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勞德—阿得裡安·愛爾維修生於1715年，祖上是德意志人，家族原姓schweitzer，愛爾維修（helvétius）是它的拉丁文拼寫形式。他的父親是法國王后的御醫，他本人是一位富有的和有天分的青年，通過他父親以及其他關係，他得到當時一些最有才智和最有情趣的人物，如伏爾泰、孟德斯鳩和豐特奈爾的資助，並與他們結下了友情。在職業上，他當過總包稅人；這就是說，他在法國的財政管理中發揮過非常突出的作用，他在這個位子上撈取了豐厚的利益。他性情和藹可親，有許多忠心的朋友。在他那個時代，他成為後來所說的啟蒙運動的一位思想領袖。他的主要著作是《論精神》（del’esprit）。這部著作於1758年出版，結果人們發現，它的無神論思想竟然如此嚴重，這本書如此異端，遭到了教會和國家兩方面的譴責，被劊子手當眾焚燬。他只好將它收回，而且不少於三次。雖說他屈從了當局，答應了他妻子和岳母的祈求——她們對發生的這一切深感不安，不過，他顯然不肯改變他的觀點。當他的第二本著作《論人》（del’homme）在他死後於1777年出版之時，人們發現，這本書裡包含了完全相同或者說幾乎完全相同的褻瀆宗教的學說。

愛爾維修在當時是聞名遐邇的人物。他曾到國外旅行；英王喬治二世和德意志的腓特烈大帝都曾盛情接待，他被視為當時這場新的啟蒙運動的一位偉大領導人而備受崇敬。他畢生追求的目標是：尋找一種原則，用它規定道德的基礎，真正來回答如何建立社會、人如何生活以及人應當何去何從等問題，它應當具有牛頓在物理學領域所享有的同樣的權威性。愛爾維修還認為，他已經發現了這條原則，因而自認為是一門偉大新科學的創立者，藉助於這門科學，他最終平息了這場道德和政治大混亂。簡言之，他自認為是政治學領域的牛頓。

以這種方式提出問題實屬天經地義。讓我從孔多塞的著作中引用幾段文字，此人是持有左翼觀點的一位激進的百科全書派，他出生比愛爾維修略晚，他在法國大革命的最後一年死在巴黎羅伯斯庇爾的監獄中。

當一個人在思考道德科學性質的時候[當然他也用道德科學表示政治學]，實在無法迴避這一結論，即，由於同自然科學一樣，它們依賴觀察事實，它們應當遵循同樣的方法，具有一套同樣準確和精密的語言，從而達到同樣程度的確定性。假如有一個與我們人類迥異的物種，他著手研究我們，他就會發現，這兩項研究沒有區別，他考察人類社會就像我們考察蜜蜂的社會和海狸的社會一樣。

他還說：

正像數學和物理學完善了滿足我們簡單需要的技巧一樣，道德科學和政治科學的進步應當對支配我們的行動和情感的動機產生同樣的影響，難道這不是同一自然秩序的組成部分嗎？

如何才能做得到呢？霍爾巴赫，知識大百科全書的另一位作者，是這樣說的：「道德是研究人的精神、意志和行為之間關係的科學，就好像幾何學是研究天體之間關係的科學一樣。」什麼是倫理學的幾何學？什麼是政治學的幾何學？我們怎樣才能從這些科學當中歸納出與物理學和幾何學程度相同的確定性和明晰性？愛爾維修自以為發現了答案。允許我引述他說的一段話。在上帝與人對話的過程中（因為愛爾維修不信上帝是出了名的，這只是一個寓言），他讓上帝對人類說：

我賦予你們感受力。單憑藉這一點，你們這些盲從於我的意志的工具，是無法摸透我的目的的，你們一定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履行我的目的的。我讓你們痛苦，讓你們快樂；痛苦和快樂將守衛你們的思想和行動，激發你們的惡感、友情、傷感、快樂，燃起你們的慾望、恐懼、希望之火，向你們顯示真理，讓你們犯錯誤，使你們產生形形色色的荒唐的道德和司法制度之後，將來有一天再向你們揭露一些簡單的原則，道德世界的秩序和幸福取決於這些簡單原則的發展。

難道這不是對功利主義原則最早的清晰闡述嗎？

根據這一原則，人類唯一想得到的就是快樂，人類唯一想避免的便是痛苦。追求快樂和避免痛苦，事實上，是影響人類的唯一動機，就像人們所說的重力作用和其他物理學原理對無生命物體的作用一樣。最終我們發現了這條核心原理。如果你想知道究竟是什麼東西使人類成為現在這個樣子，使他們呈現出這樣的特徵，使他們如此行事，使他們產生愛和恨、激情和思想、希望和恐懼，它便是這種有意或無意對快樂的追求，對痛苦的迴避。

這個發現著實令愛爾維修興奮不已，因為他認為它確實為他提供了生活的全部答案。它不僅向他解答了人類行為的原因，而且似乎向他提供了以下問題的答案：「人的正確目標是什麼？」因為，假如人類只渴望快樂和避免幸福，那麼，建議他們渴望他們無法渴望的東西，豈不是荒唐之舉。如果說讓樹變成桌子或讓石頭變成河流是很可笑的一件事，那麼，請人類去追求他們在心理上不能去追求的東西，不也同樣可笑嗎？他們受到兩股力量的限制——喜歡快樂和憎恨痛苦，假如這是事實的話，那麼，假如他們順利地、有效地和永不停息地繼續追求快樂的話，他們豈不是很幸福。

於是出現了這樣的問題：「為什麼人類不幸福？為什麼世上會有這麼多苦難、不公、無能、無效、殘酷、專制？」答案是，因為人們還不知道如何獲得快樂，如何避免痛苦。他們對此茫然無知，因為他們一直很愚昧，還有，他們一直飽受恐懼。他們一直昏聵愚昧和飽受恐懼，不是因為他們天生即非善類和明智之輩，而是因為，統治者過去一直不讓他們治下的大多數人知道如何正確發揮天性的功能。這是統治者有意施展的伎倆，是國王、軍人和教士，還有18世紀受到啟蒙的人們所強烈譴責的其他權威人物所玩弄的伎倆，統治者念念不忘讓臣民矇昧無知，這是因為，如果不如此行事，他們的統治所造成的不公正、專斷、道德敗壞、無理性就很容易大白於天下。所以說，自從人類出現以來，少數人用以對付多數人的一個陰謀早就被策劃出來，而且延續不斷。因為，不這麼辦，極少數人就無法讓大多數人臣服。

人天生就有追求幸福、美德、真理的權利。這三種事物是並行不悖的，阻礙人們追求這三件事物的是：其他人的鬼蜮伎倆，他們自己的軟弱天性、他們的矇昧無知，還有這種可治療的思想疾病。因此，哲學家的首要義務便是，利用一種社會衛生學去治療這些很容易治好的疾病。

倫理學是一門技術，因為所有的結果都已經給出。要是你發出疑問：「我們為何應當如此行事？」答案是：「天性使然，我們舍此別無他途。」假如結果已經給出，就無需深入探究了。專家或哲學家唯一的任務便是創造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上，人們以最小的痛苦，最有效、最省時、最便捷的方式去獲取他們只能去追求的結果。愛爾維修所說的相當於這些。他說，哲學家實際上是大廈的建築師（他指的是建造者）。計劃已經擺在那裡，因為它可見於人的天性之中；這項計劃的內容就是追求快樂和避免痛苦。

「重農學派」哲學家，是18世紀主要經濟學家，他們說過類似的話：立法（legislation）不是制定法律[制定法律最好被稱為「legisfaction」（意為「制定法律」）]，立法就是把我們能夠在天性中發現的某些東西：目標和目的，轉換成司法術語。人的真正目標已經給出：它們是可以被發現的，就好像發現物理學定律似的；我為什麼應當服從某位國王、某個政府，對這個問題，簡直就像對物理學定律那樣，是可以證明的。如果這種或那種行動的原因導致更大的幸福——也就是說，如果它符合自然為我們確立的目標——那它就是好的，如果說它減少幸福或以某種方式阻礙幸福，那麼它就是壞的。這是真理的簡單規則，它應當適用於各個領域。

與18世紀其他一些思想家不同，愛爾維修對於人性並沒有太高的評價，即認為人性本善。他認為人非善亦非惡，人具有無限的靈活性和適應力；人是由自然和環境，主要是由教育隨心所欲加以塑造的一種自然事物。因此，他認為，只通過論辯來改進人類是無用之舉。改良的目的是建立新的制度，以此最大程度地爭取快樂和避免痛苦——儘可能讓人們幸福，儘可能消除一切苦難的根源，例如，無知或不公正。但是，通過戒律做不到這一點。即使樹立榜樣也做不到。單憑佈道也不會有太大的收穫，因為人太無知、太盲目；他們盲從於自身的激情，他們盲從於自身的習慣，他們盲從於毫無意義和毫無合理性的忠誠。過去基督教牧師的佈道，幾乎沒有收到良好的效果，因為人就是人，因為他們所受到的有害教育，他們所處的悲哀環境，他們的貧困、軟弱、無知、恐懼——所有這些因素使他們偏離了他們的真正目的，使他們天生就有缺陷。

如何根治？只有藉助於人為的操縱。愛爾維修不相信進步會自動發生。18世紀的一些著名思想家卻對此深信不移。那位了不起的財政大臣杜爾哥和他的朋友孔多塞當然相信永恆的進步，愛爾維修則不然。他揣測道，假如有足夠數量經過思想啟蒙的人，帶著改進人類的堅決意志和無功利的激情，著手去促進人類的進步，尤其是轉變統治者——國王和大臣們——的思想，教他們治國之術——因為管理國家當然是一門藝術——那麼，人類就會有進步。它是一門追求幸福的藝術。同其他藝術一樣，它需要知識。正像打算建橋的人需要懂得大量數學、機械、物理學的知識一樣，一個人要想統治國家，就必須瞭解許多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甚至道德方面的知識。只有當他發現人實際上是怎樣發揮作用的，制約行為的規律是什麼，他才能產生他想產生的東西。做不到這一點，他就會犯下許多可怕的大錯，使人類落入比以前更糟糕的悲慘境地。18世紀末出現了一種合情合理的希望，希望當時的一些統治者聽從這種哲學忠告的觀點，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或許包括俄國的葉卡捷琳娜大帝，當然還有奧地利的約瑟夫二世，顯然都受到了這種啟蒙教誨的影響。

這如何做得到？哲學家們該做什麼？他如何去改變世界？這不能靠傳道，因為人們不願意去聽。他必須採取更為激烈的手段才能達到目的。他必須通過立法和為人類這頭犟驢發明一套大棒和胡蘿蔔的制度才能做到。哲學家掌權的時候，必須創立一種人為的獎懲制度，只要他們的所作所為有利於獲得更大的幸福，就要給予獎勵，當他們的實際行為不利於獲得更大的幸福，就要給予懲罰。人類的動機是什麼，完全不重要。人們是否有助於幸福，這一點也不重要，無論因為他們是善良的而且贊成幸福的，還是因為他們從某種利己主義的、低劣的、卑鄙的動機出發。人們是否妨礙人類的幸福並不重要，因為他們心懷惡意或道德敗壞，或因為他們是矇昧無知的蠢材或理想主義的傻瓜——無論是哪種情況，他們造成的破壞都是一樣的，他們所帶來的好處也是一樣的。因此，我們必須放棄所有對動機的討論，這種討論是無關緊要的。試圖採取行動反對人類的偏見，反對人類的迷信，是徒勞無益的，因為這些偏見只有在很長時間之內才能根除。在短期之內，這些東西是根深蒂固的，因此，正如義大利思想家帕累託在20世紀用憤世嫉俗的口氣建議的那樣，「不要反對偏見，要利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