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零年夏天，在我十九歲且渾身冒傻氣的時候，我父母打發我去跟佩格姑姑一起生活。她在紐約開了一家劇院。

不久前我被瓦薩學院sup/sup請了出去，原因是我一門課都沒去上，於是大一這一年的每場考試都沒及格。其實我並沒有我的分數顯示的那麼蠢，但顯然，如果你不學習，就是無法及格。現在回過頭去看，我實在想不起來那麼多應該花在課堂上的時間都被我拿去幹什麼了，但是——我就是這個德行——我覺得我可能淨想著怎麼打扮自己了吧。（我的確記得那年我在嘗試掌握一種叫「反向卷」的東西——那是一種做髮型的技巧，雖然這技巧對我來說無比重要而且頗具挑戰，但它卻不太瓦薩。）

我一直沒在瓦薩找到自己的位置，雖然那裡還是有位置可找的。學校裡有各種各樣的女生和各式各樣的小幫派，但卻沒有一個撩動了我的好奇心，我也不覺得自己跟任何人或任何幫派有相似之處。那一年，瓦薩的校園裡出現了政治革命家，她們煞有介事地穿著黑褲子，討論著自己對於煽動全球紛爭的看法，但那會兒我對煽動全球紛爭並不感興趣。（現在我也不感興趣。不過我確實注意到了那些黑褲子，而且覺得它們新潮得迷人——但只是在褲兜沒有鼓出來的情況下。）瓦薩里面，還有一些女孩在學術領域進行著大膽的探索，她們註定會成為醫生和律師，而且是在女性大規模進入這些行業之前。我本該對她們感興趣的，但我就是沒有。（原因之一是我分不清她們誰是誰。她們全都穿著一樣沒型的羊毛裙，好像她們都是用舊毛衣做出來的一樣，這讓我的情緒很是低落。）

並不是說瓦薩一點魅力都沒有。一些研究中世紀的人雖然多愁善感、眼神渙散，但長得還是挺好看的；一些學藝術的女生留著自命不凡的長髮；還有一些出身高貴的名流有著靈緹犬般的側臉——但我沒跟她們中的任何一個成為朋友。也許是因為我察覺到這個學校裡的每個人都比我聰明吧。（這並不完全是年輕人的妄想。直到今天我依然相信，那裡的每個人都確實比我聰明。）

說真的，那時候我並不知道上大學幹什麼，只知道我是在完成某種使命，但卻沒人費心告訴我完成這使命的目的是什麼。從很小的時候開始，我就被告知將來要上瓦薩，但卻沒人告訴我為什麼。這是圖什麼呢？我到底要從那裡得到什麼呢？而且為什麼我要跟一個熱切盼望著將來能改革社會的人，一起住在這個無聊的小宿舍裡呢？

反正那個時候我對學習也厭惡得不得了。我已經在位於紐約州特洛伊市的艾瑪·威拉德女子中學唸了好幾年書，那裡的教員非常優秀，清一色全是女性，而且她們都是「七姐妹」女子學院sup/sup的畢業生——難道這還不夠嗎？我從十二歲起就開始讀寄宿學校了，所以我覺得自己搭進去的時間已經夠多了。一個人還要再讀多少本書，才能證明她會讀書？我已經知道查理曼是誰了，所以別再糾纏我了。我就是這麼想的。

而且，在我進入瓦薩，開啟自己註定始亂終棄的大一生活後不久，我就在波基普西市發現了一間酒吧，那裡的啤酒很便宜，還有爵士樂隊一直演奏到深夜。我想出了一個法子，能溜出學校去支援這間酒吧的工作（我那個狡猾的逃跑方案包括一扇沒上鎖的廁所窗戶，和一輛事先藏好的腳踏車——相信我，宿管攤上我這樣的算是倒大黴了）。如此一來，大清早的時候我就很難記住拉丁語的詞形變化，因為一般我都處在宿醉中。

況且還有其他阻礙。

比如說，我有那麼多煙要抽。

簡而言之：我很忙。

所以，在由三百六十二個聰明伶俐的年輕瓦薩姑娘組成的班級裡，我混了個第三百六十一名——這引得我父親驚恐地評論了一句：「上帝呀，另外那個姑娘在幹嗎？」（忙著得小兒麻痺症呢，我後來才知道，真可憐。）於是瓦薩把我遣散回家了——行吧——還好聲好氣地要求我別再回去。

我母親不知道該拿我怎麼辦。即使在日子過得最順的時候，我們之間的關係也不親近。我母親騎馬騎得特別好，可鑑於我既不是馬，也對馬不感興趣，所以我們之間向來沒太多可聊的。如今我學海失利狠狠地讓她蒙了羞，她幾乎連看都不想再看我一眼。與我相反，我母親在瓦薩學院的成績特別好，真是雪上加霜啊。（她是一九一五年那屆的，學的是歷史和法語。）她的口碑——以及她每年的慷慨捐助——把我保送進了那所自帶光環的學府，可看看現在我成什麼樣了。每當她在家裡的走廊碰到我時，都會像職業外交官一樣衝我點點頭。很禮貌，但冷冰冰的。

我父親也不知道該拿我怎麼辦，不過他忙著運營自己的赤鐵礦，不會在女兒的事情上過於煩惱。我讓他失望了，沒錯，但他還有更需要操心的事。他是個實業家，也是個孤立主義者sup/sup，歐洲不斷升級的戰事讓他對自己的生意前景感到十分不安。所以我覺得他分了很多心在這上面。

至於我哥哥沃爾特，他正在普林斯頓幹大事，除了反對一下我不負責任的行為之外根本不關心我。沃爾特一生都沒幹過一件不負責任的事。以前在寄宿學校的時候，他的同齡人都特別敬佩他，以至於他的外號叫——這不是我編的——大使。他正在學土木工程，因為他想建一些能造福全世界人民的基建。（反觀我，我都不確定自己是否知道「基建」的意思，這不是罪上加罪嗎？）雖然我和沃爾特的年齡很接近——只差了兩歲——但我們從很小的時候就不一起玩了。我哥哥在大概九歲的時候就把他那些幼稚的東西都拋在腦後了，而我就在那些幼稚的東西里面。我不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對此我心知肚明。

我朋友們的生活也在向前。他們進了大學和職場，邁入了婚姻和成年生活的殿堂——都是我不感興趣或不瞭解的話題。所以我身邊沒有關心我或者能逗我開心的人。我無精打采的，覺得很無聊。這種百無聊賴的情緒啃齧著我。六月的前兩週，我一直用網球砸車庫的牆，還一遍遍地吹著《棕色小壺》旋律的口哨。最後我父母實在對我忍無可忍，就打發我到城裡去跟姑姑一起生活了。說實在的，誰能怪他們呢？

當然，他們可能有過擔憂，怕紐約會把我變成一個共產主義者或一個癮君子，但什麼都比聽自己的女兒往牆上扔網球扔到天荒地老強。

我就是這樣來到這座城市的，安吉拉，一切也都是從這裡開始的。

他們讓我坐火車去紐約——那火車可真棒。帝國州際特快，從尤蒂卡呼嘯而出。一個鋥光瓦亮的鍍鉻裝置，負責把屢教不改的女兒投遞到別的地方。我客客氣氣地跟父母道了別，然後把行李遞給了一個戴紅帽子的行李搬運工，這讓我覺得自己是個重要人物。我一路都坐在餐車裡嘬麥芽乳，吃蘸了糖漿的梨，抽菸，翻雜誌。我知道自己被流放了，但這還是……太有範了！

過去那會兒的火車比現在的強太多了，安吉拉。

我保證儘量不在這裡沒完沒了地念叨，說那個年代的東西樣樣都比現在強。我年輕的時候一直很討厭聽老傢伙們這樣喋喋不休。（沒人在乎！沒人在乎你的黃金時代，你這個囉裡吧嗦的蠢貨！）而且我的確想讓你放心：我知道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那會兒，很多事情並不比現在強。比如那時候腋下除臭劑和空調稀缺得厲害，所以每個人都臭爆了，尤其是在夏天，而且我們遇上了希特勒。但過去的火車無疑要比現在的好。你最後一次在火車上喝麥芽乳、抽菸是什麼時候的事了？

上火車的時候，我穿了條畫風活潑的藍色人造纖維連衣裙，上面印著雲雀圖案，領口圍了一圈黃色的鏤空花紋，下襬沒有那麼包身，屁股的地方有很深的內嵌口袋。我之所以對這條裙子印象這麼深，是因為，首先，我從來不會忘記任何人穿了什麼，從來不會，而且這條裙子是我自己縫的。我縫得還不錯呢。它的裙襬——剛好到小腿肚子的位置——非常嫵媚，效果很棒。我記得我還額外往裙子裡縫了墊肩，無比希望自己能像瓊·克勞馥sup/sup一樣——雖然我不確定最後我是否呈現出了這樣的效果。我戴了一頂不張揚的鐘形帽，提了一個從我母親那裡借來的純藍色手包（裡面裝著化妝品、香菸，其他的就沒什麼了），這樣的我看起來不那麼像銀幕上的蛇蠍女郎，而更像我實際的樣子——一個正趕路去探親的十九歲少女。

陪著這個十九歲少女去紐約的是兩個大箱子——一個箱子裡面裝滿了我的衣服，全都疊得整整齊齊的，用紙包好，另一個裡面塞滿了布料、花邊和縫紉需要用的東西，這樣我就可以做更多的衣服了。一起跟我來的還有一個結實的柳條筐，裡面裝著我的縫紉機——一個又重又笨的物件，運輸起來非常麻煩。但它是我的靈魂雙胞胎，既瘋癲又漂亮，沒有它我活不下去。

所以它也跟著我來了。

那臺縫紉機，以及後來它帶進我生命中的一切，都因莫里斯奶奶而起，所以我們先來簡單聊聊她。

讀到「奶奶」這個詞的時候，安吉拉，你腦海中可能會浮現出一個可人的白髮小老太太的形象。那不是我奶奶。我奶奶是個個頭高高的、激情四射的老年蕩婦，她把頭髮染成了紅褐色，一輩子都被香水味和八卦包圍，而且穿得像馬戲團裡的人一樣。

她是世界上最多姿多彩的女人——從各個角度來說，她都是「多姿多彩」的。她身上的天鵝絨長袍雖然皺巴巴的，但顏色卻特別華麗——她不像其他想象力匱乏的大眾一樣管這些顏色叫粉色、酒紅色或藍色，而是稱它們為「玫瑰的灰燼」或「科爾多瓦sup/sup」或「德拉·羅比亞sup/sup」。她打了耳洞，而過去大部分正派的女性是不會這麼做的，她還有好幾個非常奢華的首飾盒，裡面胡亂塞著無數或廉價或昂貴的鏈子、耳環及手鐲。她下午在鄉間開車散心時會穿專門的開車服；她的帽子大到需要在劇院裡單獨佔一個座位；她喜歡小貓咪，還喜歡通過郵件訂化妝品；她會從小報撰寫的駭人聽聞的謀殺案中找快感；據說她還會寫浪漫的詩。但要說我奶奶喜歡什麼勝過一切，那就是戲劇。她會去看鎮上演的每一部劇、每一場戲，還特別喜歡看電影。我經常跟她一起約著去看，因為我和她的品位一模一樣。（我和莫里斯奶奶都痴迷於衣著優雅的無辜少女被戴著邪惡帽子的危險男人誘拐的故事，然後這些少女會被另外一些揚著下巴的男人拯救。）

顯然，我愛她。

可我家的其他人卻不。我奶奶會讓除了我之外的所有人都感到難堪。她尤其讓她的兒媳（我母親）難堪。我母親不是個隨隨便便的人，她一直對莫里斯奶奶皺眉頭，有一次還說她是「那個昏頭昏腦永遠長不大的巨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