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始於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蘭，但是，這次史詩性的對抗早已開始在醞釀，事實上，可以從1919年凡爾賽和約算起。德國受到了嚴重的懲罰，整個經濟完全癱瘓。魏瑪共和國解體，狂人希特勒在20世紀30年代初迅速掌權，發動反猶主義的浪潮。

納粹打算滅絕全歐洲猶太人的大屠殺到底始於何時，這個很難說清楚。希特勒在1933年掌權之後不久，猶太人的公民自由就被剝奪。1935年，希特勒通過立法徹底排除猶太人，並在1938年沒收他們的財產。在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蓋世太保發動暴亂，德國的絕大多數猶太教堂被毀，由此開始了針對猶太人的全面恐怖統治，前後持續近十年。奧地利和義大利主動加入到這場清洗之中，幾年之後，法國也出現類似情形。

教皇本來可以對此發表宣告進行干預，但他什麼也沒說。實際上，天主教徒、吉卜賽人、同性戀者和其他少數派都籠罩在集中營、行刑隊和毒氣室的恐怖之中。有人宣稱，世界上的絕大多數領袖和這些國家中的絕大多數人對大屠殺毫不知情，當然，這種說法幾乎沒有什麼證據支撐。羅斯福總統，不管他想了什麼或有什麼感覺，在1941年之前什麼也沒做，直到日本偷襲夏威夷的珍珠港才給了他參與戰爭的藉口。無論在此之前世界是什麼樣子，哪怕有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恐怖，人們都從未見到，或至少從未如此清晰、如此貼近地看到如下情形：現代技術和有效管理被用以系統地滅絕整個民族。由於這場戰爭，歐洲最古老最偉大的文化處於危險之中。

在北歐，納粹的崛起和戰爭的肆虐激發了兩種激進的哲學運動，一種哲學運動正面抨擊各種形式的非理性，另一種哲學運動則把非理性當作人類境況加以接納。前者就是眾所周知的strong邏輯實證主義/strong，它建基於維特根斯坦的早期哲學，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休謨和英國經驗主義者。它為自己的冷靜、科學以及對廢話毫不留情而自豪。後者則是strong存在主義/strong，它源自克爾凱郭爾和尼采，並以胡塞爾的現象學作為方法。無論這兩種哲學運動有什麼差異，它們都基於殘酷的經驗、戰爭的恐怖和大眾的非理性。事實上，它們都認可某種誠實的、非情緒化的理性，不過，它們也都對非理性加以理論化，尤其是它在倫理學中的地位。

邏輯實證主義者堅持科學和邏輯的嚴格性，拒斥他們認為應對恐怖負責的德國浪漫主義，因而把倫理學棄置一旁。正如維特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的結尾所說的，他們似乎認為，關於這些問題，我們不可能有任何可理解的表述。如同羅素，他們似乎滿意於如下觀點：倫理學完全是主觀的，是情感問題，毫無邏輯和理性。這使倫理學的地位顯得可疑，至少遭到懸置。可是，如果哲學家不去闡明世界的罪惡，還能讓什麼去闡明呢？邏輯實證主義者奮力讓啟蒙運動保持活力，儘管它已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消亡。可最終，他們把倫理學完全排除出了哲學。

非常奇怪的是，存在主義可以說是20世紀最道德的哲學，或者至少是最道德化的哲學，但存在主義者似乎也對倫理學避而不談。尼采認為，西方的道德是奴隸道德，他在《快樂的科學》（citethegayscience/cite,1882;revised1887）中記述瞭如何輕快地在道德的墓穴上起舞。海德格爾還特別強調，他沒有提出任何倫理學，進而輕蔑地說那些關注倫理學的人是「在錯誤的價值海洋中的魚」。甚至薩特這位卓越的道德家，也跟隨海德格爾，認為他的存在主義不是倫理哲學，儘管他確實曾作出承諾，他的鉅著《存在與虛無》（citebeingandnothingness/cite，1943）的「存在論現象學描述」將提供某種倫理學。（薩特關於倫理學的筆記事實上僅僅在幾年前才出版。）

實際上，存在主義者所拒斥的是資產階級的「道德」觀念，這種倫理學關心如何保持乾淨、償清債務和避免醜聞。存在主義哲學的口號是strong本真性/strong（各個存在主義者的表達方式並不相同），首要呼籲誠實、責任，甚至英雄主義。本真性完全無法用傳統的哲學理性和科學理性加以計算（或描述）。因此，存在主義訴諸文學、預言、晦澀的表述、時評，以及所有可以喚醒世界意識到其殘酷和不負責任的行為的方式。

奧地利針對猶太人的威脅可能最為嚴重，在這裡，大部分是猶太裔的才華橫溢的哲學家組建了「維也納小組」，這是邏輯實證主義者的圈子。首先，維也納小組是對非理性主義的回應。許多早期的實證主義者，既是哲學家，也是物理學家和數學家。他們嚴重偏向科學，他們的方法可以回溯到休謨，以及新近出現的羅素和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原子主義，因而完全把邏輯和科學視為理性的典範。這種方法首先始於事實與價值的嚴格區分，其次則是不那麼嚴格的邏輯真理與經驗真理之間成問題的區分。邏輯真理，包括數學真理，都是從小部分基本、實際上微不足道的公理推匯出來。（這已得到羅素和懷特海證明。）相反，經驗真理基於經驗、實驗和觀察。哲學家在這種真理的發現上並無特別的洞見、天賦或工具。相反，實證主義者認為，自己在生活中的作用是讓生活於世界中的人們感到世界很安全。他們試圖通過為理性和邏輯辯護來實現他們的主張。

邏輯實證主義者主要關心的是區分科學能夠且應該考察的有意義的假設與無意義的假設，後者純粹是浪費時間，而且它們是無法解決的歧見之源。他們確立了自己的標準，即strong證實性/strong觀念這把鋒利工具。假設（以及由此擴充套件成的命題）只有當它能夠被證據證實才是有意義的。因此，「這間屋裡有十二隻兔子」是有意義的（哪怕它剛好錯了）。「這間屋裡十二個隱身的天使」則是沒有意義的，它既不真也不假，因為毫無可能去確定這些隱身的天使。

這個證實性標準不久就需要某種邏輯改進。比如，顯然有些假設（有些命題）「原則上」是可證實的，事實上現在是不可證實的（比如「其他太陽系的某些星球是有生命的」）。某些實證主義者還意識到以下這個窘迫的問題，即證實性原則本身似乎不能在經驗上得到證實。儘管如此，它的基本觀念仍清晰明瞭，精神氣質也十分明確。實證主義者宣稱，世界上有大量毫無意義的東西，哲學家的工作就是竭盡自己的力量去澄清它們。

實際上，邏輯實證主義者並非人們時常以為的那樣，狹隘地沉迷於科學和邏輯。他們首先是這個陷入瘋狂的世界中維護理性的人。儘管如此，他們在努力清除無意義的同時，也消除了哲學中大量重要之事。既然倫理表達（或「價值判斷」）無法得到科學的證實，那麼實證主義者的倫理學就成了不正當的主觀主義，或者更準確地說，成了名為strong情感主義/strong的哲學。情感主義，它較為複雜的形式可以用贊成（或不贊成）來說明。情感主義者認為，「這是善的」意思是「我贊成它，我想你也這樣做」。據此而言，沒有證據或論證來表明某物是善（或惡）。倫理「判斷」完全是說服的問題。根據較為激進的情感主義者的看法，比如晚期的艾耶爾（a.j.ayer，1910—1989），倫理表達實際上無非是「噓聲」和「歡呼」。這樣的表達無論對於表述者和聽眾多麼重要，實際上是毫無意義的。（艾耶爾儘管持情感主義立場，他的學術生涯卻因某部吹捧偉大的法國道德家伏爾泰的著作而大放異彩。）

1941年，希特勒入侵巴黎，開始佔領這個曾經讓人感到驕傲的城市。如今，我們只能想象巴黎人民日日夜夜感到的羞辱、恐懼和道德壓力。每天都在逮捕猶太人和破壞分子，有些勇敢的法國人正建立長期「抵抗」德國人的組織。日常生活提出了這樣的問題，誰會有足夠的勇敢，用自己的生命去冒險？誰又是毫無原則、背信棄義、膽小怕事，與佔領的敵人同流合汙？

在戰爭背景下，存在主義臻於極致。在這本書中，我們好幾次提到了存在主義，它最好應理解為包括克爾凱郭爾（或許還有尼采）、烏納穆諾和海德格爾在內的哲學運動。有人可能會加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捷克作家卡夫卡。這場運動通常會追溯到克爾凱郭爾，不過某些研究者甚至會追溯到蘇格拉底。不過，「存在主義」這個詞本身，則是讓-保羅·薩特（jean-paulsartre，1905—1980）在佔領法國和戰爭最激烈的時刻創造出來的。

「存在哲學」這個詞，精神病理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jaspers，1883—1969）此前就已經在使用，他也屬於存在主義傳統。雅斯貝爾斯是首位看到，克爾凱郭爾與尼采這兩個截然不同的人（一個基督原教旨主義者，一個是無神論者），比任何人都更為相像。他利用從克爾凱郭爾那裡借來的特別術語「存在」，來概述規定了人類存在的自由的核心（當然，這是在一定客觀限制內的自由）。雅斯貝爾斯自己是科學家，是科學理性和客觀理性的辯護者，但他反對實證主義者的單向關注，堅持認為關於人類境況之性質的非客觀（並非必然是主觀）的洞見有適當地位。

薩特的哲學通常被當作存在主義哲學的典範，其他人之所以被視為存在主義者，則在於他們與薩特的某些主題的共鳴，比如他的極端個人主義、他對自由和責任的強調、他關於是我們而不是世界賦予生活以意義的主張。不過，我們必須要清楚，存在主義者彼此各不相同。由於他們強調個人主義，因此他們中的許多人都認為自己從未參與任何「運動」。克爾凱郭爾是虔誠的基督徒，尼采是無神論者，烏納穆諾是自由的天主教徒，讓-保羅·薩特是馬克思主義者，海德格爾是納粹。薩特非常熱情地倡導意志自由，尼采對之進行了否定，海德格爾幾乎從未談起它。

儘管如此，人們也不要錯誤地以為，存在主義代表了特別適合於現代（甚至後現代）大眾社會的態度。如果我們暫時做個概括，或許可以這樣說，存在主義者共有某種對個體和個人責任的關切。他們對於那種吞沒個人的公共群體或力量，常常充滿懷疑甚至懷有敵意。因此，克爾凱郭爾和尼采都抨擊「畜群」，海德格爾把「本真的存在」與純粹的社會存在區分開來。特別是，薩特強調個人自由選擇的重要性，無視他人對我們的慾望、信念和決定的影響、強迫。在這方面，他追隨克爾凱郭爾，認為充滿激情的個人選擇和承諾是真實「存在」的基本要素。

儘管克爾凱郭爾的作品激發了20世紀的很有影響力的宗教存在主義學派（包括保羅·蒂利希［paultillich］、馬丁·布伯［martinbuber］、卡爾·巴特［karlbarth］和加布裡埃爾·馬塞爾［gabrielmarcel］），不過存在主義的態度更經常地與無神論思想家相互聯絡，在他們看來，宗教信仰是某種膽怯行為，或如阿爾貝·加繆所說，乃是「哲學的自殺」。尼采抨擊基督教和基督教道德，認為它是弱者的庇護所和武器。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尼采最著名的形象就是引入了令人激動卻又模糊不清的超人。即使這個理想很模糊，尼采的目標仍很清楚，激勵個人特立獨行，不甘平庸順從，提倡要有「此世」的態度，而不要追尋更好的「彼岸」世界。

20世紀的存在主義深受現象學的影響，現象學發源於胡塞爾，後來由他的學生海德格爾引入存在領域。此在的「存在論」問題探究個人是誰、個人自己如何成為自己。在海德格爾看來，現象學成了「揭示（某人）存在」的方法。薩特在胡塞爾和海德格爾之後，運用現象學方法為如下論點辯護：人本質上是自由的。

薩特迴避海德格爾對笛卡爾的意識觀的抨擊，認為意識（被描述為「自為的存在」）總是自由選擇（而不會自由地不去選擇），自由「否定」（或拒斥）所給定的世界特徵。個人可能膽小或害羞，但這樣的行為仍是選擇，他完全可以下定決心加以改變。個人可能生為猶太人或黑人、法國人或瘸子，但個人總是可以造就自己，無論上述這些是障礙還是優勢，是要克服的挑戰還是無所事事的藉口。薩特的哲學在戰爭和佔領的恐怖時期，顯得異常尖銳。

戰後，他年輕的同事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merleau-ponty，1908—1961）對他有過影響，讓他覺得應該修改對自由的「絕對」強調，當然，他仍然保留了對自由和責任的強調。進而，梅洛-龐蒂提出了他自己關於自由的激進現象學，強調人類意識本質上的涉身性。阿爾貝·加繆（albertcamus，1913—1960）則從海德格爾那裡借來了世界中的「被拋」感，他與薩特類似，認為世界無法賦予個人以意義。不過，與薩特和海德格爾強調人必須賦予自己以意義不同，加繆斷言世界是「荒誕的」，這是代表了整個存在主義思想的術語，當然這種代表也許是錯誤的。

實際上，關於存在主義的流俗理解一直存在的錯誤是，它混淆了對宇宙的「無意義」的強調與對絕望或「存在的焦慮」的提倡。甚至加繆也認為，荒誕不是絕望的通行證，而尼采則提倡「快樂」。克爾凱郭爾書寫「福音」，對於海德格爾和薩特來說，備受頌讚的焦慮情緒是人類境況的基本要素，是自由和自我意識的象徵，而不是絕望的理由。特別是，在薩特看來，存在主義的核心既非陰鬱，也非無望，而是重拾作為人的意義的信心。我們後面將回到他以及加繆的哲學。

「本真性」並不是新觀念。它一直以各種形式呈現在哲學最有影響的核心關注之中。蘇格拉底也是關切自我的本真性的哲學家，涉及思想和行動的真實性、「靈魂的善」等問題。他尋求的不是純粹的意見，而是知識，尤其是自我知識，規定的不會是正確的行動，還有德性，即「對自己誠實」。奧古斯丁則關注「真實」的自我精神，反對慾望和身體的非本真要求。讓-雅克·盧梭要求「自然」的自我基本善，反對社會強加的「敗壞」。

作為首位存在主義者，克爾凱郭爾認為，本真自我是個人選擇的自我，而不是個人的公共身份或「群體」身份。這種把真實自我與公眾或「群體」對立起來的觀點得到尼采接受，克爾凱郭爾和尼采影響了海德格爾，海德格爾的自我屬性概念支配了當代的存在主義思想。讓-保羅·薩特則把後來阿多諾所謂的「本真的行話」改造為他的「自欺」概念，這是為了逃避責任而為自己的行動尋找藉口的自我欺騙。無疑，這個觀念建基於海德格爾的非本真性觀念之上。不過，積極的本真性觀念（誠實）對於薩特而言仍然存在問題，而且，存在主義遭受的諸多持續批評包括本真性觀念的含糊性和飄忽性。（這會是「原罪」的殘餘嗎？）