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斯頓·丘吉爾在戰後寫道：「這場大戰找不到任何一個階段比開頭來得更有意思。各支龐大的部隊按部就班、悄無聲息地集結；動向部署撲朔迷離，捉摸不定；多少真相被矇在鼓裡，叫人不得而知，也無從知曉，這一切讓最初的兩軍相接成為一齣大戲，情節之盛，遠非其後能比。大戰期間也找不出任何一個階段經歷過如此宏大之戰事，遭受過如此慘烈之屠殺，付出過如此沉重之代價。更何況，戰爭伊始，我們的疑慮、恐懼與興奮尚未被此後經年累月的戰火煉獄吞噬與磨滅。」縱使在與丘吉爾一同參與過這些重大戰事的人當中，鮮有幾個能夠懷著如此強烈的熱情去直面這些，可事實正是如此。

在我們生活的21世紀，人們每每提及這場大戰，腦海中浮現出來的印象總是交錯縱橫的塹壕、混沌不堪的泥地、帶著鉤刺的鐵絲網，還有那些感傷抒懷的詩人。人們多以為1916年索姆河戰役打響的首日是整場戰爭中傷亡最為慘重的一天，事實卻並非如此。回到1914年8月，法國軍隊正在穿過一片此前從未踏足過的原野，在明媚的陽光下向前推進；士兵們穿著藍色軍服和紅色軍褲，排著密集的隊形；指揮官們騎著戰馬，走在隊伍的前頭；各色軍旗招展飛揚，軍樂隊鼓號齊鳴。法國人在用一種與此後截然不同的方式作戰，付出的單日傷亡代價也要更加駭人。誠然，法軍到底傷亡多少，眾說紛紜，可即便最樂觀的預計也表明法國人在1914年開戰的頭五個月裡減員人數已經超過百萬，其中死亡32.9萬人。有個士兵連全連首次投入戰鬥時共有82人，待到八月將盡，能夠毫髮無傷、僥倖活下來的只剩下了三人。

德軍同期減員人數為80萬，死亡人數是整個普法戰爭的三倍。這個資料也意味著傷亡率要比這場戰爭其後任何一個階段的都更高。英軍八月份在蒙斯和勒卡託分別打了兩仗，這兩場戰役也被載入了英國人自己的史冊。10月份，英國那支小小的遠征軍被拖入了第一次伊普爾戰役，這是一場為期三個星期的噩戰。防線是勉強守住了——在這一點上，法國人和比利時人做出的貢獻要遠比英國民族主義分子所承認的更大——可這支老舊英國部隊中的相當一部分人永遠長眠在了伊普爾的公墓當中。單單1914年一年之內，英國士兵死亡人數便是三年前布林戰爭的四倍。此時此刻，在東線，俄國人在短短幾個星期裡紛紛丟下自家農田、商鋪和機床，動員入伍，同奧地利和德國計程車兵展開正面交鋒。塞爾維亞雖然只是一塊彈丸之地，卻讓奧地利人接連吃到敗仗，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也變得搖搖欲墜起來。聖誕節來臨之前，奧地利人已經在塞爾維亞和俄國人手中損失了127萬人，相當於每動員三個士兵，其中便有一人減員。

不少與1914年有關的著述，要麼多限於描述當年八月各路大軍是如何風起雲湧，政治外交時局又是何等混亂，要麼便是繪聲繪色地講述一個軍事故事。我力圖將多條線索合而為一，給讀者一些交代，至少能夠就「1914年歐洲到底發生了什麼？」這樣重大的問題做一番解釋。開篇幾章講的是戰爭的起因，接著說的是之後戰場上以及背後的種種動向，一直寫到冬季來臨，戰事陷入僵局，呈現出某種軍事特徵。這種特徵在很大程度上一直被保持著，直到進入1918年收官階段。雖說以1914年聖誕作為結點純屬自作主張，可我還是要借用上文引述的溫斯頓·丘吉爾的話語來證明這場戰爭在開局階段具有的某種獨特之處，足以將這一階段拿出來單獨審視。終章則進行一些更加全面的反思。

人們一直以來都將大戰的爆發視為史上最為錯綜複雜的一系列事件，甚至要比俄國革命、「二戰」爆發或者古巴導彈危機更加難以理解，也更不容易解釋清楚。這種看法並非沒有道理。這一段歷史寫的無疑是那一幫政治人物和軍事將領的故事，正是這些人有意發動了這場戰爭；這一段歷史寫的同樣是三個同盟國——德國、奧匈帝國，再加上義大利這個無所作為的一員——與俄、法、英三個協約國之間的較量與對抗。

在今天的英國，人們普遍認為這場戰爭既然可怕到了如此地步，那麼敵對各方因何而戰，是非對錯已經無關緊要——願意的話，不妨看一看《黑爵士》，這部電視連續劇寫的倒是歷史。不過，即便你無法完全認同西塞羅的觀點，認為事件的起因要比事件本身更加重要，這種觀點似乎也有失偏頗。肯尼斯·o.摩根是一位歷史學家，博古通今，既非保守派，亦非修正主義的支援者。摩根在1996年就20世紀兩大世界性災難的文化後遺症做過一次演講，談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本來面目在20世紀20年代遭到批評人士強行篡改」，首當其衝的便是梅納德·凱恩斯。此人對德國抱有強烈的同情心，認為1919年簽訂的《凡爾賽條約》有失公允，蠢笨無益，對此大加抨擊，卻絲毫不曾想過倘若德意志帝國及其盟友真的贏得勝利，歐洲又會迎來怎樣一種和平。看看英國人在一戰之後的情感轉變，再看看1945年之後的勝利姿態，二者反差過於強烈。有一種觀點認為1914-1918年的那場戰爭與1939-1945年的戰爭在道德秩序上不能等同視之。有人對這種觀點嗤之以鼻，我便是其中一員。設想倘若英國袖手旁觀，任由同盟國在歐洲大陸肆意妄為，那麼英國的利益勢必受到德國直接威脅，德國人獨霸歐洲的胃口無疑將隨著軍事上取得的節節勝利變得越來越大。

17世紀有個作家，名叫約翰·奧布里，曾經寫道：「大概是在1647年，我出於好奇，前去看望司湯普牧師，想看一看他的手稿。這些手稿我小時候看過一些，可是到了我去的那會兒已經散落遺失，不知去向。司湯普的幾個兒子有的當了炮兵，有的做了步兵，拿著這些手稿擦拭手裡的槍炮。」所有的歷史學家都要面對這樣的失落。可是，那些反差的場景同樣令一心探究1914年曆史真相的人們感到苦惱：史料來自那麼多種語言，令人難以盡閱。其中大部分要麼存疑，要麼純屬訛誤。幾乎所有的歷史人物都在多多少少偽造與自己所扮演角色有關的記錄；大部分檔案材料已經遭到毀壞，不單是因為疏忽大意，而是因為這些材料被認為有損某些國家或者某些人物的顏面和聲譽。自1919年開始，德國的領袖們為了追求政治利益開始極力編造歷史，有計劃地毀滅那些讓自己面上無光的證據，好讓德國免於戰爭罪行。一些塞爾維亞人、俄國人，還有法國人也在幹著同樣的勾當。

不僅如此，正是由於太多政治人物和士兵在1914年之前的幾年裡三番五次改變自己的理念與想法，這些人在公私場合留下的文字言論才會被拿來當作證據，證明對他們思想意向做出的種種判斷言之有理。有一位學者曾經把海洋學比喻成「一項具有創意的活動。從事這項活動的人……只是為了滿足個人好奇。不管是自己的、還是別人的研究資料，都試圖從中找出有意義的模式來。還有一點要比人們想象的更加常見，這些人對資料的解讀往往都是推測罷了。」歷史研究通常也是這樣，對1914年的歷史研究尤其如此。

學界對於該由哪家承擔開戰罪責的問題，已經喋喋不休地爭論了好幾十年，也經歷了好幾個特色鮮明的階段。由於人們普遍認為1919年《凡爾賽條約》對德國的制裁過於嚴厲，有失公允。受此影響，有觀點認為歐洲列強在戰爭責任問題上一概難辭其咎，這種看法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大行其道。接下來便是路易吉·阿爾貝蒂尼的那本傳世之作《1914年大戰溯源》（itheoriginsofthewarof1914/i）。該書於1942年和1953年先後在義大利和英國出版，為其後不少研究，尤其是強調德國要對戰爭負責這個問題定下了基調。1961年，弗裡茨·費舍爾出版《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作戰目的》（igermany’swaraimsinthefirstworldwar/i）。這是費舍爾寫的又一本具有開拓意義的專著。作者在書中指出，鑑於史實證據表明德國領導層有意趕在俄國加速發展、擴軍備戰、迅速扭轉戰略劣勢之前發動一場歐洲大戰，德意志帝國因此必須承擔罪責。

該書一面世，便激起了費舍爾德國同胞的憤怒。這一輩德國人連承認德國要為發動「二戰」承擔責任都不願意，現在可好，費舍爾居然言之鑿鑿地稱自己的祖國還要背上「一戰」開戰的罵名，實在欺人太甚。費舍爾的學界同行也開始對他連番炮轟。「費舍爾爭議」在德國引起的反響之劇烈，無論美英均無任何同型別歷史爭議可以與之相提並論。然而，待到塵埃落定，共識浮出水面，人們看法倒是相當一致。除開些許地方值得商榷，費舍爾所言不虛。

不過，在過去三十年間，費舍爾的觀點在不同層面受到了歐美兩國作家的強烈挑戰。其中，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異議來自喬治·亨利·蘇圖1989年出版的《黃金與鮮血》（il’oretlesang/i）。蘇圖並未追究大戰的起因，卻將注意力放在了協約國與同盟國敵對雙方的作戰目的之上，令人信服地表明，與其說德國人早在參戰之初就已經制訂好了一份有連貫性的計劃來統治世界，還不如說是走一步、看一步。另外幾位歷史學家挖掘出更多爭議話題。肖恩·麥克米金在2011年寫道：「1914年的戰爭更像是一場屬於俄國人、而非德國人的戰爭。」薩穆埃爾·威廉遜2012年3月在華盛頓威爾遜中心召開的一場研討會上發言指出：「擺明了錯在德國」這種說法已經站不住腳。尼爾·弗格森將主要責任歸在了當時的英國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頭上。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認為奧地利有資格就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刺，向塞爾維亞進行軍事報復，因為塞爾維亞本來就是個流氓國家。德皇與德國皇室研究權威的歷史學家約翰·洛爾則堅持立場，認為「確有關鍵證據表明是德國蓄意發動的大戰」。

無論上述論斷確有其事也好，似是而非也好——至少目前是這麼個感覺——人們都有充分理由相信，這些與1914年有關的歷史爭議將毫無疑問地永遠持續下去。人們大可提出種種解釋，但一切只是推論假說。21世紀初始已經為我們提供了大量有關這場「七月危機」的新鮮理論學說和富於想象的重新評估，卻鮮有與之相關、令人信服的史料出爐。對於戰爭因何而起，現在沒有，將來也永不會有「定論」出現。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每一位作家都只可能提出自己的看法觀點。就此而言，我自會將我的結論闡述清楚，也會盡我所能，將各家爭議重新搬上紙面，以便讀者自行判別。

親歷過那個時代的人其實和21世紀的後人一樣，對於1914年8月降臨在歐洲頭上的這場鉅變，以及其後那些年月發生的一切同樣心有餘悸。陸軍中尉愛德華·路易斯·斯皮爾斯是英軍駐法國陸軍第五集團軍聯絡官。他在戰爭結束很久之後回憶道：「這就好比一艘正在下沉的郵輪。船上的所有人，無論尊卑貴賤，都在同一時間做著同樣徒勞無用的掙扎，試圖反抗這股巨大的自然力量。這股力量是那樣強大，管你會不會水，遊得好與不好，都讓一切變得毫無意義，短短幾分鐘之內就將所有人統統吞噬。」

我在描寫歐洲各國打得不可開交的時候，把寫作重心放在了那些無足輕重、草莽民眾的證詞證言之上。這些人既有陸軍士兵、也有海軍水員，還有平民百姓，他們都是這場戰亂的犧牲品。誠然，那些偉人要員和重大事件也會在我的書中一一敘述，可是過了一個世紀再寫任何一本類似的書，無論如何都應該多做點努力，為這場「聚會」引入幾位新來的「客人」，這也有助於讀者明白我為何要將重點置於塞爾維亞和加利西亞的戰線之上，因為這些都是西方讀者瞭解不多、知之甚少的地方。

如此宏大的戰事在幅員數百英里的遼闊戰場上同時展開，要想加以細述，一大難點在於該以何種方式加以呈現。我的選擇是以戰區為序，輪流敘述，在時間順序上出現錯位在所難免。這就意味著讀者必須時不時回過頭去，打個比方，在描寫坦嫩貝格戰役開打的時候，英法聯軍就已經退到了馬恩河畔。即便如此，我還是避免從一條戰線突然跳到另一條戰線，這樣應該能夠最大限度保持敘事的連貫性。一如之前的幾本書，我這一次同樣儘可能省去了某些軍事上的細節，諸如師團番號之類的東西。畢竟，人的經歷體驗才是最能夠引發21世紀讀者聯想的東西。不過，為了讓讀者更明瞭「一戰」早期戰役的演變發展，關鍵在於得讓人明白每一名指揮官都害怕遭到敵人「側翼包抄」，這是因為每支部隊的外緣與後部都是最薄弱之處。不管是在法國、比利時、加利西亞，還是東普魯士和塞爾維亞，士兵們在1914年的秋天都經常遭遇到側翼包抄。之所以會發生這樣的情況，是因為作戰將領們要麼有意選擇暴露的側翼發起進攻，要麼就是為了避免成為側翼進攻的犧牲品。

休·斯特拉坎寫了一本描寫一戰的鴻篇鉅著，他在首卷中記敘了發生在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戰事，提醒人們不要忘記這場戰爭後來真的演變成為一場世界大戰。就我而言，同樣宏大的敘事篇幅恐非拙著框架所能承受。因此本書僅僅著力描寫發生在歐洲的慘劇，其場面已經足夠宏大，悲慘程度也已足矣。為了讓描述更加清晰，我自作主張，在文體形式上做了一些改變。雖然，「聖彼得堡」（stpetersburg）在1914年8月19日更名為「彼得格勒」（petrograd），可我仍然在書中保留了舊名——這個名字現在又成了新名。「塞爾維亞」（serbia）在當時的報刊文獻中一般拼作「servia」，我依舊採用前者，引文中亦是如此。除開某些帶有政治意味的章節片段，哈布斯堡帝國的國民與士卒在書中一般被描述為「奧地利人」（austrians），而非更為確切的「奧匈帝國臣民」（austro-hungarians）。對於像馮·克拉克（vonkluck）這些全稱中帶有「馮」（「von」）字樣的人名，我在第一次提過之後便會將敬稱省去。地名一律統一標準，比如說「牟羅茲」（「mulhouse」）就不再選用其德語名稱「穆爾豪森」（「mühlhausen」）。

雖然，我之前也寫過不少和戰爭有關，尤其是「二戰」方面的書，但這本書是我頭一回對這場「二戰」的先導之戰進行的長篇論述。我本人對這一歷史時期的接觸研究始於1963年。那時我還是一個新人，剛剛畢業，走出校園，沒有正式工作，正處在「空檔之年」，應聘進入bbc電視臺，替26集史詩系列片《大戰》（ithegreatwar/i）做研究助理。週薪雖說只有區區10鎊，可就憑我那點本事，至少也算多賺了9鎊。節目製作人包括約翰·特林、科列利·巴奈特，還有阿利斯泰爾·霍恩。我採訪了許多參加過一戰的老兵並和他們保持書信往來。這些老兵當時剛剛步入暮年。我也查閱了不少出版的文學作品和檔案檔案。就我個人而言，這段年輕時代的經歷是我一生中最開心，也是最有收穫的一段回憶，1963-1964年期間付出的辛勞也對我日後寫本書起到了不小幫助。

回到我那個年代，凡是在學校裡唸書的都在如飢似渴地讀著芭芭拉·塔克曼1962年的暢銷書《1914年8月》（iaugust/i1914）。沒想到過了幾年，竟然聽聞某位歷史學家斥責塔克曼的書「毫無學術價值可言」，著實吃驚不小。即便如此，那本書仍然不失為講述歷史故事的佳作，依舊受到不少崇拜者不加掩飾地喜愛，我就是其中之一。正是這本書極大地激起了我們這些人的熱情，去追溯這一段過往歲月。這一段歷史對後人產生的影響是無法磨滅的，正是這些日子見證了一個王權貴族統治下的歐洲垂垂老矣、在劫難逃的最後盛景，隨之而來的是一個戰火催生的混沌新世界。

馬克斯·黑斯廷斯

伯克郡奇爾頓佛里亞特

201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