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口拆線後的隔天晚上，我被叫到法官與陪審團面前。

幾個禮拜來，法官對我相當好，因為我肩膀痛，他便沒有要我每天幫他拿課本去學校。事實上，因為杜蓓蕾小姐一向不受大家喜愛，我還小小地成了英雄。

但是在這個世界裡，紅脖子不可能做永遠的英雄。我知道一切很快會結束：一旦傷口拆了線，暫時的緩刑也將終止。所以我又來啦，一步步邁向下一個大災難。

「起立，戰犯尿尿鬼。」法官咆哮。

我站起來，雙臂僵直貼在身體兩側。「把你蠢透了的腿合起來，老兄！」一個陪審團員叫道。

「什麼名字？」

我糊塗了。每個人都知道我的名字。

「尿尿鬼，你叫什麼名字？」法官又問一次。

「尿尿鬼？」我大膽地說，但仍不確定他指的是什麼。

「你的名字是什麼意思？」

我一臉困惑。「是說我尿在床上？」

「沒錯，上面還有雞屎！什麼是紅脖子的？」

「我是英國人。」

「對，老兄，我知道！我是說，你怎麼知道自己是紅脖子的？」

「我——我就是知道，先生。」

法官搖搖頭，深深嘆了一口氣：「過來，老兄，過來一點。」

我走過去一點，直接站在法官面前，他交叉雙腿坐在床上。法官一舉起手，我趕緊用手保護自己的臉。他沒有打我，而是鬆開我睡褲的帶子，我的睡褲刷地掉至腳踝邊。

「你該死的小蛇頭上沒有帽子，笨蛋！從這裡就可以知道你是英國人，懂了嗎？」

「是，先生。」我彎下腰想拉起睡褲。

「不要動！」他大叫。我趕緊立正站好。「尿尿鬼，我是什麼？」法官問道。

「波爾人嗎，先生？」

「是。波爾人是什麼？」

「是有荷蘭血統的南非人，先生。」

「沒錯，當然……還有呢？」

「波爾人是小蛇頭上有帽子的人。」

為什麼，上帝既然把所有白人造得都差不多，卻獨獨給了英國人沒有帽子的小蛇呢？這實在太不公平，就差這麼一小步，我的偽裝就近乎完美了。

「今晚你得學踏步走。我們一定要讓你準備好，才能一路走進海里去。」法官指著兩床間的走道，推了我一把。我絆到睡褲摔了一跤。一個陪審團員伸手過來把我的睡褲脫掉，我光著屁股爬起來，遲疑地看著法官。「踏步——踏！」他命令道，再一次用手指著兩床間的走道。我開始踏步，擺動我的雙手。「左，右，左，右，停！」他用南非荷蘭語大吼。然後重複，這次他換成英語：「左，右，左，右，停！戰犯尿尿鬼，哪一隻是你的左腳？」我搞不清楚，只是指著其中一隻。「笨蛋！難道你連左右都分不清嗎？」

「不知道，先生。」我說，覺得自己很蠢。但其實我知道，左邊就是肩膀痛的那一邊。

「每天放學後去繞操場五千步，聽見了嗎？」我點頭。「從五千開始倒數到一為止。」

我不敢相信我的好運，完全沒人碰我一下，我穿回睡褲，匆匆忙忙地沿著暗黑的小徑一路跑回我的宿舍。

作為一個戰犯，學習踏步走倒不是件頂壞的事。反正我放學後也無事可做。但是我必須承認，從五千倒數到一併不是消磨時間的好方法。總之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你的思緒會漫遊太空，等你發現的時候早就不知道數到哪裡去了，於是只好重來。我學會只要有人靠近，就隨口編個數字，其實大部分時間我在腦子裡練習法官的作業。在學校幫他拿課本的時候，我會記下他的算術習題，然後一邊踏步，一邊在腦子裡解題。如果題目有點難度，我會先確認沒人看見，然後用樹枝在沙土上試著解題。就這樣，每一天我幾乎等不及想知道他在上課時做了什麼。

法官是笨蛋中的笨蛋。早上我幫他把書帶到學校時，會順便檢查他的功課。他的作業總是一團亂，大部分都寫錯了。我開始替他與自己感到絕望。你知道，只有學期功課及格了，他才有可能離開學校。目前為止，他根本沒有希望及格。如果他被留級，我便得再忍受他一年。前提是，如果希特勒沒有來把我帶走的話。

逃亡似乎無望，因此我得想想別的法子。經過一段踏步走的下午時光，有個計劃慢慢成形。當「別的法子」終於冒出來時，其實簡單得嚇人，只不過有點危險。接下來兩天我想得更多。如果我脫下偽裝，幫法官做功課，讓他及格，那難道不能夠逼他在學期末希特勒來之前饒了我跟楚克爺爺嗎？

我得承認我很擔心。每一次我脫下偽裝，災難便隨之而來。最後，在跟楚克爺爺長談之後，我們決定冒這個險，試它一試。

隔天吃過早餐後，我一面幫法官折毯子，把整理好的毛巾放在床架上，一面提起這件事。當時他坐在床上舔著鉛筆，想要趕最後幾分鐘做幾題算術。

「先生，我可以幫忙嗎？」我的心怦怦跳，像個小發電機，不過我很驚訝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很穩定。

「別煩，尿尿鬼，你沒看到我在忙嗎，老兄？」法官正在做分數練習，那些題目我前一天下午就在腦袋裡做過了，而他的答案錯得真是太離譜。

我吞下恐懼，說道：「如果你在學期末沒辦法及格的話會怎樣？」法官看著我。我看得出來他不是第一次思考這件事。他伸過手來抓住我的襯衫前襟。

「如果我不及格，我會先殺了你再逃跑！」

我鼓起最大的勇氣。「我——我可以幫你，先生。」我有點結巴。

法官放開我，又開始咬他的鉛筆，他眯起眼看著一整頁的等式，眉毛都皺起來了。他好像沒聽見我說的話。我指著他剛完成的等式。「這錯了。答案是九分之七。」我迅速移動手指，「五分之四、八分之六、十分之九、七分之五……」他抓住我的手，張著嘴看我，我停下來。

「你這傢伙在哪兒學的？」

我聳聳肩。「對我來說很簡單，就是這樣。」我希望他沒有察覺到我有多害怕。

他的雙眼閃過奸詐的神情。他放開我的手，把課本與鉛筆遞給我。「輕輕寫下答案就好，我會照抄，聽見沒有？」

偽裝毫無瑕疵，而我進入革命性的階段。從知道要隱藏自己的腦袋到現在，我開始學會使用這顆腦袋。楚克爺爺和我離海又遠了一點。

但是我已經嘗過一下子露餡太多的苦果，我知道如果一個像法官一樣的笨蛋在一夜之間從班上最後一名跳到第一名，史多佛先生一定會有所懷疑。告訴法官說他其實是個蠢蛋更行不通，我還要命。此外，我才剛開始瞭解，瘦小傢伙的本錢不多，而操縱別人的能力是一件重要武器。

「有個問題。」我對法官說。

「老兄，什麼問題？我沒看到什麼問題。你只要把答案輕輕寫下來就對了。」

「法官，你是個聰明人。」

「是啊，沒錯。所以呢？」

「所以你對算術不感興趣，對不對？我是說，如果你有興趣，你馬上可以做對。」我彈了彈指頭，「就像這樣！」

「是啊，如果我想就可以。只有你這種小孩子才對那種鬼東西有興趣！」

我看得出來他很滿意這個結論，於是更大膽了。「所以你不可以昨天十題才答對兩題，今天就十題全對。史多佛先生會知道里頭一定有鬼。」

法官看起來有點擔心。「你是說你不會幫我？」

「我當然要幫你。不過你應該每個禮拜只進步一點，然後再告訴史多佛先生說你突然對算術開竅了。」

法官看似放心了，他狡猾地笑。「尿尿鬼，你是個聰明的小東西。」他用荷蘭語說。

法官稱讚我聰明。我！尿尿鬼！紅脖子的！無帽小蛇的主人！這是我聽過的最棒的讚美，我感到驕傲，人也飄飄然。

但是在法官看出我陶醉在他說的話裡之前，我很快轉回順從的態度，讚美所帶來的興奮差一點就讓我忘記其他擔心的事。

「如果希特勒在學期末之前就來了該怎麼辦？」我問道，一顆心怦怦跳個不停。

法官面無表情地看著我，然後突然咧嘴笑起來，他了解我為什麼問這個問題。「好吧，老兄，我服了你，到學期末我及格之前，我不會跟希特勒說你的事。」他搖著頭，帶著些許憐憫看我一眼，「我很抱歉，尿尿鬼，但過了學期末我一定得告訴他。為了那兩萬六千個波爾婦女與小孩，你一定得受懲罰。一旦他來了，你跟你那隻笨卡菲爾雞就死定了。但是我告訴你，以波爾人之名承諾，如果算術及格，我指著一疊《聖經》為誓，到學期末前我都不會告訴希特勒。」

法官皺著眉，彷彿自己在做算術習題似的，開始把我寫在練習本上的答案抄下來。

我贏了——我的計劃成功。我不敢相信自己聽見的。這學期接下來的日子，楚克爺爺和我都會非常安全。

法官抄完了，我從沒見過他這麼高興，就算是他到處喊「希特勒萬歲」時也沒這麼高興。我見機不可失，深呼吸一口氣，很快地說：「可是下午要踏步，還要幫你做功課，實在是有點困難呢，先生。」

我的腦袋嗡嗡作響，我會不會得寸進尺了？我已經贏了一場大戰鬥，現在卻在這點小事上賭上到手的勝利。踏步練習也沒有多慘啊。其實還蠻好玩的，真的。如果他發現我根本一直在利用那段時間做他的功課，怎麼辦？

法官吸氣，拿手背抹鼻子。「好啦，不用踏步了。但是你要做我的功課，聽見沒有？如果我抓到你跟那隻卡菲爾雞在打混，踏步練習就加倍。你們倆都是戰犯，不要忘了這一點，老兄。」

勝利再度降臨。我畢生第一次有意識地去操縱他人，結果很成功。那天早晨楚克爺爺和我跟著法官到學校去，一路上我都陶醉不已。

人生有件事很確定，否極而泰來，樂極而生悲。事情就是這樣。

那天在課堂上格博太太告訴我們，靠近麥倫斯基水壩的某個養雞場爆發了新城雞瘟。她的丈夫，也就是獸醫先生，已經啟程去巡視附近的農場。

就算是年紀最小的小孩也知道，任何疾病對雞與牲口來說都是一場浩劫，當然牛瘟與口蹄疫最慘。而每個農場上至少都養了五十隻生蛋雞，因此格博太太的訊息一傳來，大家都驚駭極了。我母親曾說過，如果我爺爺失去了他的奧屏頓黑雞，他會非常傷心。

一想到我母親精神崩潰，在英國人的集中營裡織著帶有可笑袖子的毛衣，就讓人非常難過。她與那些波爾女人與孩童一起織衣服，等著餓死或染上黑尿熱而死。在此同時，農場上有個可憐的老祖父，逐漸傷心死去。前提是如果希特勒沒有來。如果他來了，我知道祖父根本沒有力氣駕駛那輛福特小卡車或計劃逃亡，那麼我下場會如何呢？

也許我可以跟保姆一起住在祖魯蘭？這想法讓我好過許多。希特勒絕對不會在祖魯蘭尋找一個小英國人，無上無上之神會用魔法把我藏起來，他們想找我，門兒都沒有。至於楚克爺爺，希特勒不可能看出說英語的雞與別的卡菲爾雞有什麼不同。就這麼決定了，等我一回到農場，就要把這個完美的計劃告訴保姆。

星期六晚上法官獲准可以收聽史多佛先生的無線電廣播。法官告訴我們，目前這場戰爭對英國非常不利。希特勒已經拿下波蘭，我以為波蘭在非洲某處，像祖魯蘭，只不過住在波蘭的是波族人。法官講得好像從現在起，希特勒隨時都會出現在隔壁一樣。

我不知道南非跟英國站在同一邊，而我所到之處則一致認為英國人是他們的大敵。我知道自己是英國人，但就像出身貧窮且墮落一樣，我只能歸結自己運氣不好。

我的資訊大部分來自法官在學校廁所後方定期召開的戰爭會議。宿舍裡所有的高年級男孩都是突擊隊的，丹尼·柯慈是幼童宿舍的頭頭，因此獲准參加。楚克爺爺和我是正式的戰犯，在審問、行刑的藉口下，當然被迫也得參加會議。

蒙著眼的我被綁在一棵藍花楹樹幹上，繩索繞過我的胸部及腰部，四肢則可自由移動，方便行兩種主刑。

大部分刑求都從鐵條開始，那鐵條有個名字叫「中國刑具」，是根據法官手中一個廉價大懷錶的製造地來命名的，那懷錶是他最珍貴的東西之一。我得伸長手來抓住鐵條，讓他計時，而我抓著鐵條的時間必須一次比一次長才行。一個名叫波弟·範茂威的小子會準確地記下我的時間，他在那群納粹黨裡被稱為突擊手、計時員和大掌櫃。

範茂威對自己的工作非常得意，只要逮到機會就會提醒我下一次中國刑具時間至少要維持多久。如果我沒辦法超過自己的上一段紀錄，法官就會賞我一掌，然後看是輪到哪六個突擊隊員可以揍我一頓。

第二項刑罰也需要用到我的雙手，他們稱之為「射擊練習」。每個突擊隊員得拿出自己的致命武器：彈弓。農場小孩都有自己的彈弓，也培養出厲害的打彈子技巧。因為不能公開戴著彈弓，高年級男孩各自藏有一把，等到了納粹黨集會時才拿出來戴在脖子上。

射擊練習時，我必須向兩側平伸雙手，手掌朝上，上頭各擺一個空錫罐，而每一個突擊隊員有兩次機會可以嘗試擊落錫罐。等到下次我又得捱揍時，當天成績最好的六個人便有權利揍我。波弟照舊負責記錄。

我得幫這群納粹說說話，從二十英尺外射擊多半都難不倒他們。只有一次，一顆石頭打進了我的手掌下方。幸好是左手，之後有好幾天我都無法使用那隻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