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這也太大了，叔，」他接過錢，「我給您破開。」

他把這張大鈔橫著折了又折，成了一根紙卷，比直了藏在左手中指後，右手捏著一捋，接著雙手展開，變成了一張五十的。

「我×！」我爆了粗口，「快給老子變回來！」

劉五洲嘿嘿一笑，如法炮製，再一展開，變成了一張二十的。

我頹然坐倒，靠在靠背上，有氣無力地說：「你自己玩兒吧，臭小子。」

於是我看著他把這張錢變成十塊的、五塊的、一塊的，最後揉成了一個小紙團，用手掌一壓，再一開啟，居然變成了一個硬幣。接過來一看，還不是人民幣，是遊戲幣。

「你小子生了場病，本事可大了，」我嘆道，「往零碎了變算什麼本事啊？你給我變回一百的來。」

劉五洲低下頭，亂糟糟的劉海垂下來，遮住了他的眉眼。「我要能那麼變，」他小聲說，「還打什麼賭啊，叔。」

這是我最後一次見他。冬去春來，妻子從廣東出差歸來，我也很少一個人去吃麵了。即便去吃，也不會在那個點兒去；即便在那個點兒去，也沒有人陪我聊天了。因為別的服務員幹活太慢—相對劉五洲而言—所以總是很忙亂，沒什麼時間理我。我一直不知道劉五洲去哪兒了，更不知道他跟他哥打的什麼賭。

一直到我知道他死了。

初夏，不是五月就是六月的一個週六中午，我忘了是因為什麼，一個人去吃麵。中午吃麵，過程極簡單—點、吃、結賬、走，一般沒工夫聊天。沒想到過來個小胖子，也是十八九歲，穿著麵館的制服，彎下腰小聲說：「叔，您認識劉五洲吧？」

我一橫眉毛，剛想罵人，誰是你叔？怎麼是個半大小子都叫我叔？我有那麼老嗎？忽又一想，除了劉五洲，其實並沒有什麼半大小子叫我叔。

「你說劉五洲？」我放下筷子，「變戲法那個？」

「對對！」小胖子使勁點了點頭，我真擔心他把頭甩出去砸著誰，「他出事啦。」

「出事？出什麼事？」我挑了挑眼眉，「是改名叫劉謙，終於上春晚了嗎？」

「不是，唉！」小胖子急了，用指關節直敲桌子，「他死啦！」

那天晚上，小胖子在隔壁燒烤店門口的大排檔，就著兩瓶啤酒給我講劉五洲的事。

小胖子也是這家麵館的服務員，見是見過一萬多次，但並沒有聊過天。他是劉五洲的同鄉—不僅同鄉，還同村。這應該不假，因為他是我所見的在店裡唯一跟劉五洲聊得比較多的人。他們村的小夥子，大部分都出來到各城市的麵館打工，有出息的當麵點師傅，抻面削麵，沒出息的端盤子洗碗，反正是跟面幹上了。

劉五洲兄弟兩人，哥哥叫劉四海。爸爸早死，媽媽把倆兒子帶大，還沒看見兒媳婦的影子就撒手了。好在哥哥成人了，能種地養雞維持生計，弟弟就出來打工。去年春節，劉五洲回了趟家，關於他哥哥的病，他成了村裡最後一個知道的人。

劉四海得了一種所謂的怪病：尿多，全身腫，腰疼。好在他們村也不是什麼特別閉塞的窮鄉僻壤，附近縣城裡醫院還是有的，街坊大嫂子帶著劉四海去了一查—尿毒症。尿毒症是啥？村裡人沒有知道的，大夫雲山霧罩說了一大堆，除了開了好幾千塊錢的藥以外，其他的都沒聽明白。

劉五洲是在祖國首都見過世面的人，決定帶著哥哥去更大的醫院看病。過完節，兩人就去了大同三院，終於把病問明白了。同時，也明白治這個病需要多少錢了。劉五洲扶著哥哥從醫院出來，才一齣門，「咣噹」一頭就栽倒了。

哥哥劉四海急了，說：「你這是怎麼了？沒錢咱可以賣房子，大不了不治了，你急什麼呢？」劉五洲說：「我倒不是急，我這半年老摔，走著走著眼前一黑就摔一跤，常有的事。」劉四海一聽：「那可不行，這不是小事，這不還沒出醫院嗎？走，回去看看去。」

劉五洲拗不過哥哥，只好去掛了號。這一查可了不得，劉五洲腦袋裡長了個瘤子。

中間的事情，村裡人也不太清楚，只知道後來兩人回了村，相對無言。幾天之後，街坊大嫂子突然滿村跑著叫人，說老劉家打起來了。大夥兒踹門一看，劉四海正舉著一口鍋，追著劉五洲滿院子跑。還沒來得及勸，只見劉五洲往前撲地便倒，摔了個狗啃泥。這下劉四海也不鬧了，趕緊攙扶起來撅砸捶叫。劉五洲好半天才緩醒過來，消弭了這場禍端。

大夥兒一問，原來哥兒倆本來正在商議把院子賣了治病，但粗略一算，恐怕連治一個人的病都不夠。於是哥兒倆為了治誰不治誰的問題吵了起來。街坊們好一頓勸解，才把兩人勸住。當地民風淳樸，大家覺得求生本能驅使之下，這也情有可原，所以誰也沒有對劉家哥兒倆有一絲態度上的改變。相反，大隊還組織了一次捐款，結果收到的大部分都是棉衣。這有什麼用？兩人哭笑不得，每日里繼續爭吵。

吵了七七四十九天，終於得出一個結果：抓鬮。兩人商定，寫兩張字條，一張寫「生」，一張寫「死」。抽著「生」的，賣房子治病；抽著「死」的，合當殞命，不得怨天尤人。兩人請村裡有名的大了sup(1)/sup寫好字條，扔進一個瓦罐裡，突然相視凝噎，接著抱頭大哭起來，把罐子扔井裡了。

這事兒就這麼沒人提了。劉五洲說：「不管給誰治病，多一分錢也是好的。」於是他決定繼續打工，儘量多掙錢，把哥哥託付給街坊之後，灑淚而別，回到首都北京。一下火車，劉五洲就賊忒忒地打聽變戲法、教牌技、出老千的師父，好拜師學藝（這部分是村裡人編的，作者注）。中間過程，外人不知，一起打工的老鄉可是眼看著劉五洲的手藝一天天地見長。

劉五洲在店裡或宿舍，得閒時總會練上兩手。猜豆子、掌心點火、變金魚、變鴿子、變白兔，劉五洲都練過。但他練得最多的、每天必練的就是隔空抓紙團。說「隔空」不太恰當，應該說是「憑空」。無論有多少個紙團，裡面寫上什麼字，他都能凌空抓出寫著「生」字的紙團來。他的手快極了，就在你眼皮底下，能把任何大小合適的東西變沒，或變到一丈遠處的帽子底下。在宿舍，沒有人敢跟他玩兒牌—玩兒過幾次，簡直沒法玩兒，別人手裡的牌都是他的，桌面上已經出了的也是他的，只要他想要，什麼都是他的。

所有人都知道，劉五洲名曰打工，實際上是出來練就一身絕藝，好回去應對人生最大的一場決戰。所有人也都知道，以他的身手，已經沒有失手的可能性了。別說抓鬮，這時候就是給他一把左輪讓他玩俄羅斯輪盤，恐怕都要第六輪才能殺死他。

「後來呢？」我剝著毛豆，小胖子喝著啤酒。

「後來，他回家了。我是沒趕上，是再後來家裡人給我講的。」小胖子喝了一大口酒，對著月亮長出了一口氣，「他輸了。」

抓鬮那天，劉家大門沒關，可能是故意開著的。敞開的大門內，像一個固定的長鏡頭，兩人衝著一個褐色的瓦罐，對坐無言。門外的人們小聲議論著：「劉五洲會輸嗎？」「不可能吧！」「怎麼不可能？只要劉四海先抓，就有一半的可能贏！」「胡扯，劉五洲能隔著罐子換字條，說不定兩個都是死。」「那要是讓他先抓呢？」「那就是兩個生唄，傻啊。」「別吵，看著！」

劉五洲開口道：

「哥，誰先來？」

劉四海搖了搖頭，苦笑了一下。「你先來吧，」他說，聲音輕得像是哪裡接觸不良了，「看看你練得怎麼樣。」

劉五洲面無表情，把手張開，手心向下蓋在罐子口上，虛一握拳。

接著，他攤開手掌，紙團已經在手心裡了。門外響起一片嘈雜的人聲。

劉四海長嘆一聲：「好，好，好。」他一抬手，把罐子掃到地上，「啪」地摔成千百片，「你，厲害。」

說完，他扶著桌子，顫巍巍地站起來，對著大門抬了抬手，轉身向堂屋走去，好像一下子老了七十歲。

劉五洲叫住了他。「哥，」他喊道，「我輸了。」

劉四海揹著手，站在堂屋的門檻上，慢慢回過頭。正午的陽光下，劉五洲坐在院子中心的石凳上，手舉一張皺巴巴的紙，上面寫著一個大字—「死」。

小胖子講到此處，搖頭嘆了口氣，又喝了一大口酒，說：「後來，還沒等到賣房子，劉五洲就死了。他那個病來得真快，在井邊提水，搖著搖著，往後一倒，就沒了。」

我活了幾十年（並不老，作者注），還沒有見過這麼年輕的人死去。雖然不是什麼熟人，也不是在我面前死去，但還是給我造成了很大的衝擊，衝擊得我連毛豆都不會剝了。我把毛豆往前一推，雙手扶膝，搖頭喟嘆，腦海中現出一個巨大的「死」字，清晰無比。慢慢搖了一會兒頭，接受了這個事實以後，腦袋逐漸清醒起來。這並非什麼天崩地裂的大事，只是一個不太熟的年輕人病死了，而且在這頓飯之前，也就是中午吃飯的時候，我就已經知道他死了。只要抱著聽八卦的心態去聽這件事，似乎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古有伏羲氏造八卦，今有扶膝氏聽八卦—我正在這樣開導自己，小胖子又感慨起來：「想不到他練了這麼久，在店裡、在宿舍裡，包括在您面前賣弄了那麼多回，沒有一次失手，就這一次敗了。」他邊喝邊嘆，「這就是命吧！」

聽完這句話，我就「什麼是命」以及「這是不是命」這兩個問題思考了一會兒。然後，我夾起一筷子豆腐絲嚼了起來。

「小子，你覺得劉五洲是失手了嗎？」我邊嚼邊問。

「是啊，雖然我不會變，但是我也知道，這東西全憑手快。一快起來，難免有個錯漏嘛。」小胖子說。

「你啊，」我用筷子指指他，「白活。」

說完，我留下五十塊錢，揹著手走了。一邊走，一邊唱《人說山西好風光》，感覺自己一下子老了很多，老得步履蹣跚，老得心裡激不起一絲波瀾，老得足以讓劉五洲那麼大的孩子給我起一個「扶膝氏」之類的外號，或是叫我一聲「叔」，我也不生氣。

(1)大了：北方農村在紅白喜事等大型儀式上主持流程和一切事務的人，很多時候也是村中族裡的長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