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以「愛情」為信仰，愛情、愛人便是他為之獻身的全部意義。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世上會有「殉情」之人，會有「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的名言，會有「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的貞烈誓言，會有梁山伯與祝英臺化蝶而伴的絕美傳說。對於以「愛情」為信仰的人，愛人的離開就是世界的毀滅，自我的消亡，是一切意義化為灰燼。

有些人以「金錢」為信仰。最典型的代表便是我們所熟悉的文學人物——巴爾扎克筆下的「葛朗臺」。「在老葛朗臺眼中，金錢高於一切，沒有錢，就什麼都完了。他對金錢的渴望和佔有慾達到了常人無法理解的病態程度：他半夜裡把自己一個人關在密室之中，愛撫、把玩、欣賞他的金幣，放進桶裡，緊緊地箍好。臨死之前還讓女兒把金幣鋪在桌上，長時間地盯著，這樣他才能感到暖和。」他是完全的「拜金者」。我們千萬不要誤以為現代社會中常說的「拜金主義者」指的是金錢的信仰者，就是真正的「拜金者」，絕對不是。真正的「拜金者」熱愛金錢，遠勝於愛其他一切。在他眼中，金錢是神，他崇拜金錢，尊敬金錢，珍惜金錢，愛戴金錢，願意為金錢犧牲其他。所以真正的「拜金者」絕不可能揮霍金錢、亂用金錢、浪費金錢，「一擲千金」「千金散盡」絕不是他會做的事情，如果可能，他甚至會阻止別人這麼做，因為金錢就是他的命，就是他的靈魂，揮霍金錢就等於要了他的命，撕扯他的靈魂。所以真正的「拜金者」，那些以「金錢」為信仰的人，一定很節儉、很刻苦，一定是「守財奴」。他們的樂趣不在消費，只在斂財；他們不捨得用錢換購物質享受，因為錢本身就是最大的享受，金幣的光芒就是他們認為最美的輝煌。我們現在所謂的「拜金主義者」實際上並不真正尊敬金錢，只是把金錢當成一種工具或者一種手段，利用它來得到其他東西。所以，我們感興趣的是其他東西，而且這些東西常常會變。而真正的「拜金者」不以金錢為手段，而以它為終極目的，心存嚮往，始終專一。

有些人的信仰源於他對人類美好精神的熱愛，比如中國著名的建築學家梁思成。他對古代建築所包含的智慧和藝術的熱愛，超越了任何可見的疆界，極為博大。1944年夏，二戰接近尾聲，中國持續了八年的抗日戰爭也將結束，美軍已經對日軍佔領區和日本本土開始戰略轟炸。梁思成當時在重慶擔任教育部戰區文物保護委員會副主任。他在弟子羅哲文的協助下，整理古蹟遺址名單，並在地圖上標明位置，防止盟軍轟炸時破壞了那些無價的建築珍寶。雖然，當時的中國人無一不對日本恨之入骨，梁思成本人也有兩位親人在這場戰爭中犧牲，但他仍然竭力保護日本的奈良和京都，使之躲過了一場文化浩劫。為此，日本古都奈良還專門為梁思成立了像。

得意時使人心懷敬畏，失意時令人心存企望的那個東西，往往就是我們的信仰。

所以，有些人或許沒有宗教歸屬，卻不代表他沒有信仰。我們可以認為，有些信仰的持有者人數，尚未達到發展為「宗教」的規模，尚不足以形成組織或團體。或者，有些信仰的持有者本身排斥外部建制，例如信仰「自由」的人本就信奉個人精神的自我主宰，追求最大程度的自治自律，因此他們往往會拒絕遵從外來的規則，通常也樂於游離在任何群體組織之外。又或者，有一些將「美」作為個人信仰的信徒，比如很多偉大的藝術家，他們不願拘束於任何一個團體，而更願意在美的感召下單打獨鬥。還有一些信仰的持有者無須參與任何信仰的共同體，因為他們甚至沒有意識到自己有一個尚未被理性自覺的信仰。比如我們很多中國同胞，尤其是老一輩，都以為自己沒有什麼信仰，但事實上卻是「良心」的忠實信徒，就像在日常生活中，我常聽老人說「摸著良心做事」「人在做天在看」「人心自有一杆秤」諸如此類的話。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其實這已然透露了這些老人心中的虔誠與敬畏。得意時使人心懷敬畏，失意時令人心存企望的那個東西，往往就是我們的信仰。

中國人的信仰

很多人以為中國人沒有信仰，其實這是一個誤解。

雖然早在兩千年前的孔子時代，高瞻遠矚的他已經為我們後世的子孫選擇了「敬鬼神而遠之」的生活方式，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中國人就沒有高於生命本身的存在意義，也不是說，中國人的生活不存在超越世俗的精神世界。這其實說明，中國人的生活無需鬼神介入，也能通達精神世界的完滿。

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簡史》一書中這樣說道：「中國人不大關心宗教，是因為他們極其關心哲學。他們不是宗教的，因為他們都是哲學的。」換言之，馮友蘭先生認為，中國人的信仰不是宗教的，因為它是哲學的。這樣的哲學信仰無須組織，不分場合，而是潤物無聲地自化於中國人的生活中。中國人的哲學信仰就是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大多數中國人之所以不需要從事宗教信仰的活動，是因為他們已然在每天的日常起居、待人處事中實踐著他們的哲學信仰。大多數中國人不會定期去廟裡、道觀裡、教堂裡、清真寺裡尋找神聖性，因為對他們而言，世俗生活如明波般清晰可見，神聖性則似暗流，恆久地潛伏在世俗生活的背後，與世俗生活同在，決定著它的流向、它的起伏。西方人將世界劃分為「上帝之城」與「世俗之城」，「上帝之城」掌管著信仰，「世俗之城」掌管著生活，「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上帝之城」與「世俗之城」分立而治，互不侵犯。而對於那些深諳中國傳統哲學精神的人而言，信仰與生活，恰如此岸與彼岸，信仰即生活，此岸即彼岸，二者渾然一體，從未分裂過。中國人的生活世界就是他的哲學世界，也就是他的信仰世界。因此，中國人的哲學信仰不需要藉助外力，不需要一個來自彼岸卻要為此岸生活制定規則的陌生的「他者」——「神」——的拯救，中國人相信「心可轉萬物」，「修心」便可使人化此岸為彼岸，在此岸實現彼岸，因此我們致力於人內在的自我修養。中國人的身與心、現實世界與信仰世界從不分裂為「此岸與彼岸」，我們從不輕視此岸而力求彼岸，對中國人而言，用彼岸灑脫的精神應對此岸瑣碎的生活，那「彼岸」便在「此岸」之中；身在風霜雨雪中，心卻常常清淨明朗，那「此岸」也就是「彼岸」。所以，到底是「此岸」還是「彼岸」，不在於你實際的生活處境如何、具體的人情世故哪般，而是在於你的「心」有多寬，你的精神境界有多高。所以，中國人的信仰力量，不借助神的力量、鬼的力量，或者聖人的力量，唯一藉助的是自我精神境界的不斷提升，個人修為的不斷提高，由此滋養並激發自我內在的「心靈力量」。

就像《六祖壇經》中所說的那樣：「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我對這話的理解是，人與人的差別本質上是心靈的差別，精神覺醒就是成佛，心懷公正就能明辨是非曲直，內心常有清明安和便是出家人。其實，山還是那山，水還是那水，生活還是「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而面對同樣的山水、經歷相似的生活時，不同之處盡在「人心」。不同的人心，意味著不同的「心境」，帶來不同的「心態」，化生出不同的處世之道，領略到全然不同的人生滋味。所以中國人的哲學信仰從來注重從「心」修養，以心境的提升拓寬日常的視界，以胸襟的豁達開闊生活的天地。比如，中國古代的讀書人就懂得怡心以補運，寬心以安生，「天薄我福，吾厚吾德以迎之；天勞我形，吾逸吾心以補之；天厄我遇，吾亨吾道以通之」。中國人的信仰不是宗教的，中國人在生活中從來習慣了不假外道，不求助於某個「天外來客」的拯救，而是凡事力求諸己，一切問心，自了自度，自我拯救，即使竭盡全力仍無力改變現實困境，至少不失自我沉潛之識、卓越之見、慷慨之節、篤實之心、文雅之學。有名或無名，得利或失利，都追求內心對名利的淡定。無可改變生死，但可以超越對生死的惶惑與恐懼。

中國人的信仰力量不在於堅信我們在此岸忍受的苦難，將來或死後能到彼岸得到補償，這種「此處吃虧，別處得利」的想法仍然基於一種心態上的失衡，是一種得失上的計算，一種不徹底的釋懷，終究還是脫不了市儈氣。而我們的哲學信仰使我們能常保「盡己之力，得失隨緣」的豁達，名利上的難得糊塗、輸贏上的偶爾健忘，讓我們能心平氣和地應對生活永珍，甚至連此岸的困苦經歷，也可以被我們晉升為自我修心養性的磨練、提升精神境界過程中的挑戰與考驗。當生活的「重力」將我們往沼澤中拉扯，內心超然向上的「光」卻只是把我們引向「清風明月」之境，那是一種面對生活時更為達觀、更加飄逸、從容不迫的心靈力量，使我們能常懷彼岸之淡泊心境，泰然安身於此岸之中。正是這樣的心靈力量實現了中國人不假外力的內在超越，無需外援的自我拯救。所以中國哲學信仰緊貼世俗生活，中國人的智慧從日常生活中來，超越於日常生活，最終也迴歸到日常生活中去。

這也就解釋了一些奇妙的語言玄機，比如在中國文學、哲學或武學中的「牛人」通常不是那些來自彼岸世界的「超人（superman）」——所謂「超人」，超乎於「人」之上，換言之，「超人」不是「人」，他有某些非人的特異功能，或我們稱之為「神力」。中國語境中的「牛人」往往恰是此岸世界中的「高人」「真人」——他們仍是凡人，「高人」之「高」不在體型能力，而是「高」在心境、覺悟、智慧；「真人」之「真」在於他活出了真本色、真性情，有本真之性、天然之態、清淨之心。由此可見，我們中國人欣賞和敬仰的，素來不是無可挑剔的完美者——某些不具人性的「非凡人」，而是能以彼岸的灑脫心態經營此岸生活的「平凡人」，是能「入世地做事，出世地處世」的「厚德之人」，是能「盡人事而聽天命」的「逍遙之人」。「高人」「真人」不拘泥於特定的職業身份、學問見識，也不論年齡性別、不分人蟲鳥獸，中國人在意的只是其修養心性上的「高低」「真偽」。因此，在中國諸如《西遊記》這樣的民間傳說中常有這樣的情節：不經意間一個鬥字不識的蔥姜老太就是觀音菩薩的化身。在中國武俠小說裡，一個相貌平平的山林野夫竟會是隱居多年的武學泰斗，一個衣衫襤褸、破破爛爛的老乞丐竟然是江湖上最鼎鼎大名的丐幫幫主。南山、秋菊這些尋常之物也可以有一種人情之蕭雅恬淡；鳥獸蟲草之中往往也蘊含著一種自在舒展。中國的書法亦如是，潑墨揮毫盡如為人處世，字裡行間皆是人生哲學。中國的哲學信仰使得中國人常是以心解景、以心通物、以心達人。所以我們有「達觀」一詞。我們都知道，人無論如何都突破不了自己的皮囊、自己的身體，所以「達」不是「身事」，換言之，不是身體力行能成之事。但有趣的是，心能成就「達」，「達」可以借心取道，所以是一樁「心事」，所謂「達觀」就是由心觀物，以心閱人，忘心以通天地。

中國的哲學信仰奠定了中國獨特而璀璨的文化。而能威脅到中國文化的從來不是外來文化，異國文化與中國文化並不是對立的，相反，在某種意義上它們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交相輝映的。儘管異國文化與我們中國本土的哲學信仰、傳統精神不盡相同，但是這樣的差異不存在針鋒相對的矛盾，而是取長補短的多元，就像西醫的精準與中醫的達觀，就像科學的理智與信仰的神秘，正是它們的差異造就了文化的精彩和無限的靈感。

真正的威脅從來都源於內部的變質和扭曲。很多時候，我們自以為代表了中國文化，實際上所言、所行、所思、所想全然偏離了純然本真的中國精神，卻逐漸形成了一套不中不西，與很多文化形似，卻在任何文化中找不到精神根基和內在底蘊的「四不像」。不論何種文化，其根基、其精髓必來源於某種信仰，這種信仰或是宗教的，或是哲學的。很久以前，一個外國哲學教授曾問我一個問題：「whatdoyoumeanbybeingachinese？」你為什麼說你是中國人？「中國人」的標準是什麼？這些年來，我從沒有停止過對於這個問題的思考：判斷「中國人」身份的標準是什麼？是形象外貌嗎？黑頭髮、黑眼睛、黃皮膚嗎？肯定不對，日本人、韓國人乃至其他亞洲國家的人，也與我們有著相似的外形。那是我們的母語中文嗎？也不對，從小在中國長大的外國小孩，也可以把中文作為母語，講得可能比我們還好，他們算是中國人嗎？不一定吧。那是我們居住在中國嗎？一定不是這個答案，住在中國的外國人太多了。是因為我們持有中國護照，我們是中國國籍嗎？似乎也不對，中國國籍代表的是國民身份，卻不足以證明我們是骨子裡的中國人。所以最後，我的答案是「文化歸屬感」——我發自內心認同並熱愛中國文化，她屬於我，我也屬於她，是她造就了我的精神。可是問題又來了，「文化歸屬感」基於文化認知，如果一個人對中國文化一無所知或者一知半解，又怎麼談得上認同或熱愛，更何來歸屬呢？所以，一個骨子裡的中國人必當首先了解中國的文化，她從何而來？她是什麼？她正在往何處去？只有真正瞭解她，才能找到真正熱愛她、為她效力的方式。因此，瞭解和理解中國的文化、中國人的信仰，是身為一箇中國人的責任，也是對自己的負責。因為生為一個人，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文化的「起源」、一個精神的「出處」，瞭解它就是了解自己的根。

我們很多中國人不是在西方的基督教社會中耳濡目染長大，很難理解西方基督教信仰的內涵，也就很難真正明白西方文化，因此我們再怎麼努力，英文說得再怎麼流暢，終究成不了純正的骨子裡的西方人。所以我們更應該努力成為一個純正的骨子裡的中國人，那是我們的祖先遺留給我們的最寶貴的文化底蘊，美不勝收。若不倍加珍愛，若不相沿成習，那就真的是暴殄天物，真是一種辜負了。對一種文化的不理解，必然會導致對這種文化的歪曲，中國文化所遭受的最致命的傷害，從來不是來自於他國之人，而往往是來自於國人自己無知的歪曲。我由此想到一句話：「孔子不是儒家弟子，老子不是道家弟子，釋迦不是佛家弟子。」這句話正是在說，能敗壞儒學的只能是不純粹的儒者，能敗壞道學的只能是不純粹的道士，能敗壞佛學的只能是濫行的和尚。那麼同樣的道理，能敗壞中國文化的，只能是不識中國文化之真精神的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