侵蝕但不可以被改變原本的形狀，除非徹底打碎它。區別僅在於此，僅在於此……
但是這樣的一些話我並沒有對她們說。我不忍說我不忍……
向靈魂單純的少女過分冷靜地指出生活的無奈是近於嚴酷的事。我想我那一天並沒有在她們面前扮演導師或牧師的角色。我只是傾聽並且儘量理解她們。
她們將寫的詩和小散文給我看，很自信地問難道達不到發表水平嗎？
我看了。我說很好。我說也許可以發表，我說讓我替你們轉寄某青少年報刊吧？
她們都說是這是她的願望。
於是我把她們的寫在小紙片和作業本上的「處女作」帶回了北京。我曾向幾位編輯推薦過。他們看了都搖頭，說中學生怎麼可以寫這樣的詩和這樣的散文？發表不就等於鼓勵了一種傾向嗎？我不認為中學生寫出這類詩和這類散文有什麼不好。我不死心，不過也沒有再推薦過。今抄錄如下，也算了卻一件事吧！
我們不應使孩子們對我們大人們的許諾產生不堪信任的心理，是不是？
黃於楊的詩
一
你是我玫瑰色的夢
我迷戀著的火
我凜潔（生造詞？）的神
我對你的愛是赤裸裸的赤裸裸的我對你的
愛
我的愛充滿深沉和力量充滿深沉和力量我
的愛
讓我們在那有著
野火一般的玫瑰蒲公英紅蜻蜓的黃昏裡
讓我深深地吻著你吻著你深深地吻著吻著
你
你眼睛裡凝聚著我的淚我的純潔我的虔誠
我燃燒的火
你是我的生命我的力量我的意志我的我
誰也不理解不理解冷冰的眼淚只有我
們知道
只有我們只有我和你
我玫瑰色的夢我迷戀著的火啊我凜潔的詩神……
二
寧歌
轉過身來的大山不再歡笑大地啊
你沉睡過去了那麼長久
呢喃溫熱
夢魂索繞我們將雙臂舉起
伸向天空美麗的安寧
風信子光著腳丫走來走去星星
佈滿黑色披風，情人在跳舞
遠處
野火熊熊燃起我們
眼瞼低垂抱緊疲憊的裸腿傾聽
瀰漫天國的哀曲
當親故（又是生造詞？）的呼喚再不能
使我們醒起當
哀愁纏在心上再也揮之不去而
骷髏化成鬼火到處漂泊
安寧的歌聲就在我們頭上閃閃爍爍……
——一首關於死亡的詩——寫給陳丹燕的《一個女中學生之死》中死去的寧歌——黃於楊自注。
林露茜的散文
多夢季節
在多夢季節，你發現你長成一個少年了。
在雨地裡行走，踏著滿地落英，你心裡充滿了悵惘。雲彩飄滿了你的天空，不平靜，不平靜，它來源於一層霧靄……
你想起兒時疊起的紙船了。一隻一隻的小船兒放到碧水裡，那是真的海，真的，蔚藍而且廣闊無邊。你端起最後一隻小船，又莊重又真誠地為它祝福。是的，它要遠航了。你只知道要遠航，你相信有一個很遙遠很遙遠的地方。
你站在一棵樹下，樹幹直而挺拔，這是一棵你不知道名字的樹。你看到它的時候，它已不再是嚴寒時脫光了最後一片葉的樣子。而是默默地掛滿了一樹赭黃色小果了。它已拼命地長了一樹綠葉子，呵，綠得這麼潑辣！你悄悄地笑了。
雨不知不覺地停了，小鳥就開始叫喚了。嘰嘰喳喳的聲音在綠陰的這邊落下，忽而又在那邊響起——那是什麼鳥兒啊？
如果我是一隻愛飛翔的小鳥，我必會把翅膀染成天空的顏色，你總在想。
從什麼時候起，你開始變得心事重重。當小窗格子裡爬滿了星星，夜顯得愈加單薄，你開始咀嚼失眠了。你懂得了什麼叫作不快活。
你覺得胸口悶得慌。你扒在窗臺上，把玻璃上的雨滴數了又數，可你沒有一次數得清它的數目。你失望而且懊喪，你覺得你要哭了。哭了就哭了，你堅持為自己辯解，說流淚並不等於脆弱，但是你的眼睛分明漲滿迷茫的霧。你不知道是不是有一樣東西已經丟失了，心裡頭常常覺得空空落落。對你所熱愛的東西你沒有什麼信心，因為常常不自覺地你對它充滿了懷疑和惶惑；你甚至常常對一切表示輕蔑，尤其輕蔑你自己。
你有時也盼望成熟，但更多的時候是對於成熟的不屑一顧。
你不能理解詩人為什麼說「少年不識愁滋味」，你固執地認為，不識少年愁的詩人只夠做半個詩人。在雲朵們開始騷動不安的時候，春天已經在柵欄外閃閃爍爍了。
如果雨季日子永遠潮溼的話，夢總還是夢嗎？
那麼，讓我變作一隻藍翅鳥——你說我要穿過這多夢季節而去了！……
我想，當我們面對這樣的詩和這樣的散文的時候，我們大可不必害怕什麼。她們不過寫了詩和寫了散文而已，並且寫得相當之好——如果我們不是過分挑剔的話。是的，我就是這樣認為的。難道對於我們的用真情實感去寫詩和散文的女孩兒們，我們除了欣慰之外，竟然還應取別的某種態度嗎？當然，我所說的「我們」，並非她們的父母。所幸在於，她們的父母並不庸人自擾，看法上大致和我差不多……
休息這兩天，因為弟弟的從天而降，使我身體精力更覺疲憊不堪。
老杜和曉紅見我那種萎靡不振的樣子，都勸我再休息兩天。
我說不。我說就算我休息了吧。我說希望從明天開始，兩天內誰也別來看我。
他們便兩天沒來。
第三天我交了稿。
第四天他們都看過了，都說不必改了。
那一箇中篇便是《冰壩》——我完成長篇後的第一個中篇。
我請求他們給我訂火車票或機票，越快越好。
老杜說你不能走。
我問為什麼？
老杜說你辛苦了十多天，連在廣州玩兒還沒玩兒過一天呢！
我說我給我弟弟四處奔波找住處的那一天，就算是玩兒過了吧！
老杜說我正為這事兒生你的氣哪！我們並沒把你當外人，你怎麼可以把我們當外人？你怎麼可以碰到難題都不對我們說一聲？
看得出來他是真有些生氣了。這個精瘦的老杜啊，他生起氣來都顯得很可愛。
我問，老杜你有沒有什麼病啊？
他搖頭說沒有。
我又問那你為什麼這麼瘦啊？
他苦笑了，長長地嘆了口氣，說自從負責辦刊後，就沒輕鬆過幾天……
我說咱倆一見面，看你這麼瘦，我就暗暗發誓一定少給你增添麻煩。我說我來廣州，並非想到這座沒來過的南方的大城市玩兒的。我說我沒精力玩兒沒時間玩兒也沒心思玩兒。我說城市和城市對於我都是差不多的。大城市和大城市對於我尤其差不多。我說我只是想到一個比家裡的寫作環境好些的地方，擺脫掉紛亂的干擾，能潛心地寫一篇小說。我說我的願望和目的已實現，你們對小說滿意，我對自己此行也就滿意了。我說我歸心似箭。
老杜頻頻點頭。老杜表示充分理解。但是他堅定地說，曉聲你廣州可以不玩兒，卻一定要去一次深圳。一定要去一次沙頭角，非去不可。你是作家，你要開拓視野。你要當成一種特殊的商業文化去了解一下。這件事我們做主了……
老杜真是個好人。
曉紅也從旁勸說，並且願陪我前往。
曉紅很熱心、很虔誠。只是我們相互太尊重了，倒顯得彼此矜持了些……
對於這麼好的兩個人，我能說什麼呢？
唯有從命……
老杜怕曉紅深圳方面不熟悉，又委託編輯部陳文彬大姐「帶隊」。
於是第二天我們三人乘火車去了深圳。
深圳林立的高層建築的確使我非仰視不可，然而未能使我驚異。高樓不過就是很高的樓而已，不過就是金錢的立體結構而已，除了高並不能說明其他的什麼。一座城市不但需要高樓，還需要其他的。我想深圳作為一座城市是太缺少其他的了。那也許對於一座城市是很重要的。我想一個人選擇深圳這樣的城市生活挺不錯。但小說家在這樣的城市裡也許會感到窒息。文學絕對地需要一種文化的傳統和氛圍來養育。深圳它太新了，新得使人難以尋找到一點兒文化的痕跡。
曾有好心的朋友慫恿我調往深圳——我一經踱入它到處閃耀著馬賽克光澤的門戶，便從此打消了投靠它的念頭。我覺得它和我格格不入。我本能地疏遠它，對它懷有戒心，並且抵禦它可能對我產生的誘惑。好比抵禦一個脂粉氣太重的女子可能對我產生的誘惑。也許它肯於慷慨地為我提供住房？可是我猜想我在「她」的懷抱裡會感到靈魂無倚。人的靈魂總還是需要一點兒溫馨的。所謂現代文明對現代人的損害恰在於此。故現代人匆匆忙忙地擁抱現代文明的同時，靈魂將無處逃遁。現代人與現代文明之間的深刻的關係在於——與其說現代人擁抱現代文明，毋寧說現代文明糾纏住現代人。與其說現代文明是現代人的「舞伴」，毋寧說後者更是前者的「舞伴」。如果不是時代跟著人的感覺走，而是人跟著時代的感覺走，那麼人是可悲的。人終究還不過是時代的奴隸。最典型的消費城市是最缺少溫馨的。「夜總會」和「卡拉ok"裡的溫馨情調本質上是虛假的。是人付出了真實之後，為了安慰自己製造的。我覺得普遍的深圳人太跟著深圳的感覺走了，而深圳你又在跟著一種什麼感覺走呢？你真的就那麼感覺良好嗎？
那天晚上我在兩座立交橋之間迷路了，轉了一個多小時，就是回不了我住的招待所。不得已坐上了一輛出租小汽車。十五元坐了五分鐘。司機顯然有意兜了一個小圈子，否則三分鐘也就到了。可是我問他路時，他卻不告訴我。曉紅同情地說這十五元的車費就由編輯部來報吧。我說完全是我自己的過錯，不能由編輯部來報，我沒將票據給她。她說曉聲你太認真了。我說這些方面我願意認真。
第二天我們一人帶了兩個麵包去沙頭角。九點半到達。通過檢查站，我們便融入了小小一條街的人流，不時彼此呼喚才能免於失散；我提議還是分開行動，都自由些。陳大姐和曉紅同意了。我們確定下午四點在檢查站外相聚。
我半小時便走完了那條街，什麼也沒買，沒什麼可買的。我在一家書店轉了幾分鐘，希望發現一兩本別處買不到的書，卻連這一小目的也落空。那條街上最多的是衣服，女性們的時裝或準時裝。我沒看出款式有什麼別緻的，漂亮的女人絕對不是非穿漂亮衣服不可的女人。衣服首先因女人漂亮才漂亮。時裝因穿它的女人的風格才具有了風格……
我又用了半小時第二次走完那條小街，便覺得再沒興趣走第三次，時間卻還早著哪！
幸而我發現在「我們」這半邊街的後方，有電影院。放映的是我們北影的一部影片——在我記憶中似乎是《飛鏢黃天霸》。
黃天霸就黃天霸了！在北影我沒看過。編劇又是作家張弦，就在這兒看看吧。
於是我買票進入電影院。空蕩蕩的，才百十來觀眾，儘管是新片。
看完《飛鏢黃天霸》，買了兩個杧果吃，時間仍早得很。就又買了一張票，又看了一遍《飛鏢黃天霸》。
編劇張弦和導演李文化，真是該感激我這麼熱心為功夫片捧場的觀眾啊！
看完第二遍《飛鏢黃天霸》，餓了，找了個僻靜地方，吃掉兩個麵包，我就毫不留戀地離開沙頭角，出了檢查站。檢查人員見我手中連個塑膠袋都沒拎，大大地起了疑心，對我計程車兵書包非常之認真地檢查，不過字典、身份證、一本《世界之窗》、一包煙。
他翻我的身份證，朝我笑笑：「作家？」
我也笑笑。
「什麼都沒買？」——他好生奇怪——「這裡的金首飾是可以買一兩件的。內地不是搶著買嗎？」
我說：「下次來再買吧。」
沙頭角——我沒情緒再來了。
那麼一條小破街，沒給我留下什麼特殊的印象。
我買了一本《世界之窗》，坐在腳踏車棚——一塊磚頭上看。跟看腳踏車的老頭兒聊起來，得以混入老頭兒的小屋子，殷勤地向他接連敬了兩支菸，進而被允許躺在他的小竹榻上。
枕著我的書包，我睡著了。
出門在外半個月，那一覺我睡得最安穩、最香甜。
醒來一問老頭兒，五點半多了。趕快告辭，就往相聚的地方跑。老遠便見陳大姐焦急地舉目四望——曉紅又回到沙頭角那條街上找我去了……
她們以為把我丟了呢。
一會兒，曉紅從檢查站口出來，為找我找得滿頭是汗……
她問我到哪兒去了？
我說早就出來了。
陳大姐問我有什麼收穫、有什麼感想？
我說在裡邊看了兩遍我們北影拍的《飛鏢黃天霸》，在外邊睡了一覺。
陳大姐頓足道：「嘿，你呀！辜負了老杜一片心意。我看就憑這一點你成不了大作家！」
晚上，我和曉紅冒雨買返回廣州的火車票。結果只買到了兩張。
在深圳火車站，離開車時間還有一個多小時，我自告奮勇去補票——當日當次的票已賣光。
陳大姐說可以上車補票。書生氣十足的曉紅說似乎車站執行規章很嚴格，不可以的，還是先找站長之類人物批個條才穩妥。曉紅她根本不是那種很闖蕩的女性。我也沒那股闖蕩勁兒。但我是男的，我想這種事兒應該我去辦。作家呀作家，在許多時刻，普遍的總那麼不願說出自己是作家。不說，人家也就沒來由地非照顧你一次……
我又沒手錶！
在我對幾位像站長其實並不是站長的人磨嘴皮子的時候，那一次列車已進了站。陳大姐對檢票的說了幾句陪同一位作家等等的話，人家也放行了。可是她們又找不到我……
待我沮喪地回到檢票口，列車已開走。
曉紅問：「怎麼樣？」
我說：「沒門兒！」
她嘆了口氣：「唉，你這個男人啊！陳大姐幾句話，檢票的就高抬貴手了！」
我說：「那好啊！」
她說：「好什麼啊？陳大姐在車上等，我在這兒等，車已經開走了！陳大姐的票在我這兒，她在車上還得再補一張票……」
她亮開手掌——兩張昨夜冒雨買的票，在她手中攥得溼漉漉的……
她苦笑道：「都作廢了……」
我慚愧地說：「我真笨……」
我很慚愧自己在這些方面真是太笨了！
太多的時候，我們做人都做得太老成了。我相信我如果說明我是《雪城》的作者，一切都很順利，因為候車室正反覆播放著「天上有個太陽」。
回到廣州，老杜告訴我，福建《中篇小說選刊》來電話，請我務必去一次福建，說有對文壇對作家們極好的事要我去盡義務……
我猜想不到那該是一件什麼事。但既然對文壇對作家們極好，又是一種義務，那我就去吧……
於是第二天我告別了廣州。
我也不太喜歡廣州這座城市，說不清楚為什麼不太喜歡廣州這座城市。如果將廣州這座城市人格化——那麼它使我聯想起了當年知青中的一類人——他們或她們，用肥皂箱將自己的鋪位與左右相鄰鋪的位間隔開來。他們或她們，將自己的鋪位高高墊起，並且用蚊帳罩著。他們或她們的褥單常洗常換，儘量保持著難能可貴的清潔。但是，哪怕有雨水漏在別人的鋪位上，哪怕大宿舍裡到處是髒物，他們也彷彿視而不見，他們太「潔身自好」了！開會的時候，他們預先坐在自己的鋪位上，防止別人坐了，防止別人身上的土落在他們或她們的鋪位上。他們或她們每一個人都不愧是個人衛生的模範，但他們或她們心裡沒有環境衛生這個概念。彷彿他們或她們不是生活在環境之中。彷彿「環境」二字對於他們來說，不過就是他們或她們的鋪位似的。你從這一類當代的知青口中，很難聽到「我們宿舍」四個字。你從廣州人口中，很難聽到「中國」兩個字。中國——廣州——似乎廣州便是廣州人的中國了。似乎中國便是廣州人的廣州了。我甚至懷疑，廣州人在國外，是不是會很自然地順口就說出「我是廣州人」，而忘了廣州人首先應該是中國人這一點？
廣州在跟著一種什麼感覺走？
我預測廣州將越來越香港化，廣州人的心態越來越港埠人心態。
中國這個概念，對於香港人來說，是一個不即不離的概念。
中國這個概念，對於廣州人來說，也將會是一個不即不離的概念了吧？
中國有十個八個乃至二十幾個三十幾個香港那樣的城市，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但如果一切人都變成了香港那樣的城市裡的中國人，亦都不可避免地產生港埠之人的心態，則中國，是否只是根本沒有香港那種前景的中國人心中之中國了呢？
上海人是很精明的。上海人的精明，是一種互相親親暱暱的精明。這一種親暱而精明的人際關係，使上海人在交往中互不吃虧又互利。上海的歷史，訓練上海人以這樣一種精明。它並不討嫌，然而它也不很可靠。上海人習慣於這一點、適應於這一點。甚可能都還有些自我欣賞。
廣州人也是很精明的。廣州人的精明是一種互相心照不宣的精明。在這一種關係中，他們檢驗自己是不是最精明的同時也似乎檢驗了別人是不是個大傻瓜。上海人因普遍的精明，可能就很尊重厚道。廣州人因都太想成為最精明的人，可能就輕蔑厚道吧？廣州人倘與老奸巨滑的外地人打交道，一旦吃虧，也許正會在於輕蔑厚道這一點上。人一般不太對自己輕蔑的對手施展心計。廣州人，警惕老奸巨滑的外地人在這一點上鑽你們的空子哇！
到了福建才明白，原來請我在福建的幾所中學裡作文學報告，順便推銷由海峽出版社出版的《新時期文學優秀中篇小說集》……
既然是「義務」，就好好盡吧！
於是我在四所重點中學作了四場報告——我並沒有喜歡到處作報告的職業病，那純粹因為是「義務」……
每場報告後，由我代筆簽名，出售幾位作家朋友的、版式很高雅的集子。
他們是——王蒙、蔣子龍、張潔、諶容、張承志、張賢亮、從維熙、鄧友梅、馮驥才……
我至少為他們每個人的集子推銷了五十本之多，四天內我差不多推銷了六七百本作家朋友們的集子。在那些書的扉頁上留下了我的筆跡——「梁曉聲代簽」。有的書上還留下了我代作家朋友們題的詞……
有意義嗎？
當然有意義。
是義務嗎？
未必是我的義務。
別的作家朋友門也未必會像我這樣不遺餘力地去推銷他人的集子……
又講座又賣書，我可真累得夠嗆啊……
就是在那四天的晚上，我寫出另一箇中篇《母親》。我覺得住在好房間裡，若不寫作，就對不起誰似的。
離開福州那一天，我將《母親》交付《中篇小說選刊》，請章世添同志代我寄往《文匯月刊》。
他驚訝地問：「這四天內你還寫東西來？」
我說：「這不寫出來了嗎？」
他挺內疚的樣子，訥訥地說：「你太拼命了吧？留下來休息幾天行不行？」
我說：「不行。」
我很惦家了。離家前，兒子正生病……
10.被熟視無睹的中國
非常慚愧，倘我不是「文津獎」評委，可能至今還不知道彼得·海斯勒其人。也不知道他的中國名字「何偉」。儘管，他的《尋路中國》的封面上，印著兩行「2011年度十大好書第一名」。一由「新浪讀書網」所評，一由「深圳讀書月」所評。
我翻開這一本書，讀到第10頁時就被吸引住了，欲罷不能。
此頁開頭兩行文字是這樣的：「……在這一帶，即便是葬禮，也呈現出熙熙攘攘的景象。開車穿越北方的途中，我一路上都會因大大小小的儀式而停下車來。儀式就在公路上舉行，跟脫粒一樣，是大家的事情。」——英文中斷無「熙熙攘攘」這樣的詞彙，這四個字極感性地譯出了我們大多數中國人習以為常的場面。
讀罷全書，我將此書的獲獎順序排在了第三位。這一部書當然首先是寫給外國人看的，向外國人介紹八十年代以後的，主要是當下的中國。一部首先是寫給外國人看的書，一經譯成中文，為什麼在中國讀者中也好評如潮呢？
柴靜的推薦語道出了其中原因：「何偉寫出了我熟視無睹的中國，和那種親切的酸楚。」
確乎，對於我，書中寫到的大多數人和事也往往是熟視無睹的。因為熟視無睹，則往往漠不關心，於是麻木。麻木而被刺疼，於是心生酸楚。我們的麻木其實也並非真的麻木——中國許多問題的嚴峻性超出了作為美國人的何偉的感受，我們糾結其中，而他是「第三者」。他與中國的接觸是「第三類接觸」。
超脫之眼所見會別有細微。
這一部書的另一長處是結合了從前來看當下。正是在此點上，他寫出了「連一些生活在中國的青年人都不知道或拒絕認識的中國」——那其實就是，畢竟發展變化了的中國，也是鬱悶與衝突無處不在的中國。
「關注現代中國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彼得·海斯勒完全當得起這一評價……
作者對中國底層大眾的友愛深深感動了我。
11.人民利益無小事
現將當年的江西知青趙素珍寫給我的一封信轉給您們。
尊敬的同志們，我認為趙素珍同志的信寫得很通情達理，要求並不過分，實屬正當。如果完全無視她的要求，那則意味，對於她下鄉時期長達九年的實際教齡，根本不予承認——而這顯然是不對的。
我們的國家，目前仍在糾正某些從前年代對某些個人造成的不公正現象，包括對當年的知青也是如此。解決了，社會的公正就多了一分，以某種理由拒絕解決，社會的公正就少了一分。並且，違背「人民利益無小事」的中央精神。
尊敬的同志們，懇請你們認真對待趙素珍同志這一封信中的合理要求，並望將怎樣解決的情況反饋給我，行嗎？
至於究竟應在趙素珍同志的工資中加入多少補貼，我覺得那倒是可以與之協商的。
給你們添麻煩了，請多原諒！
祝領導們秋安！
（電視劇《知青》播出後，插隊知青趙素珍給我寫信傾述她的鬱悶，於是我給她的單位領導寫了此信。）
12.尊敬的長者
收到了您的來信，首先向您保證，我不會將您的信公開的。
您在信中引用了愛因斯坦的話，這使我間接瞭解了您——您一定是一位喜歡看書的長者啊！所以您的信才寫的那麼中懇，甚至仁慈。
謝謝您對我的創作初衷的理解和鼓勵。
但我還是希望得到您的住址（通訊地址），請您放心，我會保密的，也不會去打擾您。
我只是想送您一套《知青》的光碟，以及由我編劇的另一部電視劇的光碟，如您願意接受，就請給我一個可以寄送到的地址。
我不上網，也無網址。是通過我兒子網址發給您的。
再次感謝！
天涼了，望長者注意保暖，珍重。
（電視劇《知青》播出後，一位八十三歲的長者寫給我三千餘字的信予以鼓勵，於是有以上覆信。）
13.向中國的母親們致敬
立三兄：
辛苦啦！
與兄合編此集，特溫暖事。
如許多人熱忱配合，紛紛賜稿，你我共同榮幸也！
你在前言中必會感激再三，不復贅示。
我一向認為，一個民族怎樣，肯定也與一個民族的母親們怎樣有關。
於是我想到了老舍先生回憶母親的文章，他在文中寫到——在他記憶中，母親生前沒穿過一件好衣服，沒吃過一頓好飯……
想到了蕭乾先生回憶母親的文章，他在文中寫到——他領到第一份工資時，轉身就去匆匆買了一聽罐頭，匆匆往家趕，因為母親一直在病著。待他用小勺將一顆罐頭櫻桃送到母親唇邊時，母親已咽不下那顆櫻桃了……
想到了季羨林先生回憶母親的文章，他在文中寫到——自己接到母親病危的家信回到家中時，母親已入棺了。而他「恨不得一頭撞死於棺旁，也隨母親去了……」
他覺得，為了求學而竟沒與母親見上最後一面，是自己「永遠的悔」。
想到了朱德那一篇著名的《我的母親》……
如果有人做一項統計，那麼事實是——幾千年以來促進人類在各方面進步的數不勝數的兒女，他（她）們的母親絕大多數是平平凡凡的母親。他（她）們身上的可敬品質，也往往與他（她）們的母親對他（她）們的日常影響有關。
這一事實體現在中國，尤其令人起敬意。因為在西方撫養兒女已不再是含辛茹苦之事時，中國的許多女性卻是在飢寒交迫甚至貧病交加而且忍辱負重的情況之下，堅毅地做著母親。
人回憶、緬懷父母的文章，我看重兩方面的意義：一是情感意義，這是普世的；二是折射過去時代特徵的意義，這是認知價值。二者相結合，是好的回憶文章的飽滿元素。
立三兄，僅就呈現母愛的情感意義而言，若放眼世界來看，令讀者唏噓不止的好文章，比我們收在此集中的篇數多得多。若放眼全國來看，也還是要多出幾倍。
你我其實是在做一件從大海中掬一捧水般的事情。
但通過此集中的一些文章，進一步喚起中國人對於中國母親們的敬意；使對從前年代缺乏瞭解的當下青年，增加一點兒認知，怎麼說都是必要的。
除了含辛茹苦的中國母親們，另一些中國母親們，也有特殊的可敬處——她們身為知識女性，注重對兒女們自幼的家庭文化啟蒙和人文情懷的培養。她們是中國母親中繆斯型的母親，並且我祈禱中國以後含辛茹苦的母親少一些，不但本身是知識女性，也特別注重以新思想為我們的國家培養「新國民」的母親們多起來！
至於我的那一篇《母親》，因篇幅較長，就不收了吧！此事兄當依我，不再提。有那篇幅，莫如多收入一兩篇他人的文章。
立三兄，歸根結底，我認為我們是編了一部感恩集——我們的每一位作者，通過回憶文章，表達了他（她）們對自己母親的感恩；而他們所有人，通過這樣一部集子，部分呈現了中國人對中國母親們的感恩；而一部分中國人對中國母親的感恩，多少也總能帶來人類對母親們的感恩情悸。同時，如我前邊所說，我們也是編了一部回眸集——向以往的年代，懷著人們對母親們的敬意深情望去；於是一些以往年代的特徵，必會或多或少呈現在字裡行間。
而能達到以上兩個初衷，你我作為編者，也就值得感到欣然了。
向中國的母親們致敬！
向全人類的好母親們致敬！
14.一個人類社會的真相
各位尊敬的朋友，雖然我遵命代表培藝藝術基金的全體顧問公開發言，但那也沒有辦法不以太過於個性化的文字來表達一些感想。如果因而違背了全體顧問的共同態度，只得請諸位多加包涵。
因為我早已不會不個性化地發言了。
我認為，如果世界上忽一日沒有了一切藝術，那麼一多半的人類恐怕會覺得，活到四十五歲左右也還是活得太久了。而另外一半人類，會經常產生自殺的念頭。
沒有了一切藝術的人類，連對愛情來臨的喜悅也會大打折扣的。
有多少人真的願意在沒有了藝術的世界上津津有味地眷戀不捨地活到七十歲、八十歲、九十歲甚至一百多歲呢？
那樣地活著跟一隻長壽龜有什麼區別呢？
即使能活到一千歲吧，那不也接近是叫作「千歲」的那一種古怪東西嗎？
在希臘神話中為數最多的女神是繆斯們。
她們形影不離的好友是司美女神。
繆斯們出現在哪裡，美便出現在哪裡。
如果繆斯們失蹤了，維納斯肯定也不想再活著了。
如果從全部人類的文明中剝離掉古代至現代的一概藝術成果，那麼所謂文明便不值一談。大家都知道的，西方諸國陷入了經濟困境。但如果中國對麻煩最大的美國說，幾萬億美元的債券我們一筆勾銷了，但你們須將美國的全部藝術讓渡給中國——可以想象，他們一定會因而恨得咬牙切齒。
我無意在此散佈藝術至上的論調，而只不過想指出這樣一個人類社會的真相——如果沒有了藝術，另外一切社會成果都無法使人類真的開心起來。
藝術的種子是人類最寶貴的種子之一。
而藝術的種子只在人類的生命中體現有基因。
我在80年代曾寫過一篇小說《苦艾》，其創作是有原型的——一名能歌善舞的少女，她的天分怎麼樣被窮困的生活所埋葬了。所以，我贊同對培藝藝術基金的這樣一種界定——我們全體顧問將精誠凝聚在沈培藝周圍，為著一切熱愛藝術及熱愛一切藝術的中國青年，構築藝術的希望工程！
諸位，我雖然是無神論者，但我此刻覺得，彷彿果有所謂天庭、九位繆斯以及司美女神，正同時從天庭向我們大家投下期許的目光。
而這種感覺多麼美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