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更加肅靜。
法官們沒有五官的臉，不，是我看不清他們五官的臉，一會兒你紅他白，一會兒他紫你青，像在表演沒有五官的變臉。
然後是易卜生站了起來。這位挪威戲劇家忽然意識到其實還不該輪到自己，轉身對契訶夫彬彬有禮地微躹一躬，說了句：「對不起。」
契訶夫索性紳士到底地說：「您請好了。」
易卜生靦腆地說：「謝謝。」
他於是開始陳述：「尊敬的中國的先生們、女士們，我一直十分感謝貴國的翻譯家，在20世紀30年代就將我的劇本《玩偶之家》譯成了中文，並由中國的話劇先軀們一次又一次地上演。據我所知，《玩偶之家》是在中國上演次數最多的外國話劇之一，也一次又一次引起相當良好的反響。因此，貴國的魯迅，當年還發表過著名的雜文《娜拉出走以後》。但是令我‘友邦驚詫’的是，如今的中國，因不甘於成為富裕之家的玩偶妻子的女性似乎反而少了；似乎將越來越少；似乎反而以能成為有錢丈夫的溫柔玩偶為幸、為榮了。這使我很悲哀，我想，我的《玩偶之家》，估計以後不太會在中國上演了吧？即使上演，又能有多少觀眾呢？對此，不知魯訊先生的在天之靈，將作何感想？尤其令我悲哀的是，貴國當下不少女性，不但甘作闊男人的溫柔玩偶，而且不惜放棄女性之獨立人的意識，甘當甚至爭當他們的‘二奶’、‘小三’、‘小四’。那麼我可以得出結論，《玩偶之家》不管在從前的中國演出了多少場，其實都白演了。中國之現實如此諷刺一部對全世界女性都具有覺醒啟蒙意義的嚴肅的戲劇，這是我絕對想不到的。我也不打算起訴什麼了，我只藉此機會宣告，永遠收回《玩偶之家》在中國上演的許可權……」
易卜生最後的幾句話，引起了旁聽席上的一陣騷動，一些女士們交頭接耳、嘰嘰喳喳。
契訶夫與巴爾扎克互相謙讓一番，後者站了起來。
巴爾扎克右手習慣性地握著未裝菸絲的菸斗，沙啞著嗓音說：「吸菸是個壞毛病，煙和咖啡危害了我的健康，諸位想必知道，我是為了完成《人間喜劇》而不惜危害健康的，以現實生活的方式剽竊我這樣一位作家的健康，是更加不道德的。我認為，不是我的哪一部作品被中國的現實生活剽竊了，而是我的全部《人間喜劇》都逐一被中國的現實生活剽竊了！《歐也妮·葛朗臺》被剽竊了，《高老頭》被剽竊了，《伏脫冷》被剽竊了，《攪水女人》被剽竊了，等等，等等，恕我不具體說明。我要強調的是，我的《人間喜劇》雖然名為喜劇，但卻是由若干批判現實主義作品組成的。在中國，現實生活不但剽竊了它們的情節、人物，還將它們變成鬧劇，變成人間醜劇。一鬧一醜，我的作品所具有的深刻思想性，被庸俗的鬧劇、醜劇的特徵完全解構了……」
他的陳述最長。
「一個國家的現代文明，需要起碼百年的教養，也就是現代文明啟蒙。問題是，哪些中國人將替中國補上這一課？」
他以提出問題的方式結束了他的陳述；那簡直就是演講。
連法官們也交頭接耳起來。
契訶夫終於在一片竊竊私語中站了起來。
他不動聲色、慢條斯理地說：「我沒有寫出過巴爾扎克先生那麼多的作品。與在座的小說家相比，我的作品可能是最少的。但我覺得，當今之中國人，似乎格外喜歡以現實生活的方式，剽竊一位沙俄時期的作家的作品。我的《變色人》被剽竊了，我的《萬尼亞舅舅》被剽竊了，當然，我的《第六病室》也不可能不被剽竊。現在的中國，不是精神病人而被關入精神病院的事，發生了一起又一起。所以我要說，中國病了，患上了一種可以叫作‘發展迷亂症’的病，正像當年的俄羅斯患上了‘統治迷亂症’一樣……」
他的話立刻又引起一陣竊竊私議。
他大聲說：「先生們、女士們，請安靜。」
有一位法官敲了一下法錘。
安靜恢復以後，契訶夫接著說：「諸位，據我所知，許許多多的中國人，只要聚在一起，三五句話後，往往就會大談中國官員的貪腐現象，商人們的唯利是圖現象，貧富懸殊的現象……一言以蔽之，最後的結論幾乎總是中國病了。所以，我對我的各國同行有一建議——對於一個人口眾多，在發展時患了社會病的國家，我們應該寬容，假以時日，看看中國以後的情況再決定我們共同的起訴要求……」
他的話還沒說完，又有兩位外國作家匆匆進入法庭。我認出走在前邊的是左拉，後邊緊跟著身材高瘦的高爾基。
法錘卻再次敲響。
法官們交頭接耳一陣，其中一位宣佈休庭。另一位說，要將開庭情況向領導們請示彙報，再決定何日二次開庭。
左拉卻大聲說：「我的《小酒店》，我的《娜娜》……啊哈，你們中國的許多底層人，像極了我的《小酒館》中的礦工和他們的妻子！你們中國的娜娜，現在幾乎全世界都有她們的身影……」
他被他的兩位同胞——雨果和巴爾扎克勸走了。
高爾基卻被中外記者們包圍了，七言八語地向他提出問題。
不知是不是因為他耳背，反正他一個問題也沒回答，只是重複自語：「我明白，我明白，請諸位相信，我明白這一切……」
那時我被一隻蚊子叮醒了。
後來許多日子裡，我每恍恍惚惚的。一會兒覺得自己清醒著，一會兒覺得仍在夢中似的……
9.公平是社會改革的基礎
所謂「公」，釋意頗多，這裡只談公正、公道。而所謂公正，不過符合普遍人心感覺的原則是耳。首先是符合普遍人心感覺的，絕不是符合少數，更不是符合極少數人心感覺的。
比如盲道，是為方便盲人鋪設的。盲人是少數，他們自然會有此要求。若他們的要求被漠視，則他們心中會有不公正之感。反之，他們的要求得到了滿足，心中的公平感就會增加一分。
但，為方便盲人而由政府出錢在許多地方鋪設盲道，其實也符合絕大多數社會公民的心願，實現之，絕大多數社會公民也會感到，社會對盲人的關懷，體現了自己對好社會的理想。
故，「普遍人心感覺」這句話，在為了方便盲人而鋪設盲道這件事上，包含了不普遍的也即多數人之心的感覺。
又比如，某些公共場所，嚴格禁止人們帶寵物進入。寵物的某些主人，會覺得對於他們是不公正的。
但，養寵物的人畢竟是少數，希望可以帶寵物進入某些公共場所的人，是少數人中的少數。不論他們的感覺多麼不快，社會還是要採納多數人的意見，根據多數之人心的快與不快制定並頒佈法規、法律。
故，「普遍人心感覺」這句話，在禁止帶寵物進入某些公共場所這件事上，是以不照顧不普遍的即少數人之人心的感覺為前提的。
所以，「符合普遍人心感覺的原則」，這句話對文明的社會而言，基本符合公正的含意。社會越文明，「符合普遍人心感覺的原則」，便越加符合公正的含義。因為，文明社會之普遍人的眼和耳，會更加有意識地看到，聽到原定之法規、法律的不周全，予以改變，使之符合更文明瞭的普遍人心之感覺，使公正更接近人們所希望的程度。
於是我們應當理解，公正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不論在任何國家，都是變態的原則。
再比如死刑——殺人償命，幾千年以來，符合普遍人心的感覺。但是在西方某些國家，給懺悔了的罪犯以人性改造的機會這一主張逐漸被普遍的人所接受。那麼廢除了死刑，但某些罪犯實屬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公憤，也就是不符合普遍人心感覺的原則，所以死刑又在某些廢除過死刑的國家恢復。
廢除也罷，恢復也罷，須經受公眾委託代表「普遍人心感覺」的議會討論通過。
一旦廢除，廢除即當時「普遍人心感覺的原則」。
一旦恢復，恢復也體現以上原則。
總而言之，「符合普遍人心感覺的原則」，確乎一直基本符合普遍的人們對公正或不公正的理解。
符合，既公，於是正。
不符合，既不公，於是失正，無正。
那麼，公道的意思可以解釋為由公眾來說道。
即——公正之事，一定是經得起公眾議論、爭論、評論、說道的。
經得起公道的事，才更接近公正。
至於「平」，我想，其實並沒多少人認為非得體現為「平均」。
「普遍人心感覺」所要求的「平」，只不過是相對的平等。
極少數人佔有一個幾乎十四億人口的泱泱大國的絕大多數由金錢所代表的財富（目前金錢仍代表世界上的一切財富），普遍中國人之心的感覺怎麼會「平」呢？只能是不平啊！
中國人又不是世界上最愚昧的人種。
而經不起公道的事，即使一個時期內形成為法規、法律了，那也肯定是欠公正，甚至違背公正原則的，遲早有一天要按「普遍人心感覺的原則」改變，以實現公平。
又得用到「但」這個字了；但——以上只不過是關於公正的一般性常識。這一般性常識，自古以來，又被認為是一種心理意識。或反過來說，又被認為是由意識所決定的心理反應。
意識者，思想形態也。
那麼，既然公正是相對的，是無法達到絕對程度的，可不可以通過思想說教，來使人們習慣於接受某些不公正的社會現象，豁達看待之、對待之呢？
當然可以。
數千年來，宗教，文化，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們，在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有些工作堪稱卓越，對社會穩定起到了超過於許多政治家的作用。
還得用到「但」這個字；但——前提乃是，那不公正的程度，在「普遍人心的感覺」可忍受的範圍以內。
若超出了「普遍人心的感覺」是可忍受的範圍，即使上帝親自做思想工作，那也無濟於事。
因為如果超過了，普遍人心的鬱悶、憤怒之感，則就會轉變為普遍公民之生理的痛苦感覺了。
西方動物學家們近年的實驗證明了此點。
他們的實驗是這樣的——在一個巨大的籠子裡，分隔出空間不等的幾個區域，每個區域用鋼絲網壁隔離，相互情形可見，但無法穿過。那巨大的籠子象徵一個國家的邊界；那幾個區域象徵不同階層；相互情形可見意味著社會資訊達到的透明度。
如果——分給某些區域的猴子足夠吃飽的桃子；分給另外一些區域的猴子根本吃不完，可以當玩具，甚至可以糟蹋的多種水果；而一兩個特殊籠子裡的猴子，不但多種水果堆積如山，而且夏天還可吃冰激凌，冬天還可以泡溫泉，還有猴衣可穿、猴帽可戴，還有電子玩具可玩……
於是不久，只數最多的區域裡的猴子，即其實擁有足夠吃飽那麼多的桃子的猴子們，不是企圖破壞鋼絲網壁去攻擊那些享受高等待遇的猴子，便是一隻只喪失了機靈本性，無精打采，行為怪異。
經對那些猴子的心理測試，它們幾乎集體心理變態。
更有些猴子，對動物園管理者懷有無法消除的敵意和憎恨。
也有些猴子，莫明其妙地死了。
經對它們的腦體解剖發現——原來在它們的腦區中，已存在著一種可以叫作「先天公平基因」的腦細胞。
倘不公平的現象明明就存在於它們眼前，它們卻無可奈何，那麼它們腦中的「先天公平基因」會發出痛苦訊號，而那痛苦異常折磨它們。
猴子腦中的「先天公平基因」是它們的腦進化的結果。
一般猴子的智商相當於三歲兒童。
聰明的猴子的智商相當於四五歲兒童。
動物學家由而明白，人腦中肯定也存在著「先天公平基因」。
故我們完全可以認為，目前中國所存在的官員生活腐敗現象、貪得無厭現象，揮霍納稅人的錢像燒紙玩一樣的現象，權力膨脹的現象，貧富差異巨大的現象——不但不符合普遍的也就是絕大多數中國人之心感覺的原則；也不斷刺激著中國人頭腦中的「先天公平基因」，使人們經受著生理痛苦的折磨。
甚至也可以說，此種生理痛苦，使我們的許多同胞如在「水深火熱」之中。
思想工作怎能解除生理痛苦？
專治「先天公平基因」受到強刺激而引起的痛苦的藥，還沒研製出來。
那麼，誰來幫我們的這些同胞解除這一種痛苦呢？
誰能，誰便是中國的上帝。
起碼，是偉人。
10.當「交管」撞上「人文」
此文所言「交管」，自然指「交通管制」。
全中國許多城市都實行過「交管」。北京是首都，也自然便成為全國「交管」次數最多的城市。
「交管」現象古今中外皆有。此是交通管理特殊措施，亦是必要措施。發生嚴重交通事故、公路恐怖襲擊事件、自然災害破壞公路的情況，交管部門必定啟動「交管」措施。「大公僕」們出行視察，迎送要客、貴賓，肯定也必啟動「交管」措施。一是為了保障他們的車輛行駛順暢；二是為了保障他們的安全。我們都知道的，他們不無可能會成為形形色色的恐怖分子進行襲擊的物件，尤其是在社會動盪不安的時期。
然而在中國，在北京，蓄意針對「大公僕」們或來華要客、貴賓們實行的恐怖襲擊陰謀，似乎還從沒聽說過。偶所發生的，只不過是攔車跪呈冤狀的事件罷了。即使這種並不多麼恐怖的事件，居京三十五六年之久的我，也僅聽說過一兩次，並且攔的主要是京官們的車，還從沒被新聞報道證實過。由此似可證明，中國之「大公僕」們，其實人身一向是挺安全的。也似可證明，其實中國公民，是世界上最不具有對公僕們進行暴力攻擊性的公民。個別例子是有的，但都發生在外省市，且攻擊物件每是小官吏。細分析之，那些小官吏之所以受到暴力攻擊，通常與他們自身的劣跡不無關係。單說近十幾年，不知怎的一來，為保障「大公僕」們之出行順暢和安全而採取的「交管」，不但次數多了，而且時間分明更長了。
次數多是好事，意味著「大公僕」們經常在為國務奔忙。但每次「交管」的時間長了可不是什麼好事，無疑會使北京本就嚴重的交通堵塞情況更加嚴重，結果給人民群眾的出行造成諸多難以預料的阻礙。
我曾遭遇過三次「交管」。
一次是要乘晚上六點多的飛機到外地去開會。六點多起飛的飛機，究竟該幾點出家門才不至於誤機呢？我家住牡丹園，心想三點出家門時間肯定較充裕啊。那天「打的」倒很順利，三點十五分已經坐在計程車裡了，卻不料半小時後，堵在機場高速路上了——遭遇了「交管」。這一堵不得了，一下子堵了四十分鐘左右。「交管」剛一結束，前方被堵住的車輛極多，有兩輛車都企圖儘快駛上機場高速路，卻偏偏在路口那兒發生了碰撞……
我自然誤了點，所幸我乘的那次航班本身也晚點了，兩小時後我還是坐到了飛機裡。但不少人就沒我那麼幸運了。他們中有人要求改簽時，與航空公司方面的服務人員發生了激烈口角。
一方責備誤機的人應自己掌握好時間；誤機的人卻強調，「交管」又不像天氣預報，怎麼能料到半路遭遇？——「交管」屬於「不可抗力」。
偏偏航空公司方面的人還認真起來了，以教導的口吻說「交管」根本不屬於「不可抗力」。
旁邊就有同樣因那次「交管」誤機了的些個人嚷嚷：那你們的飛機停在了跑道上遲遲不起飛，不是每每對已經坐在飛機裡了的乘客廣播是遇上了「管制」嗎？如果「空中管制」是「不可抗力」，那麼公路交通管制怎麼就不屬於「不可抗力」了呢？如果「交管」並不屬於「不可抗力」，那麼「空中管制」也同樣不屬於「不可抗力」。如果「航空管制」同樣不屬於「不可抗力」，那麼航空公司就應對乘客進行誤事賠償。
道理涉及賠償不賠償的，航空公司方面的更不相讓了，說「空中管制」與「交通管制」是不能相提並論的……
一句話激怒了另幾位因那次「交管」誤機的人，都嚷嚷道先不改簽了，非先將是非辯論清楚不可！
大家都知道的，我們的今日之同胞，是多麼的喜歡辯論啊！
幸而航空公司的一位領班人士出面了，批評了自己人幾句，安撫了誤機者們一番，唇槍舌戰才算平息。
「航空管制」也罷，「交通管制」也罷，是「不可抗力」，或非「不可抗力」，我至今也沒想出個明白。
但有一點我覺得那是肯定的——頭一天像預告天氣一樣預報因「大公僕」們出行而必要實行的「交管」，有關方面無論如何是做不到的。
因為那肯定屬於安保機密啊！
我第二次遭遇「交管」，是在從機場回家的路上，也是在計程車裡。那天是星期六傍晚，從郊區返回市裡的車輛極多，時間也是四十多分鐘，公路幾乎成了停車場。最大車距一米左右，最小的車距也就一尺。一輛挨一輛，堵塞了近兩站地。有人內急，公路上又沒廁所，乾脆一轉身，就在公路邊尿起來。特殊情況下，那麼解小手，儘管不文明，但也可以理解。問題是還有人竭力憋著急需解大手，那可就真是個痛苦的問題了。即使人人理解，不以為恥，「當事人」自己還覺臊得慌呢！人高馬大的一個大老爺們兒，憋得臉色紫紅，五官一會兒正常，一會兒扭曲，一會兒捂著肚子蹲下去，一忽兒出著長氣直起腰。直起腰五官恢復了常位時，則就開始高聲大嗓地罵娘。而車裡車外，男的女的，開車的坐車的，無不望著他同病相憐地一起笑罵，笑罵的倒也不是「交管」這種事本身，而是時間太長……
我第三次遭遇「交管」，不是在車裡了，而是在一座跨街天橋的上橋臺階口。那天一早，我跨過那一座橋，去往一處銀行取款。銀行九點開門，我八點半就排在門外邊了。在我前邊，是一對七十歲的老夫婦。他倆一早散步後，捎帶存款。
等我辦理完畢，走到跨街橋那兒，趕上了實行「交管」。原本以為，所謂「交管」，實行的只不過是對某一段公路的戒嚴。那日始知，還包括對於沿路所有跨街天橋的戒嚴。細想一想，誰都不能不為執行保安任務的同志們考慮得周到而心生敬意——許多跨街天橋上從早到晚總有擺攤賣各種東西的小販，自然會吸引不少過橋人駐足。若有危險分子混跡於買賣者之中，待「大公僕」們的車輛從橋下經過，居高臨下發起什麼方式的攻擊，後果不堪設想。即使沒實現攻擊目的，製造成了一次聳動的新聞也太影響社會祥和了呀！
所以，對某些跨街天橋也實行清除人員的戒嚴措施，不能不說是對「大公僕」們的人身安全高度負責的體現。也不能不說，是人民群眾理應予以理解和配合的。
當時的我正是這麼想的。
我周圍的許多等著過橋的人也顯然是這麼想的，所以皆無怨言地默默等著。
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嘛！
但有一對老夫婦卻等不及了，強烈要求允許登橋、過橋。他們是在銀行門外排於我前邊那一對老夫婦。
要求再強烈，起碼得有理由。
他們的理由聽來倒也充分——那位大娘急著回家上廁所。大爺替她請求地說，她老人家排在銀行門外那會兒就想上廁所了，自以為憋半個小時沒問題，可太自信了，那會兒就有點兒憋不住了……
每一次的「交管」時段，最有怨言的便是急著上廁所的人了。
在跨街橋兩端的臺階口，各站一名年輕的武警戰士。在我這樣年紀的人看來，他們是孩子。對於那一對老夫婦，他們當然更是孩子。
大娘對守在橋頭的小武警戰士說：「孩子，你看大娘像壞人嗎？」
小武警戰士看去是那麼的心性善良，他默默搖頭。
大娘又問：「你看我老伴兒像壞人嗎？」
小武警戰士又搖頭。
大娘便說：「孩子，那就讓我倆過去吧，啊？大娘真的急著回家上廁所，不是裝的。」
小武警戰士終於開口說：「大娘，我知道你們不是壞人，也信您不是裝的。可我在執行命令，如果我允許您過橋，那就等於違反命令，我會受警紀處分的。」
周圍的人就都幫大娘勸小武警戰士，說你既然相信這老兩口肯定不是壞人，明明看出大娘不是裝的，那就行個方便，別攔著了，放他們老兩口過橋嘛！
周圍的人那麼一說，小武警有點兒生氣了，沉下臉道：「不管你們多少人幫腔，反正我堅決不放一個人過橋！」
他這麼一說，頓時可就犯了眾怒。周圍的人開始七言八語地數落他，夾槍帶棍的，訓得他一次次臉紅。
他朝街對面也就是跨街天橋的另一端望一眼——那邊廂雖然也有十幾個人等待過橋，卻顯然沒人急著回家上廁所，情況相當平靜，看去那些人也耐心可嘉。
他突然光火了，抗議地說：「如果我犯了錯誤，我受處分了，你們誰又同情我？同情對我又有什麼用？你們以為我穿上這身武警服容易嗎？」
他委屈得眼淚汪汪的了。
又頓時的，人們肅靜了。
那會兒，我對急著回家上廁所的大娘同情極了，也對那眼淚汪汪的小武警戰士同情極了。
我明白他朝橋那端的另一名小武警戰士望一眼意味著什麼。正因為明白，對他的同情反而超過於對大娘的同情了。
我看出，我明白了什麼，別人也都明白了——他是怕他這一端放行了那大娘和大爺，橋那一端的小武警向上級彙報，而那後果對他將是嚴重的；起碼這是他自己的認為。
人們的那一種沉默，既體現著無奈也體現著不滿。而不滿，當然已經不是因小武警戰士引起的了。
雙方面都倍覺尷尬和鬱悶之際，多虧一名外來妹化解了僵局——她先說大家那麼氣憤地數落小武警戰士，對人家是欠公平的。後說她知道什麼地方有一處公廁，願引領大娘前往。
眾人望著那外來妹和那大娘的背影，紛紛地又請求小武警戰士的包涵了。小武警戰士說沒什麼，只要大家也能理解一下他的難處就行了。他說罷轉過身去，我見那時的他臉上已有眼淚淌下來……
我回到家裡，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沉思。
聯想到《列寧在十月》這一部電影裡的一句臺詞：「從骨頭裡覺得……」
是的，當時的每一個人，包括小武警戰士本人，分明都看得出來兩點：一、那大娘和大爺肯定是大大的良民無疑；二、那大娘確實是要回家上廁所，也確實有點兒快憋不住了。
那麼，放他們通過跨街天橋去，在小武警戰士那兒，怎麼就成了堅決不行，並且也要求被充分理解的「難處」呢？
如果他放行了，情況很可能是這樣的——戒嚴任務結束後，橋那一端的小武警戰士，十之八九會向領導彙報。倘他倆關係挺好，橋那一端的小武警戰士大約不至於彙報。但我從他朝橋那一段望過去時的表情推斷，他倆的關係並沒好到對方肯定不至於彙報他違紀做法的程度。
如果對方彙報了，那麼又有以下三種可能——一種可能是，領導認為他能急人民群眾之所急，做得完全正確，非但沒批評他、沒處分他，反而當眾表揚了他。並且強調在特殊情況之下，既要保障「大公僕」們的車輛通行安全，也要兼顧人民群眾之方便；另一種可能是，領導既沒對他進行警告、批評乃至處分，也沒表揚，什麼態度也沒有，將事情壓下了；第三種可能是，對那位「放行」的小武警戰士進行嚴肅甚至嚴厲的批評，給以處分，為的是懲一儆百。
三種可能中，最大的可能是哪一種呢？
我覺得最大的可能是第三種情況。
交通管制是為了什麼？為了確保首長們的車輛通行時絕對安全。確保是什麼意思？那就是萬無一失！萬無一失怎麼才能做到？那就必須提前戒嚴。身為武警戰士，執行的正是戒嚴任務，那你為什麼還要違反命令放人過橋？
不怕一萬，就怕萬一……
順著這一種思想慣性思想下去，會思想出各種各樣後果嚴重的「萬一」來。
總而言之，若不處分，行嗎？
結果小武警戰士的命運就註定了特值得同情了。用他自己的話說——即使有人同情他，那同情對他又有什麼實際的意義呢？
尤其是，如果他的直接領導是一位新上任的領導，那麼採取最後一種態度的可能性幾乎會是百分之百。不一定堅持給予處分，但批評和警告是絕對免不了的。
新上任嘛，來日方長，不重視執行命令的嚴肅性還行？
於是，會釋放一種資訊——為了確保「大公僕」們的車輛通行安全，沒有什麼特殊情況不特殊情況的，一切人的一切要求、請求，不管聽起來、看起來是多麼的應該予以方便，那也是根本不能給予方便的……
第二種可能性不是沒有。但會很小。有的前提必是——那個小武警戰士的直接領導者即將離退，心想多大點兒事呢，一直對下屬要求嚴格，這一次就別太認真了吧，於是息事寧人地「嗯嗯啊啊」地就過去了。又於是，那小武警戰士僥倖避過「一劫」。這種結果，只能是恰逢直接領導者即將離退，連即將晉升都會是另一種結果。讓我們假設他的直接領導者是位排長，他聽了一名戰士的彙報，怎麼可能完全沒有態度呢？那麼，態度無非兩種——一種是自己行使批評警告的權力，事後卻並未向上一級領導彙報；一種是既然實行了批評警告，作為一種擅自違反保安命令的現象，自然還須向連長彙報。而一旦由排長彙報給了連長，再由連長彙報給了營長，那一件事，極可能就成為全團進行職責教育時的反面典型事例了！
可是依我想來，它多麼應該成為這樣一件事啊——當大娘講完自己要過橋的理由之後，小武警戰士禮貌地說：「大娘，我在執行任務，不能攙您上橋了，您二老別急，慢慢上臺階，慢慢過橋去啊！」
如果當時的情況竟是這樣，那麼周圍的人自然也就不會七言八語地訓他了，內心裡必會覺得到一分這社會的溫暖了。那老大爺，自然也就不會鬱悶到極點地哼出那麼一聲了。
明明可以這樣的，為什麼就偏偏沒這樣呢？
想到這裡，我覺得，第一種可能性的機率幾乎為零。
並且接著做如是想——即使我是那位小武警戰士的排長、連長或營長，我內心裡本是要這麼表態的——他做得很對啊！在任何情況之下，我們都應兼顧到人民群眾的方便，希望大家以後向他學習！
可是，我真的敢將內心裡的這種態度變成既欣慰又熱忱的話語說出來嗎？
我覺得我沒有足夠的勇氣。
我會顧三慮四。
如果，我的話傳到了我上級的耳中，他們根本不認同我的思想呢？
或者更糟，我的戰士們接受了我的思想，在某一次執行「交管」任務時，遇到類似情況，也好心地放行了，結果出事了呢？比如正值「大公僕」們的車輛通過，被好心放行的人，從懷中揣出什麼標語，「唰」地從橋上垂將下去；又比如，看去那麼溫良的大娘或大爺，一旦上了橋，卻要往橋下跳呢？當下社會矛盾多多，誰也沒法預知別人是否糾結於什麼矛盾之中！……
不怕一萬，就怕萬一。
那「萬一」一旦發生，一名小排長兜得住其重大責任嗎？
從那日以後，我對於我這樣的作家所一向秉持的——要用人文主義創作原則進行創作，以包含人文主義元素的作品影響人們，進而改變社會風氣的堅持，好生的灰心喪氣。
並且，感覺到著一種前所未有的悲哀——因為我為之再三思想的這一件事，「大公僕」們肯定從不知曉。
「人文」之社會元素是什麼？
以最具體、最起碼的理解來說，無非便是人人都較自覺地使我們每個人天天生活其中的社會大家庭裡增添一些能使人心暖和一下的想法和做法而已。
「人文」之社會元素在哪裡？
它首先在人的頭腦裡，體現為一種思想；隨之要注入人的心裡，體現為情理；再之後變為言行，體現於社會的方方面面。
可要使我們國人的頭腦裡也有幾分「人文」思想，怎麼就這麼難呢？
試問諸位讀者，如果你是那位小武警戰士，你當時會怎麼做？如果你是他的領導，你聽了彙報之後，又會如何表態？
而同樣值得同情的，我認為也包括「大公僕」們。
因為我相信，他們如果預先知道，或事後知道，由於他們的出行，一位大娘憋了一泡尿，卻不能趕緊過一座跨街天橋回家上廁所，他們要不生氣才怪了呢！
但他們預先當然不會知道。
事後當然也不會知道。
在中國，「人文」二字的樸素原則，正是被如此這般地解構的。
好比從前中國孩子用幾塊石子就可以在地面上玩的遊戲——「憋死牛」……
11.一位「城管局長」的自白
讀罷《我是城管》，頭腦中依次而迅速地產生兩種聯想。
首先聯想到的是兩部電影《警察局長的自白》和《撞車》；隨之聯想到的是——《我是城管》如同一份起訴書。
看過《撞車》的人都知道，那是一部大獲好評的美國電影，獲獎多多。在我的印象中，《警察局長的自白》則似乎是美國與義大利合拍的。即使我記錯了，對於這篇評論也無關緊要。
《警察局長的自白》塑造了一位依法辦案的警察局局長。但是在他任警察局局長的那一座城市，依法辦案談何容易？因為他所面對的，除了以正派公民甚至優秀公民的姿態招搖過市的黑惡勢力的利益追逐人物；還有與黑惡勢力相勾結的政府官員們、商業老闆們；他們所僱用的打手們、殺手們；儼然是他最親密的朋友，實際是他最陰險也最危險的敵人的檢察官。
而他是孤獨的。
在鬥爭中，他起初還有忠誠的屬下可倚重，但他們後來不是被殺害了，就是被收買了，背叛了。最終，他成了孤家寡人。
結局是，絕不放棄使命的警察局局長被陷害入獄，並被預先以囚犯身份潛伏獄中的殺手殺死……
在這一部電影中，主要情節也與城市管理有關。具體而言，與有限的城市土地所日愈升值的金錢交易有關。
如上所述，《警察局長的自白》是一部極具批判性的、悲劇現實主義電影。
我之所以立刻就聯想到了這一部電影，乃因周亞鷹的《我是城管》，字裡行間也充滿了現實批判性，對城市管理的憂思以及清醒、理性並且富有建設性的構想；因問題成堆而感到的焦慮；因有時陷於幾乎無能為力而感到的孤獨與憤懣，還有對於乏「城市意識」可言的形形色色之人的失望。
然而有一點卻肯定是不同的，即電影中的警察局局長的孤獨是宿命般的不可逆轉的孤獨。而身為縣級市城管局局長的周亞鷹的孤獨，卻不過是一時的，是一心想要儘快解決問題而願望與現實難以同步所產生的孤獨感。從本質上說，那還不是真的孤獨。因為縣委書記，縣長都支援他，當然也意味著縣委、縣政府是支援他的。有了這一種支援，縣委縣政府的職能部門是儘量配合他、協助他的。他的屬下也是完全服從他的指示與調遣的。只不過他們每個人都有他們各自的難處。
故也可以說，周亞鷹同時又是幸運的。簡直還可以說是有力量的、強大的。以更長遠的眼光看，中央要求各級政府「提高社會管理能力」，提高對城市的管理能力尤為重要，這一點是不言而喻的。那麼，各級領導不重視「城管」部門的工作是會釀錯誤，犯錯誤的。也就是說，亞鷹同志這位「城管」局長的工作將來必會受到更多方面的重視，更大力度的支援。全中國各級城市，包括他所在的那一縣級城市的城管局，也肯定會更受重視，獲得更有力度的支援，絕不會相反。
故我送他兩句毛澤東當年贈柳亞子的詩，以解其鬱悶，消其孤獨感——「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
再談我的第二種聯想《撞車》——這部電影的地點背影是美國第一大城市紐約。眾所周知，美國是移民國家，紐約是世界上移民特徵最顯著的城市。而在《撞車》中，分單元呈現了一些平常日子發生在紐約的各種各樣的危險之事。那些事起初看似形形色色的人們之間的尋常磨擦，一方或雙方帶有這樣或那樣的個人之生計、生活問題所造成的不良情緒影響而遭遇在一起了，結果使雙方的不良情緒互相刺激，於是強烈，於是升級，於是形成敵對心理。美國又是一個私人可以合法擁有槍支的國家，所以感覺被嚴重傷害的一方，每會情緒失控，最終選擇以開槍討回公正。
我非常欣賞這一部電影的編創構思。深刻而理性。最終一切危險矛盾，皆由人之情緒的調整而止於屍橫兩處，血濺數尺的悲劇發生之前。
我認為，在中國，類似《撞車》中的情節的事，幾乎每天都上演在大大小小的城市中。而在那類事中，尤以「城管」人員與被管理者之間的衝突為最經常。也可以這麼說，雙方几乎每天都發生行為「撞車」。如果一方或雙方那時都受不良情緒之困擾、影響，不良衝突往往呈現街頭，甚至會演變為流血場面。
亞鷹在《我是城管》中，對此點多有描寫，真實可信，此不贅述。
我建議亞鷹自己先看一看《撞車》，也讓自己筆下的城管隊員們看一看，討論一番。
我覺得，中國城管隊員與形形色色的被管理者之間的矛盾衝突，其實體現為一種中國之當下宿命。是中國之當下宿命，將城管隊員與形形色色的被管理者以無形的不可抗力似的強力擠壓到了一起，想不被「矛盾化」是不可能的，想杜絕衝突也是不可能的。故我進一步認為，對於城管一方，同樣是宿命性的角色。對於被管理者，尤其為了生計而心生對抗情緒的被管理者，境地也是宿命性的。
既然矛盾衝突是宿命性的，也就只有盡一切可能不使矛盾升級，不使衝突激化。
城管是執法一方，因而體現為強勢一方。哪怕強勢一方有百種道理，一旦執法行為稍顯過激，輿論也斷不會傾向於城管一方。所以，忍往往被視為城管人員素質的高標準。但不能指望每一名城管隊員都是大肚彌陀。即使極善於忍的城管隊員，也有一忍二忍三忍終於忍無可忍的時候，《我是城管》中，對忍也是有保留看法的，並講述到了一些以「智」實現管理目的之方案。
我認為「智」在城管隊員的素質標準中，理應得到更充分的重視和培養。「智」加上「仁」、「誠」，與被管理者之間的對立也許會一定程度地改變。作為城管局局長的周亞鷹，事實上已在儘量發揮自己智性管理的能力了，比如他對廣告牌問題的解決辦法，就很智慧地作為了一番。但依我想來，何不在必要之處，留下幾塊城管可以對缺乏「城市意識」的人們進行溫馨提示和教育的宣傳欄？缺乏「城市意識」的人們是多麼需要教育無須多論，由城管部門擔負起教育的義務責無旁貸。周局長對環衛工人的關心值得讚許，但設想一下，若能與小攤小販們也定期舉行見面會，聽聽他們為生計所迫的苦楚，幫他們解決力所能及的實際生計困難，那效果會是怎樣的呢？
最後我來說說，我為什麼對《我是城管》有種起訴書般的印象？
因為，字裡行間，流露著一種自我（也代表城管隊員們）辯護和指控般的意味。
這不是否定看法。恰恰相反，我認為這正是《我是城管》的與眾不同之處，也是成功之處。我是認可並喜歡這一點的。該自我辯護時，為什麼不呢？理直氣壯有什麼不對呢？
中國之發展太快，尤其近二十年，所謂城鎮化、城市化的速度突飛猛進。小鎮恨不得一兩年內就變成縣城；縣城恨不得一兩年就變成地級城市；而地級城市也都各有擴大規模、增加人口的強烈衝動。
但許許多多小鎮、縣城、地級城市並沒有做好突飛猛進的種種準備。急迫地一心要脫胎換骨變為城裡人的農民，其實也沒有做好意識轉變的準備。
於是兩種衝動，即城市本身的發展衝動，與農民急迫地要變為城裡人的衝動，將城管隊員與農民推到了幾乎只有互相「戰鬥」的「前線」。
對急於變為城裡人的農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對為了生計而進城佔道擺攤的農民，是無奈的。
對城管隊員們，則是無辜且委屈，沒轍的。
誰之過？
不能說是發展之過。
只能說是速度之過。
一言以蔽之，都是速度惹的禍！
但起訴「速度」沒有用。它既不應訴也不辯護，更不會現形於法庭，與「城管」部門對簿公堂。
再一言以蔽之，「城管」幹部和隊員與嚴重缺乏「城市意識」的形形色色的人們的「戰鬥」，是極「中國特色」的一場「戰鬥」，也必將是一場「持久戰」。
而我真心希望中國像周亞鷹這樣的「城管」局長多起來，那麼，「武鬥」的現象將會大大減少，由「文鬥」而文明理論，互相理解、體恤的好現象就會多起來！
周局長，向前看！
明天風光無限好，你的家鄉城的人們會因你的努力而感激你的！
12.暴民是「民」外表的非人
絕大多數國家的歷史上，都記錄著暴民們的暴行。
暴民趁暴亂而顯兇惡猙獰。
在當今世界，在不少國家，暴亂仍時有發生，暴民也時有出現，卻分明的少多了。
因為文明瞭的世界、文明瞭的人類，越來越難以容忍暴民們的暴行。並且，越來越傾向於零容忍度。
混亂不是暴亂。
暴亂是指有惡行即殘暴之事發生，而那必是暴民們乾的。
故暴亂也不是暴動。
暴動的行動者們，往往有迫不得已的因由，或為了拯救被壓迫的自己，或為了拯救被壓迫的別人們；如果竟是為了後者們，那暴動甚至可用正義的行動予以評價。
故暴動者們未見得便是暴民。也許，還是些理性的、高尚的、可敬的——為了同樣可敬之目的而暴動的人們。
什麼樣的人才是暴民呢？
比如在法國大革命時，在巴黎，在暴動獲得第一次勝利後，在塞滿街巷的歡慶勝利的暴動者以及支援暴動的平民們的人潮中，持於某些人手中的矛尖上，插著貴族階級的人頭。
若是男性的人頭，我們還可以如是想——大約他生前作惡多端，血債累累，民憤極大吧？也許正是那樣。但也許，並不是。他的頭之所以被插在矛尖上，只不過因為他不幸是貴族。在那一天，是貴族確乎成為了他的最大不幸。
若是女性的人頭，我們還可以如是想——大約她生前極度荒淫無恥，經常以虐待僕婢為樂，每至他們傷殘吧？那麼她的死可謂是報應。我們這麼想，其實等於是在為擎舉著她的人頭的人尋找可以恕罪的理由，證明著我們的善良。善良的人完全不能接受的一個事實是——這世界上怎麼會有根本無須任何理由的惡行？但也許恰恰相反，那女性生前和我們一樣，不因是貴族婦女而對底層毫無同情心。並且，她還極有做人的修養，堪稱賢妻良母、淑朋俊友。她的頭之所以被插在矛尖上，也只不過因為她是一位貴族夫人。
若是一顆少女的人頭呢？她永遠不能再眨動一下的雙眼凝固著無助的、巨大的恐懼，她頰上也許還淌著生前最後的一行淚。她肯定苦苦哀求過饒她一命……
但她還是被殺死了。
她的頭還是被插在矛尖上了。
一個少女，她的心能有多惡？她生前又究竟能做下什麼不可饒恕的惡事？
如果，那用矛高舉著她的頭的人（通常肯定是男人），正是無論她怎樣苦苦哀求也還是鐵石心腸地殺死了她，並且在殺死她之前還姦汙了她的話——那麼，他便是一個地地道道、不折不扣、性情百分百殘暴的暴民了，倘我們想象他高舉著那顆插在矛尖上的少女的頭，臉上一副樂不可支的表情，扭腰擺胯，邁著忘乎所以的「舞步」前行的樣子；那便正是典型的暴民之兇殘發洩後心滿意足的樣子。
然而我須宣告如下：
我們是在以法國大革命時期「發生的現象」為例，而這對法國大革命也許是不公正的，甚至有詆譭之嫌。我的例子來自某些以法國大革命為內容的書籍，包括某些文學作品。那些書籍本身對法國大革命也許便持歪曲的態度。但法國大革命時期肯定是法國充滿了血雨腥風的時期，這一點雨果在《九三年》中有令讀者不寒而慄的描寫。英國宣佈為共和國之前的內戰時期亦如此。
不論任何國家的血雨腥風的時期，都是暴民們所樂見的時期。
暴民基本上是不參與暴動的。因為暴動須有組織性和紀律性來保障成功。比如光復會的徐錫霖們當年所進行的暴動，暴民預先是混入不了的。暴動的組織者們鄙視他們，他們也絕對沒有參與暴動的膽魄。
當暴動發生，暴民是密切關注的看客。
當暴動失敗，暴動者被殘酷鎮壓，暴民更是看客。不管哪一方勝利哪一方失敗哪一方鎮壓哪一方，暴民都愛看。因為鎮壓往往是冷酷無情之事，能間接滿足暴民殘暴的心理快感。
而當暴動大獲成功，往往會引發連暴動者們也始料不及的騷亂、混亂。而此時暴民便有事可幹了，在亂中打砸搶燒殺。來得及姦淫婦女便姦淫她們，來不及便殺了她們。他們作惡時，「聰明」地呼喊著勝利者們慶祝勝利、仇視敵人的口號。這會使勝利者們困惑，以為他們是「自己人」。而他們那時樂得被視為「自己人」。因為「自己人」對「自己人」的暴行往往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即使內心裡認為未免殘暴，但卻會錯誤地認為那是因共同的仇恨所至。一這麼認為，便等於不反對了。
更錯誤的是，有時暴動的一方，為了聲勢浩大，明知暴民之不可靠，卻利用之。
而凡是犯這種錯誤的，不論曰暴動也罷，造反也罷，革命也罷，沒有不最終失敗的。那時大多數暴民逃之夭夭，隱跡遁形了。而他們留給了鎮壓者們血腥鎮壓的正當理由——「鎮壓暴民」是不必手軟的。
如果那個殺死了一個貴族少女，並將她的頭插在矛尖的男人自我辯護道：「我這麼做因為我比你們更仇恨我們共同的敵人啊！」
又如果當年我們是法國大革命的組織者，諸位，我們該怎麼說呢？
我給出的說法乃是：「那你也必須被公開絞死！」
因為革命是人進行的事，而暴民是「民」外表的非人。
容忍了他們的暴行，便是容忍了對革命的玷汙。
在古代，中國、外國都發生過這樣的事——戰鬥終於決出勝敗，獲勝的一方下令屠城。而此時，軍隊集體成了暴民集團。在任何一本書籍中，任何文藝作品中，此類罪行都是人類諸宗罪中的首宗罪。
日軍侵華期間，便一次次對中國人民犯下了那首宗罪。
中國之「文革」十年，也是暴行多多的十年。
我堅決反對「文革」十年全民都瘋狂了的說法，更堅決反對全民皆有罪的說法。
幾乎全民都被捲入了運動，這一說法比較的實事求是。
僅僅呼喊過口號，參加過遊行，對別人進行過文字批判，並不足以被定性為暴行。
但活活將人打死肯定是暴行。後來的事實證明，當年全部被活活打死的人，與打死他們的人相比，無一例外都是好人，起碼比打死他們的人好。
那麼，打死他們的人其實是暴民。年齡不同、性別不同的暴民而已。
這難道同樣不也是暴行嗎？
那麼幹的難道不是暴民嗎？
比之於將人活活打死的暴民，後者們罪輕一等。但即使罪輕一等，也還是罪輕一等的暴民。
「文革」十年中，暴行罄竹難書，暴民幾乎哪一座城市、哪一個鄉村都有。
暴民行暴需要「正當」的口號，當年「正當」的口號是「誓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如果今天有誰自辯他或她當年的暴行是由於「太革命了」，難道不是混賬話嗎？
我認為，暴民大抵都是天生的，是基因決定的壞種。
世道再亂，社會再不公平，但鄭老栓不會成為暴民的。他即使日子過不下去，一橫心投身革命了，他都不會是暴民。即使他後來又叛變了革命，出賣了同志，成為可恥的叛徒，他也還是成不了暴民。
閨土是那種即便打死他，他也不肯成為暴民的人。
連阿q也不會成為暴民，不論對小d、小尼姑、吳媽，包括假洋鬼子、趙老太爺，他都是下不去狠手的人。若有時夠狠，他也就不是阿q了。他的基因決定，他對一切人都下不去狠心狠手的。他最大膽了，也就只敢調戲一下小尼姑，以及趁亂搶幾樣富人家的東西。
小d自然也斷不會成為暴民。
魯訊筆下，只有一個人一發生騷亂便會趁勢而上，便是《藥》中的牢頭紅眼睛阿義。
我讀《藥》時，感覺他有暴民基因，儘管魯訊只寫到他幾筆。
紅眼睛阿義正是那種矛頭上可插人頭自取其樂的人類壞種。
他矛頭上插的可以是夏瑜的頭，也可以是阿q、小d、鄭老栓的頭。只要官府宣佈誰有罪，監斬官說：「喏，那顆人頭賞你玩兒去吧！」便正中他的下懷。倘哪路「革命軍」得勢，將縣官老爺、趙老太爺及假洋鬼子砍了頭，他也會喜歡玩他們的頭。若世道亂到了難以收拾的地步，那麼他肯定會欺負小尼姑、吳媽、假洋鬼子的夫人們的。倘她們反抗，他會眼都不眨一下地殺了她們，並砍下她們的頭玩。一時興起，八成還會姦屍。
在有秩序的社會，不管是多麼不堪忍受的秩序，哪怕給他一個牢頭做，他都會有一種在「體制」中的傲慢，有限度地行那一「體制」默許之惡。一旦那「體制」連牢頭都不給他做了，他則會不但恨那「體制」，也恨幾乎一概看似活得比他強點兒的人。
此時的他是反社會的。
他的基因會經常慫恿他幹狠事，行大惡。
但他有自知之明，會竭力剋制，伺機而動。
他明白他需要一股強大勢力所呼喊的口號。
騷亂有時體現為一種貌似強大的「勢力」。
那麼，不管騷亂之眾喊什麼口號，他都會跟著喊，且喊得比別人都響。
口號本身對紅眼睛阿義其實沒什麼重要。
重要的僅僅是，他須通過他那時的喊表明——他是騷亂之眾的「自己人」。在眾多的「自己人」中，他狠起來、惡起來，覺得會有支援者。倘他那時還當著牢頭，準是看客。還將替官家注意，哪些人喊口號喊得起勁兒。因為連牢頭都做不成了，才盼著那場騷亂。
騷亂由於有了他這種人的參與，往往的，必演變為暴亂。
不久前，我行在一條街的人行道上，那人行道擺滿了供食客吃海鮮的排檔餐桌椅。有兩個五六歲的小孩子追逐於其間，引得一黑壯漢子大怒。他對兩個五六歲的孩子，一串串大聲罵出極骯髒的話，那是我的筆不能寫出來的。
他心中有我不可能知道的一股恨。
然而我發現，他短粗的指上戴著極大的金戒。
那家海鮮館頗有名氣，真的底層人是不在那兒消費的。
我立刻聯想到了紅眼睛阿義。
而兩個五六歲的孩子被嚇得怔怔地呆住了。
我又想，倘底層人們組織遊行，正當表達自己的訴求，那漢子必會帶著他那股邪火，口號喊得比誰都響，以偽裝底層人的「自己人」。倘底層民眾情緒失控，那漢子肯定會趁亂下狠手，行惡事。
於是騷亂成為暴亂。
紅眼睛阿義就在「民」中，興許就在我們附近——愛國的人們也罷，反腐敗的人們也罷，要求社會公平、正義或直接要求漲工資的人們也罷，瞪大雙眼，警惕他們啊！千萬不要因他們和自己們喊同樣的口號而誤以為他們是「自己人」。他們是給底層抹黑的傢伙！
當他們一旦打、砸、搶、燒、殺時，全社會的共識應是——他們是一切人的敵人！
13.不甘於當「花瓶」的政協委員
算來，我以政協委員、「人大」代表身份參政議政，已有十五個年頭了。
起初五年，我是北京市政協委員。人們都知道的，政協委員履職的方式主要是議政。議政非清談也，更非空談。議就是要坦率談出政府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問題所在；並及時反應公眾對政府服務的種種合情合理的希望、訴求。也能給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決方案，最好。僅僅指出不足、問題，督促政府各部門儘量予以解決，亦可。
我曾對兩件事特別關注——一是計程車司機們享受國家所規定的主要長節假日期的權利問題，如「十一」長假、春節長期。但這一件事多次徵求各方意見後，並未正式寫過提案。因為在委員中看法其實也不統一。計程車司機這一特殊行業，與計程車公司之間所簽訂的勞務合同具有特殊性，其出勤與否、休息與否、有著相當大的靈活性。而這一靈活性也就是相當大的自主性，包括了長節期日在內。所以，這一關注後來我自己放棄了。
二是國企高層管理者的高工資和高獎金問題。
這裡所言之國企，是指北京市政府所直接任命高層管理者的公有制企業。他們既是企業高管，同時也是政府向企業派出的幹部。某年北京市「兩會」期間，我聽說有一家公有制性質的房地產公司的「老總」，年終獎金居然七百餘萬元。於是試圖深入調查瞭解，卻極難獲得第一手材料。因為那屬於「企業機密」。但凡是詢問到的人，皆言之鑿鑿七百餘萬元獎金屬實，卻也都言那是「獎勵條約」明文規定了的，屬「合理合法」所得。並且，當年「按經濟規律」辦事的主張乃是主流聲音，我的質疑有「左」的嫌疑，附合者寡，也只得作罷。
但我的質疑並未打消，後以文章方式多次批判此現象。
我認為，所謂國企「高管」，一級國企也罷，二級國企也罷，他們首先是國家幹部、黨員。他們的工資以及獎金，理應限制在符合中國國情的範圍之內。若高出普遍國企員工工資近百倍、百餘倍，不可能不引起廣大人民群眾的牴觸情緒。
2002年我調入北京語言大學後，被公選為海淀區「人大」代表，同年成為全國政協委員。
「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的區別在於，某屆某級政府的產生，須經「人大」代表們表決通過方為合法，固直接參政的特點更顯然些。而政協委員的素質，則主要體現於監督的自覺和議政的水平。
在兩屆十年區「人大」代表之履職期間，也有兩件事給我留下較深印象——一是，某年區政府的財政報告顯示，上一年政府行政辦公經費，年終餘額近兩億元，這使代表們連發追問：錢沒花完是什麼原因？是否證明當初的預算高了？中央政府一再號召各級政府要成為節約型政府，預算為什麼還往高了定？既然事實證明定高了，下一年的預算又為什麼反而更高？區政府幹部只得一番番解釋，但代表們不依不饒。最終，當年財政預算報告，僅獲「原則通過」。
關於兩會代表、委員，不過「花瓶」而已的說法，我知久矣。我自己也每認為，不管自己多麼認真，只不過是想不僅僅做「花瓶」的「花瓶」而已。那件事給我一種教育，即如果大家都不僅僅滿足於做「花瓶」，則監督作用是會逐漸發揚光大的。
第二件事是——海淀區內，有一處老舊商場，多年前被拆除了，說是要蓋一處更大的商場，以滿足人民群眾的購物需要。但舊的沒了，新的遲遲不見動工。我那一代表小組內，有人詢問何時才能蓋起新的。我默聽問答良久，倍覺蹊蹺，不禁拍案猛起，大聲曰：必有腐敗！並希望以全組名義，聯合別組，要求主管副區長在全體代表會上做出詳細彙報。
全組肅然，都認為我的要求並不過分。
但問題是，主管副區長當時病了，不能全程到會。
會後不久，聞其已被雙規矣。並且，最終因受賄落馬了。
我的體會是，不甘於當「花瓶」，便不是「花瓶」。重要的是怎麼當的想法。患得患失，那就會每每三緘其口，確乎成了「沉默的花瓶」。自己當「花瓶」，還莫如看選美節目。兩會上沉默寡言，還莫如干脆不當，在家中睡覺養生。
我屬於「兩會」上每每出言激烈的委員。故我的發言，記錄員通常很難整理。往往我說了五分鐘甚至十分鐘，他們最後只打出幾行來給我過目。我的話常帶刺，不那麼中聽。他們出於對我的愛護，自作主張地替我刪除。我理解他們的好意，難為死他們了。
我拍過桌子，甚至罵過娘，甚至與我們民盟的領導也針鋒相對地辯論過。
但凡是接觸過我的人都會承認，生活中我是多麼言語溫和的一個人哪。
我在兩會期間按要求談過一兩次文化。
而我的自由發言，主要談的是腐敗問題、貧富懸殊問題、社會公平問題、共享改革成果問題。
我知我一向被視為有「異質思想」的人。
並且我一再強烈要求，僅僅包容我這類人本身是不夠的，更要包容我這類人的「異質思想」。
其實我這類人的「異質思想」的核心那也不過就是——改革尚未成功，改革必須繼續，深入，故中國仍須努力！
我的體會是——政協委員者，國家的複眼而已；重耳而已；社會觀察員而已；警報員而已。將民間實況帶到兩會上的民間良心的使者而已。
14.「悲觀」是一劑鎮靜藥
我曾許多次地，與從草根到精英到大學教授到學子們的許多人討論過我們中國的現在和明天。
我覺得長久以來，悲觀情緒在各式各樣的中國人心中瀰漫，這與在世界上尤其在西方國家間炒作的所謂「中國威脅論」形成相反對比。
中國之發展速度和成就確乎令世界刮目相看。2016年經濟總量超過美國位居全球第一，很可能並非神話。
那為什麼我們許多中國人卻悲觀種種呢？
我承認，經常的，我自己也表現得是一個悲觀主義者。
悲觀與樂觀，在我頭腦中衝突不止。時而悲觀，時而樂觀。總體說，各佔上風的比例對半。
更多的時候，我惘然於自己的迷惘，想使自己在悲觀和樂觀之間做出明確的立場的選擇，卻往往自相矛盾。
我隨口即能說出十幾條樂觀的理由，也可以隨口即能說出十幾條悲觀的理由。當我表現為悲觀主義者時，主要依據乃是腐敗難以根治，少數利益集團之特權利益日愈坐大。種種「潛規則」逐漸成社會「通規則」，不「潛」便不「通」，似乎全中國各階層人都早已預設此點。所痛恨的只不過是——媽媽的，憑什麼只龜兒子們天天在獨享腐敗這塊「臭豆腐」！
所要的公平，似乎也只不過是——既然「臭豆腐」吃起來香，聞起來臭，為什麼我輩吃不著，只配聞其臭？起碼也該讓我輩享用塊小的！
或——哪一天老子要有了特權！……
當我表現為樂觀主義者時，主要理由乃是時代終究要進步這一歷史大趨勢，還有就是我確乎看到了中國又現「深化改革」的曙光。
近來繼繼續續地讀叔本華、愛默生、杜威——一日終有所悟。
叔本華的晚年，恰值「工業大勢」席捲西方諸國的時代。在西方，形成了工業文明衝擊農業文明的最強大的一股颶風。他的眼所見之光怪陸離、世風日下的情形，比我們今天作為中國人在中國的感受一點兒都不少。那時的西方諸國，一半是美女，一半是野獸。叔本華嫌惡半個世界「野獸化」，於是晚年之思想，被總結為「悲觀主義哲學」。
此前很長的時期，我一直困惑——如果一種哲學教人以悲觀，那對人有什麼意義？
但若人處於「大轉型」時期，一點兒憂患意識都沒有，又何談反思呢？沒有反思，也就沒有警示。
所謂「悲觀主義哲學」的要義乃是警示。
叔本華不但警示了，還開出了藥方，即所謂「唯意志主義」。一種教人以個人意志抵抗時代壓力的思想方法。此法改變不了時代，但也許能使個人變得不脆弱。
愛默生比叔本華晚出生15年。他是傳教士世家的後代，也是思想者世家的後代。
美國與德國不同。
德國是封建歷史悠久的老牌帝國。
美國是剛長出牙齒的未成熟的新興國家。美國沒有德國的歷史包袱。
建國以後的美國人，與農業文明的蜜月期極短，幾乎集體地就「闖」入了工業文明時代。他們對農業文明談不上多麼留戀，對工業文明也談不上多麼反感。他們嶄新的「美國精神」是——不論這樣還是那樣，只要對我有利。
美國的工業文明在初期就帶給了全無歷史包袱的美國以及對時代持極現實主義態度的大多數美國人較普遍的利益。
卓別林主演的電影《摩登時代》留下了對那個時代的另一種「國家記憶」。
流水線比之於手工作坊，無疑對人具有更強大的異化性。
但今天，另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全世界的後工業生產依然賴於流水線在進行。若全世界的流水線一概停止，世界將陷於一概方面的大恐慌。
叔本華的眼看到的，以及預見到的是異化，所以他的哲學是悲觀的。
愛默生恰恰相反，他從工業文明和商貿時代看到了人類噴發的創造力和競爭力，所以他幾乎是用思想推進工業時代的。
於是他表現為美國工業時代的樂觀主義哲學家。
他說：「相信世界會變好並對此懷有希望是最了不起的。」
「我們抱怨商業貿易，但世上的歷史學家將看到它是自由的本原；它使美國穩定下來，摧毀封建主義、締造和平、維護和平；它將廢除奴隸制。」
「我對待社會在性情上最大的缺點是沒有動物性。」
他這句話也可以反過來理解為——如果我對待社會具有動物性，那麼我便又少了一條最大的缺點。
魯迅當年有一篇雜文是《中國人的臉》。
在文中，他感嘆於中國人的臉上，少有歐洲人臉上的動物性，卻有分明的「家畜性」。
愛默生所言之「動物性」，乃指人類本能的「自我」。在他看來，也是原始的「自我」。並且認為，這樣的一些人類，是在以「原始」的經驗看世界。而他是「超經驗主義哲學」之父。他的話是在表揚自己和他的哲學。他說時也許還沒有讀過老子的《道德經》，讀了會謙虛點兒的。魯迅所言之「家畜性」，是感嘆於我們中國人的絕頂順服，連點兒動物也有的原始「自我」意識都在長期而嚴酷的封建統治之下喪失了。而魯迅若活到「文革」，又當會感慨中國人「太動物性」了吧？
與魯迅同時代，在愛默生之後，美國又產生了哲學家杜威。杜威從叔本華和愛默生的思想中吸收了不少精華，但又不完全同意他們，於是形成了經驗主義哲學，即一種以重視態度研究人類與世界關係的哲學，他尊重個體經驗的價值和意義。
他說：「一方面，思維的力量使我們從本能、慾望以及日常瑣碎的奴役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也同時可能使我們陷入新的謬誤之中，並使我們犯新的錯誤；使我們超越愚昧的同時，也往往使我們再次失足。」
他說：「再沒有比經驗的原則更嚴格地受制於理智發展及其方向的檢驗了。」
杜威不像叔本華那麼悲觀，因為他肯定新思想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也不像愛默生那麼樂觀，因為他同時看到了人類在進步道路上「再次失足」的可能性。
當我們的某些同胞對中國感到悲觀時，並不意味著他們對自己國家改革開放三十餘年的成就視而不見，而更意味著，他們對發展中的問題像叔本華一樣敏銳、一樣憂慮。即使他們不知叔本華是誰，對他的現代悲觀主義哲學一無所知。此種悲觀幾乎無須哲學的影響，全憑個體和社會關係的基本經驗就足以產生，並且有其必然性與合理性。
當我們的另一些同胞樂觀得接近盲目自大時，也並不意味著他們對自己國家現存的種種問題（那些問題相當嚴重，甚至嚴峻）有意迴避，而意味著，他們各個都像愛默生，「相信世界會變好並對此懷有希望」，即使他們不知愛默生是誰，也從未接觸過他的書籍。
而依我看來，更多的我們的同胞，幾乎都是杜威式的「理性經驗主義哲學家」，在對自己的國家之前途的悲觀與樂觀之間的焦慮、迷惘，試圖開出藥方卻覺得每服藥都難以解決全部問題。既怕藥力過猛，又沮喪於藥力太微。
我親愛的同胞啊——連自認為比叔本華與愛默生都「高明」的杜威，他也不曾真的為世界開出過包治百病藥到病除的藥方呀！
世界進步到今天，誰還不是哲學家呢？上網看看便知，有幾個不是在以哲學家的口吻說話的人呢？
中國人對中國的悲觀，實際上也包含了全人類對我們這個世界的前途的悲觀情緒。只有將此種悲觀的共性的部分排除開，所剩才是較「純粹」的「中國特色」的國家問題，也才是最需要對症下藥的。
竊以為，恰恰是中國之發展成就令全世界矚目的今天，一部分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悲觀，反而意味著我們中國人思維的進步與清醒。因為，「居安思危」一詞雖是中國典故，但從歷史上看，我們中國人經常是一隅「太平」，即使周邊危機四伏，往往也會麻木地娛享偏安的。宋是那麼亡了的，明是那麼亡了的，清也是那麼亡了的。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這句毛當年說過的話，符合杜威之「理性經驗主義」之哲學。
在許多西方國家炒作「中國威脅論」的當前，某些中國人的悲觀，對中國不啻是一劑鎮靜藥。
15.活在「道德底線」上的青年
與從前時代的中國青年相比，當代之中國青年，半數以上在確確實實地迷惘著。
倘我們放眼世界，並且對世界進行歷史性的回顧，只要稍加梳理，便不難發現這樣一條規律——幾乎每一個國家都有過它們內容極為生動活躍的一頁，而這一頁的內容提要就是「青年時代」。
我用「生動活躍」來形容，意在表述不確定的、介於中性的詞性。依我看來，政治進步、經濟昌盛、文化繁榮，是為生動活躍。反之，亦是。因既反之，便註定了有青年們被時代所利用、所拋弄於股掌之上，將自己的狂熱附祭了歷史反面的教訓；也註定了有青年們吹響號角，摧枯拉朽，勇作鐵血犧牲的大劇上演。只不過後一種大劇的「風格」往往是慘烈的，以「生動活躍」來形容未免輕佻。
從正面看中國歷史，一部《三國》，青年英雄輩出；往前推，「春秋」、「戰國」的歷史舞臺上，青年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比比皆是；往後查，先秦統一的過程中，大唐建業的過程中，戊戌變法、五四運動、辛亥革命，乃至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精英聚結，俊傑代出。倘將中國各個重要發展階段總結了論，凡社會轉型期，幾乎皆以各階層青年立大志、做大事、圖大業為時代特點。此特點推及世界史來分析，亦有共性。在這些歷史的重要發展階段，青年們往往在少年時期就萌生了相當明確的想法；二十餘歲開始作為；三十餘歲便受了種種的時代洗禮和實踐考驗；四十歲左右，大抵已是較為成熟的社會各方面的實踐家了。
反之，倘時代出了問題，諸種社會負面氤氳一片，也會自然而然地滋長出破壞性的惡力。比如德國法西斯主義的迅成氣候，便是藉助了德國青年迷信大日爾曼民族優勝的結果。
所幸無論對於中國還是世界，以往的一頁都已成為深刻的反省。
而20世紀的世界，當然包括中國在內，是明智地進入了空前理性的時代了。尤其中國，各階層維護國家大局的意識也變得相當成熟。雖各階層有其現時期不同程度、不同性質的迷惘、困惑、無所適從和浮躁，也有相互之間不同程度、不同性質的利益摩擦和衝突，但並不妨礙顧全大局的意識的一致。因為有一點是都明白的：有安定才有發展，有發展才有各階層乃至具體個人命運朝良好方面的轉化。起碼是可能有。
因而在中國，在這樣的一個時期，也最是青年們的人生希望較多，機遇較多，才能較容易得以呈現和發揮的時期。
從前的青年
——缺乏人生的能動力
從前的時代和社會
——失去了活力
從前的青年與時代、社會
——服從與主宰
如果回顧一下1949年建國最初階段中國的年代特徵，則任誰都不能不承認，總體而言，那是一個全民熱情高漲的年代，並且尤以青年們的建國熱情和人生狀態最為積極而富有能動力。各行各業，年年湧現模範人物，如雨後春筍。
但，分析起來，那又是一種未免過於單純，甚至可以說是簡單的熱情和積極性、能動力。它基本上生髮於這樣一種理念——我將自己的熱情、積極性和能動力，最大程度地奉獻給國家，國家對我的人生實行「承包」式的、終身的安排。因而不可持續。
農村青年，除了極少數得以通過考入大學這唯一途徑改寫人生而外，其餘一概人的人生註定了統統都是社員。全中國的農村青年的人生，幾乎徹底地被時代所模式化了。時代對於數以億計的農村青年彷彿是一個加工廠，而且只「生產」一種規格的清一色的「產品」，那就是從事原始農業勞動的勞動力。無論你有怎樣的才能，你都難以改變你註定了一輩子是農民的「天命」。時代即「天」。若想像今天這樣可以遍中國自由闖蕩，甚至憑一技之長駐留城市，那是時代這個「天」絕對不允許的。若想像今天這樣憑一副好容貌、一副好嗓子而搖身一變成演員、成歌星，更是做白日夢了。時代出於它本身的需要，偶爾也給予一展特殊風采的機會。但對大多數人，那往往僅只是一次性或幾次性的機會，而根本不可能是改變人生軌跡的機遇。無論主觀上多麼企圖抓住抓牢都是醒著做夢，毫無意義可言。機會結束，仍要回去做社員，也就是農民……
那麼，城市青年從前的人生形態，總體上是否不同一些呢？
答曰：否。
就人生的幾乎無選擇性這一點而言，與從前農村青年們的人生形態是完全一致的。城市裡的小學、初中、高中乃至中專和大學，在向學生傳授知識的同時，亦對學生進行道德評判完全一致，人生價值取向也完全一致的教化。在課堂和學校以外，社會文化繼續著如出一轍的洗腦。所以，可這麼說，比從前的農村青年容易享受到精神食糧的從前的城市青年，其思想意識之魚兒，是遊在同一規格、同一尺寸的精神的魚缸裡的。那簡直又可以說是「泡在」。
而他們的人生軌跡的雷同，更是由時代這一位「阿姨」一攬子做主了的。幾十年一貫制的全國統一的工資標準，使幾代中國人過著彼此彼此的日子。一切人對人生的個人嚮往和追求的衝動，幾乎最終都以自行放棄轉而對時代無怨無悔亦再無激情的服從為結局。人生多姿多彩的種種可能性，都在迫不得已的服從之下煙消雲散。「上山下鄉」乃是最典型的佐證。從前的城市青年們，只有其個人嚮往和追求的激情，因了時代的需要而受到肯定和支援時，才能夠得以釋放，否則絕對不能。舉例來談：
一名被分配在大集體性質的工廠的青年，若企圖調轉到國營性質的工廠去，倘無當官的父母動用權力去安排，那就是一輩子也別想實現的願望了。
一名被分配在街道雜食鋪子裡當售貨員的青年，不打算安安心心地當一輩子嗎？
那麼，會有人做他的思想工作，說服他那是時代的需要，他不愉悅地服從是他的不對。
如果他還不安心呢？
那麼他將受到警告。
如果警告也不能使他的工作出色起來呢？
那麼他的下場將是被開除。
而一個因不服從時代的安排被單位開除了的人，意味著被時代拋棄了，意味著連廢品回收站這樣的單位都難以再接收他了。因為廢品回收站既然也是一個單位，它的員工的名額以及他們的工資，也是由國家限定的。
那麼，這個人差不多就被時代取消了在城市裡正常生存的資格了。
並且，他等於被時代宣佈為「劣等」的人。
犯了錯誤的人，只要表示了虔誠的悔改，還有重新獲得工作權利的機會。
但一個犯了不服從時代安排命運這種錯誤的人，意味著他直接冒犯的是時代最神聖的權威。若想取得時代的寬恕，非痛哭流涕幾遭不可。
從前的時代，視社會為它所操縱的一臺機器，視絕大多數人為這一機器的微小部件，或一顆螺絲釘而已。時代的流水線上，成批地生產同樣的「部件」和「螺絲釘」。
一言以蔽之，從前的時代，對絕大多數人而言，從不曾是「以人為本」的時代，而是將人「生產資料」化的時代。是的，它只不過將絕大多數人當成社會「資料庫」裡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積壓物資……
因而從前的青年，無論農村裡的青年還是城市裡的青年，總體上共同缺乏的，最為缺乏的，乃是人生的能動力。時代和社會本身，也便漸漸地失去了活力。青年與時代、與社會的關係，幾乎完完全全是被動的，是徹底的服從與被主宰的關係。這一種關係一向地沒有絲毫的鬆動。直至1966年才鬆動了一次——於是從前的青年在「文革」中宣洩地表演他們的政治參與能量，那是他們的人生能動力唯一被允許和慫恿體現的方面……
與中國以往任何時代的青年相比，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中國青年，毫無疑問是幸運得多的——這不但是當代中國青年的幸運，也體現著當代中國的發展和進步。
70年代出生的人，現在已經三十多歲或超過四十歲了；80年代出生的人，也二十多歲或超過三十歲了。後者是中國最新的一代青年。相對於前者，可謂小青年。他們也許在讀大一大二，也許從中專或職高畢業了，剛剛參加工作。
而前者，卻已在「改革開放」後即轉型期潮湧連波的海面衝浪數年了。在愛情、事業、家庭諸方面，都各自有過些苦辣酸甜麻的體會了。與他們同時代出生的農村青年們，也有著與中國以往任何時代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心理形成的社會基因了。他們的思想觀念，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中國農民的思想觀念了，人生形態也不再是了。
我認為，總而言之，畢竟的，與中國以往任何時代的青年相比，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中國青年，毫無疑問是幸運得多的。
首先，在人與時代、與社會的關係方面，他們不再揹負家庭出身的十字架了。每個人在任何時代都是有家庭出身的。家庭出身在從前的時代，亦即社會對人的階級歸類法。從前的幾代中國青年，在胎裡就被打上了階級的烙印。自呱呱墜地那一天起，就被社會戴著階級歸類法的有色眼鏡看待之了。倘他們中誰身上的階級烙印不是「紅色」的而是所謂「黑色」的，那麼他們的一生，命中註定了是與出身掙扎不休的一生，幾乎至死仍以他們的失敗而告終，如果他們沒能活到「改革開放」以後的話……
其次，他們不必再以人生最大的，尤其是青年時代最精華的能動力，去追求時代和社會對人最嚴格的認知性。從前的時代和社會，是多麼政治化的時代和社會不言自明。優秀青年的前提是政治上優秀與否，而且只有這唯一的前提。而且政治上優秀與否的標準，隨著時代和社會階級鬥爭之弦的繃緊，定位越來越「高」、越來越荒唐。從前的時代，青年們的個人鑑定實際上是政治鑑定，個人履歷實際上是政治履歷。故從前的青年，檔案中倘記載下了「政治不成熟」，那就意味著一輩子「不成熟」了；倘履歷中有政治性的不利裁定，那就意味著一輩子的人生被提前裁定了。其後無論在別的方面多麼積極努力，都難以受到極端政治化的時代和社會的信賴了。往往，在其他方面越積極努力，越受懷疑，其人生也越不順利。至於其他方面的才能，註定了的受鄙薄。最好的結果，也不過爭取到了「可用而不可重用」的資格。尤其可怕的是，許許多多的人似乎有法定的權力，在某一個具體的青年完全不知的情況之下，將幾乎等於判人以「死緩」的政治鑑定，塞入那一青年的檔案。
家庭出身，政治鑑定，人只要攤上了兩項中的一項「異類」顯示，就像攤上了癌症一樣。那需要特別能忍的人生熬受力，才會主觀上「照常」活著。若兩項都在青年時期不幸攤上了，人生就悲慘了。
當今之青年，畢竟的，不再會被以上兩種十字架的陰影所籠罩了。
當今之青年，除非他將自己的人生座標點確定在政治舞臺上，否則不必以青年時期最精華的能動力，去競標社會和時代高懸的政治之標。
當今之青年，即或政治上真的不成熟，甚而真的偏激，也自有其可以不成熟和可以偏激的權利。只要自己不因而走向反時代、反社會的人生反面，是有權而且可以一邊帶著不成熟的政治思想一邊在其他方面，比如文藝才能、科技才能、商業才能等方面努力追求其人生願望的。只要才能被公認，一樣會獲得時代和社會的尊重。人們即使對他們的政治思想不以為然，但對他們被公認了的其他方面的才能是不會加以抹殺的。
當今之青年，也不太會受城市戶口或農村戶口的終生捆綁了。戶口在某些方面，對於當今之青年們仍具有人生的限制性，但與中國以往任何時代相比，那限制性是小得多了。
當今之社會和時代，已基本上形成了這樣的理念，那就是——中國的每一座城市，包括首都北京在內，已不僅是城市人的城市和北京，同時也是屬於廣大農村青年的。只要他們願意，他們可以到各個城市，包括北京尋求他們人生的機遇。當然別忘了帶身份證。只要遵紀守法，只要他們靠了人生的能動力和實際技能，哪怕是最簡單的技能也可以在北京等城市生存下去，那麼他們的此種權利基本上是不受剝奪的。比如北京電視臺的節目主持人田歌，就曾將一名外地長住北京的撿破爛的青年農民請入演播室做嘉賓。他以他的城市生存表現獲得了北京某小區居民的信賴和歡迎。他離開了那小區後，北京居民還要設法尋找到他。有些城市，包括北京，幾年前就開始向在城市生存表現優秀的「打工仔」和「打工妹」頒發過表彰證書……
除以上兩方面的幸運之外，起碼還有以下諸方面權利，乃是從前任何時代的中國青年連夢想都不敢夢想的：
跨國交往與謀求人生髮展的權利——這一點其實已毋庸置疑。僅要指出的是，在從前的時代，一名青年，哪怕只不過其家庭有所謂「海外關係」，包括有香港、澳門和臺灣方面的三代以上的遠親關係，人生的底片似乎便有了可疑的背景。哪怕幾封有時僅僅一封父輩甚或祖父輩與「海外」的正常通訊，都會使一名青年在政治上被劃入「另冊」，而自己渾然不覺，任憑多麼地努力向上，都難以獲得學校、單位、時代和社會的親和對待。自然的，至「文革」，這一點發展到了壓迫他們的程度……
學習權利——在從前的時代，家庭出身和以上一點，決定一名高考成績優異的青年，不配或只配被什麼樣的大學錄取，並決定他們畢業後的分配去向和人生前途……
擇業權利——在從前的年代，除了少數高幹子女，一名青年自己是絕然沒有什麼擇業權利可言的。被分配到什麼地方、什麼行業、什麼單位，其人生的句號便往往註定了標在那裡。出國謀業是「天方夜譚」。「外企」意味著是一個外星詞……
人權——在從前的年代，無論普遍的中國人，還是普遍的中國青年，所能享受到的幾乎僅僅是生存權。生存權以外的其他種種權利，都嚴重缺乏法律應該規定的種種保障。其單位的領導，往往自認為權力的化身，有時幾乎是可以代表法律來對一箇中國人或一名中國青年實施制裁的。公檢法往往無須調查取證，而根據某級組織的建議，對其依「法」逮捕，審訊拘押和判刑。現在，任誰都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保護自己的人權了。新聞和社會等方面，也都能擔負起對中國人維護合法權益的關注和對司法公正的監督了……
人生觀的自由——在從前的時代，中國人及中國青年，一旦被認為「人生觀」有問題，那麼幾乎就意味著是時代的「次品」了。現在的中國，從理念上不但允許而且認可「人生觀」的多元化是正常的自然的社會現象。一個人及一名青年，在不危害社會與他人的前提之下，哪怕自踐及時行樂的人生觀，那也僅是其個人的事，僅體現其對自己的人生責任罷了。時代的主流理念，雖倡導人對自己的人生應負有責任，但並不對某些人自己寧願的活法橫加干涉，更不至於予以剪除式的打擊。
真的，當代中國青年的人生觀及愛情觀、婚姻觀，既不但五花八門，而且得以在最大程度上自以為是……
道德觀——道德觀包含在人生觀中。時代僅僅劃出了「道德底線」，告誡青年們若突破那底線，便可能觸犯法律的邊線。因為道德的底線與法律的邊線幾乎是粘連著的。當代青年，享受著中國從前任何時代都不曾批准給青年們的，最大程度的道德指責「豁免權」，致使某些青年，將青春的美好和日子揮霍在「道德底線」上，也將人生的小舞臺搭在「道德底線」上，而且自以為是最現代、最瀟灑、最自由的活法。
我個人認為，一個人，尤其一名青年，終日活在「道德底線」上是沒什麼意思的，掰開了揉碎了說，更沒什麼瀟灑可言。
我個人認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倘有太多的青年以活在「道德底線」上為最快意的活法，對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是堪憂的。這不會使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青年成為世界上多麼壞的一批青年，因為畢竟有法的邊線與道德底線粘連著，電網似的威懾著他們的突破；但卻也不能使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青年成為世界上多麼可愛的一批青年。因為據我瞭解，別的國家、別的民族的青年，其實非我們想象的那樣，也都以活在「道德底線」上為快意的活法。相反，他們普遍主張尋求超越「道德底線」之上的活法。那麼一種活法也許更不負青春和人生意義，那麼一些青年也許更可愛……
生活方式——當代中國青年正享受著極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在這一點，時代、社會和青年，已形成了中國以往任何時代都不曾出現過的寬鬆、相互接受的局面。
文化娛樂——當代中國人，尤其青年，在文化娛樂方面的幸運，是接近著當代世界水平的。僅僅由讀小說、看電影和看戲劇構成文化娛樂內容的時代已成歷史，一去不返。當代文化娛樂的內容，二十年間膨大了何止十倍！
綜上所述，既不但是當代中國青年的幸運，也體現著當代中國的發展和進步……
一個人，尤其是一名青年，終日活在「道德底線」上是沒什麼意思的，更沒什麼瀟灑可言。但當下許多青年面對聒噪不休的大文化，內心痛苦、沮喪，而且倍感低賤和屈辱——中國文化也應該及時反思。
然而，倘以為當代中國青年全體生逢著以上種種的幸運，便也順理成章地全體浸泡在注滿了幸福液的時代的浴缸裡，那麼我幾乎等於在這裡進行欺世之說了。
不，不是這樣的。
時代發展和進步的惠利，永遠不可能像同一鍋爐加溫的、使人的身體舒適無比的淋浴水，通過統一的蓮花噴頭遍灑在每個人身上，而且可以由每個人自己來控制水溫。
人類社會還從未經歷過如此美好的時代。
由於青年們家境的不同，個人的先天資質和條件不同，決定著他們出生以後，不可能在同一起點上開始自己的人生。比如有的出生於寒門；有的成長於富家；有的父母操權握柄；有的父母積勞成疾；有的被上帝賦予了好的容貌、嗓子和身姿，打理人生的能動力加上令人眼羨的機遇，人世不久便成為演員、歌星、節目主持人、模特、運動員，等等，於是年紀輕輕住豪宅、開名車，並且愛情浪漫美滿，於是春風得意，人生一路順遂，喜事接踵；而有的卻以殘疾人的體貌，自幼開始在這世界上的唯一一次「競走」，人生對於自己等於磨難不休的代名詞……
那些都叫「命運」。是如基因一樣純粹先天的人生元素，與時代和社會無涉的，也是難以依賴時代和社會的扶持與幸運者們共舞的。只能靠自己後天對人生的耐受力和對磨難的堅忍，像戰士一樣而不是像這世界的貴客和嘉賓一樣實踐人生……
但，時代和社會的原因，畢竟是影響更多數青年人生季節的大氣象。使當代中國青年中的一部分，雖幸逢「改革開放」卻也實際上並無幸福可言。比如經濟發展狀況的不均衡問題；比如傳統大工業的解體造成的失業問題；比如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比如社會保險和慈善事業不完善的問題；比如官員的作威作福，揮霍、浪費和貪汙腐化漠視百姓疾苦的問題，使中國有些省份農民的生活仍處在很低很低的水平線上，使有些城市裡一批接一批地產生新時期的城市貧民——這樣一些家庭中的青年，其人生無疑仍是舉步維艱的。倘要追求到人生的一點點滿意，無疑是極不容易的。對他們一味回憶從前時代的苦，以啟發他們感受現在的甜，是既不能使他們真的覺得幸運，更不能使他們真的覺得幸福的。
時代和社會的原因，乃是時代和社會必須承擔的義務。什麼時候時代和社會的義務在以上方面作為顯著了，什麼時候他們才會向時代、向社會交一份發自內心填寫的調查表……
現在的中國，雖一年比一年重視教育，大學雖然每年都在擴招，但我們是一個十三億多人口的國家，大學仍不能做到寬進嚴出，應試教育仍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每年跨進大學校門的青年，倘包括了農村青年統計，仍只不過是百分之幾。而且，為了維持教育的良性發展，從小學到大學的學費，高到了使不少家庭望洋興嘆而且卻步的程度。城市裡的少年、青年，因學業競爭的壓力而疲憊；窮困農家，窮困地區的少年、青年，因交不起學費而不得不背對教育。在科技如此迅猛推廣的現在，少年和青年們背對教育的人生，未來怎樣，是可想而知的……在以後若干年內的中國，他們也許離提高人生質量的就業機會越來越遠了……
毫無疑問，科技的發展必然促成科技的產業化；科技的產業化必然帶來新型的就業機會。但是，也毫無疑問，科技的產業化，是以摧毀傳統的工業模式和工業鏈條為前提的，而支撐後者的，又是為數眾多的傳統型的，只善操單一工種的工業技工。科技的發展所帶來的十項乃至更多項新型的就業機會，其所能吸納的就業人員的總和，往往抵不上被其淘汰的一種傳統工業所造成的失業人數的幾分之一，或幾十分之一。也就是說，在新派生的科技產業代替傳統工業的轉型期，失業是面積式的現象，就業是點式現象，而且，科技產業所需要並擇優吸納的，必然是高知識結構的青年。他們起碼當有大學畢業的科技產業入場券。無此入場券的青年，將被阻擋在展示新型就業機會的時代場館入口外。那麼他們幾乎只能去從事社會服務工作。後一種工作較之前一種工作，是薪金低得多的工作。被無情擋在新型就業機會的時代場館入口外的青年們，做好了充分的心理準備了嗎？何況，時代和社會倘未開創好足夠他們就業的社會服務工作，有待他們自己去一點一滴地幹起來……
在從前的時代，清貧和窮困的生活無論在農村還是城市，都是普遍的現象。沒有比襯物件，人眼就難見差別，人心就無物可羨。倘非強調從前的時代也有差別，在農村，那也不過就是兩名青壯年勞力一天各掙幾角錢之間的微小差別。而在城市，同代人之間的工資差別，最大不超過十元。亦即相差一級或一級半的工資。而且，那十元錢，一般便是同代人之間一輩子的差別。完全不同的工作，幾乎相同的工資，這是從前的「中國特色」。
但是現在不一樣了。無論在城市還是在農村，兩個家庭，兩個中國人，兩個青年之間的收入差別，可能十幾倍，可能幾十倍，可能百餘倍，用天地之別形容也不過分。而且，巨大的差別，就咄咄逼人地呈現於近旁，並被形形色色的文化反反覆覆地渲染著，人想裝作不知道都是不可能的。
如果說從前的青年只能安於時代強使之普遍的低收入現狀，那麼當代的低收入青年，則難免會在咄咄逼人的差異比襯面前內心充滿了焦躁，而且深深地痛苦著。
中國的文化應該反省一下的。全世界恐怕沒有哪一個國家的文化，像中國當代文化這麼的「勢利眼」。倘僅僅從電視中來感受中國，那麼將會對中國產生極大的錯覺，以為它已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了；以為每一戶中國人家的收入都已高得不得了，因而如果不天天追求時尚，進行高消費，錢就會變成負擔之物了。
有些商業廣告接近著厚顏無恥。比如某些房地產廣告，比如某些珠寶鑽戒廣告。它們的意思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多便宜呀！」而其標價對於工薪階層，如畫在天空上的餅之對於飢漢。或曰本就不是向老百姓做的廣告，那麼就應該把意思說得更明白——「對於富人多便宜呀！」那些廣告犯的不是語焉不詳的錯誤，而是故意混淆廣告受眾群體的常識錯誤。
有些報刊熱衷於宣揚三十歲以前成為百萬富翁是容易的。而我們都知道，這不但在中國對於大多數中國青年不容易，在全世界對於大多數外國青年也不容易。
中國有十三億多人口。比十年前多了近三億，比三十年前多了近一半，「文革」時期中國還是七點五億人口。青年人數究竟翻了幾番，小學算術能力也能算得出。
在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大多數人能夠過上普通人的生活，已然是國家幸事，已然是中國人幸事。而時下的大文化似乎總在齊心協力地誘惑人們——富有的生活早已擺在你面前，就看你想要不想要了！
許多當代中國青年，面對如此聒噪不休的大文化，包括每每睜著兩眼說瞎話的傳媒，內心既不但痛苦、沮喪，而且倍感低賤和屈辱……
與從前時代的中國青年相比，當代之中國青年，半數以上在確確實實地迷惘著。甚至，也可以說確確實實地體會著另一種不幸……
然而，中國畢竟在向前發展著。
撲朔迷離的中國經濟，近年正出現著有根據樂觀的拐點。
時代變了，是為「道變」。
「道」既變，人亦必變。
變了的時代，衍生出新的時代人。新的時代人不可能適應從前的時代（儘管他們對現在也不見得多麼適應），因而他們不會讓時代退回到從前，因而他們必將時代繼續推向前去，並在此過程中漸漸適應他們所生逢的時代，並漸漸提高他們打理自己人生的能動力……
歸根結底——時代發展的潮流不可抗拒，其實意味著的是這樣的法則——倘新的時代人衍生出來了，他們解決他們和時代的關係的方式也是新的、不可抗拒的。他們與時代共同舞向前去的能動力是不可抗拒的。
因為他們明白，他們的希望在前頭，而不是在從前……
16.網路肆意攻擊的紅衛兵遺風
一
由我編劇的電視劇《知青》，甫一播出，網上便有化名「滴」什麼者，以及另一「小子」，輪番攻擊不止。還有另一代表所謂「一些老知青」們的同樣化名者，發貼「警告梁曉聲，我們還活著」！
斯時我正面臨45卷之全集的出版，又在進行著《忐忑的中國人》一書的寫作，委實無暇反駁。
現在終於有了一定的時間和精力，但《知青》卻已播過；它是自八十年代以降，對「文革」再度繼承反思和批判之文藝使命的電視劇，基本已成定論。我的反駁動念，也便隨之索然。
於是想到魯訊的話——最大的輕蔑，是連目光都不瞟過去一下。
又一想，不行。
該駁斥，還是要駁斥的。
因有時過於的包容，並不能使不識趣的人識趣起來！而彼們的不識趣，是從不會因為別人的涵養便自省的。那麼，包容豈不等同於慫惡了嗎？
是的，依我看來，今日之中國，網上的攻擊，詆譭行徑，一如當年的「紅衛兵」。
何況，他們的「唯我正確」、「唯我獨革」之「邏輯」，不可理喻到了極點，混淆視聽的目的卻又那麼的顯然，不斥之不足以正視聽。
遂決定一一斥之。
因我只是偶爾上網一掃，實在記不清那「滴」什麼者究意是「滴」什麼，只得以「滴」簡謂。而那一再要與我論「人格」的，推測是個年輕的，故以「小子」謂之。在中國文字中，年長者謂年輕者「小子」，並不含有侮辱的成分，是慣常之謂——在我也是。
先斥那些「要死要活」的——作家寫什麼，怎樣寫，是一種基本創作權利。讀者與觀眾，也當然有評頭論足的自由。我並沒有阻止過任何人對我任何一部作品的評論、指責與批評，甚至批判。
但問題是——我只不過以知青題材託帶出了種種「文革」現象，以圖引起今人對「文革」之必要的再反思，你們那廂「要死要活」的相威脅幹什麼呢？
你們那自稱的「一些」，究竟都是些什麼樣的當年的知青呢？總共又是多少呢？——亮出真名實姓才有抗議的力量，這點兒常識誰都懂，為什麼竟不呢？
倘你們認為《知青》一劇不是為了反思與批判「文革」而由一個團隊傾力完成，竟是為了「替‘文革’翻案」的話，並且於是同仇敵愾，不共戴天的話；那麼現在，不共戴天的你們，又將作何打算呢？
這種動輒以「活著」或「死掉了」來齜著要咬人似的牙齒般發表意見的行徑，體現於對文藝的評論，我覺得是潑習。這一點兒對你們的「意見」的意見，謹供爾等參考。
下面，我要對「滴」也發表發表我對他的攻擊的意見了：
按照你的邏輯，「文革」十年，全體中國人包括全體知青「都瘋了」，似乎根本沒有人性未泯的人了。我寫了些好人或其實只不過不壞的人，便是蓄意美化「文革」，公然要替「文革」翻案，於是不但該連人帶劇一起打倒，簡直還要由你號召，再一踏上千萬只腳，是嗎？
我在《知青》這一部書的扉頁明明白紙黑字印著「‘文革’既反人性也反人格，因而是人類社會的‘反動運動’」——此話在各種報上也登過，你是真不知道還是裝不知道？
毫無疑問你是網上老手——二十幾年來，《知青》是一部承載了最多量反思「文革」，批判「文革」的電視劇，為什麼在你眼裡黑白完全顛倒了過來？連付正之死、沈力之瘋、張靖嚴排長被捕、武紅兵被判刑、老支書之死、趙曙光被停止反省，統統都在你那兒得出了「文化大革命多麼好」的結論？
一部劇的播出，要級級做出審看報告——每一級的報告上都寫著幾乎同樣的字：以史為鏡，本劇在反思和批判「文革」方面做出了極大努力。這也是幾級專家審看委員會的共識。目前它的觀眾肯定不少於一部電影大片的觀眾，山東衛視重播時，「星線上」滾動字幕中，有一條是小學三年級孩子發的，說是在與爸爸媽媽一起看，沈力叔叔真可憐，那個年代真不好……
按你的說法，那個年代的中國人「都瘋了」，那麼現在的你從那種瘋勁中好轉了嗎？如果好了，為什麼孩子都看得明白的內容，在你那兒卻成了「唱‘文革’讚歌」？如果你認為幾千萬看《知青》的人們又集體中了「文革」的毒了，你究竟是在侮辱大家，還是在侮辱自己？
對劇中人物的塑造給予了特別理想化的人性及人格情節——這麼批評不正是符合文藝批評之客觀原則的嗎？甚至可以進一步批評，由於特別理想化所以削弱了批判力度，這也很中肯啊！
可你從此劇剛一開播就掄起「美化‘文革’」、「企圖為‘文革’翻案」的狼牙大棒揮舞打擊，至今不停，氣勢洶洶。
在我的部落格中，有人之跟貼使我恍然大悟，貼曰：「想要了解‘上山下鄉’真相，都應該去看××××的×××××……」
而那據說包羅真相的「偉大」作品，正是你「滴」的網上未成寫作。
你在網上寫你的，別人以別的方式對「文革」進行反思批叛，你為什麼只許你存在，不許別的作品出現呢？為什麼非得將同一題材的別的作品攻擊為「大毒草」，只能留你一家「香花」似的呢？什麼「可恥」、「罪惡」全都用上了，唯你「獨革」嗎？唯你是反思批叛「文革」的英雄嗎？
就算是兩個種同一種蔬菜的農民，也沒見一個指著另一個的菜地叫罵不停吧？
你真是當年知青嗎？
若真是，肯定也有大兒大女了，你平常是這麼教育下一代的嗎？——只要是和自己做同一件事的，先滅掉對方再說，下手要狠？
可一個由畢竟有些思想的人組成的團隊，在形成思想共識的基礎之下努力完成的作品，是你這樣一些人想滅掉就能滅掉的嗎？
先扣上罪過的大帽子，再企圖鼓譟成一種陣勢，繼而達到一舉打倒而後快的目的——這是你為人處世的一貫方式嗎？
二
還有一個什麼人，在網上大談什麼「梁曉聲的晚節」。有「節」之人，必有人味。那麼好吧，我們就談談人味與「節」吧。
首先我要說，我下鄉前沒瘋狂過，下鄉後也沒瘋狂過。
恰是在「文革」中，我見到我的被剃了鬼頭的語文老師龐穎，立即退後一步，恭恭敬敬地深鞠躬說：「龐穎老師好！我代全家問您好！」
又見到同樣成了「反黨分子」的教導處主任在操場掃雪，便繞半個操場走至跟前，也恭恭敬敬地深鞠躬問候：「宋主任好！我和我全家都非常關心您，請多保重。」
我所在的中學是哈爾濱第二十九中，我哥哥曾是這一所中學的好學生，所以我要代表全家。
「文革」中，她們都印象深刻地記得當時一幕，那溫暖在她們心中保溫了十年。
「滴」——你當年也這麼有過一點兒人味嗎？若你有，你當年不是就不會瘋狂了嗎？並且，生活中不是就也有了一點點溫暖嗎？你當年這麼想這麼做了嗎？看你現在行為，大約不會。
我下鄉前，要與軍代表和校革委會老師，共同為全班同學作政治鑑定，不是全班同學都跟我很好，有一名董姓男生，還曾一個大背將我摔倒在地，昏暈過去。但事關同學以後的人生，可忘前嫌，得力爭給出好的鑑定啊！
這麼一點點人味兒，「滴」，你當年也有嗎？
「責人寬，克己嚴」——這是我下鄉前的鑑定語；你的鑑定中也有類似評語嗎？
「中國病了！」——這正是我當年與一位叫王鍾龍的，大提琴拉得極好的老高三知青每每說到的話，這一點點獨立思想的青年之「節」，「滴」，你當年有嗎？
「九一三」事件後，全國到處開會學習「轉彎子」，但身為團部報道員的梁曉聲說：「轉不過來，不轉了。」「滴」，這種抗議之語，你當年也曾說過嗎？
卻並沒有被打什麼小報告，因為我的知青戰友們，都特別理解我的思想苦悶，處處提醒、掩護。
「滴」，你獲得過這種知青友情嗎？你沒有，不等於全中國就沒有吧？
我們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二十幾名知青聚在某團舉辦創作學習班，每個人都為國家命運所焦慮，都無心寫作，天天談中國應向何處去；有一名知青打了小報告，兵團總政治部主任連夜乘吉普車前往「查謠」，但人人互證，沒有出賣現象。
「滴」，此種愛國情懷，你身上當年也曾有點兒？
我在木材加工廠蹲點，恰有鶴崗市某青年在師部醫院治病後，私自探家了——連裡要開除他的團籍，之後他將被調往偏遠連隊。
能否保護一下？為什麼不啊？
於是我組織團員學習團章，讀關於「民主」的語錄，結果是保其「過關」了呀！
「滴」，你這種人根本不信的事，並不等於生活中絕對不可能吧？這麼一點兒常識你也不懂？
我因而被「精簡」出團機關，回不了老連隊了，那就偏去木材廠！
問：「你來能幹什麼？」
反問：「什麼活最累？」
答：「抬大木。」
我道：「那我到抬木班！」
「滴」，對於一名23歲的知青，這也算有點兒「節」吧？
你當年有嗎？
三月份到木材廠，五月份知青們推薦我上大學。
明白為什麼會嗎？
很簡單——那些知青們內心裡有「好人標準」。
復旦大學的老師，因從《兵團戰士報》上讀到了我一篇小說《嚮導》，從佳木斯到哈爾濱到北安到黑河再到我們團部面視我。
問：「你對當前批判車爾尼雪夫斯基怎麼看？」
答：「中國將因此蒙羞。」
問：「你對此書怎麼看？」
答：「那不是任何意義上的文學。」
「滴」啊「滴」，在當年，這麼一點點獨立思想，你是有，還是完全沒有？
老師囑咐：「三個月內，千萬別犯錯誤，我多麼希望能在復旦見到你。」
「滴」啊「滴」，你信不信，自己努力做好點兒的人，那往往就會將更好的人吸引到你身邊！
三個月中，我為老高三知青主持婚禮，因動用了卡車接新娘，招惹來了是現役軍人的團參謀長。敢不敢頂一下，將婚禮主持完畢？
我敢了。
「滴」，你當年也表現過此等知青豪氣嗎？看你現在這行徑，不太可能啊！
入復旦，代表新生髮言，明知張春橋說過「復旦是藏龍臥虎之地，也是虎豹材狼之窩」，眼望幾排老教授，坦言：不見虎豹犲狼，只知藏龍臥虎，我們渴望知識，需要知識，願與老教授們教學相長。雖當然遭到紛紛批判，但仍面不改色。
弟啊，錯，你這類人哪配我稱弟！
「滴」，就那麼一點點獨立思想之「節」，你身上當年可有？——問的多餘，你這號人當年瘋掉了，怎麼會有？
北京粉碎「四人幫」，上海卻在爪牙們的忽悠下要向黨中央表示抗議——率先闖入黨委辦公室的是我，要求敞開校門，放學生到外灘去……
因而我的檔案裡，有「與‘四人幫’做過鬥爭」一條。這當然是同學們的表揚，但證明當年沒和你一樣瘋掉！
我很佩服雲南知青當年組織的返城大遊行，心中永遠向他們致敬！
但是「滴」，觀你今日之行徑，斷不會是當年之勇者！
你最了不起是個受益者！
在兩會期間，面對國家一號領導，朗聲讀稿曰：遮蔽，漂白歷史絕不可以！「禁區」不能固若金湯！……
「滴」，這種文人「節」，你有嗎你？
「禁區」別人繞行，我們偏闖！
我們一個團隊咬定青山不放鬆，橫下一條心，何等不易！該妥協，妥協了。命剪，便剪！我們一點兒也不覺得羞恥；相反，換位思考，也能體量別人的難處——畢竟，審與被審雙方，竟達了高度共識，說是幸運也好，說別的什麼汙衊之詞也好，我們要多少呈現一些「文革」極左現象的初衷實現了！
「滴」，這有什麼值得你攻擊起來沒完沒了的？
你！你這個「滴」，用老百姓話講——如果你是你爹媽養育的，像我一樣，拿出點兒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男人氣概，自行去掉你那「滴」衣，報上真名實姓，道來你自己也可以說道說道的人味和氣節！——倘你但凡有點兒的話！
你這個「滴」，頭腳不露地蒙著大被似的，這兒攻擊一陣，那兒筆伐一番，可就是不敢光明正大地來聲討——你不覺得行徑很醜陋嗎？
你果而也是知青的話，你覺得你是長知青們的臉呢，還是丟知青們的臉呢？
幸而當年的知青不全是你這一類人！倘竟多是，我才不一再地寫什麼知青！
我如此將自己陳列於網路，任爾等評說，若爾等竟還是不敢如我一樣，爾等何異於在網上低階廝混的潑皮？
三
我在接受《大家書齋》採訪之時，沈星姑娘說她前一晚上在北大與眾青年討論，皆言《知青》「美化」云云，並當即與其中一人撥通了手機，似乎「我們都還活著」一句與彼的知青父母有關。通後，沈星姑娘先問——回憶回憶，你看過的影視劇中，有哪一部呈現「文革」極左現象的片段超過《知青》——手機那端沉默良久，答曰：《活著》。
沈星姑娘道：至今尚未通過的不算。
答曰：《小姨多鶴》。
那是我朋友嚴歌苓的作品，我竟沒看。
我接過手機問：你父母當年下鄉何處？
曰：不是父母，是一個姨。
問：幾年？
曰：四年。姨說，根本不像！
問：根本不像，便是「美化」？只表現了東北、西北，可叫我怎麼像湖北呢？
沉默。
問：那你姨自己來寫湖北知青，或你替她寫，以補一方面之真實，不才是對的嗎？如果你替你姨寫了湖北一地知青，其他地區認為不像，皆聳動地說「我們還活著」！不是都不像了嗎？
再無言。
林昭是北大人。
想及此，愴然。
「文革」中的悲慘，非百集電視訪談而難以呈現。「知青」之遭遇，非幾百個人來寫而難以全面。好比萬千稜之鏡，多一片鏡，總是好的。
忽然很想到北大去對話——為我不相識卻又永遠心疼的林昭。自然也就同時想到了張志新，遇羅克們。
請那青年傳個話——倘能聚起百人以上「美化」論者，我去答辯。人多更好，別忘了「人自備話筒」，稍帶為我備一支。
四
恰在「文革」中，我應感激的好人，給我留下的回憶最深。
復旦大學的老師不必再說。為感激他，我寫出過《復旦與我》。
兵團總司令部宣傳處的崔幹事，一位六六屆牡丹江師範大學的畢業生，當年為關心我的處境，連續轉車，兼程四月，還借了一身現役軍裝穿在身上，當著我們政治部主任的面說：如果一團不能照顧一下樑曉聲的身體，我今天就將他帶走。當時終日勞累於電鋸流水線上的我，已累出肝炎而不自知。我寫出了九萬字的《又是中秋》，以紀念當年友誼。
作家林予，被打成「右派」後又打成「右傾翻案急先鋒」，然與我不但成了忘年交，還是「思想同志」。
黑龍江出版社的肖沉，也是忘年交及「思想同志」。
我們復旦中文系的翁世榮、於成鯤、袁越、牛耕老師，皆對我關懷有加。
我老連隊小學校的魏校長夫妻待我如親弟，魏校長去世後我寫過《致嫂子》。
我木材加工廠的上海知青劉鴻飛，當年知道我在復旦思想備受壓抑，探親假期間，陪我去他鄉下的外婆家住了多日。我曾在《解放日報》發表整版的《上海好人劉鴻飛》，以紀念那份知青情誼。
《知青》肯定是我關於我當年的「同類」的最後一次創作——最大程度呈現「文革」傷害人性與人格的願望我實現了；將知青們在極左年代尋找人性支點和人格底線的心路程也大致描畫出來了。
對於我當年的「同類」們，我也只能做這麼多了。
至於斥「滴」們，非是胸懷狹窄殊不能容，而是因為——人人都言網上語言暴力如何可怕，聚蚊可以成雷，攻擊如排山倒海，故皆懼之，一旦遭遇，唯忍之。
我偏是不信邪的人。
於是挑戰而已。
是的，我挑戰網上肆意攻擊的紅衛兵遺風；統統上吧，我看究竟能咋的！
17.拐彎抹角的「民意」
近日，讀到《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題客調查網和民意中國網，以「你看好未來十年的中國發展嗎」為題，對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11405名網友實施的線上即時調查；困惑頓生。
首先宣告，我的困惑與調查本身無關。我認為不論「中青報」的調查中心還是兩家網站，所做都是有必要、有意義之事。中國在許多時候需要類似的民情、民意調查。於西方發達國家而言此乃經常之事，並且極有經驗，值得我們學習。
我所困惑的是調查所呈現的民意狀態。
此調查的結果是：
一、最期待哪些領域的問題能夠得到顯著改善：
排在首位的是「醫療」；排在第六位的是「反腐敗」。
二、最有可能阻礙中國未來十年發展的問題依次是：
「貧富分化嚴重」、「權力不受制約」、「集團利益坐大」……
三、未來十年，公眾最期待哪些改革：
「收入分配改革」、「反腐機制改革」……竊以為，「顯著改善」也罷，「阻礙發展」也罷，「期待改革」也罷，皆是「中國問題」。那麼，同是「腐敗」，為什麼忽而排在第六，忽而被「權力不受制約」、「集團利益坐大」所取代，又忽而成了「反腐機制改革」了呢？
困惑於此也。
這使我聯想到兩本書、一句話。
第一本書是《中國人的氣質》，一位是傳教士的美國人明恩薄寫的，初版於1890年。作者對我們中國人雖不無偏見和誤解，但基本態度還是友善的。書中有一章標題是「拐彎抹角的才能」。舉例介紹中國人不喜歡直來直去地談問題，而善於拐彎抹角地表達態度。比如僕人向主人告假，言鄉下的「姨媽」病了，決定辭職，真實的情況卻可能是受另外某個僕人的欺負，希望有可能不願放他走的主人去深入瞭解，掌握了真相，於是替之解決問題……
這個例子雖然比較「中國特色」，卻並非唯中國才有的說話現象。其實，放之四海而皆準。
但作為中國人，竊以為，即使今天，我們中國人也還是經常拐彎抹角地表達意思，習以為常。
第二本書是《你到底要什麼？》，蘇聯的一部小說，「文革」時期曾「內部出版」，供批判用。那時的蘇聯，權力也乏制約，腐敗現象也比比皆是，公眾尤其青年對國家前途感到失望與迷惘，卻又無可奈何；於是產生了那樣一部社會問題小說。
我所聯想到的一句話是——在某電視臺的一檔音樂節目中，嘉賓問已經做了父親的流浪歌手：「在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和一首屬於自己的主打歌曲之間，你首先要什麼？」
所謂魚與熊掌不可得兼。
魚與熊掌並非永遠不可得兼。對於大多數人，只不過不可同時得兼罷了。
中國被諸社會問題所纏繞，公眾首先希望解決什麼問題；這是個問題。
如果，以上調查再深入一步，將三個問題中的第一個問題都列出來，那麼將分別是：「醫療」、「貧富分化嚴重」、「收入分配改革」。
看，「最」問題的問題依然在，但「腐敗」已不知哪裡去了，影子都與「最」不沾邊了。
而我，經常聽到的最多的民間聲音，卻恰恰是對腐敗的深惡痛絕。故我一向以為，只要進行社會問題調查，「腐敗」當必在一二之間。
為什麼真切的往往最強的民間之聲，一成調查結果，便大大地靠後了呢？
我再次宣告，這樣來問，也不是針對調查本身的。
我認為，情況可能是這樣——更多的公眾，受直接困擾的先是諸民生問題。其困擾難以排除甚或加劇的話，於是憎惡腐敗的心理變得強烈甚而劇烈。
那麼，最後的問題便是：
在中國，醫療保險制度改善了，看病不太難了；一般工薪階層的工資有所提高了，退休金也增加了；收入分配進行某種程度的改革了，底層人過日子的鈔票餘額多了點兒……
以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態勢來看，在往後若干年，逐步完成以上目標是可能的——果而如此，腐敗問題究竟還是不是令中國公眾「最」惱火的問題了？
抑或，問題對於我們中國人其實只不過是這麼一個「分配問題」：只要讓我的日子也好過點，別人們的腐敗我姑且不說了？
這個問題真的是個問題！
因為，倘大多數公眾如此思維的話，便不配有一個不怎麼腐敗的國家。
18.帝王思想中的「折光板」
在中國當代史上，毛澤東的偉人地位永遠不可動搖。繼孫中山之後，無人可與其相提並論。進言之，在中國五千餘年的文明史上，「毛澤東」這個名字，使歷代帝王將相以及歷代傑出的政治人物黯然失色。他的攝政權威超越於一切中國帝王；他的軍事謀略堪稱中國的另一部《孫子兵法》；他的思想在其逝世後的今天，仍對相當一部分中國人的頭腦，尤其45歲以上的中國人的頭腦，發生著先入為主的，同時又依賴難捨的影響。目前「憶毛」書籍和文章的形形色色的作家們、作者們，懷著對毛澤東各不相同的心態，試圖達到三個目的：將毛澤東這位曾被神話的領袖「請下神壇」歸於「凡人」加以看待；通過對毛澤東的追記「梳理」清楚中國共產黨史上的某些重要事件的「內幕」；或者顛覆，起碼動搖毛澤東在中國近代史上無人企及的偉大地位。這最後一個目的是最不可能達到的。因為企圖否認毛澤東是偉人，正如蔑視泰山是大山一樣，動念一齣，先自離事實本質遠矣。誰都可以認為泰山不是這樣的山而是那樣的山，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但是誰若否認泰山不是大山，那麼他自己並不實事求是的態度首先必遭否認。當然，據我看來，這樣的書遲早是會在中國公開出版的。偉人既逝，隨著時間的推移，便漸成「歷史人物」。偉人的名字一旦完全的歷史化了，也就沒有了現實中人所享有的肖像權、隱私權、名譽權等一概起碼的「公民權」可言，往往被當作「出版自由」的「一道菜譜」。但這肯定是很久以後才有可能在中國發生的事。並且，僅僅是有可能而已。
因為，即使在徹底商業化的時代中，即使在出版業徹底私有化的現實中，即使在「出版自由」神聖不可限制的前提下，一部實事求是之態度大受懷疑的書，也肯定是沒什麼價值的。它也許會為出版商帶來巨大的利潤，但同時也必定會使出版商的名聲受損。偉大的歷史人物，無不受著現當代人的倫理原則的庇護。即使在美國這麼自由的國家，寫書的人和出版商，也是不敢輕易拿林肯和華盛頓的名字譁眾取寵的。
何況，偉人一旦成為偉人，其地位乃是由歷史認定的。與歷史的權威性相比，後人的評優評劣，不管多麼的公開、多麼的自由，也只不過意味著是公開的自由的「私議」罷了。歷史的認定對於此，確實「一句頂一萬句」。
愛因斯坦、畢加索、海明威、雨果、羅丹、雪萊、拜倫、李斯特……我們可以舉出幾打世界的偉人和名人，被當代人嚴肅地或並不嚴肅地，認真地或並不認真地，有根據地或根據並不充分地，甚至主觀臆想地懷有惡意地推斷為同性戀者、心理變態者、亂倫者、情感卑俗猥瑣者、藝術剝削和剽竊者……應該承認，外國人比中國人寫人物傳記要嚴肅認真得多。以上那些偉人和名人，也確有各自的汙點和劣點。但是汙點和劣點，並不能動搖他們在歷史中依然是偉人和名人的地位。
歷史的「頭腦」所記住的，永遠是有缺點的，包括有汙點和劣點的偉人和名人，而將「完美」的普通人的名字一概地予以忽略。
對歷史而言，人最大的「缺點」是普通。
對普通人而言，偉人和名人最大的「缺點」是不「完美」。
但在歷史的專門詞典裡，從來不收入「完美」這一詞條。
中國人正在開始明白歷史是對的。毛澤東也正在開始以不「完美」的偉人形象重新被普遍的中國人所承認。
到目前為止，林林總總的「憶毛書籍」和文章所要達到的第二個目的，只達到了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而這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也僅僅是在某些次要事件方面達到的。這些事件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內幕」性，不過鮮為人知罷了。
鮮為人知的事是許多人不知道，但只要有想知道的願望就可以知道的事。
「內幕」雖也是許多人不知道，但同時又是許多人想知道甚至一定要知道而難以知道的事。
可以這樣認為，到目前為止，一切標有「內幕」字樣的關於回憶毛澤東的文章和書籍，都根本沒有任何「內幕」性可言。也對「梳理」清楚中國共產黨史上的重要事件毫無寶貴的認識價值。這一方面是因為，有資格作為歷史見證人的人們在毛逝世後依然活著的二十年間，仍由於種種原因諱莫如深，「話到唇邊留三分」，甚至話到唇邊留七分留八分留九分，結果將真相帶到了棺材裡去。另一方面，或者有些見證人也說出了一些真相，但記錄為文的人心有所慮心有所悸，筆下「遺漏」了；或者記錄為文的人也如言所寫了，但在發表和出版前被終審者慎刪了。
但我們畢竟經由那些文章和那些書知道了一些以前所不知道，現在已被允許知道和了解的事。
唯有第一個目的顯然達到了——將從前神化了的毛澤東「請」下了「神壇」。那些文章那些書，大抵是毛澤東身旁當年的工作人員們所寫的。或由他們口述，文人記者們記錄整理的。因他們的文化程度不同，工作性質不同，與毛澤東接觸的方式不同，回憶的角度不同，那些文章和書的認識價值也便有高低之分。除了少數文章和書涉及毛澤東的政治思想、治國主張，以及在重大事件過程中的心路的微淺痕跡，更多的文章和書籍只不過大量地、相似地、重複地「展出」了毛澤東的日常生活片段給人看。並且，又大抵充滿著對毛澤東的敬愛與緬懷之情。由於他們非常熟悉日常生活中的毛澤東的性情特點和喜怒哀樂，其真實性幾乎是不容置疑的。又由於敬愛與緬懷格外真摯，感情色彩很濃，讀來十分溫馨親切。某些影視作品，常從那些文章和書中直接「借用」塑造毛澤東藝術形象的素材。某些扮演毛澤東的特型演員，也常從那些文章和書中吸收「營養」。那些文章和書，通力描寫了一位在日常生活中儉樸、風趣、平易近人而又體恤人、一向樂觀而又有時多愁善感、愛讀書又愛談古論今引經據典的毛澤東。
這些當然都是真實的毛澤東的一面。但僅僅是一面而已。
這些也是普遍的中國人從前所不知毛澤東逝後很感興趣的。
那些文章和那些書，滿足了普遍的中國人間接貼近地感覺毛澤東的心理願望。
但是，作為共和國同齡人的我，多麼希望中國能出現一部關於毛澤東的、其認識價值如美國的麥克阿瑟晚年所著的關於「越戰」問題的權威性的書啊！
我認為我的希望，也代表著許多中國人，尤其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的想法。
同時我也明白，在近五六年內，希望只能是希望。
當現仍在世的，為數已經極少的，具有歷史見證人資格的中國老人們皆遁入歷史之後，這樣的書的出現，無疑將更加困難了。
於是思考毛澤東，漸漸成了我日常用心的一部分內容。對於自己想要明白的事，既然別人到目前為止還不能給自己一個明白，那麼也就只有獨自思考。我讀一切自己所見到過的關於毛澤東的文章和書。企圖從中發現這位曠世偉人與中國及普遍的中國人之命運的更深一層關係。因為這種關係，不但從前主宰著中國及中國人的命運，現在也依然對中國及中國人的命運發生著割不斷的牽制。
毛澤東逝世前幾年，在給他的夫人江青那一封著名的信中曾預言——「我死後，別人們還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繼續打著我的旗號……」
每當我聯想到他的這句話，心中總不免生出一股冷嗖嗖的敬畏。那敬畏如一個凡人對神祇的預言的敬畏。
我曾反覆咀嚼這句話，越咀嚼越覺得，其中既包含著上帝般的自信，亦包含著對於後人的輕蔑似的。
究竟是些什麼因素，竟使逝世前的毛澤東如此之自信呢？
在近當代世界史上，除了毛澤東，又有哪一位領袖或政治家敢在生前說出這樣的話呢？而且還說對了呢？
一箇中國人，哪怕將「毛澤東現象」思考明白了一點點，對於中國之事，或許也就會看得稍微清楚了幾分吧？
這即使不能說是有意義的，也起碼是有意思的。
帝王們也是人。帝王們的思想，也是人類思想的一部分。中國曆代帝王們的思想，是中國人思想體系的一部分。
有平庸的帝王；也有英明的帝王。有將治國當成「專業」，「悠悠萬事，唯此為大」的帝王；也有荒淫無恥、終日享樂不理朝政的帝王。有推廣仁政的帝王；也有以實行暴政統治為能事的帝王。有具有深刻的政治家思想的帝王；也有根本無思想可言的帝王……在資本主義革命之前，世界上的每一個已有國家都是帝王們的國家。
一切人的一切政治思想和政治抱負，無不建立在帝王思想的基礎之上。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此乃經文人之口說出的政治思想。但其實並不代表文人們自己的政治思想，而是由文人們表達出來的，主要體現在庶民百姓們身上的政治思想。「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這才是文人們頭腦中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抱負。
「閒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身在江海上，心連京國深」、「小來思報國，不是愛封侯」、「豈餘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這又是自覺懷才不遇、鬱郁不得志的文人們的政治心態之一種。
「每憤胡兵父，常為漢國羞」、「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但得將軍能百戰，不須天子築長城」、「黃河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這是將帥們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抱負。
「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了卻君王天下事，留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安得壯士挽天河，盡洗甲兵長不用」——這又是大功告成以後，名帥勇將們的生活歸於尋常寂寞之境時的心態。他們那時內心深處，相信皆有反思和失落，當然折射出的也是一種政治心態。所引雖為古詩古詞，但從古至今乃至將來，凡將帥，凡軍人，心路莫不如此。別國的將帥軍人也不例外。巴頓便是極典型的一個。
「光被四表，格子上下」、「一軌九州，同風天下」、「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澤被魚鳥悅，令行草木春」——這便是以攝國政為己任的帝王們的思想的至高境界和抱負的遠大無邊了。
「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其意指帝儀王威的影響，直可達到四面八方極廣袤的疆域，而且存在於天地之間。
「一軌九州，同風天下」——當然指的是億萬人的意志和意識，統統統一在帝王所頒的神聖的種種法令之下。
「澤被魚鳥悅，令行草木春」——李白的兩句詩。非常明白地形容：其恩澤連魚和鳥都感到愉悅、感到幸福，其旨令所及之處，使花木如同春天到來一樣欣欣向榮……
以上便是帝王思想中最積極的核心。當然，並不產生於帝王們的頭腦中。古今中外的帝王們，頭腦中沒什麼政治思想的比頭腦中有點兒政治思想的多得多。帝王們頭腦中的政治思想，或者不用「政治思想」這個詞，而用「治國思想」四個字來說——大抵是在知識分子們的「思想教育」之下形成的。中國民國以前的知識分子們亦即傳統文人。所以歷代中國帝王們的治國思想，又幾乎是歷代中國傳統文人們的治國思想的「折光板」。故中國五千餘年的歷史中，其實沒有幾位帝王真正算得上是政治思想家的。進言之，中國帝王思想中所體現的那一部分最積極的治國思想，歸根到底是中國曆代傳統文人們治國思想精華的集大成耳。由於這一種思想首先從傳統文人們頭腦中產生，總是具有著非常顯明的理想主義的色彩。
這一種理想的終極目標，一向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而非是一個「共和」性質的國家；一向是以一個好皇帝為前提的，而非是以一個好制度為前提的；一向是以王權為最高權威的，而非是以憲法和法律為權威的；它主張從「人治」走向「仁治」，但是幾乎從來也沒提出過以法制取代「人治」的主張。更不敢提出以「法制」限制王權的要求。儘管也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呼籲，但止於王子，絕不敢再往上比說王子的老子帝王本身。並且，那呼籲乃是在較開明的帝王們執政時斗膽說出的……
那麼，青年時代的毛澤東，亦即沒有系統地接觸馬克思列寧主義之前的毛澤東，他頭腦中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抱負是怎樣的呢？
須知在那一時代，完整的系統的馬克思著作的中譯本尚沒在中國出現。在中國出現的第一冊中譯本的馬克思著作是《共產黨宣言》。而青年時期的毛澤東也非常令後世遺憾地並不曾出國留過學。
斯時歐洲各國政治思想活躍，「共和」思想的主張和要求極為盛行，日漸成為被普遍認同和接受的嶄新的國家觀念。它與歷代中國文人們所理想的由一位好皇帝替一個國家當家做主的國家觀念是有本質區別的。當年凡是出國留過學的，有遠大政治抱負的進步青年，頭腦中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共和」思想。他們中最敢作敢為的偉大的實踐者是孫中山。
孫中山當然是一位偉大的「造反」者。他的「造反」目的極其明確，不僅是要改變他所處的黑暗中國的現實，而且要徹底剷除影響中國文明、進步、發展的延續了五千餘年的帝王政治的根基。要建立一個「共和」性質的新國家。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未達目的，死不瞑目。
毫無疑問，孫中山頭腦中思考過「功成身退」的問題。因為他明白這乃是一個「共和」性質的新國家的至高原則。總統不同於帝王之處正在於總統不可以終身。一個「共和」性質的國家的憲法中若無這一條，它必是一個虛假的共和性質的國家。孫中山當然並不想建立一個徒有虛名的「共和」性質的國家。儘管他曾被公選為「終身大總統」。但是當袁世凱逼位時，他並沒有為保住自己「終身大總統」的地位即刻下令討袁。他讓位的前提是，要求袁世凱保證繼續「共和」制。袁氏背信棄義，復辟帝制，這才激起孫中山向全國發布討袁令……
《共產黨宣言》中的火藥味兒，想必非常鼓舞青年毛澤東頭腦中的激情。
「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
「文革」中被譜了曲，由千千萬萬紅衛兵唱遍全中國的兩段「語錄」，據言就是從歷史資料中翻閱到的，青年毛澤東說過的兩段話。
現在我們知道，馬克思本人並不標榜自己是什麼所謂馬克思主義者。更明確地說，馬克思本人並不是「暴力革命」的積極的倡導者和鼓吹者。恰恰相反，他是一位並不希望看到「暴力革命」真的發生的社會學者。他的《共產黨宣言》，是在以學者的敏感和卓越的社會洞察力向資本主義發出最後的最嚴峻的「報警」——如果資本主義本身還不能以有效的方式緩解它所造成的尖銳的階級矛盾，那麼暴力革命的發生勢在必行。
現在我們也從歷史資料中知道，「巴黎公社」起義之前，馬克思本人並不贊同。只是在起義成為事實之後，他才本著一位有大無畏正義感的社會學者的良知，對起義進行輿論上的道義上的聲援。並且嚴厲譴責資產階級武裝對起義的血腥鎮壓。
馬克思本人確曾在他的家中接待過、賙濟過、掩護過早期的各國共產黨人。但是他從來也沒有打算成為他們的「暴力革命」的世界級領袖。他視他們為「革命家」。但是從來也不以世界各國「革命家」們的「革命理論家」自居。他一方面天才地分析「暴力革命」的社會原因，預見「暴力革命」的發展趨勢；另一方面以憂鬱的而並非驚喜的目光審視「暴力革命」。我們多讀一些有關馬克思的回憶錄和傳記便會知道，其中以較翔實可靠的根據告訴我們——馬克思並不認為「暴力革命」是「革命」的唯一正確的方式。
誠然，馬克思逝世以後，恩格斯在紀念馬克思的文章中曾說過——馬克思首先是全世界無產者的「革命導師」，按照他的革命理論進行「革命」，並將這種「革命」的目標在全球實現，乃是對馬克思的最好的紀念。
由於恩格斯與馬克思的特殊關係，恩格斯的話對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家們的影響可謂深矣。毛澤東是馬克思學說中那一部分「革命」思想的最虔誠的信徒之一。也是最堅定的實踐者之一。
但一個事實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一次次「革命」在先，馬克思的「革命」學說在後。究竟是「學說」指導「革命」，還是「革命」需要「學說」，馬克思之被奉為「革命導師」，於他個人情願與否，似乎是相當值得研究的。
現在，有些中國共產黨人迷惘地認為——馬克思主義在最基本的觀點上似乎錯了。因為資本主義不但沒有死亡，反而空前地繁榮昌盛了起來。
其實馬克思主義恰恰在這一點上並沒有錯。因為馬克思的預見的前提是——如果資本主義並不能尋找到緩解階級矛盾的有效方式，那麼它將有可能被無產階級紛紛興起的「暴力革命」所埋葬。
資本主義尋找到了那一有效方式——民主+高速發展的經濟。
一切以為全部馬克思的著作，僅僅不過是「革命家」的「革命指南」的人，最終都難免會對馬克思主義有所失望，將自己所犯的認識性的錯誤，轉嫁為馬克思的「錯誤」。竊以為，事實恰恰相反，馬克思沒錯。
19.路在腳下，任重而道遠
（2012年全國政協會議期間，面對賈慶林同志的發言）
我發言的題目是「路在腳下，任重而道遠」。我首先要談我的中國大感覺——因為我的建言以此為前提。
當梁漱溟是一個青年的時候，他的父親曾問他：「這個世界還能變好嗎？」——他當時沒回答，因為自己也不知道。那一天，梁巨川因親歷了清末民初的種種亂象倍覺失望，投河而歿。梁漱溟晚年正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初年，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回答了以上問題：認為我們這個世界是能變好的。
我和他對我們這個世界抱有同樣樂觀的看法。我認為他的話也包含對於我們中國之看法。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不包含中國的世界概念顯然荒唐。
當前，中國民怨多多，歷史遺留下來的老問題，加上「改革」後形成的新問題，層層累積，社會弊端的海水，似乎已沒過了中國這艘巨大航船的吃水線。但我認為，中國的明天，肯定是大有希望的明天。因為將目前之中國與歷史上各個時期的中國進行比照，一個正在富強起來、進步起來的中國印象是不容懷疑的。有一種思潮認為今不如昔。我是共和國的同齡人，是中國之從前的見證人，我的知識分子良知要求我，應以真誠而有說服力的文藝作品表態——事實絕非那樣。
但歷史告訴我們，這世界上有不少國家，恰恰迅速地衰敗於社會物質財富豐富了以後，典型的例子是古代「大羅馬帝國」。
故我提出以下建言：
一、貧富懸殊已經到了政府在社會分配方面必須出臺新的分配政策予以調整的時候了。有人認為，政府根本不必管這種事，這一點完全是由社會經濟市場來決定的。我希望中央決不要聽他們的忽悠，不管他們是些什麼人物。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不管社會分配相對公平的問題。根本不管這一點的政府沒有不因之而垮臺的。
二、近兩年，全國非城市人口打工者的收入，普遍有了二百元至四五百元不等的提高。最低工資新標準的出臺推動了這一提高。但，工薪階層的許多人，仍對電力、石油、電信等行業員工的高工資微詞有加，尤其對這些行業的老總們「神秘」的高年薪憤懣不已。降低這些行業員工們的工資顯然是不智之舉。但，繼續任由這些行業老總們「神秘」的年薪繼續「神秘」，幾乎等於對公眾意見置之不理。我認為，他們首先是黨員，其次才是所謂老總。他們年薪的公開化、透明化、標準化，也將是衡量中國共產黨執政權威的一個重要方面。如果連這些是老總的黨員都要求不了，何以要求廣大普通共產黨員？何以凝聚十三億幾千萬的人民群眾？
三、補償在改革開放初期做出利益犧牲的工人群體。他們當年被下崗、「內退」，被以少得可憐的錢買斷工齡。至今，他們中有些人的退休金，低於當地最低退休工資標準。鄧小平曾說：「我們的人民太好了，我們一定要對得起他們。」今天，使他們的退休工資不低於最低標準是政府起碼要做到的。在此前提之下，對於如今65歲以上的他們，逢年過節發放幾百元慰問金，則體現一種國家情懷。當然，這裡指的是當年確因企業重組被硬性「下崗」，而目前生活又確有困難的他們。我瞭解到的情況是，每一分花在底層貧困群體身上的錢，都是花得最值的。
四、腐敗問題。對於這個問題，讓我指出現象、分析原因我能說得頭頭是道。但若讓我拿出遏制的高招，我也只有搖頭嘆氣，徒喚奈何。老實說，我沒有良方奉獻，卻有一種真切的感覺，那就是——人民大眾對腐敗的忍受正經受著前所未有的考驗，已到了臨界點。因貪不畏死，這真是不好辦了——人民正瞪大了眼睛看著中共中央、國務院有何作為。如果說，明明可以變得越來越好的中國居然前途夭折，那麼首先肯定是由於腐敗。我唯一能想出的辦法是——加速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與腐敗決一死戰。以為僅僅靠解決一些基本「民生」問題，就可以抵消人們對腐敗、對不公平現象的憎恨，是一種錯誤的想法，連高等動物都會對「貧富懸殊」與不公平現象產生極端不良反應。
五、精簡機構。中國之官員隊伍太龐大了。機構重疊、職能類同，政令多頭，精簡機構勢在必行。
總而言之，當做之事很多，但若先做到以上幾點，中國之希望的曙光現矣。否則，中國之明天難以預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